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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如何合理有效地利用數字資本是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數字資本具有二重性、復合性等特性，為了使其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生產和發展的要求，就必須強化國有企業在我國數字經濟中的引領功能。國有企業不但是社會主義國家數字經濟發展的“壓艙石”，而且在數字化創新與產業發展中擁有獨特的優勢與關鍵的地位，應當成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領頭雁”。為此，必須加快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步伐，提升國有企業國際競爭力，著力建構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數字化創新體系與產業生態。

——基于對數字資本特性的認識

劉皓琰

近年來，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引擎。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到53.9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2.8%。但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曾遇到一些不合理、不健康的現象與發展上的桎梏。因此，如何規范和引導數字資本以實現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成為必須回答的重要現實問題。在這一點上，國有企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關鍵角色。盡管長期以來，對于國有企業在經濟和科技發展中的作用、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間的關系等問題曾有過深入的探討，但無論是從數字資本特性還是從實踐經驗來看，想要合理運用數字資本，真正做強做優做大我國的數字經濟，就必須發揮國有企業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國有企業是“領頭雁”，民營企業是“主力軍”，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走中國式數字經濟現代化道路的應有之義，也是協同發揮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優勢、創造發展新活力新動能的重要之舉。

一、數字資本的一般性與特殊性

考察國有企業在規范和引導數字資本發展過程中的關鍵作用，首先要對數字資本的特性擁有清晰的認識。資本雖然在本質上都是可以帶來價值增殖的價值，但在外在形式上以不同的形態表現出來，如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而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新生的資本形態，數字資本既有與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傳統資本形態所共有的資本的一般特效，也由于產業特點與資本運作機制等方面的不同而存在自身的特殊性。

（一）數字資本具有資本的一般性

首先，數字資本具有逐利性。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動只能是發財致富，也就是使自身變大或增大……它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隨后在《資本論》中，他又進一步說明，資本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潤，而只是謀取利潤的無休止的運動”。這既是源于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的無限的致富欲，也是由于競爭所帶來的外在壓力。為了追求利潤，資本既可以投資生產部門，直接獲得來自生產環節、由勞動力創造出的價值，也可以投資非生產部門，成為商業資本或生息資本，通過推動產業資本積累或循環的方式與產業資本共同瓜分生產環節創造的價值。可見，資本的本性就是要進行價值增殖，這是任何一種資本都具有的天然特性，數字資本當然也不例外。資本對于數字化領域的大規模投資，同樣是基于由先進技術和龐大市場所帶來的對高利潤率的期望，這構成了數字資本推動行業再生產的基礎動力。因此，數字資本總是試圖將算力、算法、平臺等新型生產資料轉變為盡可能多地吮吸剩余勞動的工具。

其次，數字資本具有流動性。馬克思指出，資本由于增殖的需要而必須流動，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物”。馬克思從時間和空間兩重維度解讀了資本的這種流動性。從時間維度上講，資本總是力圖不斷加快自身的流動速度。因為資本增殖的效率和規模有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即“剩余時間（剩余價值）乘以資本的生產過程在一定期間所重復的次數”。為了進行更多次的周轉，資本會通過改進技術工藝、提升分工協作水平等種種方式加快資本流通。從空間維度上講，資本則會不斷擴張自身的流動空間。“資本的趨勢是（1）不斷擴大流通范圍（2）在一切地點把生產變成由資本推動的生產。”只有不斷擴張自身的流動空間，資本才能占有更多的生產過程及其間所創造的價值，也才能不斷尋獲更加廣闊的商品市場。對于數字資本而言，時間維度上的加速與空間維度上的擴張同樣是其不懈的追求。其一方面通過網絡平臺、電子商務、數字金融等建立了更加高效的資本流通環節，另一方面則紛紛力圖實現跨城市、跨地域、跨國界的規模經濟。

最后，數字資本具有二重性。資本及其發展運用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資本是市場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生產要素，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正如馬克思曾指出的那樣：“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方式和條件，同以前的奴隸制、農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社會關系的發展，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加規制放任其野蠻生長，持續膨脹的資本也會帶來種種社會矛盾和問題。譬如過度的商品化、過度的金融化、貧富差距以及生態危機等。數字資本亦是如此。在此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數字資本在各國創新活動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但其帶來的平臺壟斷、科技監管、經濟安全、隱私等方面的風險也給社會敲響了警鐘。在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并未促使貧困和兩極分化問題的解決，新技術帶來的并非全社會的福利而是少數人的權力。

（二）數字資本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首先，數字資本具有泛積累性。對于傳統的產業資本來說，雇傭工人與資本家是生產過程中的兩極，其利潤也全部來源于生產體系中的雇傭工人，但對于很多數字資本而言并非如此。因為很多數字資本采取的是一種“參與式生產”的價值創造模式，向產品受眾，即通常被看作消費者的群體也賦予一定的生產功能，使其共同參與到數字產品的創制中來。這一點突出體現在平臺經濟之中，平臺企業所需要負責的只是平臺整體生態的架構和流量的吸引，而將網頁、話題、影像等內容的生產交予用戶。因此，很多數字產品的創制事實上是平臺企業的雇傭工人與作為非雇傭工人的普通用戶集體創新的過程。用戶不但向平臺企業貢獻了自身腦力勞動的成果，還會在無意間將大量的個人信息上傳至平臺，匯總成具有商業價值的大數據供平臺利用。因此，數字資本的積累是具有超出雇傭體系的泛積累性的。但這些非雇傭工人只能成為免費勞工，其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和功能往往不會在分配體系中顯現，而數字資本一方面獲得了廣闊用戶所創造出的海量價值，另一方面則節約了勞動力成本，這為其快速發展創造了重要條件。

其次，數字資本具有超強的擴張性。在平臺、算法等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數字資本不僅在流動效率與規模方面相較傳統資本形態顯著提升，其行業特點也更有利于其實現資本擴張。一方面，這是因為數字化領域存在顯著的“贏家通吃”趨勢。無論是生產者、消費者還是零工工人，都傾向于向大的數字平臺集中，以獲得更加龐大的商品市場與更多的經營或就業機會，造成“數字圈地”現象，這使得大型數字企業可以快速膨脹并會加劇對小企業的并購行為。另一方面，因為數字化領域存在著一個相互影響的多邊市場，在基礎技術相關市場中獲得優勢的企業，很容易向依附于其運行的其他產品市場延伸這種優勢。如很多原本從事硬件或軟件開發的公司，常常在云服務、數字金融、無人駕駛、智能家居等領域也有著可觀的市場份額。因為這些大型數字公司會憑借著自身在技術市場中的支配地位扶持合作公司或子公司發展，而大型數字公司的技術優勢是這些傳統行業公司所不具備的，這會幫助其逐漸拓展自身業務范圍并占有這些傳統行業的市場。因此與更多的是進行同行業或上下游擴張的傳統資本不同，數字大資本往往不會止步于跨城市、跨地域、垮國界的空間拓展，而是極易催生橫跨不同行業領域的巨型數字寡頭公司。

最后，數字資本具有復合性。數字資本與產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等功能定位相對清晰的傳統資本不同，它們往往兼具多種功能，體現出復合性的特點，這也是我們無法將數字資本歸類到傳統資本形態中而必須獨立研究的一個重要原因。譬如人們曾一度將谷歌視為從事搜索引擎行業的商業資本的代表，但事實上包括搜索引擎在內的大多數數字平臺既是一種流通手段，也是一種數字勞工的生產工具。此外，谷歌在軟硬件、人工智能、自動駕駛、數字金融等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領域也擁有廣泛和深入的布局，已經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兼具生產、商業、金融功能的復合體資本形態。因此，必須采取綜合性的視角來看待數字資本，每一個數字大資本所代表的并不只是某一類產業，而是一整個生態系統。這決定了數字資本之間的競爭，最重要的并非規模或商業模式的單一競爭，而是整個產業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某一數字資本如果真正想要實現高質量的發展，就必須掌控產業生態標準并完成產業生態系統閉環的塑造。否則，即便在某一單一領域暫時性地取得了可觀的利潤與規模，也會時刻面對著被國內國際其他數字資本沖擊的風險。

總而言之，正確認識數字資本的一般性與特殊性是有效利用和引導其發展的重要基礎。當前，我國面對著加強數字中國建設、贏得國際數字化競爭的重要戰略任務，如果對數字資本利用得當，可以充分發揮數字資本對于先進生產力的激發作用和強大的流動性，發揮優勢、補齊短板，加快推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數字產業生態的形成。如果對數字資本利用不當，要么會導致資本無序擴張，投入方向偏離國家社會發展目標，引發經濟社會領域亂象；要么會導致對資本這一生產要素利用不足，難以有效激發創新發展活力，在國際數字競爭中失去先機。面對這一矛盾性問題，必須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強化國有企業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以此為基礎形成多種所有制資本優勢互補的數字化發展新格局。這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數字資本這匹烈馬套上韁繩的重要手段，也是進一步挖掘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潛能、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又快又好發展的關鍵之舉。

發揮國有企業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首先是因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形式是社會主義國家重要的基本經濟制度，而國有企業作為公有資本的承載主體，長期以來也一直在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進程之中扮演著“壓艙石”的關鍵角色，這一點是不能動搖的。習近平指出：“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只有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引領作用，才能有效實現對數字資本的駕馭，為社會主義中國數字經濟的安全、有序、共享夯實基本面。

（一）國有企業可以有力對抗數字資本侵蝕，保障國家數字經濟安全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數字經濟的安全和穩定是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性條件。由于數字經濟領域技術快速更新與跨界融合的特點，數字經濟安全已經構成了一個系統性的復雜體系，既包括數據等數字資源的安全，核心技術和產業鏈的安全，也涵蓋了數字貨幣和數字金融問題，大型科技公司的稅務和監管問題等方面。一旦國家對數字經濟安全失去掌控能力，所帶來的后果難以估量。而由于數字資本逐利性與強擴張性的存在，安全問題的發生往往會帶來極大的風險。面對著這些復雜的情況，正是國有企業在保障我國數字經濟安全的過程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國有企業的中流砥柱作用首先體現在實現了社會主義國家對數字資本的駕馭，有效約束了資本的貪婪本性。與其他形態的資本相同，數字資本天然具有擺脫監管、無序擴張的傾向，因此必須對其進行馴化、引導，防止數字資本野蠻生長危及國家數字安全。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私人大資本對國家政權的捆綁常年存在，“旋轉門”機制和“深層政府”等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在中國，國有企業通過國家權力節制資本，將資本的運行置于政府和人民的全過程監督之下，以政治和社會約束為其建章立制，規定活動框架，使得國有企業所運營的公有資本不止像一般資本那樣追求保值增值，也以保障國家社會發展和人民利益為追求。長期以來，正是國有企業在信息基礎設施等戰略支柱產業和核心數據管理等關鍵行業統籌布局，保障了國家意志在這些領域中的支配地位，才規避了私有資本權力的干預和滲透，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安全保障。

此外，國有企業還有力地抗衡了跨國數字壟斷資本的擴張與侵蝕。由于數字資本強擴張性的存在，具有技術優勢和先動優勢的跨國數字壟斷資本可以更加輕易地越過國界，在世界范圍內延伸自己的觸角。很多跨國數字壟斷公司富可敵國，譬如蘋果公司市值一度突破2萬億甚至3萬億美元，超過了絕大多數國家的GDP，可以排入全球前十位。依靠規模優勢，跨國公司通過價格戰攻城略地，如果單靠式微、分散的民營企業，很難抗衡這些國際大資本的擴張，經濟安全更是無從談起。失去了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的保護，就連曾為世界通信技術高地，誕生過諾基亞、愛立信等巨頭和Skype、DeepMind等新銳小公司的歐洲地區也未在跨國資本的收購浪潮中幸免，在數字經濟時代全面掉隊。中國也曾為后進國家，正是國有電信公司通過自身的各種優勢在標準、技術、市場等方面與跨國資本正面競爭，為我國數字經濟的生存與發展贏得了機會，也為民營企業的成長保留了空間，才有了今天中國數字化發展中的進步與成就。而在當前國際數字競爭高度激烈的局面下，國有企業仍在不斷為民營企業提供經營機會與技術安全支持，依然彰顯著自身在維護國家數字經濟安全中的戰略核心作用。

（二）國有企業可以實現對數字資本的改造，引導其履行國家和社會發展使命

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廣大的民營企業發揮了十分顯著的作用。但私有資本畢竟要以利潤為首要追求，企業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制定發展規劃，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企業發展目標與國家和社會發展目標不相一致的情況。譬如在21世紀初中國的互聯網創新浪潮中，大量的私有數字資本一度都投向了平臺經濟領域，倚賴中國龐大的市場規模走上了一條拓展用戶增量的“外延式”發展道路，而基于基礎技術研發的“內涵式”發展道路卻由于投入大、風險高而鮮有人問津，在一些基礎技術領域一度抱有“市場換技術”的幻想，紛紛采取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策略，這成為近年來中國在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上被“卡脖子”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見，國有企業在我國數字化發展中所承擔的角色是無可替代的，只有更加充分地通過國有企業改造和引導數字資本，才能使數字資本可以真正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總體目標。

一方面，國有企業駕馭下的公有數字資本可以擺脫“唯利潤率”的投資思路，在基礎性前沿技術、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等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發揮中堅作用。習近平曾指出，國有企業“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科技進步、國防建設、民生改善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功勛卓著！功不可沒！”國有企業既是企業組織，也是公共部門，這種“一身二任”的特性令其扮演了使命導向型的重要角色。在基礎性技術攻關上，國有企業承擔了一系列投入高、風險高、研發周期長的關鍵核心技術研發項目與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譬如當年第三代移動通信的國際標準之一TD-SCDMA，并不是由當時更具影響的中興等企業提出的，而是由國有企業大唐電信在自愿承擔著高研發風險的背景下所創制的。而在事關國民經濟現代化但回報周期較長的數字“新基建”建設上，國有企業同樣發揮了主力軍作用。在以三大運營商為代表的國有企業推動下，我國的光網城市、數字鄉村建設飛速發展，業已形成了全球最為龐大、生機勃勃的數字社會，為我國經濟全方位地數字化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譬如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初便提出了2萬億多美元的基建計劃，最終卻難逃難產的命運。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還可以實現對民營企業的有效拉動，引導私人數字資本的經營目標與國家社會發展目標相一致。習近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在公有資本的牽引下，私有資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引導到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方向上來。因為數字經濟領域的投資行為存在著“同群效應”，而國有企業往往規模大、實力強，通過投資性資本的注入更能幫助民營企業解決進駐戰略前沿領域所缺失的底層技術、基礎設施等核心資源，提高企業盈利預期、降低風險，吸引私有資本聚集。同時，通過產業鏈上的互補性分工，國有企業還能與民營企業在技術、場景、業務上深度對接，從而借助技術合作、物資采購等方式扶持民營企業成長，逐步引導私有資本擺脫短視性與盲目性的缺陷，積極向社會發展所需要的重點區域和關鍵行業流動，更好地為國家發展布局和戰略規劃服務。

（三）國有企業可以秉持數字資本的泛積累性，使數字化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數字資本泛積累性的特點使得普通群眾的貢獻也應當在分配中有所體現，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發展的落腳點，這便需要確保國有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因為分配問題在本質上是取決于所有制問題的，正如馬克思所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如放任私有資本在數字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將不可避免地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出現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如拿數據這一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來說，私人數字資本家憑借著對技術和平臺的私有權無償占有了由公眾創造的數據，并會將其用來進一步侵犯勞動者和消費者權益。只有將信息基礎設施和關鍵領域的核心數據等重要生產資料掌握在國有企業手中，廣大勞動者才有可能通過國有企業創造的社會福利享受到自身的勞動成果，其在價值創造中的貢獻才能真正得到體現。不僅如此，讓國有企業在數字經濟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對改善社會整體的收入分配狀況也具有重要作用。

一方面，國有企業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著調節收入差距、保障分配公正的重要功能。首先，在初次分配方面，國有企業更加注重按勞分配原則，對全行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有學者比較了近年來國有單位與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水平，發現國有企業對縮小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差距存在重要的拉動作用。其次，國有企業在再分配過程中也有著突出的貢獻。中國移動、中國電信等國有企業除了同私營企業一樣要上繳稅金以外，還要向國家上繳部分利潤，這構成了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國家有了更加充分的研發和建設資金保障，為更多的用戶提供公共技術產品和數字化服務，推動數字技術在西部地區、偏遠山區和鄉村的不斷下沉，同時有更大的能力通過轉移支付幫助低收入群體。最后，在黨建工作的引領下，很多國有企業還積極響應第三次分配的號召，通過社會公益、救助扶貧、慈善捐贈等方式令更多群體可以共享數字經濟的發展成果。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破解數字經濟區域間、城鄉間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數字鴻溝是各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出現的問題，美國、印度、歐洲等均深陷由此帶來的貧富差距而難以自拔。我國也一度出現各地技術能力和企業發展水平自東向西逐級減弱的特點，農村的數字化應用顯著低于城市。但近年來，國有企業在推動我國數字經濟區域協調發展上作出了諸多努力。許多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實行全國性布局，從戰略視角以投資、幫扶、特殊政策等方式支持落后地區發展，引導民營企業進駐西部、邊疆和鄉村，同時倚靠“東數西算”等重大工程項目促進區域間企業的合作發展。種種舉措提升了落后地區和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助推了當地產業轉型升級，使得我國農村和各地區的互聯網普及率和數字資源分配明顯好轉，數字普惠和數字公共產品供給水平快速提升，數字化生產銷售額不斷增長，切實增強了各地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除了“壓艙石”的作用外，國有企業在數字化創新突破與經濟發展中也擁有獨特的優勢與關鍵的地位，可以更好地實現對數字資本與資源的配置，進一步促進數字資本積極作用的發揮。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作用不應只在于“托底”，還在于“拔高”，其有能力進一步提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上限。但當前，我國數字經濟中有影響力的國有企業數量與民營企業相比還有著較大的差距。因此，應當更加充分地挖掘和釋放國有企業數字化發展新動能，使其真正成為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領頭雁”。

（一）國有企業具有獨特的創新優勢，是建構本土數字創新體系的重要主體

技術創新是進一步發揮數字資本積極作用的前提條件。因為對于當前的中國而言，在高端芯片、基礎材料、操作系統等核心技術和生產工藝上的“卡脖子”現象是掣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其中的難點在于很多技術本質上并非單項技術，而是大量流程性技術或復雜的工程技術系統的綜合，牽涉到諸多材料和零部件，而發達國家的技術封鎖令形勢更為困難。這就需要構建一個吸納政府、企業、高校、科研院所等一眾主體的本土數字技術創新體系，進行系統性創新。而在這一創新體系中，唯有保證國有企業主體性和引領性作用的發揮，才能真正實現國家重大創新戰略的順利推進。

一方面，相較于其他微觀主體而言，國有企業具有獨特的創新資源優勢。重大科技創新往往需要經年累月的技術積累，而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等因素也會帶來創新結果的高度不確定性。且不說私有資本在主觀上是否愿意進駐那些易于擴散的通用性技術領域和具有高風險的價值鏈高端技術領域，單是這種持續性高強度的資本和高層次人才投入就是私人企業在客觀上所難以達到的。即便強如當年美國的貝爾實驗室，也無法以一己之力承受創新的高成本。而國有企業所運營的公有資本不僅有來自國家的財務承諾，資金實力雄厚，而且在薪酬福利、崗位穩定性方面也展現出優勢，更容易吸引到專業人才從事科研工作。當下我國領先世界的數字貨幣技術、5G射頻收發芯片、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等，均是在國有企業的主導下完成了創新突破，而從總體數據上來看也是如此。盡管由于經濟改革的原因，近年來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單位數量明顯減少，但2022年高新技術產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有效發明專利數依然達到185206件，在全國內資高技術企業中占比27%，對高新技術研發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這樣的經驗理應被更多細分行業所吸收，使國有企業在光刻機、操作系統、工業軟件等前沿技術領域的研發過程中發揮更加突出的作用。

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還具有獨特的組織整合優勢，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實現關鍵數字技術集體突破的有力依托。首先，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使其與政府間天然具有密切的聯系，加上自身的獨特優勢，更方便也更應當成為技術高質量標準體系的主要建立者和維護者，這就使得國有企業更容易通過確立行業標準有效引導其他市場主體開發核心技術，實現各類資本間的有效分工，形成創新集群。其次，國有企業的規模和信用優勢也有利于其搭建多元主體參與的創新平臺。國有企業可以借助自身的帶動能力主動對接政府、科研院所和金融機構，為技術創新爭取政策與融資支持，為研發活動提供資金和應用場景，充分釋放產學研融合的發展潛力。最后，國有企業作為企業間創新網絡上的關鍵節點，可以提供數據資源、基礎技術、流程工藝、云服務等具有行業共性的技術產品，通過創新資源的共享和流動降低跨界創新的交易成本。而在國有企業輻射下的上下游企業便可以形成一種模塊化的創新模式，各自發揮業務所長并有效協作，從而組織起符合國家需要的、集體攻關的產業創新體系。

（二）國有企業作為龍頭，是牽引數字資本打造數字經濟全產業鏈的主導力量

形成穩固的數字產業生態是中國數字經濟亟待解決的另一個問題。由于數字資本復合性的特點，業務內容單一的企業很難在競爭中獲得穩固的優勢地位。中國雖然已經擁有了一些具備國際影響的數字公司，但與西方發達國家復合性較高的數字大資本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由于沒有穩固的數字產業生態作為支撐，中國不得不接受供應鏈受制于人的局面，令很多數字公司都面臨著較高的運營風險與采購成本。面對這樣的問題，即使是依靠華為、騰訊這樣的大企業完成多領域的整體突破也是不現實的。因此，整合本土資源，在多種所有制企業間形成合力，通過打造數字經濟全產業鏈構建和完善本土數字經濟發展生態體系成為當下更具可行性的方案。

在這一過程中，國有企業具有關鍵性的龍頭牽引作用。我國產業鏈門類齊全、體系完整，存在著大量業務領域各異的中小型科創企業。但現有產業鏈是建立在傳統分工基礎上的，傳統工業化時代的分工模式固化了產業流程和資源配置，并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產業鏈布局。雖然近年來很多企業都開始進行數字化轉型，但也存在進度不統一、方向不明確、重復建設等問題，企業間難以形成對本土數字生態的共建模式。在這一問題上，僅靠民營科創企業的力量是不夠的，其產學研合作規模往往偏小，層次也有待提高。必須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的規模優勢和傳導能力，使底層技術、基礎材料、質量標準、人才隊伍、市場環境等影響產業基礎的元素得到更新，通過分工體系和市場信號的傳導高效和明確地引領產業鏈的數字化轉型，促進高新產業集群式崛起。

首先，國有企業在“補鏈”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對著產業鏈上的薄弱環節，國有企業可以憑借自身在規模、數據、應用上的優勢，勇當鏈長、敢打頭陣，利用公有資本有針對性地進行投資、建設和研發活動，助推制造業、服務業、農業、金融業等傳統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在核心“痛點”上培育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成長。其次，國有企業在“強鏈”上也擁有著關鍵地位。國有企業愿意向相關行業提供具有共享屬性的技術產品和應用，推動企業間的信息交互與資源自由流動，實現優勢互補與產品共研，逐步提升全產業鏈的技術競爭力。此外，國有企業還可以通過國有經濟內部巨大的市場規模為民營企業提供非常可觀的采購機會，幫助產業鏈上的民營企業壯大實力。譬如在華為公司遭遇美國制裁的艱難時期，中國移動就為其多次提供了大額訂單的采購支持。最后，國有企業還有著“延鏈”的重要功能。國有企業可以向市場和社會提供大量的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令越來越多的地區和市場主體加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之中，這便可以不斷拓展產業鏈發展空間，培育新業態和新場景，強化數字技術應用創新，逐步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全領域形成協同發展、持續延展的本土數字生態。

（三）國有企業是國際數字化競爭中的重要主體，是拉動民營數字資本“走出去”的有力依托

除了技術與產業問題外，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的競爭對當前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同樣關鍵。與美國相比，中國數字經濟的國際化程度還有著較大的差距。很多本土數字公司主要服務于華人群體，多年來形成了倚靠國內龐大市場規模發展的慣性，即使是阿里巴巴、騰訊、滴滴這樣的大公司，海外銷售收入份額占比也都只在7%上下。但事實上，數字資本是具有強流動性的，很多民營企業也在不斷嘗試“出海”，卻一直受制于西方數字壟斷大資本所構建的霸權格局。即便一些企業曾一度在海外獲得可觀的市場占有率，但在霸權威懾下所面對的來自壟斷同盟、政治干涉、長臂管轄等方面的壓力卻從未實質性改觀。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已經在國際數字化市場中形成產業閉環的情況下，國內數字公司若想破局，就不能總讓民營企業陷入單打獨斗的境地。從歷史上看，無論是盛極一時的日本東芝公司還是法國獨角獸企業金普斯，在還沒有在世界市場上站穩腳跟前便在某些國家的舉國打壓中淹沒了。因此必須發揮國有企業的排頭兵作用，通過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在世界市場上為本土民營公司開辟成長空間，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的“拓荒者”與“搶灘人”。

從近年來看，國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作用是顯著的。截至2022年，中國已與28個國家簽署了電子商務合作備忘錄并建立了雙邊電子商務合作機制，中國-中東歐國家電子商務合作對話機制、中國-東盟信息港等取得顯著進展，而國有企業作為國家意志的重要落實者，在此期間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也已形成了國有企業引領基礎設施投融資的重要機制，通過提供通信技術、網絡安全、基礎算力等方面的底層技術，國有企業在非洲、拉美等發達國家尚未全面進駐的地區開辟和搶占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強化了與歐洲、東亞等國家間的互聯互通互認，為民營企業提供了海外發展所急需的技術依托與產品支撐。同時，國有企業還通過對外投資和跨國并購等方式積極設立中外合資公司和海外控股公司，深入開展國際經貿合作，不斷拓展本土企業的國際版圖，為中國本土裝備、產品和服務的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資源和機會。

從未來看，國有企業依然是競爭國際數字新標準、打破現有數字霸權格局的重要主體。數字時代是技術快速迭代的時代，也是生產方式、商業模式和競爭格局快速變化的時代。因此，數字時代的未來競爭必然是標準之爭、模式之爭、技術之爭，這也是突破西方現有數字霸權的關鍵。國有企業可以利用自身的各種優勢發揮攻關能力和戰略前瞻性，提升關鍵技術的國際競爭力，在前沿產業提前布局，推動現有的國際數字格局重新洗牌。此外，在確保核心供應鏈自主性和完整性的基礎上，通過推動全球價值鏈上數據共享、技術研發、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國有企業可以深入參與數字經濟國際治理與跨境生態構建，從而在技術、安全等關乎發展標準的問題上爭奪更加充分的話語權，推動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營商環境。一旦獲得國際標準上的主導權，必將迅速帶動我國民營數字資本的跨境流動與技術產品的海外規模化應用。

綜上所述，強化國有企業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是更加充分地發揮數字資本積極作用、加快推動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之舉。而當前，國有企業在進一步加快數字化轉型、強化創新引領作用、優化資本運營等方面還面對著一些問題和體制機制障礙，使其發展動能與組織優勢難以充分發揮。若要國有企業真正挑起中國數字經濟的大梁，就必須持續深化改革、激發創新活力，使國有企業在發展中有更多擔當和作為。據此，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堅持黨建引領推動和加快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步伐，不斷完善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模式。發揮國有企業的引領作用，需要所有門類的國有企業的協同，而并非只依賴于信息與通信技術門類中的國有企業。雖然國資委在2020年就已經明確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工作的通知》，但由于方向不明確、動力不足等原因，很多傳統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進展相對緩慢，無法適應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的要求。為此，必須充分發揮黨的領導這一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創新的最大優勢，筑牢國企數字化轉型的思想政治基礎，充分認識到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性與國有企業所承擔的政治責任、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有效推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技術等與傳統產業相結合，促進傳統工業裝備和業務流程不斷升級。在此基礎上，繼續以國有企業為主導塑造跨部門、跨產業的協同創新組織，實現人才、資金、設備、平臺等資源整合與共享，力爭在基礎研究領域、原創技術領域作出更多貢獻。

第二，更加善于利用資本運營助力創新發展。由于國有資本對社會總資本的運營和布局有著重要的導向型作用，因此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運營公司要不斷提高利用金融市場和資本布局驅動創新的能力。國有企業要瞄準關系國家發展命脈和國計民生的數字技術產業領域，通過公有資本的運營充分發揮培育市場、建設市場的功能和資源整合能力，加快社會創新資本形成，引導“金融活水”沿著上下游產業鏈條進行投資布局，將國有企業的商業信用流轉到鏈屬中小企業，在細分領域孵化更多能夠參與全球競爭的科技公司，從而促進金融資源在產業鏈條內乃至產業鏈條間的加速聚集、有序流動，有力地借助資本力量引領前沿技術的突破、核心競爭力的鍛造和商業生態的構建。

第三，妥善處理公有數字資本與私有數字資本間的關系，打造“國民共進”的創新和經濟發展體系。發揮國有企業和公有數字資本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中的引領作用，絕不是輕視私有數字資本在經濟、創新等領域的重要地位。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都是系統性的工程，需要多主體的協同參與和相互作用。因此在發揮國有企業引領作用的同時，也必須注重同民營企業形成“國民共進”的創新發展生態，根據自身的特點與優勢適當進行分工和有所側重。國有企業應明確將自身注意力放在行業關鍵共性技術的攻關、公共產品的提供與整合功能的發揮上，加大對本土私人企業自主創新技術和產品的采購力度，促進區域間、產業間的合作共進，為民營企業活力和創造力的激發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和發展空間，并充分尊重和發揮民營企業“專精特新”的優勢，加快形成多類主體資源共享、融合發展的局面。

第四，積極利用國際創新和發展資源。國有企業要立足全球競爭，就必須善于吸納各方所長，制定國際化戰略。一方面，國有企業要以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和組建具有全球競爭力與影響力的創新聯合體為目標，積極建立海外研發機構，不斷提升合作發展水平，以更主動的姿態融入全球創新網絡。這不僅能幫助國有企業及時掌握國際技術創新動態，充分利用各方優勢資源，還有利于擴大海外經營規模和在國際分工中的影響力，逐步推動中國產業技術標準成為全球通用標準。另一方面，還要進一步推動跨國數字資本與海外優秀人才的引進。對數字資本的引領不止要著眼于本土數字資本的流出，還要著眼于海外數字資本的流入。國有企業要積極參與數字化營商環境建設，通過深入合作強化國際公司與中國市場間的聯系，不斷優化多元化的人才激勵方式，廣泛吸引跨國數字公司與尖端人才落戶，為中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持續注入動能。

習近平指出：“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要維護好、發展好這個大局，國有企業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國有企業作用的發揮，是社會主義中國相較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國有企業的性質、規模、使命等決定了其在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難以替代的主導功能，它既是確保我國數字經濟體系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經濟基礎，也是更加充分地利用數字資本的特性，使其更好地為國家和人民服務的重要載體。只有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才能在保障安全、穩定、公平的基礎上實現高質量發展，有力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數字競爭。因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科學的國有企業改革方法論，通過數字化建設持續增強國有經濟的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控制力和抗風險能力，不斷強化、優化國有企業的引領作用，將國有企業打造成為中國式數字經濟現代化更加重要的發展引擎。

（作者系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原刊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