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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通過深入分析和正確把握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發展趨勢提出的新思想新戰略。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增強發展新動能；要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希望全國廣大工程技術人員堅定科技報國、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鍛造精品工程，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概念引起理論界、產業界高度關注，出現大量研究和解讀。相關研究主要圍繞什么是新質生產力、發展什么樣的新質生產力等問題展開，強調科技創新的重要性，分析新要素、新產業、勞動者素質能力等內容。這加深了對新質生產力的基本認識，從概念、載體到路徑描繪了新質生產力的未來圖景，在此基礎上還可以分析相關現實難題。一些研究談及企業主體、協同創新和國有企業的作用，以此為基礎還應深入分析企業創新特別是國有企業作用的現實可行路徑。鑒于此，筆者打算系統分析新質生產力與科技創新的內在聯系，闡明新質生產力形成過程中存在三種“創新迷霧”。把握創新特征，運用創新型企業理論，可以發現國有企業具有創新企業社會條件的優勢，應當在突破創新迷霧中勇挑重擔，構建三類“科創開發平臺”，促進科技創新和技術知識擴散。加快推進國有企業向創新型組織轉型，要有效克服制約因素，促進國有企業轉型，增進企業協同，帶動全產業鏈轉型升級，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

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創新發展了生產力理論。科技創新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根本動力，要深入分析新質生產力形成機制和科技創新的現實難題，須以創新型企業為主體正視“創新迷霧”，從根本上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進步。

（一）新質生產力構成要素與形成機制

“新質生產力”是在正確認識和把握生產力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的生產力理論新概念。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在于科技，這指明了新一輪科技創新推動生產力進步的方向。新質生產力概念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一脈相承，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產力理論。

生產力是人類勞動在生產過程中改造物質世界的能力，由以科技要素為核心的諸多要素構成。工業革命通過關注協作分工產生的集體力喚起了自然力、科技力。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力由多種因素決定，這些因素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這闡明了生產力范疇的構成，包括勞動者、科技、生產組織、產業規模和自然地理環境等。在生產力發展中，工業革命使科學技術得到自覺運用，進而帶來技術變革、組織變革。“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并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最終總是歸結為發揮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歸結為社會內部的分工，歸結為腦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馬克思的分析突出強調了科學技術的決定性意義，正如恩格斯所言，“在馬克思看來，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強調：“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進一步指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改革開放后，我們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對此做出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著名論斷。經過一段時期發展，我國生產能力在多方面步入世界前列。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提出“新質生產力”，是著眼于我國社會生產巨大變化和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蓬勃興起，在生產力標準上突出強調科技創新帶來的“質”的提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共產黨的生產力理論，構成“新質生產力”思想的理論淵源。

新質生產力概念區分了不同生產力水平的標準。從生產力構成要素看，科技要應用于生產，更新機器設備及其質效，就要求企業組織、勞動者技能、自然開發利用等適應革新。這樣就能引發產業變革，使生產力水平實現“質”的飛躍，并以新產業規模擴大成為主導產業為標志。如圖1所示，從傳統生產力到新質生產力的質變，是從新科學、新技術、新要素發端到新勞動、新組織、新產品的塑造和開發，出現一系列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的裂變革新。新質生產力的根本形成動力源于科學基礎理論和應用技術的創新、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要素及其投入新組合；深化演進要素在于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生產組織分工變革、適應和創造新需求的新產品新業態；發展載體和成熟標志在于新產業發展壯大、新模式帶來新收益和形成發展新動能；最終目的在于滿足人民新需要，推動經濟社會在更高水平上取得新發展。

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雖已大幅提高，但傳統生產力仍占主導地位，科技含量相對較低，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依靠勞動力、資源環境等要素投入；制造業整體處于產業鏈低端環節，利潤依賴于大規模生產的低成本效益。顯然，這難以適應新的科技革命和經濟形勢，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對這種情況，須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發生質的變化。新質生產力是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發展新質生產力以促進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創新發展，形成更高水平、更高質效的社會生產力，使物質生產更好滿足社會新需要，這就要求在科技創新作用下，推動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勞動者技能產生新變化；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加強基礎研究、前沿研究和應用研究；利用新要素，創造新勞動，優化配置資源要素新組合，培養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的新型勞動者和人才隊伍；廣泛應用數智技術、綠色技術，可持續開發利用自然；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革新生產組織分工，加快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轉型，推動產業鏈向上下游延伸，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傳統產業升級和產業創新，特別是以顛覆性技術和前沿技術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主攻方向是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先進制造、電子信息、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質生產力的形成意味著對社會生產的供給體系、生產能力和產業結構進行全面重塑，為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創造更完備的條件和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二）新質生產力形成過程中的“創新迷霧”

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于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但創新質變絕非易事。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認為，創新是要重構生產函數，構建一種生產要素和生產手段的新組合，包括引進新產品、開發新技術、開辟新市場、控制原材料新源地、創造企業新組織；創新推動產業突變就是一種“創造性毀滅”的質變過程，它不斷從內部使這個經濟結構革命化，不斷破壞舊結構，創造新結構。這與新質生產力概念無疑是相通的。范內瓦·布什（Vannevar Bush）一再強調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工業研究進展得益于科學知識應用，使美國政府意識到必須大力支持科學和科研人才培養，這是促進工業發展最簡單直接的方式。受這一思想影響，起初人們認為創新是一個“線性過程”，好像只要有投入，有科研成果，就能轉化為工業技術，形成現實的生產力。

線性模型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這引發人們對資金投入與創新機制背后邏輯的反思。史蒂芬·克蘭（Stephen Kline）和內森·羅森博格（Nathan Rosenberg）指出，如果把創新視作一個平穩的線性過程，就會嚴重忽視創新機制中因果關系的方向性，要正確認識創新的特征是復雜、不確定、無序的，會受到多種因素變化影響。基斯·帕維特（Keith Pavitt）認為，創新特征表現為，創新知識來自開發經驗的積累，不同領域的創新活動高度分化，專業團隊需要長期密切合作，商業回報難以預測。瑪麗·奧沙利文（Mary O'Sullivan）總結相關研究，系統闡述了創新的典型特征——不確定性、累積性和集體性。不確定性在于創新是發現未來、創造未來的過程，需要直面和解決未知難題。創新成果如何不得而知，可能無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也可能速度慢于競爭對手。無論是生產的不確定性，還是競爭的不確定性，都會產生巨額經濟成本。累積性在于創新是對經驗知識的總結和積累，需要持續學習，高度關注前沿動態，保持創新活動的連續性，從中發掘創新機會。集體性在于創新活動是專業化社會化分工的集體現象，需要團隊成員共同學習，促進知識內化和整合，積累共同經驗。累積性和集體性也意味著，創新會在一定范圍的組織內部形成閉環，使得創新知識和經驗具有專門性、排他性。加之知識產權和專利保護制度，使得這種獨特優勢是組織外部無法獲得、無法復制的。

認識和把握了創新過程的非線性即創新具有不確定性、創新組織內部具有封閉性，就會明白發展新質生產力絕不會一帆風順，而是會面臨“創新迷霧”。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就要重視基礎研究、追蹤前沿研究、開發顛覆性技術，以此塑造新產業新賽道，增強競爭力，塑造新動能。然而，從科技創新到形成新質生產力，不僅僅涉及研發資金的投入，也不等同于一般的發明創造（更何況創新結果難以評估）。帶著這樣的視角，重新來看圖1就會發現：看似線性發展的新質生產力形成機制實則布滿“迷霧”。如圖2所示，“創新迷霧”主要表現為“原始創新之謎”“學習擴散之謎”“成果轉化之謎”，分布于新質生產力形成過程的不同環節。

“原始創新之謎”是彌漫于科技創新開端的迷霧。基礎領域、前沿領域的科學發現構成新技術研發的底層邏輯，帶來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的革新，能夠出現并利用新的生產要素、生產技術。例如，數字技術創新使數據變成可以開發利用的新要素。基礎研究、前沿研究是對未知科學目標的探索，不得不進入“無人區”。這種看似“尤里卡時刻”的重大創新，并不是偶然突發的神來之筆，而是漸進式、累積式的。原始科學創新是基于已有知識和經驗，采用科學方法，發現和創造未知知識。突破這層迷霧，不光要有自由探索的勇氣，還要有戰略眼光和冒險精神以及能長時間“坐冷板凳”的意志力。原始創新是新質生產力的源頭，但從科學理論到技術應用，要遵從工業研究而不是純粹科學研究邏輯。人們需要結合已有技術知識和經驗，不斷修正“翻譯”方式，才能開發出既定目標的工業技術。因此，科學發現及其技術轉化過程可謂迷霧重重。

“學習擴散之謎”是隱藏于企業組織內部的創新謎團。新技術能夠變革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方式，對勞動者素質和生產組織提出新要求。技術學習要求培養具備新知識、新技能的新型勞動者，能夠系統掌握技術知識和熟練操作新設備。在通常認知中，技術學習被理解為“按圖索驥”，似乎只要對照技術圖紙、了解產品架構、掌握工具設備，就能獲取技能，將新技術的作用發揮出來。事實上，技術學習過程在顯性知識之外，還會產生許多隱性知識。科技創新并不會直接帶來技術進步，更不會讓勞動者天生具備新知識。只有在一定組織架構中，通過集體學習，將科學知識與生產經驗、組織分工相結合，重新塑造認知系統，整合組織內部分工，才能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培養出新型勞動者，形成新型生產組織。然而，組織分工方式和集體構成范圍決定了技術知識擴散的范圍，組織內部的“默會知識”就是組織外部的“未知知識”。只有掌握這些隱藏于“黑箱”中的知識，才能習得技術知識，開發出新產品。因此，創新要解開技術學習擴散到產品開發的謎團。

“成果轉化之謎”是存在于產品創新商業應用的價值之謎。研發出新技術、新產品，這只走完了創新過程的前半程，之后還要穿越從產品創新到產生收益的“死亡谷”。大部分創新成果難以跨越這道檻。創新往往很難衡量，需要充分的技術知識和出色的市場判斷之間相互協調，才能同時突破經濟、技術等要素的要求。只有帶來真實利潤，創造出商業價值，創新才算成功。然而，實現商業價值是難熬的過程：有關實體不僅要面對研發投入可能回報周期長、回報利潤低的局面，還要應對商業競爭對手。商業應用是從個別價值經市場競爭轉化為社會價值的“驚險的跳躍”，而如果“跳躍”失敗，受到損失的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得到市場認可的產品創新會引致競爭者、模仿者紛至沓來，令相似的技術、產品得到普遍應用推廣。這一過程將演化出新的產業部門，催生出新的商業模式，推動產業規模不斷做大，匯聚經濟發展的新賽道、新動能。因此，只有努力撥開創新成果轉化的價值之謎，推動創新擴散和分工裂變，才能最終完成對傳統生產力的替代，形成新質生產力。

（三）形成新質生產力要以創新型企業為主體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系統性、全局性變化。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正視并撥開“創新迷霧”。然而，三種迷霧分布于創新機制的不同環節，相關主體往往會在“創新迷霧”中獨自摸索，如科研院所和科學家執著于破解“原始創新之謎”，生產型企業和研發機構疲于分析“學習擴散之謎”，商業應用部門困于“成果轉化之謎”。各自為戰必然導致經濟與科技變成“兩張皮”，科技創新也就無法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從對“創新迷霧”的上述分析不難看出，企業組織始終貫穿其中。

要穿越“創新迷霧”，必須發揮企業創新主體作用。對于原始創新特別是從新科學到新技術的轉化，企業的參與不僅能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支持，更能根據組織結構、生產經驗和市場環境促進科學知識與技術知識的對接，使科技創新轉化為工業技術。對于技術學習擴散到產品開發，企業組織內的集體學習能產生新知識和新型勞動者，使研發人員、一線工人、銷售者的知識交互作用，由此推動工藝改進和產品迭代。對于創新成果的商業轉化，企業加強對成果轉化的組織控制，制定適當的評估體系來衡量績效和分配資源，在市場競爭中堅守長期戰略，才能推動成果商業應用，最終獲得回報和壯大產業集群。因此，科技創新推動形成新質生產力，必須以企業為創新主體，整合科技資源，貫通產業鏈創新鏈。

新質生產力形成機制的核心在于企業組織轉型。企業創新能力的生成和增強，需要內部組織與外部關系保持良性互動。這一過程還要適應組織分工、市場效益和制度環境等約束條件，通過“干中學”長期積累學習能力、交互能力，促進知識創造、信息處理和工藝選擇，開發出新技術、新產品、新模式。威廉·拉佐尼克（William Lazonick）深入分析了這樣一個動態演化過程，提出了“創新型企業理論”。拉佐尼克和瑪麗·奧沙利文還研究了企業創新的內外部關系互動演進，提出“創新企業的社會條件”，即戰略控制、財務承諾、組織建構。戰略控制為的是應對不確定性，要求企業堅定創新方向，增強創新自信，以長遠眼光堅持創新，協調和合理配置內外部資源，保持戰略定力，把握市場時機。財務承諾是對堅守創新路徑的資源支撐，要求企業調配積累資金，拓寬融資渠道，為集體學習和研發試驗提供持續投資，用恰當的評價體系衡量創新進展績效，直到累積生成創新能力，帶來穩定可持續的收益。組織建構是要形成創新導向的集體學習，需要構建激勵機制鼓勵個人參與學習過程，將個人行為、技能和專業知識整合轉化為共性知識和集體能力，有計劃地促進企業內部人員與外部資源供應方、利益相關方、市場環境、制度環境建立良性的協調互動關系，塑造企業組織所獨有的認知能力和行為決策方式，形成創新合力。具備這些條件的創新型企業，就能夠制定長期戰略，著力建構集體學習，協調利用內外部資源，為學習過程持續投入資源資金，從而打通科技創新到產品開發再到成果轉化的創新進路，突破“創新迷霧”，推動形成新質生產力。

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國有企業要勇挑重擔。從創新企業的社會條件來看，國有企業具有戰略、組織和財務的優勢條件，要在突破“創新迷霧”中擔當作為。

（一）國有企業具有創新社會條件優勢

發展國有企業不僅建立和鞏固了公有制經濟，而且大力提升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習近平指出：“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經過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日益集中到戰略部門、基礎部門，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具有主導地位。特別是中央企業發揮科技創新、產業控制、安全支撐作用。國有企業有義務且有能力、條件在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擔當作為。

國有企業發展推動了我國工業化、國防建設和科技進步，有力保障了我國經濟獨立和國家安全，并且培養了一大批成熟的科學家、工程師和產業工人，有力促進形成了良好的科技研發傳統和尊重研發人才、崇尚技術創新的文化氛圍。國有研究機構、國有企業下屬研究院、國有企業下屬科技企業構成我國科研體系的重要單元。在一些專業領域，國有企業與主管部委所屬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長期保持密切合作。2022年，國有科研機構數量達2871個，一些科研院所還改制為新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在中央企業中，已累計建成國家級研發平臺764個，全國重點實驗室91個；擁有專職研發人員104.5萬人和兩院院士231名，分別占全國總數的1/5和1/7。近三年來，48家央企與國際原子能機構等外國機構、院所、企業開展合作項目超過200項。特殊的功能定位和豐厚的科研資源，使國有企業在創新企業的社會條件方面具有戰略優勢、組織優勢和財務優勢。

戰略優勢源于國有企業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國有企業功能定位兼具經濟屬性、政治屬性和社會屬性，不斷強化戰略意識和功能導向，因此能主動服務國家戰略需要。國有經濟布局結構加快優化調整，國有資本日益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關系國計民生的公共服務、應急能力、公益性領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集中。2023年，國務院國資委部署推進產業煥新行動和未來產業啟航行動，聚焦新一代移動通信、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材料等15個重點產業領域方向，加快布局新質生產力的基礎性戰略性產業。

組織優勢在于國有企業能夠集中創新資源培育科技型企業。在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中，國有資本進一步向主業企業和優勢企業集中，不斷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推動創新資源整合，打造了一批科技領軍企業。2020年，國務院國資委實施“科改行動”，加快培育國有科技型企業。大力引進培養使用科技人才，通過多種方式中長期激勵機制，激發科技人才、創新團隊創新創造潛能，推動集聚創新產業集群。截至2023年12月，“科改企業”已增加到663家。中央企業、科研院所特別是轉制院所著力加強原創技術供給，國務院國資委已遴選出首批29家原創技術策源地企業。

財務優勢主要是國有企業能夠持續加大科技研發投入。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科技實力和綜合財力較強，能夠爭取國家科技政策支持和信貸、發債、募股等融資支持，進而能夠長期大規模投入資金，這使其具有較強抗風險能力，能更好投入研發難度大、投資周期長、回報見效慢、潛在風險多的基礎性前瞻性研究以及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012年至2021年，中央企業累計投入研發經費超6.2萬億元，年均增速超過10%，全國占比超過1/3，研發投入強度從1.34%提升到2.5%。2022年研發投入突破1萬億，工業企業研發投入強度超3%。特別是“科改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進一步提升達到17.7%。2023年1月至11月，中央企業研發經費投入已超9000億元，同比增加近700億元。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還積極發起并投入產業發展基金，關注集成電路產業、新能源產業、數字產業等諸多產業題材。

（二）國有企業具有向創新型組織轉型優勢

發展新質生產力，不確定性除涉及科學研究，還涉及從科學到技術、從技術到產品、從產品到產業等轉化環節。以企業為創新主體，既能根據市場需要、組織經驗和產業關聯，促進科學知識到技術知識再到產品開發架構知識的轉化和擴散，也能基于新知識開發新要素、培育新勞動、重塑新組織，帶來商業模式和產業集聚的新發展，促進形成新質生產力。這是一個長期過程，需要企業具備戰略控制、財務承諾和組織建構的創新社會條件。突破“創新迷霧”，關鍵因素在于企業自身，而這要求企業組織長期進行集體學習。戰略和財務上的長期支持主要是為組織學習提供資源資金，促進集體組織的經驗累積、知識創造和擴散。雖然具備創新企業社會條件的優勢，但對國有企業而言，更關鍵的是要加快組織轉型，構建堅持“四個面向”、堅持戰略目標、堅持集體學習的創新型組織。

對于創新型企業而言，學習重點在于創造和累積兩方面知識——關鍵核心部件和整體產品架構。這兩方面知識產生于企業組織學習促進新科學到新技術、新產品的知識對接。關鍵核心部件知識涉及原創技術和產品開發的底層邏輯，是從基礎知識到關鍵核心技術知識的轉化應用。整體產品架構知識是產品組件與核心部件的關聯銜接知識，決定產品功能創新的建構邏輯，涉及從原始創新到系統集成創新的經驗知識累積。從現代企業組織來看，這些知識的產生方式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為更好應對市場不確定性和競爭壓力，現代企業更加專注于自身專業能力建設而盡可能剝離非專業部分，以此降低運營成本，防范經營風險。企業組織創新更傾向于專業能力內部化和互補能力外部化。企業組織內分工裂變為社會分工，促進產業鏈分工細化，企業不再也沒必要覆蓋全產業。更加聚焦關鍵核心部件研發，推進產品組件和加工組裝的標準化、模塊化，將加工組裝業務外包給產業鏈其他企業，或者作為上游核心部件供應商為下游產品開發商供貨，由此形成“中心—外圍”的企業生產網絡。這也使現代企業創新模式發生變化，形成核心企業與外圍企業構成的創新網絡，使創新鏈與產業鏈高度契合。例如，英特爾公司專注于核心部件（芯片）的基礎研究和技術開發，通過設計接口標準和模塊化規則，與組件制造商共同開發產品技術，推動形成系統集成式產品創新模式。以英特爾公司為代表的創新型企業主要累積關鍵核心部件知識，在能力形成過程中不斷根據新知識、新技術創新組織分工，創造新的市場機會，引入供給互補技術和模塊化組件的外圍企業，以此促進技術和產品相關知識的匯聚、學習擴散和轉化應用。核心企業的創新能力來自自身專業能力和引領創新網絡的補足能力，并且與外圍企業共同打造創新型產業集群，促進新產業、新模式不斷發展。

從知識創造擴散和組織分工創新看，國有企業向創新型組織轉型，關鍵要組織產業鏈，營造創新鏈，構建創新聯合體共同支持的“科創開發平臺”。創新型企業組織及其創新模式的理論證明，創新網絡與生產網絡深度融合，將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使科技創新轉化為現實經濟效益，推動高質量發展。然而，從我國企業創新的難點堵點來看，多樣化需求與單一化供給“不匹配”、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等問題十分突出。如圖3所示，國有企業的創新型組織轉型，要搭建科技到經濟的橋梁，攻克難點，打通堵點，打造“政產學研用”一體的創新聯合體，重點構建三類科創開發平臺。

第一類是“核心部件開發平臺”。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國家實驗室和企業研究院等科研資源，發揮企業組織尤其是工程師團隊對接科研、技術與市場的紐帶作用，推動前沿基礎研究探索到核心部件技術知識，再到產品開發系統集成知識的對接轉化。不斷試制核心部件，以此為開發平臺，持續累積經驗知識。撥開原始創新“迷霧”，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難題，形成原創性技術策源地。

第二類是“共性技術開發平臺”。整合國有企業與產業鏈其他企業的研發資源，主動開放試驗場景、應用場景，打造開發平臺，共同試驗創造模塊接口標準和連接知識。建構和激勵企業之間科研人員、工程師、生產線工人進行集體學習，促進技術知識交互對接，特別是默會知識、行為慣例的學習擴散，培養掌握新技術的工程師和勞動者，推動共性技術知識創造和擴散。擺脫技術學習的擴散“迷霧”，方能增強全產業鏈企業的創新能力。

第三類是“產品商用開發平臺”。整合科研機構、上下游企業的研發資源，促進新技術在產品開發中的應用推廣。密切關注供應商、營銷員、消費者等市場信息，以適應個性化、多樣化消費需求為導向，著力研發模塊化功能組件和系統集成產品。建立市場反饋機制，推進產品更新迭代，形成產品開發平臺，不斷累積功能模塊、零部件連接和產品架構的經驗知識。驅散成果轉化應用的“迷霧”，促進產品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創造經濟效益，推動新業態、新產業發展。

國有企業應發揮創新企業社會條件的優勢，加快組織轉型，構建三類科創開發平臺，以長遠戰略眼光和長線資金投入，長期組織集體學習。持續創造和累積從科技研發到產品開發的經驗知識，根據知識創新推動新要素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新組織分工裂變、新勞動者技能培養，從而加快成果轉化為商業價值，促進新產業發展、新模式涌現、新動能生成。

（三）國有企業組織轉型需要進一步突破

在突破“創新迷霧”中擔當作為，國有企業就要推動企業組織轉型，構建堅持“四個面向”、堅持戰略目標、堅持集體學習的創新型組織。然而，國有企業目前圍繞創新型組織轉型進行組織結構、公司治理和資金管理的調整改革還不夠深入，創新企業社會條件的優勢還未充分發揮。

一些國有企業存在業務關聯不強、研發體系封閉、組織變革不力等問題，企業組織未能形成集體學習和知識擴散的有效機制。“大而不強”即片面追求全產業鏈覆蓋和多元化經營、盲目擴張業務等問題在國有企業中仍然十分突出。國有企業許多業務并非出自企業組織分工內在需要，長期來看難以助力發展，甚至很可能導致企業運營成本上升或債務風險累積。還有一些國有企業技術研發與組織優化聯系不夠緊密，如研發部門仍單打獨斗，與產業鏈其他企業缺乏合作，導致技術學習擴散始終隱于“黑箱”，組織學習的范圍只限所屬系統甚至企業內部。在科技創新體系中，一些國有企業尚不具備引領能力，即便其與高校科研院所建立聯系，但未能圍繞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和未來產業變革組織結構，難以開展有效的集體學習。這些情況導致集體學習范圍較小，知識創造、信息傳播渠道不暢通，科技創新的經驗知識被隔離在一個個“信息孤島”，進而使企業內部資源優勢無法盤活，難以吸納外部資源和技術能力以形成創新合力。

在為組織學習提供支撐的企業戰略和財務管理方面，由于內部人控制、資金運用和考核監督標準等方面不足，一些國有企業行為短視、活力不足，沒有形成有利于創新的戰略導向和精神文化。在公司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負責人作為內部實控人能夠直接決定企業發展方向，但是一些國有企業負責人只從考核晉升角度考慮問題，一味追求“鋪攤子”“高回報”，缺乏勇于創新、敢于冒險的企業家精神，沒有樹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確政績觀，對黨和國家的戰略任務執行不力，對長期創新投入的重視程度不夠。一些國有企業的內外部學習交互機制沒有建立起來，對科研人員的激勵不足，使科研人員缺乏參與集體學習、為集體學習做貢獻的激情和動力，直接影響創新能力和水平。在資金投入方面，一些國有企業將低成本融資用于資本市場投機，倒置主業盈利與金融利潤。一些地方國有企業甚至淪為地方政府的債務融資平臺，“攤大餅式”盲目擴張，導致杠桿率高企，企業債務風險加劇。一些國有企業雖然積極參加產業基金的創新投入，但主要是為了獲取股權投資收益，并沒有搭建和形成自身技術能力汲取渠道。在監督考核創新投資方面，存在不符合科技創新規律的“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導向，尚未形成“想投、敢投、能投”的創新機制。上述種種都導致國有企業中存在片面規避風險的短視行為，阻礙了支持長期創新的組織結構和精神文化氛圍的形成，制約國有企業向創新型組織轉變。

突破上述制約，國有企業就應從企業組織變革、工程師團隊建設、考核監管機制完善等方面入手，繼續深化改革：使企業戰略和財務管理服務于組織學習，提高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促進各種類型企業協同發展，支持和帶動全產業鏈轉型升級；加快推動國有企業實現創新型組織轉型，以組織創新推動科技創新、產品創新、產業創新，推動發展新質生產力。

（一）以組織瘦身建構組織內外協同機制

國有企業要堅持聚焦主責主業，“瘦身健體”，提質增效。現代企業組織發展規律表明，任何產業都不可能只有一家企業包攬全部；企業組織日益從“大而全”轉變為“小而精”。產業鏈過長、產業布局過多，意味著企業運營成本越高、經營風險點越多，因此，更多國際一流企業選擇轉向專業化、精細化的專業經營。在此基礎上，眾多關聯企業或子公司共同構成網絡化分工的組織形式，企業生產網絡協同分工，共同開展研發創新以應對市場變化。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產業布局結構優化，要推動國有企業追求風險可控的合理回報，逐步剝離其非主營業務，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中，立足實體經濟，專注科技創新，集中力量精進主業。目前，國有企業資產有70%屬于傳統產業，一些國有企業甚至涉足房地產業、金融業等非主營業務。調整過程中，要處理好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關系，基于傳統產業優勢資源，發展相應新興產業；大力增強主營業務創新能力，以科技創新賦能傳統產業升級，逐步培育和切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新產業，乃至以顛覆性技術創新重塑傳統產業發展格局，占據新產業發展的制高點，促進產業煥新。

更重要的是，要以國有企業自身的組織轉型帶動產業鏈企業轉型。“組織瘦身”另一個層面內容是推動企業組織向適應市場需要和創新方向加快轉型，這就要根據技術構成，優化調整組織結構，進一步深化細化企業內分工；聚焦核心部件及其專業技術研發，剝離非核心分工環節。我國市場條件已經發生深刻改變，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個性化、多樣化需求日益顯現，單一的標準化產品結構難以適應市場需要，這要求企業從滿足大批量、規模化需求轉向更重視滿足差異化、定制化需求。如果一家企業僅依靠自身進行產品創新，不僅很難靈活精準捕捉需求動態，而且還要進行大規模固定資產更新，創新難度大，經營成本高。因此，國有企業創新要通過剝離非核心環節，重點聚焦核心部件，主攻關鍵技術、核心技術、顛覆性技術研發，以此對接科研院所、研究型大學，推動基礎研究科學知識向技術知識的轉化；同時，要將功能組件、產品組裝、零部件加工等非核心業務轉包給其他企業，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非公有制企業、中小微企業等，從外部汲取自身創新能力——必要時，國有企業還可通過參股、控股、混改等方式對之收購吸收，建立資本協作式的更緊密聯系。國有企業要掌握核心部件關鍵核心技術，向產業鏈價值鏈上游不斷攀升，不斷增強科技創新力、產業控制力、輻射帶動力、需求捕捉力、市場競爭力、抗風險能力；要擔當現代產業鏈的“鏈長”，成長為科技領軍企業，支持帶動全產業鏈企業轉型，有力推動傳統產業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發展。

（二）以工程師交互建構科技知識對接機制

國有企業組織轉型需要大力培養卓越工程師，發揮工程師團隊的主導作用。投入和對接前沿研究、基礎研究，支持和帶動全產業鏈企業轉型升級，要求核心企業發揮中間橋梁作用，工程師團隊是其中的關鍵。在企業組織中，工程師團隊是技術路線圖的實施者、生產一線的指導者，掌握從科技知識轉化為生產實踐的“密碼”。生產技巧和慣例既是工程師團隊在反復試制樣品、吸收生產線和客戶端反饋的過程中總結出來的經驗知識，也是存在于工程師團隊內部的“緘默知識”。在企業組織下，要將科學家、研發人員、工程師、技術工人整合起來，就需要發揮工程師團隊的紐帶作用。一方面，工程師要“上移”參與科學研究、技術和產品研發，加深對基礎知識的理解，并對科研工作提出基于實踐的工程學建議；另一方面，工程師要“下沉”參與生產、銷售等一線環節，給予及時指導，搜集整理一線員工的工藝、營銷等改進意見，將之轉化為反饋研發環節的經驗知識。此外，工程師團隊還要向上下游環節的科研人員和技術工人吸納合理建議。國有企業應當搭建交互平臺，在“干中學”“用中學”中探索從科學到技術再到產品的知識對接機制，而這也是工程師不斷成長的過程。國有企業應高度重視工程師的主導作用，形成組織內生的工程師培養機制和培養體系，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卓越工程師。

工程師的重要作用還在于推動技術知識擴散以帶動上下游企業組織轉型。在“中心—外圍”的企業生產網絡中，核心企業對外圍企業的技術輔導既能建立產供銷渠道，還能促進上下游企業轉型升級。國有企業應當激勵科研院所、企業研究院等機構的科學家、研發人員、工程師參與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技術升級和產品研發。國有企業工程師團隊的幫助和指導能夠讓技術知識擴散開來，加強上下游協同，推動全產業鏈發展。一方面，國有企業應主動派出工程師進駐上下游企業，輔導技術改進，協助組織重構，培訓工程師和工人，增強相關企業的創新能力——技術輔導合約中還可以簽訂價格、供銷量和退出機制等條款，為企業自身生產合格零部件，開辟穩定銷路，向不符合技術標準的企業制造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應積極吸納上下游企業的技術人員，使之進入核心企業工程師團隊以近距離觀察、學習、參與研發過程和工程實踐，從中學習和掌握默會知識，不斷提高其對科學原理和組織經驗的理解力，將先進理念和知識帶回去，促進科技知識貫穿對接，培養一支新型勞動者大軍。搭建此類交互平臺，不僅可以為各類人才創造施展才華的舞臺和機會，而且可以增強人才流動性，讓人才通過知識變現獲得合理回報，激發其活力和創造力。

（三）以監管導向建構創新戰略長效機制

建構創新戰略長效機制，應當堅持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進一步強化國有企業的戰略控制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科技自立自強，建設科技強國，是黨和國家的重要戰略舉措。國有企業的黨組織是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的決策執行者。在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中，黨委會要發揮定戰略、統大局、謀長遠的作用，保證黨中央決策部署特別是科技創新戰略任務的貫徹執行，以黨的意志為意志，黨的戰略為戰略。黨委會對國有企業創新活動發揮領導和監督的導向作用，能夠指引和確保國有企業始終堅持正確創新方向，克服國有企業負責人任期有限和干部更替造成的短視。國有企業要選拔任用政治本領過硬、具備長遠戰略素養和正確政績觀的干部；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引進科技管理人才、戰略投資方和具備創新才能的職業經理人，充實企業管理層；吸收工程師、技工代表進入監事會或擔任創新顧問；發揮職工代表大會、工會、員工論壇的建章立制、建言獻策作用，使創新戰略的制定更加合理、執行更加有效。對于干部考核和企業監管，上級領導部門要完善創新投入、創新績效等指標及其標準，重點考察長期戰略執行情況，使國有企業行為更加符合創新導向。

此外，要建立健全創新導向的財務管理制度，規范資金使用和容錯機制，優化國有企業長期創新投入。長期創新投入不是對資金的濫用和浪費，因此，要制定創新投入的財務比例、專項使用等制度，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要轉變財務管理思路，在風險可控條件下追求合理回報；要加強創新投入的專項審計監督，堅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規范資金使用渠道方式，使資金投入更符合科研規律；對于前沿領域、基礎領域、未來產業等投資規模大、回報周期長的項目，要選準選好投資方向，保持戰略定力，同時建立和完善容錯機制；對于應用領域、最終消費品創新等，要形成靈活投入機制，支持多個研發團隊乃至多個相關上下游企業，容忍短期成本抬升。如此，便能煅造企業創新精神，形成創新文化氛圍，凝聚創新合力，使企業生成內生創新動力。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講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