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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李達是否在大躍進問題上與毛主席發生過爭論？

點擊：作者：胡新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4-09-22 08:26:20

【1958 年4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李達。右一為王任重】

在2021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媒體發表了大量的紀念文章。其中紀念李達的文章是亮點之一。在紀念李達的文章中，提得最多的三件事是：第一，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第二，毛澤東稱他為“理論界的魯迅”；第三，1958年，他就“大躍進”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爭論。

關于第一件事，2022年7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百年》中有記載：“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今興業路76號）開幕。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的李達……”關于第二件和第三件事，據筆者所能查到的歷史資料，則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毛澤東年譜》等著作中關于毛澤東和李達的交往

關于毛澤東和李達的交往，筆者根據《毛澤東年譜（1893-1949）》、《毛澤東年譜(1949-1976)》和《李達全集》（汪信硯主編，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版）中的記載并參考《李達年譜》（周可、汪信硯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版），簡述如下：1922年12月21日，李達應毛澤東之邀任湖南自修大學學長到達長沙。22日，湖南自修大學為李達開歡迎會。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同李達等創辦的湖南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創刊號出版。

1923年夏秋時節，在國共合作方式問題上，李達與陳獨秀產生嚴重分歧，同時不滿陳獨秀的家長制作風，憤然脫黨。此后，他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教學。

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在致老朋友易禮容的信中，詢問李達夫婦情況，并請代為致意。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澤東讀了三四遍蘇聯哲學家西洛可夫和愛森堡等人所著、李達和雷仲堅合譯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寫了約1.2萬字的批注。較多的批注集中在認識論和辯證法上，尤其集中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部分。其中關于對立統一規律的批注最多，約占批注文字的一半。這些批注，是他為寫作《實踐論》《矛盾論》所做的直接準備。

1938年1月17日，毛澤東開始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全書共五篇。同年3月16日，毛澤東讀完李達《社會學大綱》全書。在閱讀此書過程中，他寫了一些批注。

【1948年，毛澤東致李達的信】

1948年11月9日，毛澤東致信李達：“鶴鳴兄：吾兄系本公司發起人之一，現公司生意興隆，望速前來參與經營。”

1949年5月18日，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會見李達。當晚，李達住毛澤東處。

1950年8月20日，毛澤東應時任湖南大學校長的李達請求，寫了“湖南大學”的校名后，致信李達：“校名照寫如另紙，未知是否合用？我不會寫更大的字，你們自己去放大。”新中國成立后，重新入黨后的李達積極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他寫的多篇關于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的重頭文章在全國影響很大。他積極參加各項社會政治活動，例如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整風反右、“大躍進”和反右傾等。他撰寫過多篇重頭文章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胡風，批判胡適反動思想，批判梁漱溟，等等。

1951年3月27日，毛澤東復信李達，信中說：“兩次來信及附來《〈實踐論〉解說》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謝謝您!《解說》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這個《解說》極好，對于用通俗的言語宣傳唯物論有很大的作用。”“關于辯證唯物論的通俗宣傳，過去做得太少，而這是廣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學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寫些文章。”毛澤東在信中還提出了幾點修改意見。

1952年9月17日，毛澤東就李達寫的關于《矛盾論》的解說文章給他寫信，提醒文章中要注意的一件事。

1954年12月28日，毛澤東復李達：“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兩篇文章（指批判胡適的兩篇文章，后面會提到——筆者注），收到看過了，覺得很好。特別是政治思想一篇，對讀者幫助更大。似乎有些錯字，例如‘實用主義者主張物質的第一性和意識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實用主義時，對實用主義所說的實用和效果，和我們所說的大體同樣的名詞，還需加以比較說明，因為一般人對這些還是混淆不清的。”“你的文章通俗易懂，這是很好的。在再寫文章時，建議對一些哲學的基本概念，利用適當的場合，加以說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夠看懂。要利用這個機會，使成百萬的不懂哲學的黨內外干部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未知以為如何？”

1957年6月9日晨2時，毛澤東修改形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草稿第七稿，注明為“毛澤東六月八日修正稿”，并批示“即打清樣三十五份，于本日上午九時交楊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晚上毛澤東同李達談話。

值得一提的是，自從這次談話后，李達寫了多篇重要文章，解讀和宣傳《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還把研究《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他的終生重要研究課題之一。因此，這次談話應該與《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有關。

1965年，毛澤東在李達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上冊第三章第一節“兩種對立的發展觀”中批注：“辯證法的核心是對立統一規律，其他范疇如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聯系、發展等，都可以在核心規律中予以說明。蓋所謂聯系就是諸對立物間在時間和空間中互相聯系，所謂發展就是諸對立物斗爭的結果。至于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應與現象本質、形式內容等等，在核心規律的指導下予以說明。舊哲學傳下來的幾個規律并列的方法不妥，這在列寧已基本上解決了，我們的任務是加以解釋和發揮。至于各種范疇（可以有十幾種），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對立統一去說明。例如什么叫本質，只能說本質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類推。”

毛澤東的這個批注，與《李達全集》中的下述內容有關。

據《李達全集》第二十卷的李達書信部分記載：李達在1961年8月28日在給武漢大學余志宏的信中寫道：“日前見到毛主席，在談話中，主囑我把社會學大綱修改出版。我說現在的精力不濟，他說可找幾個得力的助手幫忙。我表示照做。因此，我想回校后即開始這一工作……請你替我考慮一下，并大力予以支持。假我數年，擬首先完成下面幾項工作：一、《唯物辯證法》——即社會學大綱上半部的改寫。至于下半部不擬改寫了。二、《中國革命的唯物史觀》——已有一些輪廓。三、修改《〈實踐論〉解說》。四、修改《〈矛盾論〉解說》。五、《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后記.六、《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面六項工作如能在三年之內完成，并且那時我還能活著，就再進一步搞別的東西。這是后話。”1961年9月，李達由廬山返回武漢后，即組建武漢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室，決定全部改寫《社會學大綱》，重新編寫一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1965年10月26日，在北京的李達致信他的學術助手陶德麟：“幾年以來，我們毛澤東思想研究室的同人，主要是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但這書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以反修為綱寫成的。用毛澤東思想寫這本哲學大綱，這是毛澤東思想研究的基本工作。”

另外，還有四次有關毛澤東和李達接觸的記載，將在本文后面逐一提到。

查不到出處的“理論界的魯迅”

無論是《毛澤東年譜（1893-1949）》、《毛澤東年譜（1949-1976）》（以下簡稱《年譜》）、《毛澤東選集》，還是《毛澤東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書信選集》等，都查不到“理論界的魯迅”這句話。《李達年譜》中也查不到。那么，這句話是從哪里來的呢？

2017年9月，一些報刊和網站上出現了一篇關于“理論界的魯迅”的文章。該文稱：1956年7月，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去看望在武昌東湖賓館下榻的毛澤東。毛澤東當面評價李達說：“你是黑旋風李逵。但你可比他李逵還厲害，他只有兩板斧，而你鶴鳴兄卻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義、大勇，還比他多一個大智。你從‘五四’時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算起，到全國解放，可稱得上是理論界的‘黑旋風’。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哪個沒有挨過你的‘板斧’？”“你就是理論界的魯迅，我一直就是這么個看法！”此文是眾多關于“理論界的魯退”的文章中唯一有時間有地點有談話內容的文章。

但是，據《年譜》記載，毛澤東在1956年7月沒有到過武漢。毛澤東在1956年到過兩次武漢。一次是5月3日，“六時，乘專機離開北京，上午十時半到達武昌，在東湖客舍（今東湖賓館）同王任重談話。下午四時半，乘專機由武昌到達廣州，住小島招待所（今珠島賓館）”。另一次是從5月31日到6月4日。《年譜》中記載了毛澤東每天的詳細活動內容，其中第一天出現了李達的名字：“5月31日晨七時二十分，由長沙乘專機到達武漢。上午八時四十分，在長江船上聽取關于武漢長江大橋工程情況的匯報，羅瑞卿、楊尚昆、王任重、張體學、宋侃夫、陳再道、李達等參加。隨后，毛澤東下水游泳，從蛇山北邊游到漢口的淡水池附近，約十五公里，歷時兩小時。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橫渡長江。”隨后三天是聽取匯報：參觀工廠和工業展覽會，到長江游泳。6月4日，毛澤東乘專機回到北京。

這是前面提到的有關毛澤東和李達四次接觸記載中的第一次。順便提一下，《李達年譜》中也沒有李達在1956年7月看望毛澤東的內容。因此，那篇文章所說的時間地點并沒有發生所述的事情，那段談話內容也就無從談起。

那么，是不是時間有誤呢？再查一下《年譜》中的相關內容，即從1953年至1958年毛澤東在武漢的足跡。李達是1953年2月23日就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毛澤東于1953年2月16日晚到達漢口，19日上午離開。此時李達尚未就任。1954年10月31日下午，毛澤東乘專列去廣州，途中在武漢稍作停留未下車。1557年9月5日下年到達武昌后到長江游泳。第二天聽取匯報，參觀工廠和即將通車的武漢長江大橋。9月7日召開地方黨委負責人座談會。下午5時離開武漢去長沙。這些行程都沒有與李達有關聯的內容。

一些媒體上發布的毛澤東和李達在一起的照片，據筆者查到的資料，是出自《毛澤東與武漢》（《毛澤東與武漢》編委會編，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一書。這本有兩張毛澤東和李達在一起的照片。一張在該書第99頁，注明：“1958年4月6日，毛澤東在武漢體育館召開的武漢科技界大躍進大會上向代表招手致意。”另一張在該書的第105頁，注明：“毛澤東由武漢大學校長（右一）陪同，接見武漢社會科學界人士。”值得一提的是，該書從99頁到105頁都是1958年4月毛澤東在武漢的照片。此前連接的頁面是1953年毛澤東在武漢的照片，此后連接的是1958年9月毛澤東在武漢的照片。

1958年，毛澤東到過五次武漢時間分別是：4月1日至12日、5月1日至2日、9月10日至15日、11月15日至12月13日（其間11月21日至27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12月28日（從廣州回北京途中短暫停靠武昌）。

上面提到的兩張照片，是前面提到的毛澤東和李達的四次接觸中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拍攝的。關于第四次接觸，據筆者查到的資料，是來自原湖北省委副秘書長梅白的回憶文章和時任湖北省委書記、后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王任重的回憶文章。

梅白的回憶文章中有一節的標題是：《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文中寫道：

1958年，李達同毛澤東有點分歧……李老要我陪他去“找潤之”。當時主席在陳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羅談話。我請陳毅轉告主席，說李達求見。不料李達一見毛澤東就發起火來：“潤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句話通不通？”我起緊說標語是武大學生在調查中發現的，毛澤東要我寫出這個口號來。我說：“我也收到群眾來信，請求公開批判這個口號，我以‘襲同文’名義寫了：《論口號不能亂報》。”毛澤東看后說：“這個口號同一切事物一樣也有兩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講可以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并且又用紅軍長征等歷史來加以說明。李達聽得不耐煩，打斷了毛澤東的話，說：“你的時間有限，我時間也有限，你說這口號有兩重性，實際上是肯定這口號是不是？”毛澤東當即反問：“肯定怎樣？否定又怎樣？”李達氣沖沖地說：“肯定就是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無限大，人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離不開一定的條件。我雖然沒有當過兵，沒有長征，但是我相信，一個人要拼命，可以'以一當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是要有地形作條件，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是無限大的。現在人的膽子太大了。潤之，現在不是膽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則可能是一場災難。”我見李達越講越激動，未等他把話說完，便彈了李達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講了。恰好被毛澤東發覺了，他也生氣地說：“小梅你不要搞小動作，你讓他說，不劃右派。”李達繼續說：“你腦子發熱，達到39℃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41℃，42℃……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毛澤東聽到這話就坐不住了。

此文章發表在《春秋》1988年第1期上。

1989年第1期的《春秋》雜志發表了王任重的《滿篇謊言——評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黨的文獻》1989年第4期（第96頁）摘要刊登了王任重的文章，題目是《王任重認為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有多處失實》。該文共列出三條。其中第一和第二條內容如下：

1. 關于“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1958年10月（應為4月——筆者注）的一天，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李達，請他到東湖客舍甲所見見面。主席和李達談什么問題，我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事后主席告訴我，他對李達說：“你現在寫的東西（可能是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是凈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沒什么創造性，沒有自己的見解。”1959年春節，我去看望李達同志的時候，把主席的意見轉告他。他說主席當時和他說過了，主席的意見是對的。什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種主觀主義的口號，毛主席沒有提倡過，湖北省委也沒有提倡過。關于“口號不可亂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寫的。如上所述，梅白寫的《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全是一派謊言。

2. 關于“毛主席會見卡斯特羅”。梅白說他帶著李達同志去見主席的時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羅談話，這就說謊說到無邊無際的地步了。當時卡斯特羅正在為古巴爭取獨立解放進行著最緊張的戰斗。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勝利的怎么卡斯特羅1958年9月到中國來了？據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過武漢，是我到王家墩機場迎接的。卡斯特羅當時沒有來，以后也未到過武漢。

這就是本文前面提到的毛澤東和李達的四次接觸中的最后一次。這次見面在前面提到的所有有關毛澤東的著述，如《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等中，都沒有與此相關的記載。

【李達主持編寫《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

但是，筆者在看完《李達全集》的新中國成立后部分，發現李達對毛澤東本人以及毛澤東的言論和著作都充滿了崇敬之情。對“大躍進”運動，他自始至終都是堅決擁護，不吝筆墨，贊不絕口。

1958年，李達發表了《整風運動的辯證法》（全文見《李達全集》第十八卷第392頁至410頁）。在這篇文章中，李達以十分興奮的心情講述了“大躍進”運動：“1957年5月以來我們憑借這種民主的新形式，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給我們帶來了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全面大躍進。”“農村的面貌有了顯著的變化，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為農業生產的大躍進打下了基礎。”“億萬農民蘊藏著的勞動潛力，異常深厚，一旦發動起來，有如原子爆炸，連鎖反應，蔓延全國。”“這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大奇跡。關于糧食增產的指標，各地英雄的農民爭取3年、5年、7年的期間《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福建爭取7年成為千斤省，廣東爭取10年成為千斤省。全國農民千方百計要實現增產指標。他們要苦戰3年，爭取改變農村的全部面貌。所有這些豪邁的計劃，在黨的領導下，完全有把握可以實現。農業合作化的這種生產關系的優越性，是能夠使農民充分發揮勞動創造性，使產量躍進到非常的高度的。農業生產大躍進仍在繼續進行，截至目前，小麥的最高產量已達每畝7000多斤，水稻的最高產量則更已達到36000多斤，全國各地普遍出現了大面積豐產，今年早稻增產了800億斤，而農業生產的潛力的發揮還不過剛剛開始。”“幾年來的實踐，特別是1957年冬季以來，農業生產大躍進、工業生產大躍進及其他一切事業大躍進，完全證明了這條總路線的正確。”

1959年1月24日，李達在《新武大》第292期上發表《共產主義社會的兩個階段》。李達指出：“1958年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一年，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遙遠的將來的事情，實現共產主義成了當前幾億人民最感興趣的話題。”

1960年1月1日，李達在《新武大》上發表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和總路線的紅旗前進》。文中寫道：“國內的形勢是好得很，好得很，好得很。1959年是在1958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躍進的一年。”

李達是一位對“大躍進”運動持這樣態度的學者，他有可能批評毛澤東“你腦子發熱，達到39℃高燒……嗎？

關于李達與胡適、梁啟超、張東蓀和江亢虎

那篇關于“理論界的魯迅”的文章稱毛澤東贊賞李達：“胡適、梁啟超、張東蓀、江亢虎這些‘大人物’哪個沒有挨過你的‘板斧’？”

據《李達年譜》記載，1921年5月1日，李達在《新青年》第9卷第1號發表《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批駁了梁啟超的幾個觀點。1923年8月14日至17日、19日、21日，李達在長沙《大公報》副刊《現代思想》連載《社會主義與江亢虎》。文章揭露了江亢虎社會主義學說的謬論，闡述馬克思主義者的社會主義觀點，澄清俄國革命的性質。《李達年譜》中沒有張東蓀挨過李達“板斧”的內容，最多的是胡適挨李達“板斧”的內容。

1954年12月20日，李達致信毛澤東并寄去《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適思想批判》兩篇論文，毛澤東在12月28日的回信前面已經提到，在此不贅。12月25日，李達在《新武大》第134期發表《胡適的學術思想批判》。12月31日，李達在《人民日報》發表《胡適的政治思想批判》。1955年1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胡適反動思想批判》。同年3月再版，其第一節“胡適哲學思想批判”被《新華月報》1955年第2期轉載。第三節“胡適政治思想批判”以《胡適反動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為題發表于《長江文藝》1955年2月號，經修改后被收入《胡適思想批判(論文匯編)》第3輯(三聯書店，1995年版)。李達在這些文章中認為：“四十多年來，像胡適那樣在中國文化教育界宣傳崇美親美，散布反動思想毒素，鞠躬盡瘁，始終不渝的人，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來。”

1956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達的《實用主義——帝國主義的御用哲學》。順便提一下，這個時間點也是那篇文章說毛澤東稱李達是“理論界的魯迅”的時間點。該書在李達《實用主義——帝國主義的御用哲學》（《哲學研究》1955年第4期）一文的基礎上，增補了三小節，分別為“胡適為什么宣傳實用主義”、“胡適怎樣宣傳實用主義”和“胡適的實用主義在反共和賣國方面的表現”。李達指出，胡適生長在官僚、地主兼資本家的家庭，養成了反革命的意識，后來留學美國，形成了崇美思想，反對辛亥革命，信奉基督教，接受了實用主義，確立了所謂的“世界主義”，反對愛國，實際上成為美國侵略中國的開路先鋒。“胡適是實用主義者=世界主義者，是世界公民=美國公民，是無抵抗主義者=反愛國主義者=亡國主義者，是美帝國主義走狗=文化漢奸=賣國賊。”回國后，“胡適為了執行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首先充任美中文化結婚的媒婆，為美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人心”。他提倡亡國主義，反對愛國主義;宣傳實用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否認中國文化的價值，提倡世界主義文化，全態接受美國文化。“胡適賣國的言論和行動，一直是仰承美帝國主義的意旨，并與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措施相配合的。”李達最后概述了胡適在中國革命的各個階段的反共和賣國表現，痛斥胡適等的賣國集團淪為美國的兒子。

1956年11月，李達在《武漢大學人文科學學報》第1期發表《胡適反動思想批判》。他指出，當前中國正處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國內外反革命派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方法多種多樣，其中之一是用資產階級思想反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用唯心主義世界觀反對唯物主義世界觀。因此，黨在思想工作中的基本任務，就是宣傳唯物主義思想，反對唯心主義思想，對全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

回顧李達與毛澤東交往的歷史以及李達的研究和教學歷程，毛澤東是否說過李達是“理論界的魯迅”，李達是否就“大躍進”問題向毛澤東“發火”，其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了。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覽”，原標題《毛澤東是否說過李達是“理論界的魯迅”》，原刊于《黨史博覽》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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