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 11 月,中國代表團先后出席了在莫斯科舉行的 12 個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及 64 個共產黨。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中國將用 15 年左,在鋼鐵等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上趕上和超過英國。
“大躍進”中的毛澤東
——《毛澤東年譜》學習札記
徐久剛
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發生的“大躍進”,是黨的重大決策。當今不少人認為，大躍進是毛澤東貪多求快、好大喜功、背離實事求是的產物。持此種觀點者學界政界亦不乏其人。近來，筆者在認真閱讀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先后主編、出版的 《毛澤東傳》、《毛澤東年譜》 之后認為，翔實的史料表明，從總體看，毛澤東在大躍進時期還是自覺堅持實事求是的。大躍進的發生，是由當時的歷史條件決定的。列寧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1949年10月1日，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出現在世界東方。經過短暫的過渡時期，1956年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發展速度是快一點好還是慢一點好，這是中共領導人必然考慮的重大議題。1956年1月20日，毛澤東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的講話中說：有兩種領導方法。 兩種方法中間，我們不選擇那種落后的、使事業辦得壞的方法，而要采取第二種方法，就是使事業辦得更快些、更好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又說：我們講的是實事求是的合乎實際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觀主義的多、快、好、省，總是要盡可能爭取多一點，爭取快一點。1958年4月8日下午，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在工作匯報中，著重批評了福建某些領導人的中庸之道、不敢躍進和求穩的思想。 毛澤東表示贊同,說：所謂穩當可靠，實際上，既不穩當又不可靠。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
1957 年 12 月 12 日和 1958 年元旦,《人民日報》先后發《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和《乘風破浪》,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口號,表述了總路線的基本思想。1958年11月25日，在會見朝鮮政府代表團時，毛澤東說：農民苦得不得了。我們人多，很窮，百分之七十是下中農，吃的穿的都不夠，房子也很簡陋，也很不衛生 。1960年3月7日晚，在廣州會見到任不久的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時，毛澤東說：我們還很窮，人口多。人民要求擺脫這種處境，所以要鼓足干勁。這就是說，發展要快一點。1960年4月15日，在會見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代表團時，毛澤東又說：中國是一窮二白，窮就東西少，糧食少，油類少，鋼鐵少，機器少，各種東西都少。中國這么多人，又這么窮，這成一個什么樣子！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窮，對于有志氣的新中國人民來說，理當“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以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理念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執政之后，面對陷于窮困之中的廣大人民，不急于在可能的條件盡快發展，使人民生活盡快得到改善，這是不合情理的。毛澤東考慮到當時的國際環境，帝國主義隨時可能會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我們的工作要放在他可能提早突然襲擊這么一點上。所以，我們的工作應該加緊一點，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只要是行得通的，有根據的，不是冒險的，不是盲目的，盡可能提早一些時間，那就越好，越有利，我們取得主動。”1963年9月上旬，他把這一思想表述得更為明確、更為久遠：“如果不在今后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后于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的講話中說：“我們這樣的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用‘偉大的’這幾個字。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是偉大的建設事業。6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么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里。國民黨蔣介石專政22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400多萬噸，明年突破500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1959年12月毛澤東在讀書批語中寫到：中國現在還處在被人看不起的地位，這是有理由的，因為我們還不行。這么大的國家，只有這么一點鋼，人民生活水平這么低，有這么多文盲。人家看不起我們，對我們有好處，逼著我們努力，逼著我們進步。1960年4月13日晚釣魚臺的會議上，毛澤東說：你這么一點鋼，年產才1300萬噸，看不起你是應該的。等我們年產1億噸鋼，看得起的看得起，看不起的也要看得起。其實這一肚子氣早已有了，100多年來人家說我們是“東亞病夫”。中國處在一窮二白，窮者鋼不多，白者科學文化落后，這要記住。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澤東視察河南新鄉縣七里營。毛澤東說：“找一個國家來比賽，這個辦法很有意義。這是政治鼓舞，不是物質刺激。”這句話雖然說在1959年底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的時候，其思想早在1956年就有了。首先提到的是趕美超英。1956年2月28日晚，聽取電力工業部匯報。當匯報到我國電力生產要50年才能趕上美國時，毛澤東說：就在這個世紀趕上它，并且超過它。8月30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講話中，再一次豪氣沖天地和美國較上勁。他說：“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100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 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時說：再過15年，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那時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變了。12月，毛澤東談到蘇聯趕美、中國趕英時，提出用15年在電力、煤、鋼的總量上趕上英國。1959年12月下旬，在閱讀蘇聯 《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第三版的批語中寫道：“我們提出趕英，第一步按主要產品產量來趕，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產量來趕。造船業、汽車制造業，我們還比他們落后得很遠，我們一定要爭取趕過他們。”毛澤東還提到和蘇聯比。1960年3月7日晚，他在廣州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契爾沃年科。在大使說到蘇聯正想辦法用4年、最多5年的時間完成七年計劃時，毛澤東說，七年計劃如果能夠在四五年完成，那對于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我們現在得趕一趕。現在我們有了些成績，但是成績還很小，我們還很窮，人口多。人民要求擺脫這種處境，所以要鼓足干勁。毛澤東甚至還想到和資產階級比。那是1960年1月9日下午，在上海錦江飯店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時，他說：高速度發展你不信？在人類歷史上，資產階級統治的300年是一個大躍進。 資產階級能夠實現大躍進，無產階級為什么不能實現大躍進？為什么中國共產黨建國后23年的歷史 (到1972年) 不能超過他們呢？此處所引，旨在說明毛澤東借助這些比較，從中獲得鼓足干勁、激勵自己加速前進的力量，至于這些對比是否完全科學，則是另外一個問題。1958年1月30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第14次會議。在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共19人發言后，毛澤東說：“現在的情況是全國人民都振奮起來了，我們要適應這種情況，我相信也能夠適應這種情況。人是在環境中生活的，現在這個環境很有利于我們進步。”次日，毛澤東在 《工作方法60條 (草案)》 的前言中寫道：“我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1956年在社會主義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勝利，1957年發動整風運動，又在思想戰線和政治戰線方面取得了基本的勝利，就在這一年，又超額地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現在看見了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人民群眾在生產戰線上這樣高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國人民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內在鋼鐵及其他主要工業生產品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這個口號所鼓舞。一個新的生產高潮已經和正在形成。”1958年2月3日發表了毛澤東審定的 《人民日報》 社論 《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社論主要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化工部、河南省也相繼提出工作上的高指標。2月18日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說：“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生產高潮。以前沒有解放，一部分上層建筑，一些環節，有錯誤、缺點，生產關系上不完善。因為整風，就改善了，破壞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較好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平等了，能講話了，可以貼大字報了，老爺氣少了。這樣，群眾就高興了，就來了一個生產高潮。”“處在這個大的群眾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產黨要采取態度。 以后反冒進的口號不要提，反右傾保守的口號要提”，“群眾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革命熱情。所以，我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要適應這種情況，工作方法要改變，不改變就不能繼續前進。”鄧小平1958年2月28日報送毛澤東的《中共中央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指出，現在反浪費、反保守的群眾運動，已經在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商業、文教衛生等部門、國家機關、黨群機關等方面開展起來了。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生產大躍進和文化大躍進的運動。這是筆者在中央文獻中第一次看到“大躍進”的概念。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在 《介紹一個合作社》 一文中寫道：“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 躍進之勢，躍然紙上。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并為毛澤東所倚重的胡喬木，1994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一書。對于1958年大躍進，他在書中寫到：“1957年，幾件事情影響到1958年的‘大躍進’。為什么提出‘大躍進’？一是反右派斗爭勝利了。毛主席覺得是很大的勝利。完全是群眾性的斗爭，把資產階級右派打退了。國際上各國共產黨開了莫斯科會議。蘇共原準備了一個宣言稿子，我們黨提了許多修改意見。后來由我們黨重新起草一個稿子……被接受了，蘇共的同志對我們黨說了許多好話。”、“毛主席對這個會議非常滿意。加上蘇聯的人造衛星上天，毛主席這時確實感到勝利在我們一邊，提出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特別是他相信中國黨領導經濟建設，能夠有更快的發展。整風中工人貼了很多大字報，毛主席在上海看了幾個工廠的大字報，感到群眾發動起來了，群眾中蘊藏著很大的積極性。這些都為‘大躍進’ 的提出打下基礎。”、“有這些內外因素，毛主席覺得可以探索一種更高的發展速度。把群眾發動起來，生產一定會大躍進。”胡喬木并非全面闡述大躍進的動因，但此處所述，特別是關于國際條件方面，對于我們全面、客觀地認識1958年之所以會有大躍進，是很有助益的。根據上述，我們有理由相信1959年8月17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所說：“中國要搞大躍進，這是不可避免的”，是有根據的，而非主觀臆斷。對于這種革命性的群眾運動，共產黨人只能堅定地站在革命群眾的立場上，善于發現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保護、愛惜這種積極性。有道是“氣可鼓而不可泄”。人們常說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竊以為，這里的“發動”二字還可研究。此種表述，突顯了毛澤東個人的領導作用，卻忽視了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也未必符合歷史真實。發動發動，不“發”不“動”。事實是：在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已有相當的顯現即已經“動”起來之后，這才提出了“大躍進”這個口號，順勢而行，引領群眾“奔向社會主義前方”。新中國建國后發展速度要快一點，這不僅僅是毛澤東一個人的思想，而是全黨的思想。在1956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工作報告中說：“建設速度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擺在我們面前的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革命就是為了最迅速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國經濟本來很落后，我國的外部還有帝國主義，只有盡可能地加快建設，才能盡快地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基于上述，就大躍進口號的提出而言，毛澤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或者說是有實事求是的基礎的。大躍進，不僅是毛澤東個人的意愿，也是全黨、全國人民的意愿。
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和通過了劉少,正式通過了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圖為大會。左起: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在大躍進中面對高速度、高指標時，一次又一次詢問有沒有措施？有沒有根據？有沒有可能？有沒有留余地？1958年3月11日，大躍進初始，毛澤東主持成都會議。在聽取匯報中說：現在有些虛，不要老加計劃，要有措施。沒有措施，工人沒有信心。許多事要有具體措施，才有保證。計劃要和措施結合，否則會落空。22日, 針對鐵道部 《關于全國鐵路十五年(1958-1972) 新線發展規劃》 修建8萬公里鐵路的躍進計劃，他致信鐵道部長滕代遠：“鐵道文件，還宜作些補充，才有充分說服力。例如：每一條路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經濟價值，有些是國防價值或政治價值；8萬公里需要用多少錢，有無可能，每一個五年各需用多少錢，有無可能；鐵道系統如何反教條主義。這些要一起寫進去。”25日，在成都會議的第5次講話中說，希望一些過高的指標不要那么太高，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至少有些東西不要去登報。做是一件事，講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講也要謹慎些，給群眾留點余地，給下級留點余地，也就是給自己留點余地。他還說，支票開得太多，后頭難于兌現。今年這一年，群眾出現很高的熱潮，我很擔心我們一些同志在這種熱潮下面被沖昏了頭腦，提出一些辦不到的口號。我并不是想消滅空氣，而只是要求壓縮空氣，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些，不是要下馬，而是要搞措施。4月1日，毛澤東主持武漢會議。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在匯報中說，河南一年實現綠化。毛澤東問他：你們怎么能一年實現綠化？勸他把指標修改一下，規劃調整一下。次日，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匯報水利問題，毛澤東說，你們能3年改變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懷疑，多搞幾年也不要緊，你講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們恐怕趕不上，不要蠻干。不要過早宣布完成水利化，要留有余地。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開幕，劉少奇在工作報告中，對中央根據毛澤東倡議提出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作了說明。在此前后，毛澤東不止一次地指出，要把“多快”和“好省”統一起來。26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等：“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 這個口號提出以后，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原注) 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發現此文，令毛澤東興奮異常，建議給提出用 “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的人授予“第一號博士”的榮譽稱號。7月3日，閱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趙紫陽給中共廣東省委的信，毛澤東在以《介紹一封信》為題的批語中說：我同意趙紫陽同志的意見，早稻每畝能收300斤已經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長50%，何況還有350到400斤的希望。原先800斤指標是高了，肥料和深耕兩個條件跟不上去。8月19日，在北戴河召集的各協作區主任會議上，毛澤東說：要圖快，武鋼可搞快些，但各縣、 社都發揮鋼鐵積極性，那不得了，必須有控制。各級只能辦自己能辦的事情。每個合作社不一定都辦鋼鐵。要有所不為而后才能有為。10月25日，派吳冷西、田家英去河南調查人民公社一事。毛澤東說：下去調查中面對眼花繚亂的實際情況要能夠保持冷靜的頭腦。要深入實際，實事求是，心中有數，頭腦清醒，做冷靜的促進派。要了解各種人的真實想法。11月9日，鄭州會議討論 《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毛澤東在會上說：許多問題，我不清楚你們是根據什么這樣提出的。工業方面，為什么搞4億噸鋼？到1962年搞多少噸？ (李富春：搞1億噸。) 剩下5年就增長3億噸，怎么增法？綱要在內部一公布，一傳就都傳出去了，主要是鋼、機床、煤、電4項指標嚇人。過去我們提的是十五年或者更短一點時間總量上趕上英國，現在是提按人口平均趕上英國，是不是還要加一個更多一點時間，到那個時候辦不到怎么辦？次日，他又說到這件事：現在寫的四十條，我有許多懷疑，為什么你們搞了那些指標，我還沒有得到你們的根據。14日，毛澤東到湖北孝感。當聽匯報說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稻谷“萬斤田”時，他當即回應：我不相信。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的。他說：靠不住，誰驗收也靠不住。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召開，會議主要討論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
第一天會議上毛澤東講的第7個問題是減少任務。他說：水利建設，還有別的任務，實在壓得透不過氣，壓得太重。他直接點了譚震林、廖魯言搞的那個今冬明春水利工程搞一個1900億土石方的安排。他說，我看這樣搞下來中國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1/3，不死1/3也要死1/10。中國5億農民，1/10就是5000萬人。如果死了5000萬人，那個時候至少我的職要撤掉，你們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職問題，我這個頭也沒有了。你(指曾希圣) 是想多搞的，你搞多也可以，總是不要死人。他還說，今年水利工程500億土石方，明年還是500億，一點也不翻，留一點給我們的兒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們統統搞光！比如鋼3000萬噸，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現在才搞到800萬噸，就是6000萬人上陣，明年3000萬噸鋼，要多少人上陣？毛澤東的求實之心，愛民之意，在此真個是躍然可見！他還明確表示，我們這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緊，搞得太緊了，就有斷弦的危險。在第二次講話中毛澤東說，我們提出實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的經濟計劃，我們的思想又熱，但是又有點冷。有相當的科學分析，比較實事求是，和我們的雄心壯志相結合，就避免了由于1958年的大躍進而產生的一些不切實際的缺乏根據的想法。現在我們把盤子放小，明年不搞3000萬噸，而搞1800萬噸到2000萬噸。現在要把空氣壓縮一下。要留有余地，提出的計劃低一點，讓群眾的實踐超過我們的計劃。1959年4月5日，毛澤東在上海主持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作題為“工作方法”的講話。在講到“多謀善斷”的方法時，舉了有關陳云的例子。他說，今年1月上旬陳云表示，武昌會議定的生產計劃難于完成。他這個人是很勇敢的。我聽了這個話，我就說，那拉倒，甚至于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陳云同志講估計今年完不成計劃，這種話應該聽。講到“留有余地”時說，成都會議講留有余地，后頭不留有余地了。他在說到“要善于觀察形勢”時，說武昌會議是被迫由3000萬噸鋼搞成兩千萬噸的，他坦然承認：此前，北戴河會議決議（指1958年要生產3000萬噸鋼）是大會通過的，通過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責任。13日，毛澤東到濟南東郊公社大辛莊生產隊看冬小麥生長情況，看到蔥綠茁壯的麥苗非常高興，詳細詢問小麥地的深翻和下種量、施肥、澆水等情況及今后的管理措施。在看到一片小麥實驗田邊木牌上寫著計劃畝產1000斤時，毛澤東對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鄭松囑咐說，到小麥收獲時，你們要親自組織一批干部收割和驗收，仔細稱一稱，看一畝地究竟能產多少斤。5月2日，毛澤東在寫給省、地、縣、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六級干部的 《黨內通信》 中提及農業生產問題。他說：“生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他在信中談到糧食問題時說：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這封信還強調講真話。他說：“生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8日，毛澤東審閱中共中央轉發湖北省委、廣東省委、河北省委關于人民公社和農村工作情況報告的指示稿。指示說：農業生產指標必須實事求是；經過一切努力能夠達到的，必須力爭達到；經過一切努力還達不到的，就應當修改，不要硬往下派。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確定了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決定1958 年要生產鋼 1070 萬噸，比 1957 年鋼產量翻一番。圖為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講話。6月13日，在中南海開會決定1959年鋼的產量計劃指標由上海會議確定的1650萬噸再下降到1300萬噸，基本建設項目也作了較大幅度的壓縮。當李富春在匯報中說工業增長超過了20%就是大躍進時，毛澤東說：農業超過20%是大躍進，超過30%就是特大躍進。現在動不動就搞增長一倍，怎么行呢？當李富春說計劃定穩一點，超額完成，大家心情舒暢時，毛澤東說：1956年緊張了，1957年降下來落實是必要的。現在的問題是去年緊張了一年，今年沒有及時降下來，現在的壓縮是必需的。最后毛澤東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一高，每天處于被動，工業指標、農業指標，有一部分主觀主義，對客觀必然性認識不足。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釘子，沒有經驗，總是不轉彎。過去開了那么大的腔，現在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那么高的指標，吹了，不要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農業以后不要公布產量了。工業，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8月下旬召開的廬山會議的初衷是糾正不合實際的高指標、高速度的“左”的傾向，結果適得其反。廬山會議錯誤地決定“反右傾”，使得持續不到一年的糾“左”成果付之東流，以“浮夸風”、“共產風”等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主張再度泛濫。即使在這種“反右”的背景下，毛澤東依然不忘從實際出發，至少沒有完全離開唯物主義的立場。9月19日，在天津郊區看了一個農場的水稻。農場負責人匯報畝產可達八九千斤。毛澤東沒有表示可否。筆者認為，這是毛澤東當時所能采取的唯一正確的態度。他自小生活在農村，當然知道當時這樣的高產是不可能的，依他的身份不能主動說出來，以免使匯報人尷尬，有失尊重；而表示首肯，這顯然是違心之論。大躍進以來的經歷，使毛澤東深深感到，看材料、聽匯報，不大靠得住。他需要更多地親自查看了解第一手的實際情況。10月23日，毛澤東離京南下，經天津、濟南、合肥、馬鞍山、南京、上海，30日到達杭州。一路上參觀視察，有農業，重點是工業，特別是鋼鐵生產，看了安徽的馬鞍山鋼鐵廠、東風鋼鐵廠和一個化肥廠。在行進的列車上，毛澤東向同行的安徽、江蘇兩省負責人了解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的情況。他們告知毛澤東：“情況還好。”、“糧食情況今年比較好，大面積的高產。”明年春天比今年春天“恐怕好得多。”當有人匯報“糧食問題心已經比較放下來了”，毛澤東很有懷疑，追問一句：“心放下來了？”答：“心比較放下來了。”毛澤東提醒他們：“還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夠儲備一年就好。”在糧食問題上，毛澤東記取一年多來的深刻教訓，頭腦冷靜多了。30日，在停在上海的專列上同上海市委、江蘇省委、安徽省委領導人談話。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說：我們明年有兩個硬東西，一個是明年想弄一畝地一頭豬，500多萬畝地，搞500多萬頭豬。毛澤東問：你明年能搞到啊？柯慶施說：搞得到。第二個就是無論如何想法子使糧食畝產能過千斤。毛澤東問：你今年晚稻七百幾？柯慶施答: 750。毛澤東說：750，達到1000，要增加1/4呀！同志，行不行啊？柯慶施說：現在我們想打破這個千斤關，這個關，不好過，過了千斤，以后就好辦了。毛澤東說：那你試試看，打打看，不要登報就行了。在廬山會議“反右傾”之后不久，1960年1月在上海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國家計委《關于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會議認為，1960年還將是一個大躍進年，可能比1959年形勢更好。會后，全國又開始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食堂，大辦養豬場等，一些原來確定減縮的基本建設項目重新上馬，高指標、浮夸風、命令風和“共產風”又嚴重泛濫起來。《毛澤東傳》 編者認為：“1959年冬和1960年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干最厲害的一段時期。”4月30日，毛澤東在詢問了氣候和水利建設情況后，針對劉子厚(省長) 關于河北水利建設搞三個冬春的說法指出：要搞十年，不是什么三個冬春，你三個冬春搞得完？我就不信。索性搞長一點，放長線,釣大魚。當日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同在天津主持全國農村工作部長會議后的譚震林、廖魯言及河北省委、天津市委的負責人談話，毛澤東問：國內國際的情況比較1月上海會議時是不是好一點？譚震林說：好得多。毛澤東問：怎么好得多？譚震林答：工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四化”，威力相當大。看起來，今年工業的產值可能翻一番。糧食形勢也是好的。我們派了十幾個參考團到安徽阜陽專區，考察的結果，他們反映的材料，事實上，那個死人是個別的，多數病人治好了，外流的人數也不多，而且糧食吃得相當多，并不是九兩（當時1斤為16兩———引者注）以下，實際數字比這個多。他們這里（指河北省）的大名縣也是叫做有糧食問題的，我們也派了一個組去摸，一摸，實際并不是什么8兩、12兩，而是吃1斤，人的臉都紅光滿面，不像吃8兩糧食的樣子。接著毛澤東以一句半信半疑的話作回答：實際的情況我們不大清楚。有些瞞產的，有些以多報少的，也有些以少報多的，不僅是中央的人不大清楚，省的人也不大清楚。4月下旬，毛澤東審閱修改鄧小平4月24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轉發聶榮臻關于“四化”（指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引者注) 運動宣傳報道問題的意見的指示稿。該稿說：“在‘四化’的宣傳方面，必須實事求是，不要隨便宣傳指標，并且要善于藏一手，做十分，說八九分，防止發生不切實際的浮夸風。”毛澤東將“說八九分”改為“說五分，甚至只說一二分，有些機密部分則一分也不說”，并在“防止”前加 “嚴格”二字。毛澤東的這一改動，昭示了他的求實之心。6月14日，毛澤東在上海錦江飯店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后三年補充計劃。在前一天的預備會議上已經決定降低指標，對計劃進行重新安排。一個鋼，一個棉花，一個糧食，一個鐵路。他說：1956年八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二五” 計劃，總理做的報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標打得低的那部分，現在誰說八大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呢？學習八大一次會議的那些經驗，寧可打低一點，在年度中去超過。按實際可能辦事，還打點回旋余地。今年和今后兩年的基本建設，盤子絕不可以搞得過大，數量不可不講，但要提出質量第一，把數量放到第二位。他還說,鐵道部同交通部今年（1960年）1月在蚌埠開現場會議的材料，我看了實在是很高興，土洋結合，小土小洋鐵路由地方搞，但是那個數目字現在看起來高了一點。那個時候說3年修5萬公里，現在納入富春這個計劃里邊的是25000公里。時間只有3年，指標恐怕要減下來。我們1949年接收政權時，全國鐵路只有兩萬公里，你3年工夫就搞那么多，還得了呀？這個東西要減下來，減到1萬公里大概可能，平均每年三千幾百公里。我這樣講不是泄氣，不是促退派，而是促進派，是為更好地躍進。不是紙頭上、口頭上留有余地，而是實際上真正留有余地，這個氣就可以鼓，干勁有鼓的余地，不然干勁就鼓不上去。6月中旬在上海召開的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僅用兩個小時寫就的《十年總結》，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視為對近二年大躍進的總結。他批評說：“管農業的同志和管工業的同志、管商業的同志，在這一段的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正如前文已經提及的那樣，在批評下屬的同志時，他不忘自我批評。毛澤東這樣寫道，“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在大躍進期間，下屬的錯誤，毛澤東本人的錯誤，都直接表現為大躍進的問題，這就使人們把對大躍進的評價、對毛澤東的評價直接聯系在一起。毛澤東從認識論方面檢查了犯錯誤的原因。《十年總結》 寫道：“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兩個小時，總結十年，一氣呵成，非常人所能為。這不僅是由于毛澤東才思泉涌，更由于他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肩負的責任重大，對建國后的十年，特別是大躍進的這兩年，全局在胸，時時回味，不忘歷史，借鑒經驗，思考未來，求成避敗，深思熟慮，水到渠成所致。偉大如毛澤東,也難以避免歷史局限性。《十年總結》 中的“七八兩月在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顯然是一個誤判。至于當時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旗幟”做出全面、正確的評價，更不可能。“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乃人之常情，毛澤東亦不能例外。這一重大的歷史任務，最終落在了鄧小平身上。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這一“三十二年總結”，把這一歷史任務完成了。
1958 年 3 月，中共中央在召開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視察農村時與農民交談。說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沒有完全丟了實事求是，還因為他面對作假、浮夸、“共產”、急于“過渡”等種種背離實事求是之事，持有堅定而一貫的明確反對態度。1958年秋，人民公社剛剛搭起架子，一大堆問題還擺在那里沒有解決，卻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并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試點。河北省徐水縣和河南就有這樣的試點。毛澤東得知此信息，派人調查,發現不少問題。為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去看一看。10月16日聽取徐水縣負責人匯報后，毛澤東對人民公社這種躍進式發展持有高度警惕，當即提出異議。21日，毛澤東在北京聽取河北省省長劉子厚匯報，發現了浮夸風和共產風。比如，一畝白薯2000斤虛報成8000斤；把幾個村的肥豬集中起來讓人參觀，弄虛作假；宣布全民所有制，所有個人財產和私人債務統統共了產，分配上實行完全的供給制。對此，毛澤東明確表示反對。他說：把豬并到一起，就不實事求是了；虛報不好，對虛報的人要進行教育，不要講假話；家具是生活資料，不歸公；私人債務一風吹，就是“共產”。由此引發了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界限的思考。11月4日，在專列上舉行的鄭州會議上，聽取吳芝圃“關于人民公社的新四十條起草情況的匯報”。毛澤東說：你現在牽涉到共產主義，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次日，在專列上他繼續主持鄭州會議。關于起草綱要問題，他說，我看搞個12年的，從1960年到1971年。這就比你們的延后了4年，我就比較右傾一點。當會上有人再次提出10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并說有些重點社已基本全民所有制了時，毛澤東說：“把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混同起來，恐怕不利。好像我們現在差不多了，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么快，太快了！奮斗太容易了！”6日，閱中宣部4日編印的《宣教動態》第134期刊載的《山東范縣提出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即“三年過渡”的報道。為了解其具體情況，他迅即委派陳伯達、張春橋專門到范縣了解情況。他聽了他們的匯報后不無幽默地說：“加一個0（即30年）也不行。”7日，繼續主持鄭州會議。會上點名批評了因辦人民公社而聞名的徐水縣。他說：徐水縣是獨立王國，許多事情沒有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對它沒有辦法。徐水把好豬集中起來給人家看，不實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鋼鐵“衛星”的數目也不實在，這種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對浮夸，要實事求是，不要虛報。9日，在鄭州會議上討論《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毛澤東說：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行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現在有些人總是想在三五年內搞成共產主義。次日，對新修訂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的第40條寫了批語：“浮而不實，愛好排場，謊報成績，表里不一，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在11月21日武昌會議的第一次講話中，毛澤東說，建設社會主義，我們沒有經驗，現在吹得那么厲害。有一種樹，叫鉆天楊，鉆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這個問題，我總是擔心得很。這不是說我們要慢騰騰的，所謂速度，所謂多快好省，是個客觀的東西。客觀上能速則速，不能速就還是不速。毛澤東講的第5個問題是消滅階級問題。這是一個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直接相聯系的問題。他說：階級哪一天消滅，我看還是吊著，總是要完全有保障，基本上沒有害了，才能夠宣布。我看宣布階級消滅這一條不忙，謹慎一點。是日晚，同胡喬木等人談話時，毛澤東說：虛報不好，比瞞報有危險性。報多了，拿不出來，如果根據多報的數字作生產計劃，有危險性，作供應計劃，更危險。針對大躍進中浮夸虛報風非常嚴重的態勢，毛澤東在會上專門講了一個“作假問題”。他要求在關于人民公社的決議里，把反對作假的問題專門寫一條，建議跟縣委書記、 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大相信。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經濟事業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實際越科學。即使檢查了，也還要估計到里頭還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來。希望中央、省、地這三級都懂得這個問題，有個清醒頭腦，打個折扣。12月1日，閱王任重11月28日報送的湖北隨縣金屯鄉干部弄虛作假，放出所謂水稻畝產6萬斤的衛星材料。毛澤東批示：印發八屆六中全會代表。王任重報送的材料說：今年9月，隨縣縣委在得知金屯鄉光大九社的一畝中稻試驗田是鄉、社的一些負責人強迫群眾用一天一夜時間將9.75畝中稻拔掉移栽在一畝田里，謊稱產量是6萬斤。毛澤東的批示和這個材料作為八屆六中全會文件印發，以警示浮夸作假。9日，八屆六中全會閉幕的前一天，毛澤東在講話中說：我們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不要外國人一吹，打開報紙一看，盡說干勁沖天,搞得神乎其神，飄飄然然。不要自己騙自己。毛澤東受浮夸風影響一度對糧食問題過分樂觀。經過“大躍進”的教訓，頭腦清醒多了。在1959年4月29日寫出的一封《黨的通訊》中，他反思說：糧食問題，“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問題是第一件大事”。這次《通訊》中的點睛之筆是“講真話問題”。他寫道：“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又勉強講能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6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到井岡山，頭一仗就是打敗仗。” 吳冷西回憶說：毛澤東講到他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因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團”，第三天才找到了起義隊伍，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毛澤東說他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吳冷西回憶，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再到上海會議，毛澤東多次作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20日，在劉少奇主持的專門討論報刊宣傳問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后，毛澤東聽取了匯報，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他為何要提出這個問題？這是因為在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報刊宣傳對浮夸風和共產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方面相當多的錯誤口號，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就是報紙在醒目位置提出，在全國產生重大影響。糾“左”,勢必也要總結這方面的教訓。28日，毛澤東從長沙給在武漢的周恩來打電話，商量廬山會議召開的具體問題。他說：人們的頭腦有些發熱，需要冷靜下來學點政治經濟學。因而，讀書成為其后召開的廬山會議的第一個問題。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閱山東省六級干部會議的《會議情況》。情況反映：棗莊市干部中急于過渡的思想苗頭較普遍。安丘縣一個公社調走一個大隊70頭母豬不給錢，嚴重影響了社員生產積極性。毛澤東在指示中指出：這些問題，“如不注意處理，定會要脫離群眾”。會議還反映，貪污浪費比較嚴重，不講真話。次日，他在轉發這個《會議情況》時另寫的批語中寫道：“山東發現的問題，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區都有，不過大同小異而已。問題嚴重，不處理不行。在一些縣、社中，去年三月鄭州決議忘記了，去年四月上海會議十八個問題的規定也忘記了，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又都刮起來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員很狂妄，毫無紀律觀點，敢于不得上級批準，‘一平二調’。”還指出：“對于這些人，應當分別情況，適當處理，輕則教育，無能者換人，違法者法辦。”上述正反兩方面大量事實表明：大躍進時期毛澤東是堅持實事求是的，說大躍進中毛澤東拋棄了實事求是，顯然是不實之詞。
1958 年 8 月 4 日，毛澤東在河北徐水縣視察。1957 年1 月18 日下午，毛澤東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聽取陳云關于財政經濟問題的報告。他在插話中說：各部門之間的比例究竟怎樣平衡才恰當？重工業各個部門之間的比例，輕工業各個部門之間的比例怎樣平衡才恰當？這個比例再搞五六年是不是能搞得出來？我希望縮短這個時間，并且不要付出（像蘇聯那樣）大的代價。他還說：有些東西現在不能定的，哪樣東西多，哪樣東西少？煤、電、油應該搞多少？輕工業究竟搞哪些東西？農業搞多大規模，投多少資？這要一個時期才能看得出來。現在腦筋里想的是主觀安排，有很多東西可以斷定是不合實際的。但是，不合實際為什么要安排？你不安排不行。現在只好開工廠，究竟開得恰當不恰當，那要將來才能知道。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沒有經驗就難免犯錯誤。在1962 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從哲學層面概述了上述思想。他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達到自由王國。”他還說：“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馬克思主義者對待大方向正確的群眾運動，基本立場只能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引領群眾。絕不能站在群眾對面，反對群眾；也不能站在群眾之外，指責群眾。群眾運動有錯誤，這很正常。1886 年12月28日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說得好：“要在理論上有清楚的認識（糾正群眾運動中的錯誤），最好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從自己的痛苦經驗中取得教訓。”1956 年11 月15日毛澤東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說“要保護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毛澤東在指導大躍進中的問題，是保護群眾社會主義積極性、引領群眾前進中的問題，是探求經濟建設中“科學平衡”、“適度比例”不斷“試錯”中的問題，是缺乏經驗、實實在在“難免”的問題。本文第一部分說明，大躍進的緣起，是有一定根據的。已經經過很多刪節的本文第二部分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大量事實表明，即便在大躍進中，總體來看，毛澤東并未離開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基本立場。筆者從2014年11月24日的《報刊文摘》登載的《楊尚昆日記中的重大歷史時刻》一文中得知，楊在1961年1月1日的日記中有對三年困難時期的記載：“目前國內情況的緊張，主要由于特大災害引起，一部分地區（全國來說大約是百分之二十），是工作上有錯誤。”一貫務實的老革命家、時任黨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私人日記所寫，我們應當相信，這是他當時的真實看法。傳言在1962 年初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大躍進中成績和錯誤之比有“三七開”和倒“三七開”之爭。通常毛澤東講成績和錯誤關系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但講到大躍進的問題，有時是一個指頭、二個指頭、三個指頭的問題，有時表述為有“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或者“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的地區”。而且，這些“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如河南、安徽等，問題主要是地方領導人圖虛名得實禍，作假胡夸，而非全是中央之過。這表明，毛澤東自認大躍進之后的情況是嚴重的。不過，造成這一后果，“人禍”不能忽視，天災也是原因。俄國十月革命后，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犯過不少錯誤。列寧的態度是：“我們事業的保證在于群眾自己負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俄國的責任。他們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從自己的失敗和錯誤中學習。”、“我們不害怕自覺地進行建設的群眾犯錯誤，因為我們只有靠自己的經驗，只有靠親自動手。”、“群眾既然進行斗爭，在斗爭中就不免要犯錯誤，共產黨人始終同群眾在一起，發現錯誤，向群眾進行解釋，加以改正，不斷地使自覺性戰勝自發性。同逐漸在斗爭進程中擺脫錯誤的群眾在一起比同站在一旁期待‘完全勝利’的知識分子、庸人、考茨基分子在一起要強得多。”當我們在半個多世紀后，回顧大躍進時期的問題時，重讀列寧的這些話，有助于獲得正確認識大躍進的思想方法。研究大躍進中的毛澤東，不能不說到大躍進中問題的責任，這是和實事求是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最初是毛澤東自己提出的。1959 年7 月23日上午，毛澤東在廬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講話中說：“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身上。”他舉出1958 年生產1070 萬噸鋼的指標是他提出的例子，表明他自我批評的真誠。1961年12 月20 日晚，毛澤東在中南海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時又一次說到這個問題。他說：過去幾年走了彎路各級領導都有責任，首先是中央負責，第一個要負責的就是本人。甚至連1959 年秋敏感的廬山會議，他也做了自我批評：廬山會議后為什么要全黨反右呢？這就不對了。我們前一段是反“左”的，“左”沒有反掉，又來一個全黨反右，右助長了“左”的空氣。不過，我們務必不能忘記1980年在起草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過程中，鄧小平說過的一段話：“講錯誤，不應該只講毛澤東同志，中央許多負責同志都有錯誤。‘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1981年3月27日，鄧小平在同總政負責同志談話時說：“大躍進開始時，有哪個人反對過？后來有些同志發覺有問題，毛澤東同志也發覺有問題。他召集的兩次鄭州會議，就是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的。筆者注意到，在經歷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毛澤東曾較真地說過，實際困難時間只有兩年半，1962年下半年情況就好起來了）之后，毛澤東認真地為一度灰頭土臉的“大躍進”正名，重提“大躍進”。1964年12月13日在審閱修改周恩來準備向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作的《政府工作報告》第四稿第一部分中談到實行技術革命、采用新技術處,毛澤東加寫一段話：“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動機與效果的統一論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躍進的良好動機，未能導致理想的效果。以高指標、高速度為主要表征的大躍進，未能很好地遵循客觀經濟規律，浪費了巨大的人力和資源，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因此，毛澤東不時提醒人們不要忘了1958年大躍進的教訓。1961年1月3日晚，在中南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問起1961年的方針。李富春說：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毛澤東認同了這個“休整”方針。接著又問：大躍進的口號能不能在1961年提？在鄧小平回答“今年元旦社論沒提大躍進，是提的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后，毛澤東認同了這一改變，說：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養生息。這實際上表明，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了大躍進有“得不償失、勞民傷財”的問題。對于不再提他頗為鐘情的“大躍進”的口號，毛澤東未表示異議，顯示了毛澤東的自我反省。同月召開黨的八屆九中全會前后，毛澤東多次講話，要求全黨恢復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的作風。他強調說：搞社會主義不能那么急，今后搞幾年慢騰騰，指標不要那么高，不要務虛名而招實禍。1961年12月18日在天津的專列上聽取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負責人匯報，談到1962年的生產規劃時強調：還是要留有余地，再搞計劃，要踏實，別搞主觀主義呀！要求實。你們各縣搞計劃不要一股勁高指標，也不要低指標，叫平均先進指標。這分明是總結大躍進高指標高速度的教訓之言。1963年8月10日，在會見印度尼西亞婦女代表團時，毛澤東說：現在我們也有困難，知識不多還要學習，特別是經濟建設我們不懂，雖然學了13年。再過13年，會懂得更多些。1965年1月23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余秋里匯報時，毛澤東插話說：多快好省，你們注意，不要鬧五八年、五九年、六○年那樣盲目多快，結果也不多，也不快。1965年2月21日上午在聽取薄一波匯報交通工作會議時，毛澤東在插話中談及1959 鋼鐵指標。周恩來說：當時的口號是一馬當先，萬馬奔騰，實際是一馬當先，萬馬讓路。毛澤東接著說：哪里是一馬當先，萬馬讓路？實際是萬馬都死了，頭一匹馬也死了一半，鋼不是降了一半嗎？薄一波匯報說會議開得不錯，毛澤東說：這些東西（指新技術項目表）靠不靠得住？不至于鬧1958年大躍進、1959年提出二千萬噸鋼那樣的笑話吧！1965年6月16日，在聽取余秋里“三五計劃”的匯報時，毛澤東認為，“三五”計劃投資項目多了，指標也高了。他說：“鑒于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還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此前講實事求是，都是把“客觀可能”和“留有余地”分開講，這一次講的是“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可見毛澤東汲取大躍進教訓之深刻。甚至到了1970年，在11月13日會見巴基斯坦客人談到經濟建設時，毛澤東還說：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一上來，又要發生事。毛澤東的這一話語，顯然是對1958年大躍進的反思聯想。半個世紀前中國發生的以改造自然為主題的大躍進，是黨領導的轟轟烈烈的革命群眾運動。如何對待這一運動？筆者想到了馬克思對待失敗的巴黎公社的態度。列寧在1904年撰寫的《卡爾·馬克思》一文中是這樣說的：“在1870年9月9日的那個著名的國際通告中，馬克思警告法國無產階級不要舉行不適時的起義，但當起義還是發生了的時候（1871 年），馬克思卻十分喜悅歡迎群眾‘沖天’的革命首創精神（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從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看來，在這種形勢下，也同在許多其他形勢下一樣，革命發動的失敗，對無產階級斗爭的整個進程和結局的害處，要比放棄陣地、不戰而降少些，因為不戰而降會使無產階級精神頹喪，削弱無產階級的戰斗力。”本文在第二個小標題末尾已經指出，“大躍進”是在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已有充分顯現之后，毛澤東才順勢而行提出來的。想想大躍進期間廣為人知的民歌吧：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這是何等的氣勢！即使今天讀來，也會令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我們要堅持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有道是“不以成敗論英雄”。正確認識毛澤東和大躍進的關系，堅持實事求是，這句話是很適用的。在本文行將結束的時候，筆者忽然想起了恩格斯晚年寫給革命同道者信中的幾句話。1889年12月他在寫給特里爾的信中說：“和其他一切政黨一樣，無產階級將從沒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錯誤中最快地取得教訓。”1890 年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群眾只能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后果中學習，只有通過親身體會取得經驗。和所有大黨一樣，他們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犯某些錯誤，甚至可能犯大錯誤。”在談到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程時，恩格斯說：“歷史可以說是所有女神中最殘酷的一個，她不僅在戰爭中，而且在‘和平的’經濟發展時期（請特別注意這里的“和平的經濟發展時期”幾個字——筆者）中，都在堆積如山的尸體上馳驅她的凱旋車。”恩格斯的這些話，當然和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大躍進并不直接相干，但其中內含的基本立場、基本觀點、基本方法，對于我們正確認識毛澤東和大躍進的關系，分析其中的是非得失，依然是并不過時的銳利的思想武器。
（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黨史文匯》2015年第10、11、12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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