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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朗：1937，王明從蘇聯回延安后對毛澤東的挑戰

點擊：7485  作者：李東朗    來源：舊報刊剪輯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3-02-17 10:16:52

 

延安中央政治局成員，前排中王明

 

毛澤東與王明，似乎是一個早已為人們熟知的話題，人們知道王明曾反對、排斥毛澤東，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肅清王明教條主義的影響等。但如果說他們之間的關系曾經歷了一個復雜的演變過程，毛澤東對王明由重視到糾錯，寬容、批評但始終留有余地；王明對毛澤東由趾高氣揚多方面指責到不斷玩弄兩面派手法進行糾纏，就很難說人們都很清楚了。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系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性飛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回顧他們之間關系的演變，其中值得借鑒的東西是很多的。

 

王明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挑戰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在出國6年后從蘇聯回到延安。毛澤東和王明第一次相見。

 

有的著述說，毛澤東對王明的歸來充滿疑惑，十分警戒。這可能是根據后來情況的一種推測，但顯然不符合事實。

 

當王明和同行的康生、陳云等回到延安時，毛澤東冒著紛飛的大雪，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前往機場迎接，并在機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中央三位領導同志駕著仙鶴，騰云駕霧從昆侖山那邊飛回來了。久別重逢，家人團聚，這不是喜從天降嗎？……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據張聞天的愛人劉英回憶，毛澤東在講上述話時還非常形象地把帽子一次次拋向空中，顯得很興奮。當時在場的張國燾也在回憶錄中說，當時“彼此握手擁抱”，一堂歡敘，所談都是高興的事”。當晚，毛澤東請王明、康生、陳云吃飯。隨后，毛澤東、張聞天又在陜北公學大院主持召開了歡迎大會，身歷其境的王明的警衛員回憶說：歡迎會上“毛澤東很高興”，講話“講得很熱烈、很興奮”。如此高的歡迎規格，在延安時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其場面之熱烈、態度之友善，足見毛澤東對王明歸來的重視，也顯示了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與王明等熱忱合作的意愿。

 

從情理上講，毛澤東這時并沒有厭惡王明的原因。因為：第一，此時，毛澤東還沒有把第三次“左”傾錯誤與王明聯系在一起。中央蘇區受壓制和排斥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直接的領導人是博古。而王明與博古之間的關系，當時許多人包括毛澤東還是不清楚的。因此可以說，毛澤東與王明沒有歷史糾葛，對王明不反感；第二，毛澤東雖然反對對共產國際的指示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但對共產國際及其領導是非常尊重的，組織觀念也是很強的，對從共產國際派回的代表一貫是重視的。王明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成員和共產國際派回的代表，毛澤東理應是非常重視的；第三，從長征以來，特別是與張國燾分裂主義作斗爭以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特別注意黨內尤其是中央的團結，曾多次強調：“中央內部的團結一致，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必要條件”。對于王明這樣有背景的領導人，毛澤東自然希望搞好關系，與其同心同德，協力工作。

 

但王明回來的作為，很快給二人的關系蒙上了陰影。

 

王明這時的感覺特別好，他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而且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成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身份與出國時大不相同；抗戰爆發后，蔣介石非常重視與蘇聯的關系，也非常重視與共產國際的關系，因此對從共產國際回來的王明也比較看重。撫今憶昔，王明十分興奮，他的《不勝今昔之感》詩充分表達了他此時的心情：“國際連番命啟程，日船悄悄四人行；六年中外風云變，蔣請蘇機萬眾迎”。他躊躇滿志，準備大顯身手。

 

王明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回國的。當時，蘇聯正面臨法西斯德國咄咄逼人的嚴重威脅，十分擔心與德國結盟的日本從東面向它進攻，為避免陷入東西兩面作戰的危險境地，蘇聯希望中國牽制和消耗日本，使之無法北進。但它認為中共力量微弱，因此必須依靠國民黨，必須保持國共間的統一戰線。共產國際領導人據此來指導和要求中國共產黨，但又擔心曾與國民黨經過10年血戰的中共領導人能否正確地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因此派“能在國際形勢中辨明方向，有朝氣”的王明回國“幫助中共中央”。

 

臨行前，王明曾面見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托洛夫，但并沒有完全理解他們的指示。盡管如此，王明還是自覺懷揣“尚方寶劍”，神采飛揚地回國來號令全黨。他一回來就要求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許多批評，其中很多都是針對毛澤東的。

 

在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危言聳聽：“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于幫助日本。”

 

他批評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這些指責，顯然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

 

他又批評說：“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伯。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伯。”這些指責，自然也是針對毛澤東的。

 

他還批評說：“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統一的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帝的，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的斗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義的”。等等，這些還是對毛澤東的指責。

 

他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經濟，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

 

在1938年3月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在統一戰線和抗日軍事戰略問題上進一步發展了他的觀點。他說：“國民黨現在提出只要一個軍隊，我們也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戰略方針應該“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對于王明的指責，毛澤東是不同意的，但出于對王明的尊重和維護團結的考慮，沒有立即進行反駁，而是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他說：“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有）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范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后，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他又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只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關于戰略問題，毛澤東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什么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采用這個原則。”“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軍一部。”“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這些，其實都是對王明指責的回答和反駁。

 

但是，由于王明宣稱他傳達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的威望，一時許多與會者受到蒙騙。在十二月會議上，不少人根據王明的觀點進行了“自我批評”，承認過去有“狹隘觀念”和“不策略的地方”。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后來說：“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我是孤立的。”

 

王明向毛澤東的挑戰還突出地表現在組織上。如果說，王明在政治上的右傾有其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并不完全是）教條主義地照搬共產國際的指示的話，而他在組織上的表現則說明他也并不是完全遵從共產國際指示的，他是有著很大個人政治野心的。有人曾分析說，王明在1931年出國前安排博古等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由博古擔任名目含糊不清的“負總責”職務，是為其日后回國擔任總書記作的鋪墊。雖然這僅僅是一種臆測，因為沒有確鑿的根據，難以說它是否正確。而他回國后的表現，卻似乎印證了人們關于他這種政治上不甘寂寞的推測。

 

在王明回國前，季米托洛夫曾明確告訴他：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言下之意，是王明不具備擔任中國共產黨領袖的條件，共產國際不準備讓他出任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但王明卻完全沒有理會季米托洛夫的話，以“欽差大臣”自居，將自己凌駕在黨中央之上。在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都儼然把自己作為黨的中心。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決定，他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前往武漢與國民黨談判，但他到武漢后隨即改變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1938年8月，王稼祥奉共產國際指示回國后，中央決定召開政治局會議，他卻致電毛澤東、張聞天，要求派王稼祥速來武漢先行向他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并要求如王萬一不能來時，將共產國際指示迅速電告他。擺出一副有別與其他領導人、高高在上的神態。

 

尤為突出的是，他在武漢不經中央同意、甚至擅自以中央名義發表文章和談話，如1937年12月25日，他在漢口擅自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鞏固國共兩黨精誠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后勝利》；1938年3月未經中央通過就在武漢《群眾》月刊發表自己撰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在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他自己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并不經中央審閱就交與國民黨，而在收到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后，他致電中央：“你們所寫的東西既不可能也來不及送國民黨，望你們在任何地方不能發表”，“否則對黨內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

 

對于毛澤東，他極不尊重。1938年2月9日，針對國民黨頑固派“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反共叫囂，他事先不征求毛澤東的同意，“用毛澤東名義發表一篇二月二日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的談話”，并致電中央書記處說：“因時間倉促及文長約萬字，不得(沒有)先征求澤東及書記處審閱。”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后，中央兩次致電長江局，指示在武漢《新華日報》刊載，但他以文章太長而拒絕刊載。他并且對中共中央的決策提出許多批評，擅自將長江局的文件散發全黨。

 

凡此等等，不僅嚴重地干擾了毛澤東的領導，而且使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變得十分微妙。

 

毛澤東寬容王明

 

王明的所作所為，表明他作為中央領導人是不成熟和不稱職的，而且對黨的事業是十分危險的。這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蔣介石正在處心積慮搞垮共產黨，要把共產黨“根絕凈盡"。軍事上，蔣介石給八路軍、新四軍限定戰區。八路軍以在五臺山東北的小塊地方（冀察邊）為防區；新四軍的戰區是：第一、二支隊在長江以南，蕪湖——高淳——麗水——金壇之線以北，丹陽——鎮江以西，縱長100公里、橫寬五六十公里；第三支隊東起蕪湖、選城，西至銅陵，南至青陽，被臨長江，東西不足百里、南北不到50公里；第四支隊在皖中的舒城、廬江、巢縣、無為地區，也是東西不到100公里、南北僅為五六十公里。蔣介石并嚴令“在自己的戰區從事作戰”，企圖將中共武裝力量限制在狹小、日軍必經之地，假日本人之手摧垮之。政治上，蔣介石企圖溶化共產黨，在與王明、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等的談判中，威脅利誘雙管齊下。蔣說，兩黨存在，總免不了沖突與競爭。“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了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于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什么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蔣介石表現出對共產黨的極度仇恨和不遺余力頑固反共的心態。在這樣的形勢下，王明的右傾主張將會把黨帶入十分危險的境地，倘若長此以往，大局將是不堪設想的。

 

二是，王明的右傾主張和目無組織紀律的行為，在黨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組織上和思想上的混亂。出席十二月會議的彭德懷后來回憶說：“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回去傳達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講，王明又怎么講，讓它在實踐中去證明吧。”這種情況，就勢必影響和干擾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的貫徹落實，影響黨在各個方面的工作，影響黨的事業的發展。

 

王明的言行引起毛澤東的憂慮，也引起其他領導人的擔心。因此，1938年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立即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任弼時于3月底抵達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中國國內的變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中國共產黨的狀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尤其是國共合作以來的特點、困難等，并在季米托洛夫等的詢問下，介紹了王明回國以后的情況。共產國際在聽取匯報后，對毛澤東的領導和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并決定召開六屆六中全會。9月29日，全會召開。王稼祥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八路軍執行了新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在復雜的環境和困難的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中，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的問題，中央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共產國際的指示，極為重要：第一，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肯定了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屆六中全會的順利進行提供了保證，使六屆六中全會糾正了王明的錯誤。

 

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提出批評，他指出：“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顯然，這是毛澤東對王明右傾錯誤的不點名的批評。

 

但是，對王明個人，毛澤東采取了與人為善、寬容和同志式幫助的態度。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針對對王明的議論，毛澤東說：王明在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得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

 

與此相佐證的是，毛澤東對王明的態度依然如舊。1938年任弼時、王稼祥在面見共產國際領導人時，共產國際領導人曾對王明有許多批評。雖然現在我們無從知道王稼祥回國后是否將這些告訴了毛澤東。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毛澤東在獲知共產國際對自己的肯定后，仍對王明采取了十分友好的態度。當1938年9月王明等返回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和朱德等都前往迎接，延安各機關、學校和群眾團體組織了熱烈的歡迎儀式。而任弼時和周恩來1940年回國后，把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托洛夫對王明的批評告訴了毛澤東。任弼時后來說：我與恩來在莫斯科時，季米托洛夫找我們談話，說到王明同志一些缺點，要我們告訴毛主席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只對毛主席說過。毛澤東獲知后，并沒有改變對王明的態度，后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

 

現在人們似乎有這樣一種認識：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后去當延安女子大學校長，在黨內沒有什么地位了。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六屆六中全會并沒有追究王明的責任，也沒有把他從黨中央的領導崗位中拿開。會后，他仍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并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等職。女子大學校長僅只是王明擔任的許多職務中的一個并非最重要的職務。

 

統戰部似乎給人不十分重要的影響，其實不然。當時，中央主要設有宣傳部、組織部、社會部和統戰部等，分別由在延安的書記處成員張聞天、陳云、康生和王明擔任。在明確認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基本前提，在國共合作是當時黨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并為共產國際十分關注的形勢下，統戰工作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出任統戰部部長理應是受到重視的一種表現，而且這與共產國際派王明回國的初衷是相吻合的。至于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撤消長江局，是根據抗日戰爭形勢變化所作出的，并不是單獨針對王明個人的。因為，王明留中央工作，是中央從他回到延安后就作出的決定。他的外出是因為蔣介石想了解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而特邀請他去的，中央曾要求他在見過蔣介石后很快回延安。如1938年3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同意王明再次外出的同時，就曾正式做出決定：“王明同志（外出）留一個月即回來（如估計武漢、西安交通有斷絕之時則提前）”。

 

王明還擔任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主任。在中央設各個地方工作委員會是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其基本職責是“研究與注意各中央局及其所屬黨部的工作，并經常向中央提出意見，經過中央給各中央局以經常的指示和幫助。”會后，中央就設立了西北、華北、華中和南方工作委員會，分別由張聞天、王稼祥和王明擔任。雖然我們現在還不知道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的人員組成、它干了些什么，但就其機構職責和負責人的構成來看，可見其是一個頗不尋常的職務。

 

當然，王明更為重要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由于周恩來常駐國統區，朱德、劉少奇、項英、彭德懷等在抗日根據地，任弼時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因此，在延安經常出席政治局會議的就是毛澤東、張聞天、王明、康生、陳云、博古、鄧發、凱豐等；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和康生、陳云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成員，由毛澤東、張聞天與他們三人組成中央書記處。這兩個決定黨的黨政軍大政方針和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即最重要的機構，王明都參加了，他是參與中央決策的。

 

在討論王明在六屆六中全會后的黨內地位時，有兩件事尤其應引起注意。一是由于任弼時出任中央秘書長。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原先由任弼時管理的西北中央局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由王明接替。二是同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云、凱豐7人組成。由此可見，此時王明在黨內的地位還是非常高的，毛澤東對他也是非常看重的。

 

因此，誠如毛澤東所言，王明仍是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而且在延安整風運動之前十分活躍。他經常到延安各界作報告，發表演講，在《新中華報》、《中國婦女》、《解放》、《共產黨人》等報刊雜志發表大量文章。“王明的理論”在延安名噪一時，許多人視其為難得的“理論家”，甚至被一些女青年視為偶像。

 

現在許多書籍認為，王明在1940年再版他的小冊子《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后，毛澤東針對王明，在1941年編輯了《六大以來》。其實是不對的。《六大以來》被毛澤東稱為“黨書”，它對黨的高級干部認識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動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開始并不是針對王明的。中央的最初動機是為籌備中的七大準備材料，當時預定七大在1941年上半年召開，其中一個重要議程是總結六大以來黨的歷史經驗，該書就是為此做準備。這項工作最初由任弼時負責，擬定于1940年10月完成，由于任弼時很忙，收集、整理工作進行的不順利。于是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陳云、王明、王稼祥、張聞天、鄧發等分頭收集，限于11月底完成。但因他們都是政治局委員，工作很多，沒有精力去收集，中央又決定該項工作由中央秘書處承擔，由毛澤東負責督促與審核。毛澤東在審核過程中，深切認識到土地革命后期中央下發的一系列決定、指示、命令等，形成了一條比以往各次“左”傾錯誤路線更完備的、危害更大的“左”傾錯誤路線；認識到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對黨的領導機關的嚴重危害，而當時許多人包括黨的高級干部卻對此缺乏認識，因此認為有必要首先在高級干部中開展一個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的活動，以提高高級干部的路線覺悟，統一全黨的認識。在1941年八九月的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建議，把他正在審核的為七大準備的六大以來的歷史文獻匯編成冊，供高級干部學習與研究黨的歷史用。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這一建議，該書在1941年底出版。這就是《六大以來》編輯出版的緣由，從其來龍去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并沒有明顯針對王明的痕跡。

 

總之，從現有的資料看，很難說毛澤東此時對王明很不滿意，甚至對其不信任，沒有事實支持這樣的結論。

 

王明又一次向毛澤東挑戰

 

在對毛澤東的挑戰失敗后，王明轉而對毛澤東采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他表示尊重毛澤東是黨的領袖。他說，對毛澤東在會議上的報告，“我都同意”；全黨必須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譬如北辰而眾星拱之”。

 

會后，王明在表面上表現得對毛澤東十分崇拜、敬仰。在很多的報告、講演和文章中，他大講毛澤東是“中共領袖”，是“我們最敬愛的同志”，“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等等。1940年5月，他在延安第一個舉起了“學習毛澤東”的旗幟。在5月3日延安“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開學典禮大會上，他頌揚說：“毛澤東同志現在不僅是共產黨中央和共產黨全黨團結的核心，不僅是八路軍和新四軍團結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眾望所歸的團結中心”；“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在理論上，毛澤東“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多，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學得好，真正地學習了馬列主義，真正地善于把馬列主義靈活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是偉大的理論家”；《新民主主義論》“不僅是中國現階段國家問題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關于建立革命政權問題的指針；同時也就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問題的新貢獻”。

 

王明說：“對于青年學生學習問題，我只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既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他還從五個方面論述了如何學習毛澤東：

 

第一，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始終一貫地忠于革命的精神。

第二，學習毛澤東同志勤于學習的精神。

第三，學習毛澤東同志勇于創造的精神。

第四，學習毛澤東同志長于工作的精神。

第五，學習毛澤東同志善于團結的精神。

 

但是，后來的事實表明：他擁戴毛澤東領導的話是迫于共產國際指示、迫于當時的現實而作出的表面文章，言不由衷。

 

在另一方面，王明文過飾非和堅持錯誤。1939年5月，他撰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諸問題》，仍然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主張。6月，在《十七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繼續宣揚他在1938年寫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中的觀點。1940年，他將其“左”傾路線的代表作，寫于1931年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再版，并在“三版序言”中用意深長地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黨員新干部，對于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試圖將其作為“教材”推薦給全黨，并用以宣揚自己、美化自己。

 

毛澤東曾多次推動王明認識錯誤。1940年12月4日，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總結過去的經驗，對于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復的錯誤。”并明確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否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錯誤的，這一口號到六中全會才取消。”1941年3月26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又指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是有些錯誤的”，要求黨內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王明置若罔聞。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揭開了中央領導層整風的序幕，會議認定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領導犯了路線錯誤，但一致的意見認為它是從1931年9月即博古臨時中央時期開始的。對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王明進入中央并操縱中央這一段，雖然也有人提出批評，但認識并不一致，也沒有作為會議的重點。王明在會上感覺良好，當張聞天、博古等沉重檢討土地革命時期后期所犯錯誤時，他一面將責任推諉到別人身上，說博古是“蘇維埃后期最主要的錯誤負責者”；一面極力肯定自己，堅持“四中全會的政治路線也是正確的”。應該說，王明在會議初期并沒有受到多大的沖擊。

 

會議期間，毛澤東曾與王明約談，但也沒有深究其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錯誤，僅只是希望他正視抗戰初期的錯誤，并且態度是商量性的，而王明卻繼續采取了拒不認錯的態度。

 

就在這時，王明根據共產國際的來電，認為有機可乘，便向毛澤東發起了新的挑戰。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后，蘇聯為防止日本配合德國從北面向蘇聯進攻，要求八路軍對北平、張家口、包頭一帶的日軍發動進攻。由于當時正處在敵后抗戰最困難時期，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答復說：“我們決心在現有條件下以最大可能幫助蘇聯紅軍的勝利”，但“敵我軍事技術裝備懸殊太遠，我人力、物力、地區、彈藥日益困難（目前每支槍平均只有子彈20發），因此，我軍在軍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可能很大，如不顧一切犧牲地動作，則有使我們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結果對中共或蘇聯都是不利的。”但蘇聯、共產國際對毛澤東這一根據實際、從長期戰略考慮的答復不滿，10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托洛夫發來一封質詢的電報，提出15個問題要求中共中央回答：在蘇聯受到德國入侵的嚴重關頭，中共準備采取什么行動來援助蘇聯？面對日本在華北地區加強進攻，中共準備如何改善國共關系？如果中共因為其尖銳對立的態度而破裂與蔣介石的合作關系，那還能與哪些人合作抗日？言辭頗含責備。王明認為這是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否定，回顧歷史，他當年就是利用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否定而走上中央領導崗位的。他說：“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后來就有文章的。”于是，便發起對毛澤東領導的新攻擊。

 

10月7日晚，當毛澤東與王稼祥、任弼時到王明住處商量向季米托洛夫復電時，他向毛澤東提出一連串責難。第二天，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王明又作長篇發言，進一步指責毛澤東。他說：黨的抗日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統一戰線時期將反帝反封建“含混并舉是不妥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關于政權問題和經濟政策中“不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這是缺點”；在反對頑固派的反共磨擦中“有些斗爭是可以避免的”，“對地方實力派消滅過分，對地主搞得過火”。他提出：“我們必須與國民黨的關系弄得更好些”；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上，可提出“與國民黨大同小異(形式上)"，而現在是“小同大異”；中央應向國民黨當局“承認是地方政府，承認國民政府的領導”；“我們今日還不希望國民黨實行徹底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問題要向蔣聲明，向國民黨說清楚”；“今后階級斗爭要采用新的方式，使黨不站在斗爭的前面，而使廣大群眾出面，黨居于仲裁地位，可有回旋余地”，等等。同時，美化他的右傾錯誤并尋求翻案，竟說我黨的黃金時代是抗戰之初的武漢時期，1937年12月會議前和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以后這兩頭的政策皆是錯誤的。他在長江局工作時“路線是對的，個別問題有錯誤”，個別缺點是“強調斗爭性不夠”；在組織上“客觀上形成半獨立自主”的原因，是“在國外單獨發表文件做慣了”。他咄咄逼人地對毛澤東說：“你是黨的領袖，我的話對否，做結論權在你！”并表示決心與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他態度激昂，氣勢逼人。

 

但是，王明錯誤地估計了形勢，這也可以說是他教條主義思維方式的必然結果。他的言論和態度在10月8日受到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的一致反對。陳云、凱豐等明確不同意王明的觀點，并指出王明與許多錯誤有關，而其與中央的關系是各種錯誤的根源。

 

王明憑借的是共產國際的背景，王稼祥、任弼時根據在共產國際所了解的情況，對他進行了駁斥。

 

王稼祥指出，王明回國后的言論與斯大林和季米托洛夫的談話意思是不同的。比如關于政權問題，斯大林說，將來你們軍隊到了那里，政權也會是你們的。關于戰略問題，斯大林說，打日本不要先打頭，這實際上便是要打游擊戰爭。季米托洛夫對王明說：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系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對于中國黨的路線，我的印象沒有聽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

 

任弼時說：我與恩來在莫斯科時，季米托洛夫找我們談話，說到王明同志一些缺點，要我們告訴毛主席幫助王明改正。我們回來只對毛主席說過。前幾次毛主席與王明同志談他在武漢時期的錯誤，他還不愿意接受。昨晚他又提出新的原則問題。在今天書記處會議上，我不得不把季米托洛夫等人對我說的問題談出來，幫助王明同志來了解問題。曼努伊爾斯基問我：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的意見?是否想團結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季米托洛夫說：“王明缺乏工作經驗”，“王明有些滑頭的樣子”。據共產國際的干部反映，有一次王明與米夫到一個地方參觀，米夫向人介紹王明為中國黨的總書記，王明居然默認。任弼時批評說，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說的這些話和王明回國后的表現，他確有“欽差大臣”的味道。他的主要問題是個人突出，自以為是，對國共關系問題，有原則上的錯誤，特別是忽視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復活。

 

毛澤東最后發言指出：王明在武漢工作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性的錯誤，我們等待他許久，最近我和他談過幾次，但還沒有談通。他認為我們過去的方針是錯誤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們認為他的觀點太右了，對大資產階級讓步太多了，只是讓步是弄不好的。鑒于王明提出的問題關系重大，毛澤東提議把這個問題拿到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展開討論。

 

在受到與會同志的批評，尤其是從王稼祥、任弼時的發言中獲知共產國際領導人對他印象不佳、有許多尖銳的批評后，王明頓時感覺到賴以向毛澤東挑戰的條件不存在了，于是便迅速退卻。13日，他突然生病，并表示同意毛澤東關于他在武漢期間錯誤問題所作的結論。他的這一次挑戰又草草收場了。

 

王明在固守錯誤的糾纏中落伍

 

面對在原則問題上的爭論，毛澤東與王明進行了堅決的斗爭。但他的基本立場是弄清是非，團結同志。因此仍對王明十分寬容和愛護。這表現在：一是，在決定把王明提出的問題拿到政治局討論時，還特意交代王稼祥和任弼時，在政治局會議上不必說共產國際領導人對王明的批評。二是，對王明武漢時期錯誤的定性比較輕。毛澤東在10月13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王明生病，關于武漢時期工作只好停止討論。關于王明在武漢時期工作中的錯誤，就以10月8日書記處工作會議的意見作為定論。10月8日書記處的意見是什么呢？毛澤東在會上指出，王明在武漢時期有四個方面的錯誤：（一）對形勢估計，主要表現是過于樂觀；（二）對處理國共關系，沒堅持獨立性和斗爭性；（三）軍事戰略，助長了反對洛川會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方針；（四）在組織上，長江局與中央關系是不正常的，常用個人名義打電報給中央或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但結論就是一句話：“王明在武漢時期政治上組織上都有原則的錯誤，但不是路線錯誤。”毛澤東并委托任弼時向王明說明：“他在武漢時期的工作，路線是對的，但個別問題上的錯誤是有的，我們就是這些意見。如他還有什么意見，等他病好后隨時都可以談。”

 

對這個定性，王明是表態同意的。10月13日上午，他向前去看他的任弼時說：關于武漢時期的錯誤，他同意毛澤東8日在書記處工作會議上的結論。

 

但是，王明仍是言不由衷。此后，他玩弄兩面手法，在公開場合表示承認錯誤，在私下則為自己鳴冤叫屈，挑撥離間。他見王稼祥時說：毛這個人太厲害，睚眥必報，現在整我們，你過去也反對過他，你也跑不了的。見博古說：這次是整你我的，但不用擔心，那邊的方式我是知道的，先提問題，后來就有文章的。張聞天回延安以后，曾去看過一次正在養病的王明。王明對張聞天說：“這次整風，主要是整我們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同志，尤其是你。1940年3月周恩來同志從莫斯科治傷后返回延安，傳達曼努伊爾斯基的話說，你是我黨的理論家。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大發脾氣說，什么理論家，背了幾麻袋教條回來。所以特別反對你。”王明還說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話都隨便說，所以遭了毛澤東的忌，毛澤東此人實在太厲害，真是睚眥必報。王明妻子孟慶樹也在一旁幫腔。張沒有附和，但說：我們過去確有很多錯誤，應該好好反省。

 

同時，向共產國際領導人告毛澤東的狀。

 

1943年春，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王明認為劉少奇新回中央，就又把1941年夏秋間對毛澤東的意見告訴了劉少奇，要劉少奇主持公道。劉少奇認為這是原則問題，立即提議并隨后提到政治局會議上。但當王明知道劉少奇并不支持他時，就又表示放棄他的意見。這年12月1日他在寫給毛澤東并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信中說：當我和少奇同志談后，我很快即感到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已經向毛主席說過，我不再談自己的這種意見，所以當少奇同志提議把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討論時，我曾再三的堅決的不同意。又當少奇同志通知我他已將我的意見提到政治局會議上，并已經政治局決定由少奇、弼時、稼祥三同志來和我談這個問題時，我又再次地向少奇同志表示，我已放棄這些意見，不愿再談。同時，我又請了毛主席來我處，向他聲明我絕不堅持自己的這些意見，請求不必再談。

 

但當1943年7月周恩來從重慶回到延安后，他又對周恩來說：現在整風不過剛剛開始，你我錯誤一樣的，一定會整到你頭上去的。

 

王明這些挑撥離間的話，遭到上述同志的拒絕。

 

如上所述，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后，對王明是寬容的。但在獲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動作后，對其這種兩面派手法，非常不滿。1943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上揭露說：王明最近兩年，一面養病，一面還做破壞活動，向一些同志講怪話，批評中央不對。我們要有對付黨可能發生破裂的準備。這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之外對王明的第一次公開的批評。

 

同時，毛澤東漸漸提升了對王明錯誤的性質和危害的認識，認為王明是黨內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罪魁禍首，不把王明的錯誤搞清楚，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還可能死灰復燃。這年7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國民黨企圖進攻陜甘寧邊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事件時，指出：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是投降主義的錯誤。他說：抗戰以來，我黨內部有部分同志沒有階級立場，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對我進攻，對我大后方黨員的屠殺等沒有表示義憤，這是右傾機會主義思想。國民黨打共、捉共、殺共、罵共、鉆共，我們不表示堅決反抗，還不是投降主義？代表人物就是王明同志。他曾認為中央路線是錯誤的，認為對國民黨要團結不要斗爭，認為他是馬列主義，實際上王明是假馬列主義。“我們黨內要把歷史問題弄清楚，同志們準備意見，要進行討論。”8月30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對王明的錯誤提出批評。

 

根據毛澤東的提議，1943年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抗戰初期黨的政治路線展開討論。與會者一致認為王明的錯誤是路線錯誤，是“新陳獨秀主義”。并由此考察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的政治路線，揭發王明與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關系，認定“教條主義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王明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11月29日李富春代表中央與他談話，告訴他中央政治局正在討論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教條主義宗派的錯誤，包括王明的錯誤問題，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12月1日，王明寫了一封給毛澤東并中央政治局諸同志的信。他在信中承認，他1941年10月初與毛澤東講的關于國共關系和中央政治路線的意見都是錯誤的，“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因為早經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見都是錯的，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志的意見為決定。”他并表示：“我請求毛主席將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討論的有關我的其他錯誤和缺點給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時我也請求中央各位同志都能抽出時間來給我以指導和教育。我愿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與教育下，我愿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當六屆七中全會審議“歷史決議草案”時，他致信會議，表示對歷史決議和它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與估計“完全同意和擁護”。然而，他又是言之諄諄，行之藐藐，在七大后又一次次地拒絕承認錯誤，拒絕自我反省。

 

為了挽救他，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曾多次與他談話，黨的七大、八大都選他為中央委員，而他卻固守錯誤，并越走越遠，最后被歷史所淘汰。

 

來源：《百年潮》 2001年 第11期，作者李東朗，原標題：王明到達延安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