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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朗：七天七夜不睡覺，毛澤東為何費力寫此書？

點擊：5058 作者：李東朗來源：“理論周刊” 發布時間:2021-03-17 10:18:13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窯洞撰寫《論持久戰》】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部享有世界聲譽的經典軍事理論著作、戰略經典之作。

它以驚人的精確性科學預見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歷史進程，制定了指導抗日戰爭的正確戰略，堅定和鼓舞了全國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信心，指引抗日戰爭取得偉大勝利。

“七天七夜不睡覺，就是鐵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當時真是拼了命了”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全國掀起反對日本侵略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

其時，日本是一個實現了工業化的帝國主義國家，是世界軍事強國；而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農業國，是備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弱國。中日之間軍力、國力非常懸殊，中國抗日戰爭面臨的形勢十分嚴峻。

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進行戰爭并奪取勝利？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影響中國抗日戰爭發展和勝利的決定性的問題。

但在當時，國內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存在一些非常錯誤的認識。一是，只看到日本帝國主義強大一面而產生失敗情緒的“亡國論”；二是，寄希望于美、英等國際大國干預而迅速結束戰爭的“速勝論”；三是，利用中國地大人眾的優勢來“拖”，然后等待國際形勢變化而戰勝日本的消極的“持久戰”。

“亡國論”是“恐日病”，民族失敗主義；“速勝論”對中國抗戰的艱難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因此當期盼的制勝因素不能出現時，就會因希望破滅而轉化為“亡國論”；消極的“持久戰”缺乏中國抗戰勝利的自信、忽略潛在優勢的挖掘和培養，是不能支持和奪取抗戰勝利的。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批判了對抗戰的各種錯誤認識，從思想上武裝了全黨全軍和人民群眾，堅定了中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是指導全國抗戰的理論綱領。

這些錯誤認識，因在執政的國民黨內非常流行而彌漫全國。時任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竭力散布失敗論調：如果再打下去，“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所謂抵抗，便是能使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為抵抗侵略而犧牲。”

竟有許多國民黨官員和社會名流附和汪精衛的說法，認為積極抗戰的主張是唱高調，“歇斯底里的風氣”，于是大肆宣揚“亡國論”，說“繼續打下去，中國絕不能僥幸成功”。

全國抗戰開始后，蔣介石期望英、法、美等國出面干預，并多次請求蘇聯政府出兵。

由于過度強調和宣傳國際因素，當時國內許多人都推測蘇聯會參戰：“只要打三個月，國際局勢一定變化，蘇聯一定出兵，戰爭就可解決。”由于沒有深入的、足以反映中國抗日戰爭這場戰爭規律和制勝敵人的認識，因此國民黨在全國抗戰爆發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與日軍大打陣地戰，拼消耗，結果國民黨戰場節節敗退，其內部和戰分歧頻生。

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國民黨高層中議和之論甚囂塵上，蔣介石當時在日記中寫道：“近日各方人士與重要同志皆以為軍事失敗非速求和不可，幾乎眾口一詞”，“文人老朽以軍事失利皆倡和議,高級將領皆多落魄望和”。1938年4月臺兒莊戰役殲滅日軍近2萬人，取得正面戰場抗戰以來的最大的一次勝利后，蔣介石速勝心理膨脹，調集60多萬軍隊到徐州附近，部署與日軍“準決戰”，“速勝論”一時又高調頻起。然而，國民黨軍隨后被日軍分割、包圍，陷入敗局。于是，國民黨內的失敗主義情緒猛烈反彈，“再戰必亡”的“亡國論”再次泛濫。

顯而易見，“亡國論”和“速勝論”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危害是巨大的；消極的“持久戰”是不能支持和奪取抗戰勝利的。如果任其流行，必然會在群眾中造成思想混亂，瓦解中國人民的斗志，影響中國抗日戰爭的大局。

有鑒于此，毛澤東認為“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1938年5月，他集中時間埋頭撰寫駁斥“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論調、正確闡述中國抗日戰爭規律的軍事理論著作《論持久戰》。

為此，他廢寢忘食。他的警衛員翟作軍回憶：主席曾兩天兩夜沒有睡覺，實在太困就洗洗臉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轉一轉，或者在床上閉上眼睛養一會兒神，其后連著五六天沒睡好覺，兩只眼睛布滿紅絲，神情疲憊，竟至最后累病了。因潛心寫作，一餐飯曾數次溫熱，甚至連棉鞋被火盆烤著了也渾然不覺。

另一位警衛員賀清華回憶說：“七天七夜不睡覺，就是鐵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當時真是拼了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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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光輝的《論持久戰》，鼓舞和指引我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論持久戰》以嚴密的思維邏輯，雄辯有力的論證，析疑匡謬，非常清晰而富有哲理地展現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正確解答了困擾中國抗日戰爭進行的關鍵問題：第一，抗日戰爭為什么是持久戰；第二，持久的抗日戰爭的歷史進程；第三，闡述了實施持久戰的具體戰略方針，即如何堅持持久戰的問題。《論持久戰》一經問世，便在黨內外產生了巨大影響。

第一，對消除人們的疑惑，激發全國軍民抗日自信心，推動抗日戰爭深入發展，產生了正確理論武裝人民的巨大作用。

著名學者和中間階層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曾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前途感到悲觀失望，“日寇侵略我們，全國處于崩潰邊緣”，“我非常失望，對蔣介石政府失望”。但毛澤東關于持久戰的論述，深刻地說服了梁漱溟，他后來多次就此回憶說：毛澤東的論述“轉換我的悲觀見解不少”，“我非常佩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對當時抗日戰爭前途上，確使我頭腦開竅，一掃悲觀情緒，受益良多。”

清華大學哲學系學生、時在山西參加抗日斗爭的馮契（后來成為著名的哲學家）回憶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在前線，我們親知國民黨那些雜牌軍確實腐敗得不得了，而我們游擊隊的力量又還比較弱小。抗戰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存在著許多思想問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一出來，給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們豁然開朗，解除了困惑，那種興奮的心情是難于言表的。”

其時《論持久戰》在國內的廣泛傳播和國外的出版，引起眾多方面重視并產生了轟動性效應（時人稱之“萬人傳誦，中外稱頌”），上海英文雜志《公正評論》刊載《論持久戰》的編者按評論說：“近十年來中國出版的書中，沒有別的書比這本書更能引起大家注意了”，“中國每個有識之士都熟悉這本書”。這反映了《論持久戰》所產生的廣大社會影響。

第二，深刻地觸動和影響了國民黨高層的抗日認識和抗日戰略。

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長、第五戰區代理司令長官的白崇禧對《論持久戰》“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雖然毛澤東的持久戰戰略不可能被堅持片面抗戰的蔣介石完全接受，但上述事例說明，它對國民黨抗日戰略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對此，美國著名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1949年在比較毛澤東與蔣介石抗戰時期講話和文稿后評論說：毛澤東“以豐富的實踐經驗為依據，詳細地制定了怎樣對一個起初較強大的侵略者進行持久的人民戰爭的理論。蔣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戰演說中借用了毛澤東的很多提法。”不少國民黨將領則直接從《論持久戰》中得到了啟迪。

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的秘書趙榮聲回憶說：衛立煌“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細讀七月七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的名著《論持久戰》。這本書不但對衛立煌的‘速勝論’‘唯武器論’等頑癥有很好的療效……衛立煌對于八路軍打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深入敵后建立根據地有所了解、有所同情了”。

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傅作義認為自己對抗戰重大問題的疑惑，在《論持久戰》里得到了明確的答案，所以“他愛不忍釋，反復閱讀”，并且讓軍官們閱讀，指示其部軍政干部學校組織研究學習。

擔任武漢會戰主要指揮職責的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也被《論持久戰》深深打動：“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失守，抗戰的形勢發展確如毛澤東所預示的那樣，陳誠才意識到抗戰的艱苦性、復雜性、持久性。于是向周恩來要了一本《論持久戰》，認真研讀，并寫了許多批注，特地請周恩來到湖南衡山給他的軍官訓練班學員講授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蔣介石之子蔣經國的秘書余致浚回憶：蔣經國“對《論持久戰》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說，文章對于抗日戰爭的形勢，戰爭發展的幾個階段，戰爭形式的運用，以及戰爭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預見性和說服力，讀了叫人萬分信服”。這些國民黨大員對毛澤東《論持久戰》的重視、學習和產生的思想震撼，潛移默化地對國民黨抗日戰略及其軍事活動產生了影響。

第三，指導中共領導的抗日軍民在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中英勇戰斗。

《論持久戰》實際上是中共洛川會議制定的持久戰戰略和全面抗戰路線的具體反映與進一步解讀，是對黨的抗日軍事戰略的深化，因此對黨領導的抗日軍民產生了深刻的教育作用，對敵后抗戰的開展、堅持、發展和勝利產生了戰略指導的作用。

時任八路軍三五九旅旅長的王震回憶說：《論持久戰》發表后，“我們這些在抗日戰場上直接參加戰斗的人，在戰斗的間隙，土炕油燈，如饑似渴，欣然閱讀。”1938年秋天進入抗大分校學習的杜鵬程也是如此感受：我們一進學校就學習《論持久戰》,“我們熱血沸騰地學習呀,討論呀,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山西清太縣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肖靖和縣委宣傳部長張云，“拿到《論持久戰》時如獲至寶，就著微弱的煤油燈光一遍又一遍地認真閱讀，久久不愿合卷。”他們想辦法印刷了50本《論持久戰》，發放給清太縣愛國人士，結果這些愛國人士“好像吃了定心丸，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義無反顧地團結在清太縣抗日組織的周圍”。

諸如此類的回憶很多，它充分說明了《論持久戰》對奮戰在敵后的抗日軍民產生的精神激勵和戰略指導作用。王震將軍曾就此評論說：“完全可以說，一部光輝的《論持久戰》，鼓舞和指引我們奪取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黨領導開辟敵后戰場并使之成為中國抗日戰爭一個主要戰場的史實，充分證實了王震的話。

（作者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部教授；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理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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