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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武：斯諾在陜北采訪時記錄的《論持久戰》——駁《論持久戰》“抄襲論”

點擊：  作者：張其武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20-04-16 10:06:39

 

摘要：在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很多人也認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開篇就提到“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深層的根本性問題，包括蔣介石，陳誠，蔣百里等“很多人”都沒能解決，只有毛澤東解決了?？谷諔馉幍膭倮?，證明和檢驗了《論持久戰》的完全正確。為了弄清歷史真相，不要輕信“花邊新聞”的謠言，還是認真地讀真實史料。在重讀《論持久戰》的今天，建議人們重讀80多年前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這本書是外國記者當時到“匪區”的真實記錄，沒有“拍馬屁”之嫌。

 

 

 

我在2019年12月寫了《<論持久戰>的前世今生》。網上轉發之后，有人問我：有些媒體說，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抄襲蔣百里的《國防論》和《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因為蔣百里和陳誠的書都是1937年出版的，都提出了持久抗戰的觀點，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1938年出版的，故認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抄襲”蔣百里的《國防論》和《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為了說明真相，我再介紹一本《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這本書是在1937年4月初抗戰之前出版的，比蔣百里和陳誠的書出版還早，并且記錄的是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與毛澤東關于中日戰爭的談話記錄，并被毛澤東又引用到《論持久戰》之中?？戳诉@些史料，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抄襲論”就不攻自破，真相大白。

 

 

 

1936年7至10月間，斯諾在陜北多次訪問毛澤東，先后與毛澤東談了十幾個日日夜夜，訪談之后，于1936年底回到北平，開始撰寫并在多家英文報刊上發表訪問陜北蘇區的文章，如《毛（澤東）施（斯諾原中文名施東）會見記》、《共黨與西北》、《紅旗下的中國》等。這引起了斯諾的學生和朋友王福時的關注。他告訴斯諾，想把這些文章匯集成書，得到了斯諾及其夫人海倫·斯諾的大力支持。斯諾將已發表和即將發表的一批英文稿件提供給王福時，海倫·斯諾則整理筆記，打印原稿，沖洗照片，并在要配的照片上寫說明文字。1937年春，王福時約李華春、李放、郭達等人突擊編譯以斯諾為主的文章，匯成一書。為躲避國民黨檢查，起了一個淡化政治色彩的書名《國外記者西北印象記》，于1937年4月初，由王福時父親王卓然主辦的北平《外交月報》印刷廠以“上海丁丑編譯社”的名義秘密出版。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中的多數文章是斯諾所寫，此書比英文版的《紅星照耀中國》早出半年，比中文版的《西行漫記》早了接近一年。因此，史學界認為《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是《西行漫記》的雛形本。該書出版后，迅速在國內外傳播，影響較大。

 

1937年4月，《國外記者西北印象記》剛出版，王福時就陪同斯諾夫人海倫·斯諾訪問延安。5月15日，毛澤東在延安接見了他們。這時，王福時將剛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一書，連同張學良將軍贈送其父王卓然的一支手槍，一起送給了毛澤東。

 

毛澤東認真看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1938年5月撰寫《論持久戰》時曾大段引用這本書中所載兩年前他同斯諾的談話記錄，作為《論持久戰》的重要內容?？梢娒珴蓶|對《論持久戰》早有深刻的思考和充分的準備。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的第一個問題“問題的提出”的第6節，完全引用了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內容，不妨照錄如下：

 

 

 

【“（六）這些問題的主要論點（筆者注：指持久戰的主要觀點），還在兩年之前我們就一般地指出了。還在1936年7月16日，即在西安事變前5個月，盧溝橋事變前12個月，我同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就已經一般地估計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并提出了爭取勝利的各種方針。為備忘計，不妨抄錄幾段如下：

 

“問：在什么條件下，中國能戰勝并消滅日本帝國主義的實力呢？

 

“答：要有三個條件：第一是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二是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國內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的興起。就中國人民的立場來說，三個條件中，中國人民的大聯合是主要的。

 

“問：你想，這個戰爭要延長多久呢？

 

“答：要看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實力和中日兩國其他許多決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說，除了主要地看中國自己的力量之外，國際間所給中國的援助和日本國內革命的援助也很有關系。如果中國抗日統一戰線有力地發展起來，橫的方面和縱的方面都有效地組織起來，如果認清日本帝國主義威脅他們自己利益的各國政府和各國人民能給中國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來得快，則這次戰爭將迅速結束，中國將迅速勝利。如果這些條件不能很快實現，戰爭就要延長。但結果還是一樣，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只是犧牲會大，要經過一個很痛苦的時期。

 

“問：從政治上和軍事上來看，你以為這個戰爭的前途會如何發展？

 

“答：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我們確切地知道，就是揚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經包括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政策之內。并且日本還想占領菲律賓、暹羅、越南、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把外國和中國切開，獨占西南太平洋。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這樣的時期，中國無疑地要處于極端困難的地位。可是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這種困難是能夠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敗論者，因為他們害怕損失財產。有許多人想，一旦中國海洋被日本封鎖，中國就不能繼續作戰。這是廢話。為反駁他們，我們不妨舉出紅軍的戰爭史。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所占的優勢，比內戰時紅軍的地位強得多。中國是一個龐大的國家，就是日本能占領中國一萬萬至兩萬萬人口的區域，我們離戰敗還很遠呢。我們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戰，而日本在整個戰爭中須得時時在其后方做防御戰。中國經濟的不統一、不平衡，對于抗日戰爭反為有利。例如將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中國的損害，絕沒有將紐約和美國其他地方割斷對于美國的損害那樣嚴重。日本就是把中國沿海封鎖，中國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無法封鎖的。所以問題的中心點還是中國全體人民團結起來，樹立舉國一致的抗日陣線。這是我們早就提出了的。

 

“問：假如戰爭拖得很長，日本沒有完全戰敗，共產黨能否同意講和，并承認日本統治東北？

 

“答：不能。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問：照你的意見，這次解放戰爭，主要的戰略方針是什么？

 

“答：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這并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于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做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日軍遇到我軍的猛烈活動，必得謹慎。他們的戰爭機構很笨重，行動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斗力。

 

“除了調動有訓練的軍隊進行運動戰之外，還要在農民中組織很多的游擊隊。須知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僅僅是表示了全國農民所能動員抗戰的潛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國農民有很大的潛伏力，只要組織和指揮得當，能使日本軍隊一天忙碌24小時，使之疲于奔命。必須記住這個戰爭是在中國打的，這就是說，日軍要完全被敵對的中國人所包圍；日軍要被迫運來他們所需的軍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們要用重兵去保護交通線，時時謹防襲擊；另外，還要有一大部分力量駐扎滿洲和日本內地。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國軍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后期從事陣地戰，對于日本的占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這樣，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占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斯諾：《西北印象記》）

 

“抗戰10個月的經驗，證明上述論點的正確，以后也還將繼續證明它。”】

 

毛澤東在著作中這么長篇幅地引用其他書中的資料，這是僅有的。因為這是他與記者的談話，記錄的是他自己的原話，完全可以作為自己的著作。毛澤東在正文之后注明引用的是“斯諾：《西北印象記》”。

 

 

 

這說明毛澤東于1936年就已經有了對日作戰的持久戰思想，并有較系統的論述。毛澤東仿佛知道以后有人說他是剽竊抗戰后出版的有持久戰抗戰觀點的書一樣，真是有先見之明。他在引用上述資料之前，特意說是“在西安事變前5個月，盧溝橋事變前12個月”，也就是在抗戰前一年的時間就與美國記者斯諾談了持久戰的構想。

 

其實，早在1935年12月，毛澤東在瓦窯堡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并經會議通過的《中共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中就指出：

 

【“中國革命保存的一種持久性，他向中國革命民眾及其首領中國共產黨指明：準備著長時間同敵人奮斗罷，為作同敵人作持久戰而準備自己的持久艱苦工作罷，沒有幾千萬幾萬萬的革命軍，是不能最后解決敵人的。”】

 

這是在抗戰前一年半，毛澤東就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在1935年12月的另一篇文章《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也提出了：

 

【“我們還得準備再花一個應有的時間，像過去那樣地過分地性急是不行的。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

 

蔣百里是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家，當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國民黨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其代表作是《國防論》，在該書中有持久抗戰的觀點，但沒有系統的持久戰理論。我們不妨看看《國防論》的篇目，就知道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全書共7篇：第1篇“國防經濟學”；第2篇“最近世界之國防趨勢”；第3篇“從歷史上解釋國防經濟學之基本原則”；第4篇“二十年前之國防論”；第5篇“十五年前之國防論”；第6篇“中國國防論之始祖”；第7篇“現代文化之由來及新人生觀之成立”。從上述內容看，這是蔣百里的一本軍事論文集，沒有對抗日戰爭的系統研究，更沒有對抗日戰爭持久戰的系統研究?！秶勒摗窌羞B“持久戰”三個字都沒有，何談毛澤東抄襲蔣百里？《國防論》是在1937年全面抗戰前夕出版，共約10萬字。蔣百里作為軍校校長，根據古今中外治軍的經驗教訓，力圖在中國提倡富國強兵的國防經濟學，強調建設國防，練兵御侮，要有憂患意識，堅持抗戰，不要妥協等，也不愧為國民黨的軍事理論家。

 

陳誠是國民黨陸軍一級上將，在1937年11月14日出版《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這本書不是陳誠的專著，是一本文章匯編本，其中陳誠只有3篇文章，分別是《持久戰應有的認識》，《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和《持久抗戰的戰局談》，并注明是錄自《救亡日報》，3篇文章從1-20頁共計約6000字，該書的21-26頁是郭沫若的《持久抗戰的必要條件》；27-31頁是《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會工作綱要（草案）》;第32-50頁是洛甫（張聞天）的《抗日民族戰爭的持久性》；第51-56頁是《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第57-64頁是一篇譯自美國民族周刊史德華的文章《持久抗戰為中國勝利的關鍵》；第65-68頁是史良的《持久抗戰的目的——最后勝利》等。從這本書的目錄和文章看，贊揚共產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的篇幅和內容，大大超過了陳誠的文章。陳誠的“持久抗戰論”，主要是“不怕犧牲”、“拼消耗”的“持久戰”，他用這種理論指導的淞滬會戰，結果以失敗而告終。

 

事實勝于雄辯。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與蔣百里的《國防論》和《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更談不上“抄襲”。

 

一是毛澤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論持久戰》，系統而全面地從戰略到戰術論述了對日作戰的21個問題，和蔣百里、陳誠只是觀點式的口號式的提出對日持久作戰，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二是毛澤東從1935年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到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從1937年8月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作的軍事報告到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演講，都有持久戰的思想，并且不斷地豐富完善。從時間上看，毛澤東研究持久戰也早于蔣百里和陳誠。別有用心之人制造《論持久戰》“抄襲”說，根本沒有看過《國防論》、《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和《論持久戰》這3本書，更沒有對這3本書進行比較，根本不懂毛澤東發表《論持久戰》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根本就是歷史虛無主義故意抹黑毛澤東的胡說八道和反動宣傳。

 

在毛澤東寫作《論持久戰》時，很多人也認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毛澤東在《論持久戰》開篇就提到“很多人都說持久戰，但是為什么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很多人都說最后勝利，但是為什么會最后勝利？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深層的根本性問題，包括蔣介石，陳誠，蔣百里等“很多人”都沒能解決，只有毛澤東解決了?？谷諔馉幍膭倮?，證明和檢驗了《論持久戰》的完全正確。

 

為了弄清歷史真相，不要輕信“花邊新聞”的謠言，還是認真地讀真實史料。在重讀《論持久戰》的今天，建議人們重讀80多年前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這本書是外國記者當時到“匪區”的真實記錄，沒有“拍馬屁”之嫌。但是，這本原版書現在可能難以找到，好在2006年8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為紀念長征70周年，重新出版了《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不過書名改為了《前西行漫記》。這可能是專家們認為《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是《西行漫記》雛形本的緣故吧。

 

【張其武，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紅色收藏家，現任國家移民管理局駐三江縣扶貧顧問，原公安部邊防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武警大校警銜。?1957年2月出生，河南息縣人，中共黨員，在職碩士研究生，曾參加過1979年2月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時任排長，帶領全排出色完成作戰任務，榮立集體三等功；參加香港回歸安保工作，榮立個人三等功；參加汶川抗震救災，榮立個人三等功，并獲公安部汶川抗震救災先進個人榮譽稱號。曾任社會兼職：中國毛澤東軍事思想學會會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管理學會統籌研究會理事，中國收藏學術研究會會員，全國公安文聯會員，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人文研究所特邀高級研究員，原武警學院（現警察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原公安邊防部隊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原《中國邊防警察》雜志編委、副總編輯、編委會主任，《人民日報》特邀記者等，曾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法制日報》、《人民公安報》，《半月談》、《解放軍政治工作》、《政治指導員》、《中國邊防警察》、《黨風》、《作品》、《收藏》等報刊發表文章百余篇，編著政治教材、理論研究、文學作品等書籍十多本，多次參加全國、全軍學術研討會，在省、市和全國多次獲獎?！?/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