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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寫《論持久戰》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余音尚未平息，日軍發動旨在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國難當頭，在我黨的斡旋、倡導以及廣大愛國人士的努力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

然而，統一戰線的建立并沒有立刻成為軍事上“防御外侮”的戰役防線。在抗戰進行到10個月時，1938年5月，不僅東三省難以收復，甚至從山海關到杭州灣，北部、東部中國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淪入敵囊，19日，徐州會戰結束，陳兵黃河東岸的日軍正待發起新一輪攻勢……日軍的猖狂推進，動搖了一些人當初“抗戰到底”的信心，一時間，“日本不可戰勝，抵抗必亡”的亡國論調甚囂塵上。

汪精衛的公開投敵又成為加在“亡國論”上的重量級砝碼。當然，“亡國論”既不會、也不能一統天下。“速勝論”是表面急切、而實際缺少佐證、缺乏力量抗衡的另一種聲音。戰與不可戰、亡與不會亡之間，也有人提出“持久戰”。然而，“持久”到何年何月，延宕到哪天哪時？當時的抗戰形勢充滿了未知的迷霧，面對中國抗戰的前途命運，天下熙熙，誰能作出正確而科學的分析判斷？身居延安的毛澤東沒有因為延安地處中國一隅而將時局“橫看成嶺側成峰”。徐州會戰結束之際，毛澤東開始撰寫醞釀已久、建立在科學判斷和分析之上的時政論文——《論持久戰》：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日本必亡，最后勝利是中國的。他旗幟鮮明地批評了“亡國論”和“速勝論”；但怎樣進行持久戰？怎樣爭取最后勝利？這些需要建立在人民戰爭和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基礎之上，這還必須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

延安城內鳳凰山麓那孔明朗而溫度適宜的窯洞里，毛澤東幾乎筆不停歇、夜以繼日地寫作著腹稿已成的文章，經過8天9夜的嘔心瀝血，當這部5萬余字的《論持久戰》初稿寫成后，毛澤東在一次集會上作了《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演講中，毛澤東旁征博引、舉一反三，以他一貫生動而不失嚴謹的文風，邏輯縝密地層層推進、梳理，深入淺出地引經據典，擺事實、講道理……

這篇文章和這次演講就像撥開了籠罩在人們頭上的云霧，對人們當下最關心的問題給出了科學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轟動。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建議下，《論持久戰》被油印成冊，在黨內傳閱，在傳播到各個根據地后，成為我黨我軍樹立信心、指導抗戰的綱領。

初次印出的《論持久戰》，封面由毛澤東親筆題寫書名，扉頁印著毛澤東親筆寫的：“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然而，囿于延安當時物資匱乏、技術有限，油印的手冊不但質量差，而且數量也非常少，在延安以及各根據地干部群眾爭相傳閱中大有一冊難求、洛陽紙貴的味道。于是，陳云又建議將這篇文章送到國民黨統治區印刷、發表，同時也可以擴大影響。

《論持久戰》的書稿送到了武漢的中共長江局。當時，除了要求印刷成冊外，還要求《新華日報》刊登這篇文章。《新華日報》是我黨于1938年1月在國統區武漢創刊，公開發行、很有影響的一份報紙。

可當時長江局書記王明卻以文章太長為由，不準予刊登。從土地革命時期起，王明就自詡為徹底的布爾什維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一直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瞧不上眼。在負責長江局的工作后，他提出“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右傾投降主義已露端倪。此外，他還不經過中央同意，擅自發表一些言論，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動機日漸明顯。此時此刻，對于擺在案頭、毛澤東撰寫的這篇《論持久戰》他十分不屑。他覺得持久戰的理論消極，認為“抗日戰爭要經歷三個階段”沒有根據。滿肚子“洋墨水”的他還作了一首詩嘲諷：“四億弗憑斗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最后在中央一再致電的情況下，他只同意印刷成冊。而印成之后，他卻暗中送了幾本到蘇聯，期待著莫斯科“正視”《論持久戰》存在的原則性錯誤……可是理論見地的高低、以及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不是某個個人就能阻擋或左右的。《論持久戰》不但在墻內開花，而且墻外花香濃郁。

武漢會戰結束后，在陪都重慶，周恩來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紹了《論持久戰》。白崇禧是國民黨內的實力派，素有“小諸葛”之譽。其時，國民黨內也一直存在著“持久戰”的論調，只不過沒有人對此進行過探究，更沒有人系統而深入地進行闡發。加之，正面戰場的失利，大面積國土的淪陷，此時論“持久戰”就像托詞借口一樣，不免被人側目。據白崇禧當時的秘書程思遠回憶，白崇禧聽完周恩來的介紹，有著十分的興趣，他讓周恩來一定送給他一本。在得到這冊《論持久戰》后，白崇禧進行了認真研讀。讀完后，白崇禧拍案贊賞，對程思遠說：“這才是克敵制勝的高韜戰略！”他按捺不住心里的高興，想立刻推薦給蔣介石，但轉念想了一下，暫且按下不表。與毛澤東相反，蔣介石很少有長篇宏著，他的文章基本都是由人代勞，記日記也是三言兩語。一次，一篇冗長而務虛的報告遞給蔣，他看了幾頁，批了一句“我非紙簍”。基于對蔣的這些了解，白崇禧決定先營造個輿論以“先聲奪人”。

白崇禧在國民黨上層不斷宣揚、介紹“持久戰”理論，很快在當時中國軍事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當時有軍事權威之稱的白崇禧為毛澤東“論持久戰”理論和觀點所折服，甚至還將毛澤東嘆為軍事天才，這些都逐漸傳到了蔣介石耳中，并引起他的注意。白崇禧趁此向蔣介石轉述了《論持久戰》的主要精神，并讓程思遠送了一冊過去。不出所料，蔣也對《論持久戰》深以為然，武漢會戰后的局面也印證了“抗日戰爭必將經歷的三個階段”。于是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在取得周恩來的同意后，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

《論持久戰》在成為國共兩黨領導抗戰的共識之外，在國際上也引起了重大反響。當時周恩來寄了一冊給香港的宋慶齡。讀完文章后，宋慶齡深為認同毛澤東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斷，她找到自己親近的朋友愛潑斯坦等人把《論持久戰》翻譯成了英文，準備在海外出版。毛澤東得知后，特意為英文本寫了序言：“希望此書能在英語各國間喚起若干的同情，為了中國的利益，也為了世界的利益。”

當然，最為重要的是，時間的推移、實踐的檢驗，雄辯地證明了抗日戰爭正是按照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所設想的那樣發展的，中國人民最終戰勝了侵略者，100年來第一次在反對外國侵略的斗爭中取得了完全勝利。歷史見證了毛澤東的科學分析和預測，更歷史地將《論持久戰》這部光輝著作列入了世界十大軍事名著之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