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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的出臺非常關鍵、非常及時、非常重要。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任務，是如何落實的問題，是如何將黨的政治建設中的短板盡快解決和彌補的問題。

一、為什么要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

《意見》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

在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決鞏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堅定地捍衛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堅定地站在中國最廣大勞動人民一邊，從嚴治黨，清理腐敗和意識形態亂象，鞏固了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避免了蘇聯亡黨亡國的悲劇在中國重演。

我們大家都知道，習近平總書記曾非常明確地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一定不能丟，丟了就喪失根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實際上，早在201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強調：“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是領導干部的必備素質，是保持政治上堅定的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蘊含和集中體現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本源和基礎。只有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完整準確地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才能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和解決我們面臨的實際問題，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2013年12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上的講話指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原原本本學習和研讀經典著作，努力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2015年11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指出，要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歸根到底是以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的，是把這些基本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結果，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真經’，‘真經’沒念好，總想著‘西天取經’，就要貽誤大事！不了解、不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和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地位，這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涉及我們這個黨、我們這個國家全局性的指導思想問題，是旗幟、方向、道路問題，更是涉及到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的問題。長期以來，關于執政合法性，部分學者和干部由于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不熟悉、不了解乃至反感反對，出現了很大程度的思想混亂，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認為只有搞美國和西方的多黨競爭、自由選舉、三權分立、憲政民主，才能建立擁有合法性的政治制度和體制；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的保守主義、威權主義、精英主義理論，將執政黨的合法性建立在所謂的“賢能政治”、“精英政治”等理論上面。這兩種傾向和理論其實最終都是在改變共產黨的階級屬性和政治本質，在消解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意見》中著重強調：“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堅持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為指導思想并在具體的改革和建設實踐中踐行馬克思主義，這本身就是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重要前提。

首先，馬克思主義是當今時代唯一科學的思想理論體系，唯物辯證法、階級分析理論、剩余價值理論，是客觀真理，是普遍規律。如果掌握客觀真理和普遍規律的共產黨都沒有合法性，那么信奉虛假謬誤的庸俗理論、信奉各種歪理邪說的政治力量能夠擁有執政合法性？

其次，以《資本論》、《共產黨宣言》等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是當今時代工人階級和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圣經。在當今中國，只有馬克思主義代表了中國工人階級、中國最廣大勞動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最根本利益。經濟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政治保守主義，以及憲政民主、公民社會等等其他各種主義和理論，其歸根結底的內在意圖和戰略目的就是保障剝削壓迫人民大眾的壟斷財團的生產資料和財產所有權神圣不可侵犯。這些理論和主義，歸根結底代表和體現的是國內外大資本、大壟斷財團階層的利益。而在中國，這些被西方灌輸和滲透進來的理論，代表著國內通過侵吞國有資產、侵吞國有土地礦產資源、在房地產金融等領域圈錢而非法暴富的買辦資本階層的利益——與之相反，以華為任正非為代表的中國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將馬克思主義作為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強調要繼續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地位，就是在夯實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實際上也是在正本清源、固本培基、捍衛和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

總之，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和最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中國共產黨才有執政合法性。事實上，某些黨員干部客觀上背離馬克思主義、主觀上反感乃至抵制馬克思主義，他們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等錯誤思潮，甚至力主在中國推行某些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傾向的經濟政治改革，其政治立場不是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而是站在新生的非法暴富買辦集團的立場上，導致黨內腐敗嚴重以及整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趨勢，這是對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的根本性破壞和顛覆。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意見》指出：“黨內存在的政治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忽視政治、淡化政治、不講政治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嚴重問題。”對此，《意見》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注重‘靶向治療’，針對政治意識不強、政治立場不穩、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為不端等突出問題強弱項補短板。”“領導干部要帶頭學理論、強信念，筑牢信仰之基，補足精神之鈣，把穩思想之舵。實施年輕干部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計劃，大力培養造就具有堅定共產主義信仰和較高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二、習近平總書記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是全黨之幸、全國之幸、全體人民之幸。

恩格斯在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曾對《共產黨宣言》的核心思想做出如下概括：“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也就是說，生產方式決定社會階級結構，而社會階級結構決定意識形態、政治等等上層建筑。

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里根-撒切爾”軸心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席卷全球并波及中國。在美英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兩極分化迅速擴大，中產階級和底層民眾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害，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階級斗爭重返美英發達國家的政治舞臺，以美國桑德斯、英國科爾賓、法國梅郎雄為代表的主張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的政治人物史無前例地登上主流政治舞臺，美英壟斷資本被迫利用新法西斯主義來應對人民大眾的反抗浪潮，這就是美國茶黨和特朗普政權的興起背景。

中國社會的政治和思潮變化，同樣離不開這一國際大背景。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政治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等錯誤思潮，早在80年代就曾經在中國出現，類似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義大師的著作早就得以引進，《河殤》等宣傳品一度大行其道，得到了不少知識分子、青年黨員干部的信奉，執政黨核心層個別人物也深受其影響，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并沒有淪入蘇聯東歐那樣的下場。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整個社會中，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仍然占據絕對主體地位，黨內的腐敗和意識形態亂象并沒有像蘇聯東歐那樣嚴重，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中國最廣大的勞動人民仍然站在共產黨一邊。

然而，自1998年以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為核心的錯誤思潮浮出水面以來，迅速成為整個社會具有強大滲透力和彌散性的思潮，以至于馬克思主義在很多領域被邊緣化。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自由主義思潮有了明確的階級基礎。市場經濟和商品交易原則開始滲透黨內，一小撮人通過侵吞巨額國有資產成為新生的暴富階層（這些人自然會抵制共產主義理論），三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等領域的改革一度被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誤導，使中國政府對食品、藥品等等各大民生領域的監管權力和干預經濟的職能被嚴重束縛，使中國的國有企業在生產和就業人數層面的比例權重低于法國和北歐等資本主義國家，使中國的兩極分化與美國等不相上下。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生產方式及社會階級結構的重大變化必然影響到社會思潮、意識形態領域和政治層面。一方面，在黨內，在各級機關和部門，在知識分子層面，某些黨員和知識分子由于長期脫離勞動人民，其立場站在了新生非法暴富階層一邊乃至成為其中一份子，其意識形態上必然傾向于甚至信奉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諸如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等。另一方面，在廣大勞動人民尤其是三千萬下崗工人及其家屬一邊（上世紀90年代后期其生活水平曾經絕對下降甚至低于文革時期），則掀起了一股股懷念毛澤東的熱潮，其中存在一些否定改革開放的極端傾向。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力挽狂瀾，站在黨和人民事業全局的角度，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在今天的指導地位，號召全黨不忘初心，鞏固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等等論斷，嚴肅處理黨內腐敗變質等等現象，最大程度上團結了全黨全民的最大公約數，使黨和國家的面目煥然一新。

理論是立場的體現。當前，黨的政治建設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某些黨員干部站在新生的非法暴富買辦集團的立場上，信奉反馬克思主義的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等錯誤思想和理論，利用手中權力，軟硬兼施地抵制或者消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改革實踐中的落實，推行一些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政治自由主義傾向的政治經濟改革，這些嚴重問題“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是必須要、首先要糾正和彌補的短板。

在被反馬克思主義錯誤思潮影響的黨員、干部中，存在三種情況：

第一，是某些位高權重的黨員干部已經蛻變為非法暴富集團的一份子，通過其白手套已經在國有企業改革、房地產、金融市場等等領域侵吞和攫取了巨額財富，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自然政治上要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站在國內新生的買辦暴富階層一邊，從而信奉西方資產階級錯誤思潮以維護自身的財產神圣不可侵犯。

第二，某些普通黨員和知識分子（如某些著名專家、教授）黨員，“小資”傾向嚴重，長期脫離最廣大的勞動人民，鄙視蔑視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羨慕和崇拜國內外大資產階級，被西方思潮、理論和輿論所嚴重洗腦，他們自覺地抵制、反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將其視作脫離時代的“左”的落后的教條，寧可信奉更加古老的亞當斯密、基督教和儒釋道，也不信奉本來是最年輕、最進步的客觀真理——馬克思主義。甚至某些人自覺地按照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威權主義那套邏輯來曲解、詮釋、篡改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里應外合配合西方的顏色革命戰略，，這些都是典型的“兩面人”。

第三，某些具體職能部門的黨員干部，包括不少在宣傳、教育、公檢法等核心權力部門工作的黨員干部，他們雖然沒有明確的理論主張和意識形態傾向，但是一方面由于在大學期間所學所讀就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新聞學那套理論，另一方面又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缺乏深入了解（某些著名高校的思政課和馬克思主義課程長期由西化的反馬反共人物講授），再加上某些大眾傳媒、報刊媒體以及互聯網新媒體長期被西化派自由化人物控制把持，其思想傾向自覺不自覺地同情反共反華的公知大V，對那些堅決擁護習近平總書記，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干部、學者和底層民眾們則無比反感。由于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功底的欠缺，他們自認為是擁護黨中央的，但實際上卻無法正確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講話精神，在實際工作中客觀上與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背道而馳。這就是西化錯誤思潮以及反共反華的網絡公知大V們長期把持、控制和干擾中國媒體輿論以及學術研究的重要原因。

上述三種情況，從其核心到骨干再到外圍，在黨內形成了相疊加、相共振的現象，產生了非常強大的政治能量，嚴重干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貫徹落實，對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嚴重的干擾和破壞，對黨的執政合法性、國家安全和最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形成了嚴重威脅。

為了解決政治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強調：“發揚革命文化，傳承紅色基因，弘揚革命精神，教育黨員干部正確處理公和私、義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樂的關系。”正確處理公和私的關系，其實就是政治立場和階級立場問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然而，只有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階級立場，才能真正堅持這種精神。

關于政治立場問題，《意見》指出：“全黨必須始終堅定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堅決站穩黨性立場和人民立場。”站穩黨性立場和人民立場，其關鍵就是要將勞動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了黨和人民，甘愿奉獻犧牲自己個人的利益乃至生命。

在革命年代，入黨參加革命不僅沒有個人利益，而且生命安全都有極大風險，因此“革命”本身是一個主要的自然而然的過濾器，能夠將相當多的投機分子隔離在隊伍之外。因此，在1927年4月以后白色恐怖背景下加入共產黨的是一種情況，在1930年代后期抗戰背景下尤其是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后加入共產黨的是一種情況，1947年解放戰場大勢已定后加入共產黨的，則是另一種情況。

但是建國后，由于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形勢開始發生更加根本的改變。為了杜絕年輕一代中的投機分子加入共產黨，毛澤東通過上山下鄉以及群眾運動的方式考察青年和黨員干部是否能夠為了理想信仰做出個人利益的犧牲。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黨最大的考驗和風險就是理想信念的淡化，大批為了追求個人利益的投機分子加入黨內，并被提拔到關鍵崗位，他們自然不會真正信奉馬克思主義，而是信奉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理想信念問題，但是如何讓真正使理想信念問題落到實地，如何在當前的黨員干部中鑒別出哪些是真正有理想信念的，哪些是為了個人利益的投機分子，仍然是一個重大難題。

其判斷的標準，首先是是否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是否有無產階級立場。要全面細致地考察干部地整個思想軌跡和脈絡，不僅僅考察其政治路線，還要考察其組織路線，提防兩面人和投機分子。其次，是否能夠在重大人生關頭和歷史關頭能夠為黨和國家做出自己的奉獻和犧牲。

從習近平總書記青年時代插隊延安梁家河的經歷可以看到，早在青年時代他就樹立了非常牢固的與勞動人民站在一起的階級立場，經受住了上山下鄉這一場非常深入的全面的公與私的考驗。在下鄉插隊時，習近平曾說過，“我為什么就不能在梁家河扎根呢？我為什么就不能留在這里為老百姓干好事呢？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后來，習近平深情地回憶說：“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與之相反，很多人站在小資產階級的個人利益立場上，將上山下鄉過幾年普通人民的生活看作是黨對自己的迫害。習近平總書記與這種態度和思想可以說是有天壤之別，其歸根結底的差別就是有沒有人民立場和階級立場，有沒有學懂、學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因為真正站在黨性立場和人民立場上，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高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偉大旗幟，才會從嚴治黨，力肅貪腐和意識形態亂象。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總書記成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這是全黨之幸、全國之幸、全體人民之幸。

三、蘇聯亡黨亡國的風險仍然存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還遠遠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

總結起來說，意識形態問題并不是單純的思想問題，其歸根結底的是立場問題。站在中國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就會信奉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站在新生的非法暴富階層和國內外壟斷財團立場上，就會信奉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等錯誤思潮，就必然無法抵制市場經濟和商品交換原則的侵蝕，就必然出現腐敗和意識形態上的混亂。

然而，正如《意見》中所強調的，由于“黨內存在的政治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一些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忽視政治、淡化政治、不講政治的問題還比較突出，有的甚至存在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的嚴重問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很多領域并沒有得到貫徹和落實。

習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堅決防止和反對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由于意識形態領域斗爭態勢的高度復雜，這個領域最容易出現兩面人、兩面派現象。十八大以來，錯誤思潮和敵對勢力依靠網絡媒體進行“體制外顛覆”的活動遭受嚴重挫折，但由于馬克思主義多年被邊緣化，他們在教育和媒體領域所掌握的巨大資源和權力，并沒有受到根本性觸動。信奉西方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錯誤思潮的干部、學者，極個別人因為十八大前在網絡上公開發表顛覆性言論、煽動顏色革命而暴露并遭受很大壓力，但是這股勢力中的絕大部分人仍然未受絲毫觸動，他們仍然在牢牢把控著相當多的體制內資源和權力，十八大以來，他們也積極適應新形勢、新情況，更加主動地通過“體制內改革”的方法來推翻共產黨。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某些“兩面人”式的干部和學者自詡為中間派的人物，他們充當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應聲蟲，一方面鼓吹當前共產黨的主要敵人是極左勢力和極左思潮，他們把“左”與左的概念混為一談，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堅持黨的主要指導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領導干部及理論家攻擊為“極左”、“‘左’”、“民粹”、“文革思維”、“文革余孽”乃至“法西斯”，將其與社會上極少數人所秉持的影響有限的“左”傾錯誤思潮混為一談，認為他們是主要敵人，呼吁執政黨對其進行打擊；另一方面則極力淡化憲政民主、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等敵對思潮和錯誤思潮的危害，乃至將其代表人物等顏色革命骨干美化為“新型知識分子”、“自由知識分子”、“主張激進改革的知識分子”，呼吁執政黨對其進行“政治引領和政治吸納”，“經濟上給出路”。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主張黨和政府在經濟上資助這些敵對錯誤思潮的代表人物和顏色革命骨干，在政治上吸納他們。這類兩面人所制造的錯誤觀念至今在黨內仍然有很大市場。

例如，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多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要做優做大做強，但是相當的多媒體、智庫和研究機構按照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與之唱對臺戲，認為改革開放就是要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如果稍懂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就會知道，從長遠來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方式決定社會階級結構，社會階級結構決定政治和意識形態, 后者對前者在某些歷史環節下又產生決定性的反作用。而一定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目的，無不是要鞏固其相應的經濟生產方式。也就是說，共產黨執政及政治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捍衛和鞏固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及其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產主義，其根本經濟前提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直到這種社會主義經濟關系或者說生產方式按照馬克思所說，擺脫偶然性和任意性，取得固定性、穩定性和獨立性的統治地位。凡是反對《憲法》、《黨章》最核心的公有制條款，主張取消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主體地位的黨員干部，無論他們如何自詡擁護黨中央，其本質都是自覺不自覺的“兩面人”。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非常明確地提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然而，通過侵吞國有資產而非法暴富的利益集團及其在政治和學術上的代言人、代理人，以改革開放者自居，拼命鼓吹私有化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必然性，對鄧小平到習近平一直堅持的社會主義改革方針極為仇視，他們將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將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學者攻擊為“極左”，其目的就是在反對和動搖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破壞和顛覆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他們所堅持的正是80年代橫行一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改革開放道統。

再如，201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慎明副院長因發表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一文，遭受境內外敵對勢力的造謠攻擊。201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同志發表《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一文，只因為此文堅持憲法和黨章的基本原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階級分析和無產階級專政這些客觀真理和歷史發展規律，其標題還是鄧小平的原話，就遭受社會上信奉錯誤思潮的公知大V們的長時段的惡毒造謠、人身攻擊和殘酷輿論威脅，很多言論明顯觸犯憲法和法律，卻不被制裁，以至于在黨內形成了一種強大的輿論定勢，致使某些同意王偉光觀點的高級干部也不敢發聲，還有某些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功底不扎實、被錯誤思潮所影響的黨員干部公開反對王偉光。

《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指出：“要堅定理想信念，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挺起共產黨人的精神脊梁，堅決防止不信馬列信鬼神、不信真理信金錢，堅決反對各種歪曲、篡改、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想。”然而，當前的基本政治生態是，以王偉光、李慎明等為代表的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黨員、干部、學者、群眾，總是受到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和勢力的輿論造謠，在黨內承受極大政治壓力，黨內卻鮮有領導干部站出來回擊敵對勢力，這充分說明黨內存在的政治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還非常突出，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蘇聯解體時，為什么偌大一個黨如鳥獸散？為何不見一人是男兒？關鍵的原因是，從1988年3月開始，以女教師安德烈耶娃為代表的真正捍衛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堅持階級分析理論的“原則派”（《我們不能放棄原則》）以及在蘇共高層的支持者如利加喬夫等人，都被內外勾結、聯合美國勢力的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等當權者定性為“極左保守派”、“斯大林分子”，發動全國力量對這些原則派進行了輿論圍攻、無情造謠和政治邊緣化打擊，這是蘇聯瓦解的一個重要而關鍵的前提因素。

與之類似，國民黨在孫中山領導下曾經也是一個進步的革命的并且得到廣大人民擁護的政黨，但自1927年4月開始，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當權派旗幟鮮明地站在帝國主義等三座大山一邊，不僅僅屠殺共產黨，將深受人民支持的國民黨左派也鎮壓干凈，這是國民黨后來土崩瓦解的根本前提。

通過對2014年王偉光事件與蘇聯解體前的安德烈耶娃-利加喬夫事件的對比可以發現，黨內的意識形態短板和政治短板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從一定程度上說，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將比反腐敗斗爭更加復雜和艱巨。當前，反腐敗斗爭取得偉大勝利，初步實現了“不敢腐”的戰略目標，但是要實現制度層面的“不能腐”尤其是理想信念層面的“不想腐”，可以說仍然是“雄關漫道真如鐵”。然而，真正取得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壓倒性、決定性勝利，其實比實現反腐敗斗爭中的“不想腐”更加困難。對腐敗行為的對錯是非的鑒別是相對容易的，但是意識形態則更加復雜。突破腐敗分子的心理防線，讓腐敗分子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是容易的，但是信奉西方錯誤意識形態和錯誤思潮的黨員干部們往往自詡自己掌握真理、普世價值和道義制高點，其世界觀、歷史觀出現了問題，改造起來相當于靈魂深處的革命。總之，將信奉西方自由主義錯誤思潮的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改造成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比將腐敗分子改造成清廉的公務員，要困難得多、復雜得多。

和蘇聯解體前的情況非常類似，曾經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黨內黨外、學術界、輿論場，淡化、曲解、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原理的傾向一度聲浪滔天。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在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中失聲的現象，在很多關鍵領域諸如經濟學、法學、國際關系等領域仍然非常嚴重。針對理論界、學術界、輿論界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非常具體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社會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錯誤的認識。有的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中國現在搞的不是馬克思主義；有的說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說教，沒有學術上的學理性和系統性。實際工作中，在有的領域中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在一些學科中‘失語’、教材中‘失蹤’、論壇上‘失聲’。這種狀況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眾所周知，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就成為了中國思想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最大威脅，上世紀80年代末，這股勢力又差一點推翻國家政權。今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勢力，由于外有西方壟斷資本和情報機構的支持，內部有新生非法暴富資本作為經濟基礎，黨內還有個別腐敗變質的高級干部作為其保護傘和同情者，他們四十多年積累的能量絕對不可能僅僅通過十八大后六、七年的斗爭就會退出歷史舞臺。

當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相關勢力，仍然對高校、媒體等重要的意識形態領域有巨大影響，相當多的理論陣地、輿論陣地的政治主導權并沒有控制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 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錯誤思潮就在黨內尤其是在青年學生、干部中有極大市場，在這種局面下，真正信仰、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隊伍、媒體宣傳隊伍、企業管理隊伍是不可能突然發展壯大并獲得主導權的。經濟學、法學、新聞傳播學等領域馬克思主義被邊緣化的現象極為嚴重。這帶來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很多畢業后進入國家重要機關的高校經濟學院、法學院、新聞學院的畢業生，都不同程度受到資產階級自由化、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等錯誤思潮的影響，這種局面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的時間，其危害也將是深層次的、戰略性的。

比如，有些位高權重的“兩面人”表面上高唱理想信念，大講馬克思主義，而私底下則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基本著作不屑一顧，甚至說“不瘋不傻，誰現在還讀這個”。事實證明，這類對馬克思主義不屑一顧的干部，也往往是嚴重腐敗變質的，這種現象并不是偶然和個別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嚴重現象？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長時間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等等錯誤思潮把持、主導乃至壟斷國內著名高校相關學科和專業，大批文科及理工科畢業生都受到這些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共反毛思潮的影響，有很多已經進入國家關鍵機關部門并擔任要職。

“正確的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這是政治領域的普遍規律。十八大以來，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很大的改觀，但是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在經濟學、法學等等重要的領域和學科，在新聞媒體尤其是互聯網新媒體領域，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及其骨干人物仍然在掌握一定的乃至很大的影響力和主導權，敵我力量對比并未發生根本的改觀。具體來說，在法學領域，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法學幾乎已經一統天下，馬克思主義法學就面臨著“斷子絕孫”的危機。意識形態領域針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的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在黨內徹底肅清“兩面人”干部之前，在長期把持、控制、壟斷高校、傳媒、科研機構等意識形態部門的反馬克思主義勢力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之前，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仍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系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自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