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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理解鄧小平“南方談話”關于

意識形態領域問題的戰略判斷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

馬鐘成

摘要：當前，社會上流行一股輿論思潮，將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談到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進行教條化、片面化、極端化、擴大化式的曲解，從而制造意識形態的混亂，危害黨和國家的改革開放事業。要全面、準確、完整地理解鄧小平“南方談話”這一論斷的科學內涵，就不能脫離當時的具體所指、具體歷史背景來孤立片面地看待這個問題：第一，“主要是防止’左’”有明確的時間限定和政治環境，并非是指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甚至未來幾十年都要堅持這個方針；第二，“主要是防止‘左’”只是某個具體歷史時間段的工作重心，并沒有像明確反右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樣延伸至未來七十年；第三，“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針，主要是針對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來說的，跟右派的敵我矛盾不是同一范疇的問題，對這二者的處理方式也是根本不同的。最后，要運用歷史的辯證法來看待這個問題，在革命戰爭年代黨內主要防“左”，在改革開放時期黨內要更加警惕右。

關鍵詞：鄧小平“南方談話”  改革開放40周年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意識形態問題，貫穿改革開放始終，是關系改革開放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否順利進行的一個關鍵問題。如何認識中國當前及未來意識形態領域的基本判斷，成為新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當前尤為值得警惕的敵對勢力的一個重要新動向，就是某些兩面人，站在貌似客觀中立的立場上評判社會思潮，曲解“左”右的概念，將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談到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進行教條化、片面化、極端化、擴大化式地曲解，從而制造意識形態混亂。這些人主張，經過十八大后幾年的工作，右翼自由主義的勢力已經被有效壓制，未來對黨和國家危害更大的是極“左”思潮。這種觀點是否符合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基本情況？如何準確、完整、全面地理解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提出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本文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全面、準確、完整地理解鄧小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思想的實質

1992年，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中“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相關完整語境如下：“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①]

鄧小平所批判的“‘左’的東西”，指的是左派即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錯誤的激進冒進派別和傾向，鄧小平所批判的“右的東西”，主要指的右派即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保守的或因受敵對勢力影響而缺乏對敵斗爭性、對敵妥協投降的錯誤傾向，而非就整個社會而言的右派和敵對勢力。

鄧小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主要是針對黨內左右傾錯誤思潮來說的，他認為在當時的那個具體的歷史時間階段，要把黨內即左派內部的“左傾”錯誤思潮而不是右傾錯誤思潮當作主要的黨內錯誤思潮進行處理，這是就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言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帝國主義及和平演變顛覆勢力、敵對勢力已經不是全黨的主要敵人，更不等于把全黨的主要敵人及主要斗爭對象從帝國主義及和平演變敵對勢力身上轉移到當時的黨內“左”傾錯誤乃至左派（黨是整個左派的一部分）身上，將其當作全黨的主要敵人和斗爭對象。

我們應正確理解其中“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一論斷，不能將其教條化、抽象化、擴大化、極端化，脫離當時的具體所指、具體背景和具體涵義。

1、“主要是防止‘左’”有明確的時間限定和政治環境

鄧小平的這一論斷針對的是當時具體的政治環境，有明確的時間限定。鄧小平一開始就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其“現在”具體指的是在基本處理完“8.9動亂”問題后，要警惕“左”的傾向抬頭，防止其危害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并非是指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及未來幾十年都要堅持“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針。鄧小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有明確的具體時間限定，即“現在”。

眾所周知，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幾年時間內，黨中央一直主要（即著重）糾正“左”的錯誤。然而，在每個具體的歷史時間段，思想戰線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究竟是主要“防止‘左’”，還是主要“警惕右”，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例如，鄧小平于1983年10月12日指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運動和思想斗爭中的‘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評和糾正。但是，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②]在這里，鄧小平把糾正右的傾向，當作“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即將當時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矛盾定位為右的傾向，將糾正右當作主要工作。

可見，黨中央在不同時間段、在意識形態領域的主要矛盾也是不一樣的，有時著重糾“左”、防止“左”，有時著重糾右和反右。

在主要糾“左”和防止“左”的同時，鄧小平也指出，不同群體呈現的主要傾向及相應的工作重點是不一樣的。例如，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在指出“我們主要是反‘左’”的同時，也強調在青年人中間要主要反右，他說：“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 [③]

可見，鄧小平的主要反“左”，指的僅僅是“左”的習慣勢力。無論是反“左”還是反右，鄧小平都有非常明確的現實針對性和問題導向性，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哪個是主要矛盾就主要解決哪個問題。而不是把個別時間段里的某個方針和判斷，當作亙古不變的教條，因為這違背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即便是在主要反“左”的具體歷史時間段內，針對當時的青年人，鄧小平仍然強調主要還是要警惕“右”。

1980年代“左”的習慣勢力在今天早已進入歷史，當時的青年一代（鄧小平認為，對于50后、60后、70后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已經成為今天社會的中堅，而更年輕的80后、90后、00后的年輕人也已經登上歷史的舞臺。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社會上，“左”的習慣勢力早已不復存在，在高校、媒體、網絡、知識分子等重要的意識形態領域，究竟是“左”的習慣勢力為主要矛盾，還是右的勢力為主要矛盾，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能照搬照抄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初這一具體時期內個別時間段的判斷，別有用心地將其教條化處理。

2、“主要是防止‘左’”并沒有像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樣延伸至未來七十年

鄧小平無論是在強調“主要是防止‘左’”時，還是強調“首先要著重解決糾正右”時，都是針對具體歷史條件和階段下出現的不同傾向時講的，如果要強調未來需要長期反“左”及反右，鄧小平會著重加上一個歷史時期進行強調。例如，針對右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鄧小平于1987年3月3日指出，“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四個現代化，我們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個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④]1987年3月8日，鄧小平又指出：“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實際上就持這種觀點。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⑤]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又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 [⑥]

由此可見，鄧小平明確指出反右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包括在某些具體歷史時間段主要反右），是未來七十年都必須要長期堅持的問題。然而，針對“左”的問題，鄧小平只是指出在當時具體的某個歷史時間段要“主要是防止‘左’”，并未指出未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還要反“左”。

3、“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針，主要針對的是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

最為關鍵的是，正確理解和執行鄧小平在某些具體的歷史時間階段強調“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時，要把握好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及敵我矛盾這三者之間的界限。當時鄧小平做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是指當時“左”的東西的危害相對于當時右的東西更突出，這里無論是“‘左’”還是“右”，首先主要指的是黨內“左”傾和右傾的錯誤傾向。鄧小平在這里主要是在處理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范疇內來說的，1992年南方談話中的具體語境是“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其中“右的東西影響我們”指的是黨內的右傾思想，“‘左’的東西影響我們”指的是黨內的“左”傾思想，“我們”指的是黨及黨中央。可見，鄧小平在這里主要指的是黨內（即左派內部）“左”及右的不同錯誤思想傾向及對全黨和中央的不良影響，是特指當時黨內“左”傾錯誤思想比右傾錯誤思想更危險。

鄧小平說“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這里的“左”，不可能是指就整個社會而言的左派和右派，更不可能指的是左派（即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或者是說左派內部的“左”傾錯誤思想比右派（即帝國主義、國內外敵對勢力和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更危險，是最大的危險。黨內（即左派內部）“左”傾錯誤思想，跟右派（即帝國主義、國內外敵對勢力及和平演變勢力）根本不是同一個層面的問題，前者的問題必然是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范疇，而后者的問題必然是敵我矛盾范疇。

當然，就當時的情況而言，黨內的右傾思想，對社會尤其是對青年和大學生群體有著廣泛的影響，因此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主張在黨內“主要是反‘左’”的同時，也強調在青年中間主要是反右。而黨內右傾思想又和社會上的右派（即國內外敵對勢力、和平演變勢力、全盤西化勢力）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在某種條件下，前者有向后者演化的危險，即便如此，我們對黨內右傾思想的處理方式與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處理方式，也是不同的。

二、歷史的辯證法：革命戰爭年代黨內主要防“左”，在改革開放時期黨內要更加警惕右

毛澤東曾指出，“什么叫‘左’？超過時代，超過當前的情況，在方針政策上、在行動上冒進，在斗爭的問題上、在發生爭論的問題上亂斗，這是‘左’，這個不好。落在時代的后面，落在當前情況的后面，缺乏斗爭性，這是右，這個也不好”。[⑦]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即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和左派內部，“左”的東西表現為激進、冒進，表面上似乎擁有最革命、最純粹、最進步的無產階級立場，但是脫離實際和現實，在革命年代的危害最為嚴重。而右的東西，則表現為保守、落后，對敵缺乏斗爭性，對共產主義革命缺乏熱情和信心，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表現出對敵妥協和投降，這樣其階級立場和政治立場就發生了偏移并走向了反動，走向了革命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面，進而從左派內部的“右傾派”蛻變成右派，從人民內部矛盾演化為敵我矛盾。蘇聯解體的過程和實際經驗就是最好的證明。

鄧小平所談的“‘左’”和“右”的概念與毛澤東是一脈相承的。鄧小平所說的“‘左’”，具體來說主要是歷史上的“左”傾錯誤及當時存在的一些習慣勢力，他們之所以主張“全面的計劃經濟”、“純而又純的公有制”以及政治上無政府主義的“大民主”，歸根結底是沒有正確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提出了冒進的、超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政策主張，這當然是就黨內情況而言的。而“右”則是指黨內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出現這種傾向的重要原因，仍然是沒有正確把握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他們按照庸俗生產力論，認為俄國革命與中國革命搞早了，是早產兒，要補資本主義的課，主張要從社會主義社會全面倒退到新民主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社會。這主要也是就黨內矛盾而言的。

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曾指出，“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同樣是在這篇談話中，鄧小平強調：“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⑧]非常明顯，鄧小平強調中國未來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即主要是由于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導致共產黨內部出問題，即主要是右的勢力在共產黨內部搞垮共產黨。

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 [⑨]很明顯，在動亂過程中，黨內矛盾和敵我矛盾有所交織，鄧小平“南方談話”中強調的“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更多是指黨內右的東西、右的錯誤傾向，是指“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而不僅僅是動亂中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因為針對動亂中的右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就不僅僅是“警惕”問題了。

毫無疑問，黨與黨內“左”傾錯誤（即“左”的東西）和右傾錯誤（即右的東西）的矛盾，主要是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而黨與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錯誤思潮及其背后的帝國主義及和平演變勢力的矛盾，則無疑是敵我矛盾。即便是在20世紀80年代黨內某些勢力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乃至站在動亂一邊，我們也基本上是按照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的（極個別情況除外）。然而，針對帝國主義及和平演變勢力的顛覆，毫無疑問要按照敵我矛盾進行處理，甚至必要時要用人民民主專政的手段進行處理。

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某些具體歷史時間段內，鄧小平主張在黨內主要反“左”的同時，在社會上的主要敵人仍然是右的勢力，即在社會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領域主要反右，即對帝國主義及和平演變勢力的顛覆破壞進行堅決斗爭。因為當時“左”的習慣勢力主要是在黨內，在中國社會和國際社會中，帝國主義及和平演變勢力依然是敵對勢力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危險，這正如我黨歷史上在黨內主要糾正王明、博古、李德等“左”傾錯誤路線及主要糾正右傾錯誤路線時，并不是說黨的主要敵人已經不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當時與“左”傾、右傾代表人物的斗爭也基本以黨內矛盾進行處理（叛變投敵者除外）。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及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左”傾錯誤、“左”的東西之所以危害比右傾錯誤、右的東西更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面臨著激烈的國內外的階級斗爭，甚至是最高級別的武裝暴力形式的戰爭，很多時候面臨來自外部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如抗美援朝戰爭等等）。因此在對敵斗爭、階級斗爭為黨的主要工作的背景下，帶有革命色彩“左”的東西相比右的東西就更加難以克服，其造成的損失有時候比右傾錯誤還要大。在戰爭與革命為主要矛盾的時代，在黨以階級斗爭和武裝革命為主要工作的時代，黨內主要反“左”，是符合辯證法原則的。

然而，當今天“左”的習慣勢力早已退出歷史舞臺，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有近70年歷史的執政黨，黨的主要工作早在四十年前開始就已經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際帝國主義已經難以通過戰爭和暴力手段消滅我們而主要采用和平演變手段的時候，尤其是在改革開放、國外思潮大量進入國內黨內的情況下，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在社會上，右的東西的危害都將遠遠超過“左”的東西。例如，二戰結束前，蘇共犯的最大的錯誤是肅反擴大化，主要是“左”的錯誤，但是這一失誤并沒有導致蘇聯亡黨亡國。而最終毀掉蘇聯及蘇聯共產黨的，卻正是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的右傾錯誤（最后導致了變質、蛻變、叛變）。中國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出現過的幾次動亂、暴亂及其他對黨的事業和國家安全產生過嚴重危害的勢力和事件，主要都是因右的東西的不良影響。因此，在黨成為執政黨、黨的工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當今時代，黨內應主要警惕和反對右，這才符合辯證法、符合歷史規律，這就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提出“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等論斷的原因。

當前，敵對勢力別有用心地曲解鄧小平“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論斷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混淆黨內矛盾與黨外矛盾、國內矛盾與國際矛盾、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之間的處理界限。將鄧小平在某個具體歷史時間段主要就處理黨內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所提出的“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論斷，擴大為在一切時期、處理一切領域問題時的方針。按照這種曲解，當前黨內和人民內部的“左”的勢力和問題，是比帝國主義、和平演變勢力及敵對勢力還要危險、還要主要的敵人，這當然是非常荒謬的。在有些人看來，“主要是防止‘左’”，就是在全社會領域要主要打擊這些“左”的勢力，甚至是打擊不帶引號的左，放松對黨內右傾勢力及帝國主義、和平演變等敵對勢力的打擊，這是對鄧小平理論非常惡毒的斷章取義和曲解。

在當前，我們要牢牢堅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牢牢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通過改革開放完善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逐步排除新自由主義等錯誤思潮對改革開放的干擾和誤導，那些極端的“左”傾思潮和情緒，自然也就會煙消云散，那些受右的敵對勢力蠱惑的普通群眾最終也會走向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方向上來，這是對改革開放最好的紀念。

作者：馬鐘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文章來源：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

注釋：

[①]《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頁。

[②]《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頁。

[③]《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頁。

[④]《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頁。

[⑥]《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⑦]《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3頁。

[⑧]《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

[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