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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鐘成：稀土保衛戰失利、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的《入世議定書》

點擊：  作者：馬鐘成    來源：北斗深度智庫  發布時間:2015-05-08 12:08:35

  

 

馬鐘成：稀土保衛戰失利、中等收入陷阱與中國的《入世議定書》

——簡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不平等條約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

北京華夏文化交流促進會研究部主任

 

一、新自由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惡果：美日歐常年掠奪中國稀土資源

 

2015年4月23日，中國財政部宣布，今年5月1日開始將取消稀土及其他金屬的出口關稅。2015年5月5日參考消息網報道：美國貿易代表佛羅曼5月4日就中國取消稀土出口關稅和配額發表聲明說， 這表明奧巴馬政府致力于保護美國工人的利益和美國的權利，并再次表明采取有力貿易執法能夠并且已經產生實在的成效。據商務部網站2014年12月31日信息顯示，自2015年1月1日開始，中國稀土出口配額被取消。

稀土問題是中國社會的一根敏感神經。通過廉價出口，美日歐發達國家長期大肆掠奪中國稀土資源。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光憲曾表示，1995年到2005年10年間，因為低價出口稀土，造成中國外匯損失高達數百億美元。

中國的稀土資源之所以會廉價出口，其原因跟中國鋼鐵行業高價進口鐵礦石一樣：中國的稀土行業和鋼鐵行業都是一盤散沙式的、分散的、相互間惡性競爭的自由市場模式，而國外稀土的購買方和鐵礦石的供給方，則是高度壟斷的計劃型大企業模式。中國的稀土行業和鋼鐵行業淪為這種狀態，都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誤導和干擾中國經濟改革導致的惡果。

計劃，本來是現代化工業生產的內在要求。列寧指出，“大機器工業和以前各個階段不同，它堅決要求有計劃地調整生產和對生產實行社會監督。”[1]恩格斯認為，“大工業造成一種絕對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組織，在這個新的社會組織里，工業生產將不是由相互競爭的廠主來領導，而是由整個社會按照確定的計劃和社會全體成員的需要來領導。”[2]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類似，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里，大工業的生產也是按照“確定的計劃”來進行的。只不過它是由壟斷資本家及其管理團隊（而不是整個社會和人民）所主導的，其本質也是維護壟斷資本家（而非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而已。

從歷史上看，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來并非要否定和排斥“計劃”。1994年12月9日至14日江澤民同志在天津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江澤民同志在十四大前解釋選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而省去“有計劃”三個字時也曾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計劃性的問題。”[3]

然而，中國的實際經濟改革權力，卻相當程度上被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勢力所控制。一大批留學英美及由美國福特基金會、索羅斯基金會等等基金會（背后是美國中情局）培育和資助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及官員掌握了中國經濟改革的話語權和實際權力。從石油到電力，從航天到電信，從鋼鐵到鐵路，中國各大產業都曾遭受極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模式的破壞性、去工業化、去高新技術的改革，原有的高效的現代化的計劃性的超規模大企業或者大企業聯盟體，被生硬的拆分以促成相互間的惡性市場競爭，然后則是逐步的私有化及外資入股控制，中國的整個產業布局在西方私人壟斷資本寡頭面前變成了一盤散沙。

即便是央企之間，在面臨外國資本時，也依然相互間惡性競爭，使外資漁翁得利。例如，依靠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中國鐵路技術裝備總公司（1982年10月改稱中國鐵路機車車輛工業總公司）至90年代已經初步積累了能夠與西方資本較量的技術和能力。2000年原鐵道部將“中車”拆分為“南車”和“北車”。后來南車和北車在海外投標時，屢次發生“窩里斗”，為了拿到項目“不擇手段”，競相大幅壓低投標價格，每次都使中國損失以億計。2011年1月土耳其機車項目招標，南車報價200多萬美元，北車報價120萬美元，后來南車又繼續把價格壓到更不可思議的位置，但訂單最后給了一家韓國公司。2012年南車復仇，殺入原屬北車的阿根廷市場，在2012年阿根廷電動車招標過程中，中國南車、北車兩家公司相互壓價，最后南車竟然以低于國際正常單價近一半的價格中標，被業內稱之為“兩敗俱傷”。[4]各行各業都是如此，例如，國內鋼鐵行業相互競價高價進口澳大利亞鐵礦石、高價收購澳大利亞礦山，給中國造成的損失高達上萬億。

上述這種類型的市場模式，在之前的英美日德等所謂市場經濟國家企業進行跨國貿易和投資過程中都不曾出現過。中國當前這種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發展模式，和當年清末國內一盤散沙、各省獨立互保以應對八國聯軍的入侵并沒有本質區別。考慮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同時期進行的教育、醫療、住房等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可以說中國當前經濟領域的無計劃、無政府式的自由市場競爭狀態，已經打破了世界記錄。中國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迷信市場經濟，是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毒害最深的國家，其程度不僅遠超德日，也超過英美。2015年的中國，終于推進了南車和北車的合并，盡管國家和人民早已付出了慘痛教訓，但是央企合并進程仍然遭受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勢力的干擾和抵制。

具體到稀土行業而言，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國只有少數幾家稀土礦和稀土冶煉分離企業，市場集中度很高，稀土冶煉技術已經初步具備國際競爭能力。然而，9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干擾中國經濟改革，政府和執政黨代表人民和國家利益對經濟進行計劃、管理、干預和指導的權力被變態化地剝奪，稀土探礦權和采礦權被無原則下放，進行稀土開發的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大量涌現，資源被大規模浪費、環境被嚴重污染，稀土企業的數量高速上漲，稀土探礦權和采礦權一度超過400個，稀土企業則擴展到200多家。中國的外貿部門為鼓勵稀土廉價出口，還進行稀土出口退稅。中國的完全市場化的一盤散沙的稀土企業們，相互之間惡性競爭，向國外壟斷資本寡頭出口稀土，出口價格只能日益下降：在美元日益貶值的背景下，中國稀土產品出口噸均出口額1987年～1990年為1.21萬美元，1991年～2000年下降為0.98萬美元，2001年～2005年進一步下降為0.77萬美元，稀土幾乎賣成了白菜價，美日歐國際壟斷資本寡頭對中國寶貴的稀土資源進行史無前例的經濟大掠奪。從廉價出口稀土高價盡快鐵礦石，從廉價出口褲子和玩具到高價進口大飛機和芯片，從賤賣國有工業企業和銀行股份給外資到用寶貴的外匯購買美國兩房垃圾債，中國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美日歐新殖民主義模式下的經濟殖民地。

面對中國稀土企業的廉價出口，美國等國家則開始封存自己的稀土礦山，大規模進口中國的稀土進行囤積，等待中國稀土開發賤賣完后再高價賣給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芒登帕斯稀土礦每年可產2萬噸稀土，幾乎相當于當時世界年總產量的1/3，美國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稀土供應國，90年代后，由于中國大量出口廉價的稀土資源，美國逐漸封存礦山資源，開始進口并囤積中國廉價稀土，美國90%以上稀土從中國進口。日本也采用了同樣的囤積政策，目前儲存的稀土甚至已夠用四五十年。

面對中國稀土被歐美日廉價掠奪的局面，中國基本上只能有兩種辦法：第一，根本的治本辦法，是利用政府和執政黨的權力，代表人民利益，推進稀土企業間的合并，禁止私企和外資染指稀土行業，將中國稀土企業整合成一家或者幾家相互配合的航空母艦，杜絕惡性競爭，直接提高出口價格。第二，暫時的治標手段，是對稀土出口進行配額管理，以及對稀土出口征收出口關稅，借以變相提高中國稀土出口價格。

由于中國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干擾和破壞，中央計劃權力早已被閹割，稀土行業的整合必然遲遲無法根本性推進。2005年以來推行的出口管制政策，如壓縮出口配額名單、取消出口退稅、征收出口關稅等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國內一盤散沙的稀土行業仍然無法掌控國際稀土市場的定價權。為掠奪中國稀土資源，美歐日壟斷資本走了三步棋，第一是通過WTO體系對中國出口管制施壓的同時，第二是利用中國對市場經濟的迷信，紛紛將稀土永磁材料、熒光粉等生產線不斷向中國轉移，建立外資控制的稀土產業。另一方面則通過貿易市場繼續壓低稀土價格，通過資本市場打擊中國稀土企業，壓低稀土企業股價后再進行股份收購，對一盤散沙的中國稀土企業進行壓力滲透，妄圖徹底控制中國稀土行業。至2010年，在包頭稀土高新區內運營的稀土相關的外資企業已有約50家。至2012年，已經有美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已在中國投資稀土產業，獨資、合資企業達到38家。

 

二、奇恥大辱：稀土保衛戰失利的直接罪魁是中國《入世議定書》

 

當前中國取消稀土出口關稅和配額，這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資源主權的淪陷，這主要是歐美日發達國家借助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中國施壓的結果。歐美借助WTO規則及中國《入世議定書》，強迫中國廢除了稀土出口管制政策，要恢復之前的稀土廉價出口的發展模式。

2014年3月26日，WTO公布了美國、歐盟、日本訴中國稀土、鎢、鉬相關產品出口管理措施案專家組報告，裁定中方涉案產品的出口管理措施違規。業內分析，繼九種原材料案之后，我國稀土等產品出口限制再度被裁違規，這意味著我國多年來的出口配額制度面臨終結。2014年8月7日，世界貿易組織(WTO)公布了美國、歐盟、日本訴中國稀土、鎢、鉬相關產品出口管理措施案(簡稱稀土案)上訴機構報告。上訴機構維持此前WTO專家組關于中方涉案產品的出口關稅、出口配額措施不符合有關世貿規則和中方加入世貿組織承諾的裁決。

至此，中國自2005開始大約十年的第一波稀土保衛戰，已經基本失敗。這意味著歐美日發達國家將利用WTO規則及自由貿易的名義，繼續強行廉價掠奪中國寶貴的稀土資源，中國的稀土資源將不能像中東的石油、澳洲的鐵礦石那樣，成為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助推器。

其實，早在三年前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2012年1月底，中國在與歐美的原材料官司中敗訴：WTO裁定中國對九種原材料限制出口的行為不合理，其中包括鋁礬土、焦炭、氟石（即螢石，被稱為類稀土）、錳、鎂、碳化硅、金屬硅、黃磷、鋅九種征收出口稅的原材料。其主要理由便是中國所簽訂的《入世議定書》。以第三方參與起訴的還有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印度、日本、韓國、挪威、中國臺灣、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國家。[5]此案涉及的產品雖很多不是是稀土，但是卻是歐美試圖運用WTO規則迫使中國放開稀土廉價出口的“前奏”。后來，真正的稀土之訴上演，中國繼續如此慘敗。

據媒體披露，正是因為當年的《入世議定書》，中國與歐美在WTO對決中總是慘敗而歸：

【征收出口稅是否違規是雙方爭辯的核心。起訴方稱，中國《入世議定書》是WTO規則的組成部分，根據該議定書第十一條第3點和其附件六，中國已經承諾不再對附件中沒有列舉的產品征收出口稅，也不再提高對列舉產品的出口稅幅度，如果遇到特殊情形必須征稅或提高征稅幅度，中國應該事先與其他相關國家協商，尋找共同接受的解決方式。

在無法否定議定書規定的情況下，中國引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第二十條的“生命健康例外”和“環境保護例外”進行反駁。這是國內輿論認為中國可以據理力爭的基本點。

但起訴方堅持中國《入世議定書》已經作出了具體承諾，排除了這兩個例外條款對中國的適用。遺憾的是，專家組采納了起訴方的意見，認為雖然不讓中國適用這兩個例外條款是不公平的，但《入世議定書》已有約定，無法改變。】[6]

仔細來看WTO專家組的這段意見：【認為雖然不讓中國適用這兩個例外條款是不公平的，但《入世議定書》已有約定，無法改變】。這意味著，WTO專家組公開宣稱中國應接受不公平待遇，因為這是中國之前的《入世議定書》已經承諾過的。這可謂新中國六十年未有之奇恥大辱。

 

三、形式和實質都不平等：中國《入世議定書》如何使中國成為WTO“賤民”

 

2001年前后中方入世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曾發表過如下奇葩言論：“中國還要再作20年襯衫，至少。”“中國不必有自己的汽車自主品牌，我們不能夠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我不太相信什么自主品牌，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不要花過多精力。”“一個外資企業它一旦到了中國，……它就是中國的企業，我覺得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7]由這樣的奇葩代表中國進行入世談判，會簽下怎樣的《入世議定書》呢？

2003年，國際公認的國際經濟法權威期刊《Journal of World Trade》（中文名：《世界貿易雜志》）第37卷第3期刊登的《“WTO-Plus” Oblig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System》一文（作者是美國韋恩州立大學法學院Julia Ya Qin）對中國的《入世議定書》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分析，發現這份議定書在WTO法律框架內是一個最獨特的協議，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特殊條款，從而擴展、修改或者背離了之前原有的WTO諸協定。[8]

《入世議定書》中的這些特殊條款所包含的義務了超出現有的WTO協定，此類義務在國際經濟法中被稱為“超WTO（WTO-plus）”義務。在中國入世之前，只有零星幾個加入成員中存在著極其有限的一些“超WTO”義務，它們對WTO法律體制所產生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而中國《入世議定書》讓中國所承擔的超WTO義務范圍十分廣泛，涵蓋中國的貿易管理體制、中國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承諾）、以及新的WTO投資規范（投資措施和給予外國投資者的國民待遇）。某些超WTO義務條款在議定書的文本中占據著顯眼的位置，而另外一些則埋藏在《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不引人注目的條款之中。除了中國需承擔“超WTO(WTO-plus)”義務外，議定書中還有大量“負WTO （WTO-minus）”準則，這一類特殊規則降低對現有的WTO成員的約束標準，減少中國作為WTO成員所享有的權利。大部分的“超WTO”條款和全部的“負WTO”條款是中國議定書所獨有的。

WTO現有行為規則由《WTO協定》及其附件規定，這些附件包括《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及其相關文件（GATT1994），《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關于爭端解決規則與程序的諒解》(DSU)等。

中國《入世議定書》中獨特的“超WTO”條款用來讓中國承擔更多的義務，從而讓美國等國家在與中國經濟交往中享受更多的權力，而“負WTO”條款則是減少美國等國家在與中國經濟交往中的義務和約束，這也等于減少了中國所享受的權利。

這個不平等條約，除了沒有割地賠款外，可以說是對從滿清到民國中國所簽所有不平等條約的集大成者。

比如在國民待遇方面，議定書第3條規定：[9]

“除本議定書另有規定外，在下列方面給予外國個人、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的待遇不得低于給予其他個人和企業的待遇：（1）生產所需投入物、貨物和服務的采購，及其貨物據以在國內市場或供出口而生產、營銷、或銷售的條件；及（2）國家和地方各級主管機關以及公有或國有企業在包括運輸、能源、基礎電信、其他生產設施和要素等領域所供應的貨物和服務的價格和可用性。”

議定書還明確規定，“除本議定書另有規定外，對于所有外國個人和企業，包括未在中國投資或注冊的外國個人和企業，在貿易權方面應給予其不低于給予中國企業的待遇。”、“對于外國個人、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在進出口許可證和配額方面，應給予不低于給予其他個人和企業的待遇。”

這些條款規定外國人及外國投資企業在中國境內生產、營銷和銷售產品享受最高待遇。這一義務明顯超出了GATT第3條的范圍，因為該條僅給予進口產品以國民待遇。工作組報告第18段規定： “中國代表進一步確認，中國將對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和個人給予相同的待遇。”這項承諾給予外國企業和個人的相同待遇在范圍上沒有任何限制，這無疑超出了所有的WTO協定所規定的國民待遇義務的范圍。

在投資方面，中國向外國投資市場準入問題進行了全盤承諾，中國不得以任何形式的實績要求作為批準外國投資的條件，也不得以保護國內產業為目的而限制外國投資，最關鍵的是不能要求外資企業轉讓技術。這樣一種放寬外資管制的普遍性義務遠遠超出現有WTO規則范圍。比如，議定書第7條第3款對中國設定了一項特殊義務：“在不損害本議定書有關規定的情況下，中國應保證國家和地方各級主管機關對...投資權的任何其他批準方式不以下列內容為條件：此類產品是否存在與之競爭的國內供應者；或任何類型的實績要求，例如當地含量、補償、技術轉讓、出口實績或在中國進行研究與開發等 ”。這一義務在工作組報告第203段（納入議定書）中得到進一步闡釋：“...投資的分配、許可或權利將不以國家或地方各級主管機關所規定的實績要求為條件，或受到諸如進行研究、提供補償或其他形式的產業補償，包括規定類型或數量的商業機會、使用當地投入物或技術轉讓等間接條件的影響。投資許可... 應不考慮是否存在與之競爭的中國國內供應商。在與其在《WTO協定》和議定書（草案）項下義務相一致的情況下，企業的合同自由將得到中國的尊重。”根據這一允許外國資本進入的全盤承諾，中國不得以任何形式的實績要求作為批準外國投資的條件，也不得以保護國內產業為目的而限制外國投資。

在國有企業方面，中國保證“所有國有和國家投資企業僅依據商業考慮進行購買和銷售，如價格、質量、可銷售性和可獲性，并確認其他WTO成員的企業將擁有在非歧視的條款和條件基礎上，與這些企業在銷售和購買方面進行競爭的充分機會。此外，中國政府將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有企業或國家投資企業的商業決定，包括關于購買或銷售的任何貨物的數量、金額或原產國，但以與《WTO規定》相一致的方式進行的除外。”中國政府承諾將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有企業或國家投資企業的商業決定，這一義務從未被明確規定在其他任何WTO協定當中。

中國《入世議定書》出賣了不止一項中國主權，以資源出口為例，本來WTO成員擁有限制本國資源產品出口的主權，主權國為了保證供應國內工業等目的而限制原料出口，但中國《入世議定書》第十一條“對進出口產品征收的稅費”中提到：

“中國應取消適用于出口產品的全部稅費，除非本議定書附件六中有明確規定或按照GATT1994（《關稅與貿易總協定（1994）》）第八條的規定適用。”

然而中國《入世議定書》附件六“實行出口稅的產品”中僅僅列舉了中國可征收出口稅的84種產品的最高稅率，其中絕大部分是普通金屬產品或其他原材料，中國眾多眾所周知的寶貴的資源性產品（如稀土、錳、焦炭、金屬硅等）并未被列入。中國《入世議定書》使中國在法律上喪失了包括稀土在內的絕大部分稀缺資源的主權。

中國《入世議定書》等入世文件的承諾，超出了其他成員在WTO協定下承擔的一般義務。無論GATT時期，還是WTO成立之后，均未約束成員的出口稅。連美國、歐共體、日本等發達國家也沒有就出口稅做出過具體承諾，因此包括這些發達國家在內的幾乎所有WTO成員都可以可根據本國的需要，以征收出口稅的形式，限制資源性貨物的出口。只有1995年WTO成立之后加入的成員，如保加利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烏克蘭、越南等，才就出口稅做出了具體減讓承諾，實為加入WTO的“入門費”。例如，越南以減讓表的形式承諾在加入WTO之日起5年內將現有8類產品的出口關稅水平消減到加入前的一半左右。烏克蘭將4大類共73個稅號的產品列入了出口關稅的減讓時間表承諾逐步消減出口關稅。在所有新加入成員中，中國在出口稅方面所作的承諾是最為廣泛、最為明確、最為嚴格的國家，議定書附件6列入了僅僅84種征收出口稅的產品，并在注釋中確認“本附件所含關稅為最高水平，不得超過”。中國除了對列舉的84種產品征收出口稅有約束的關稅外，不能再對其他產品征出口稅，實際上中國被徹底剝奪了幾乎所有寶貴資源的保護權利。中國在WTO中所享受的權利，不僅僅遠低于歐美日發達國家，更低于原有WTO成員國中的發展中國家，甚至也低于保加利亞、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烏克蘭、越南等新加入WTO的發展中國家。

這就是WTO專家組公開宣稱中國應接受不公平待遇的根本原因，因為2001年的中國《入世議定書》，已經使中國在很多方面成為了WTO“賤民”。而美國韋恩州立大學法學院Julia Ya Qin對此評論到：“法治的一個基本要求是法律必須被普遍適用，而非針對社會中的某個特定成員，這一要求體現在WTO規則的統一性上，也是烏拉圭回合的主要成就之一。而中國議定書制定了一套僅僅針對一個特定成員的規則，由此也破壞了WTO規則的統一性。”[10]

當然，由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雖然經過了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拆分和破壞，但中國加入WTO前中國工業、農業還有相當的技術、資源和能力積累，因此加入WTO以后中國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也獲得了一定的好處。但是，毫無疑問，WTO規則中條件最為苛刻的中國《入世議定書》，已經最大程度地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稀土及其他資源產品的廉價出口，勞動密集型工業產品（實際上即勞動力）的廉價出口，外國資源產品如鐵礦石的高價進口，外國高科技產品如大飛機、芯片的高價進口，外資的無限制涌入控制收購中國核心企業，美國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大規模涌入對中國農業和糧食安全體系所造成的破壞……等等，這一系列對外輸血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對中國經濟的損害都是致命的，其危害在未來的幾十年里將比加入剛WTO的十年更加明顯。然而，如果中國當初加入WTO時能夠排除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破壞干擾，爭取獲得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的平等待遇，而不是簽訂了這樣一份使中國獲得義務最多權利最少的“賤民”身份的不平等條約，中國經濟今日所面臨的危機和困難，明顯要小得多。

 

四、前車之鑒：蔣家王朝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加入GATT加速滅亡

 

可以說，2001年中國加入WTO前所簽訂的《入世議定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簽訂的第一份也是最大一份經濟不平等條約。與蔣介石集團跟美國簽訂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由此，民國政府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即WTO前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以自由貿易為名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中美經濟關系表面上平等，但由于中美經濟技術實力的差異，實際上嚴重不平等。而在中國加入WTO前所簽訂的《入世議定書》中，中美經濟關系在表面上就不平等。

二戰后，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大的霸主，其對外政策的一個重要著眼點便是要將中國徹底變為美國的附庸國。然而，事與愿違，經過僅僅三年的解放戰爭，美國在華代理人蔣介石集團潰逃臺灣。在此之后的長達十年時間里，美國輿論界討論的核心話題便是“誰丟失了中國”。在野的共和黨埋怨當時執政的民主黨對蔣介石支援不夠，而民主黨則指責蔣介石集團的極端腐敗和無能。其實丟掉中國的正是美國自己。

1948年10月國民黨戰局不利，美國國會剛剛通過了對蔣介石政府的10億美元援助，蔣介石又派宋美齡到美國請求繼續支援。宋美齡前腳剛走，杜魯門便在內部痛罵國民黨政府額高官：“他們是賊，他們每一個該死的家伙都是。……他們從我們送的上十億美金里，偷取了將近七億五千萬美金。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圣保羅，以及就在這里--紐約的房地產。”[11]

蔣介石集團中貪污美國援助的一個重要人物是孔祥熙。1945年7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陳賡雅公開揭露孔祥熙集團貪污美金公債。當時已經有確鑿證據的貪污數額，已經高達1150.992余萬美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而這僅僅是第一批第二批貪污數額。在國內外巨大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其解職，但是并未進行法律制裁，其所貪污款項也不了了之。[12]因為孔祥熙背后是宋靄齡、宋美齡等人。據估計，在整個美金公債案中，宋藹齡等人在沒有支付一文法幣的情況下，所獲暴利就已達到115億法幣之巨。孔祥熙辭職后，將資產變賣全部轉移到美國，他與宋靄齡住進了離紐約不遠的里弗代爾一幢豪華別墅，還在紐約郊區花160多萬美金買下了一幢高級住宅，同時，孔祥熙還在紐約最繁華的鬧市中心百老匯大街一家星級旅館，長期租了一個房間，每天租金150美元。在杜魯門的直接命令下，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調查孔家、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并對孔祥熙實施秘密監視。[13]從此孔祥熙等民國巨貪、蔣家王朝的重臣，成為美國要挾、控制蔣介石政權的重要武器。

其實美國對蔣介石政府高官私吞美國援助的行為一直采取的就是默認態度，唯如此才能使蔣介石集團真正地奉行親美政策。杜魯門的埋怨也僅僅是推卸責任而已，他當然知道，蔣介石集團私吞援助并將其投資美國房產，無論是政治角度還是經濟角度，都對美國有利。

美國人從來不做虧本生意，而蔣介石自然也不會虧待美國人。國民黨政權的土崩瓦解，跟美國急于從經濟上掠奪中國、變中國為其經濟殖民地不無關系。

1946年中美簽訂了以《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為代表一系列看似平等的自由貿易條約，實際上卻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不平等條約。

和2001年的中國的《入世議定書》一樣，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中規定美國在中國的法人和團體享有與中國的法人和團體同樣的待遇；美國的國民、法人和團體在中國可以取得動產和不動產權；美國貨物的輸入按最惠國待遇征收關稅，內地稅、運輸和銷售享受與中國人生產物品同樣的待遇；美國在中國采勘及開發礦產資源上享有最惠國待遇；美國船舶、軍艦可以在中國沿海內地的任何口岸、地方航行等等。而清政府1844年與美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中只給了美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個港口的居住貿易權。雖然《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規定中國享有對等的權利，這相比《中美望廈條約》是一個表面的進步，但其實當時的中國和之前的清朝時期一樣，都無力向美國本土去大規模輸送工業品、開辦公司甚至開采礦產。而美國各州皆有獨立的公司法，中國在美公司無法真正享受國民待遇，但美國在華公司則可享有國民待遇。在美國經濟實力遠遠大于中國的背景下，全方位開放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之危害遠比局部開放的《望廈條約》要大得多。國民政府外交部、財政部、經濟部、交通部等部門在雙方談判時都曾指出該條約的不平等性并提出異議，但美國完全收買的蔣介石最高集團一心賣國，對各種異議視而不見。正是在形式上平等、實際上賣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基礎上，美國同意中國加入了“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即后來的WTO。值得關注的是，蔣介石集團代表中國加入GATT時，并沒有簽訂類似2001年中國《入世議定書》那樣的在形式上也不平等的“賤民”條約。

除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蔣介石政府還與美國簽訂了其他二十多項形式上平等但實際上不平等的條約，其中《中美國際關稅與貿易一般協定》為110項美國最重要貨物減免了進口稅，許多美國商品肆意在中國傾銷。1946年，美向華輸出的商品價值總額為3.2 億美元，占中國商品進口總值的57.2％，這年，中國進口貿易總額為5.6 億美元，出口總值近1.5 億美元，外貿入超高達近4.12 億美元，其中64%是對美入超。這使國民黨政府的外匯儲備幾乎要消耗殆盡。除正常貿易外，美國工業貨物還通過走私等渠道大量涌入中國，在抗戰勝利后的三年中，約計美貨走私進口總值達2.5 億美元。[14]二戰后，美國的工業處于全面過剩狀態，通過所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中國成了美國的商品傾銷市場。

在全面開放的大背景下，美貨像潮水般涌入中國市場，中國的民族工業尤其是民間資本開始垮臺。中國各地遍布美國商品，上海永安、新新、先施等大百貨公司，美貨占其全部貨物總數的80％，天津各大公司的美貨也占其全部貨物總數的50％以上，美貨除軍火外，從機器工具、車輛、汽油、金屬、水泥、棉花等生產資料，到布匹、呢絨、服裝、鞋帽、卷煙、火柴、罐頭、面料、小麥、牙膏、藥品、牙刷、香水、口紅、手紙等生活日用必需品，應有盡有。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使中國民族經濟受到嚴重摧殘。如180 余家，到1946年1月只剩下50 多家，1946年初上海有制藥廠200 多家，120 多家。[15]據不完全統計，自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慶、漢口、廣州等20多個城市，工商業倒閉達2.7萬多家；上海原有大工廠4000余家，1947年1月的開工率僅為20%左右；天津原有大小工廠5000多家，1947年經常保持開工的僅及1%。[16]

就這樣，抗戰后的舊中國與美國形成了奇異的“中美國”經濟利益共同體：美國資本和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國，控制了中國經濟命脈，美國把從經濟上剝削中國得來的錢援助蔣介石集團打內戰，蔣介石集團又私吞了不少美國援助去美國投資房產，如果不是三年解放戰爭蔣介石被趕出大陸，這個中美國經濟利益共同體將發展得更加龐大。在內戰初期看來，美國大規模援助蔣介石，顯然是一筆十分劃算的買賣。

抗戰結束后，國民黨統治下的地區其經濟甚至比日本及汪偽政權還要蕭條，其根本原因在于蔣介石對國家利益的出賣絲毫不亞于汪精衛，只不過出賣的方式和對象不同，而其大背景則是美國和日本統治世界方式的巨大差異，后者是延續英國之前開創的舊殖民主義，而前者則是新殖民主義。

新自由主義大師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永遠是個貨幣現象，過多地增加通貨量是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但國民政府增加貨幣供應，實在是在《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下的一種迫不得已。

一方面，蔣介石準備大打內戰，而在后方，來自美國的商品擠垮了國民黨統治區的工業和經濟基礎，國民政府稅收乏力，而開支暴漲。另一方面，美國貨的涌入導致國民政府外匯儲備也迅速消耗殆盡，而財政赤字卻迅猛增長。二戰后，未遭受戰火破壞反而被戰爭刺激壯大的美國工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假如那些商品不輸入中國及其他國家，只能在國內銷毀處理，因此向中國輸出商品和資本，對二戰后的美國來說顯得格外重要。《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導致中國對美經濟輸血過多，國民黨政府為了將戰爭進行下去，最終只能依靠大規模超發貨幣來進一步掠奪人民財富。

1946年國民政府財政部長俞鴻鈞已經指出：“從1月到5月……稅收只2億5千萬元，約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額的財政赤字，由發行補足”。1945年底，國民政府法幣發行量已突破1萬億元大關，達10,319億元，與8月相比，幾乎翻了一番；1946年底更增至37,261億元，比上年底增加了2.6倍；1947年12月高達331,885億元，在1946年的基礎上又增加近8倍；1948年8月21日，竟高達6,636,946億元之巨，短短的8個月里增加了19倍。[17]

1947年以后，國民黨治下的物價才真正進入高得離譜的程度，而在這之前的一年多的時間里，中國本土民族工業已經被來自美國的商品擠垮了。

蔣介石集團進行的是一場賭博。他們當然知道大規模超發貨幣會導致物價上漲而民生凋敝，但是蔣介石集團錯誤地認為，通過超發貨幣這種方式短時間內掠奪的財富，足夠支撐國民政府在短時間內消滅中國共產黨。當正面戰場失利后，蔣介石超發貨幣掠奪人民的政策則成為加速自己瓦解的催化劑。蔣介石打錯了算盤，最終只得將掠奪人民而來的巨額財富——總價值約700萬兩黃金，其中有400萬兩左右的黃金及與300萬兩左右黃金等價的銀圓和外匯——分6批運抵臺灣。[18]正是這筆財富成為蔣介石政權在臺灣得以穩定存在及隨后臺灣經濟起飛的重要基礎。有了這筆巨額財富，撤到臺灣的蔣介石兩百萬黨政軍人不愁吃穿，而國民黨統治集團又跟臺灣本土地主階級沒有太多關系（這與大陸情況完全不同）。在這種背景下，蔣介石認認真真學習共產黨在臺灣搞了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穩固了臺灣經濟與政治局勢。

 

五、否定之否定：從《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馬歇爾計劃”到中國《入世議定書》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簽訂后，國統區迅速淪為美國經濟殖民地。在1946年，同樣打錯算盤的還有美國。美國和蔣介石一樣低估了中國共產黨的實力。雖然美國軍事援助蔣介石集團不遺余力，但卻在經濟上對國民黨經濟體進行剝削和掠奪，這反而加速了國民黨的覆亡。同樣是戰時，內戰中國統區的經濟崩潰程度比原來日本統治時期還要大，這意味著美國通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條約這種新殖民主義掠奪方式對中國掠奪的殘酷性不亞于當年日本的舊殖民主義，這是國民黨內戰敗亡的重要原因。

鮮為人知的是，正是鑒于“丟失了中國”及后來的朝鮮戰爭的慘痛教訓，美國扶持和援助了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復興。二戰后，美國沒有像當年對待國民黨中國那樣，通過自由貿易的名義，將歐洲、日本及亞洲中國周邊地區變為其經濟殖民地，正是汲取了“丟失中國”的歷史教訓，更是處于圍堵和遏制新中國的現實考慮。而且讓人錯愕的是，美國是以亞洲四小龍經濟的騰飛，誘使中國想盡一切辦法來融入美國經濟體系，進而于2001年迫使中國簽訂了《入世議定書》。可以說，“馬歇爾計劃”是對《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否定，而中國《入世議定書》則是對《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否定之否定。中國最大的錯誤，就是在戰略上沒有弄清楚，英美針對中俄兩國制度的根本戰略，跟針對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越南、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小國根本不同。

美國通過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經濟殖民中國的背后，是對中國的根本性警惕。二戰結束后，美國面對蔣介石政權有一種矛盾的心態，它既希望利用蔣介石政權對抗中國共產黨及蘇聯，但同時又擔心國民黨政權統一中國后，人口龐大、資源豐富、地域廣闊的中國走向富強從而擺脫自己的控制。早在1942 年，美國壟斷資本寡頭的重要謀士、著名戰略家、耶魯大學國際研究所主持人斯皮克曼便出版了《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一書，其中提醒美國，戰爭的結束不是權力斗爭的結束，以中國的大小、地理位置、天然資源與人力來預測，中國將成為大陸強權，盡管美國當時的敵人是日本而不是中國，但這種關系在戰后可能發生顛倒：“一個現代的，煥發活力的，軍事化的四億人口的中國，不僅僅是日本的威脅，更是對西方權力在西太平洋地位的威脅。……流行的觀點或許會繼續將日本看做最大威脅，但很久以后平衡將導向中國一方，我們將不得不在遠東采取曾經在歐洲的政策”，即像當年援助英國對抗歐洲大陸那樣援助日本對抗中國。[19]

1944年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一書出版，其中對即將統一的中國依然充滿了警惕：“美國為了保衛它自己的安全，不得不堅決地阻止在這些地區里面建立起具有壓倒優勢的強國。……假如中國達到了真正的統一，而日本的軍事力量又被完全消滅，則遠東的支配勢力將無疑地是中國。……如果西方強國還想在這個地區保存一點勢力，就必須為它們的實力建立島嶼基地。從中國確實有限的實力資源看來，這樣的基地大概就足以對抗中國將來要想完全統治遠東的企圖。”[20]也就是說，在日本戰敗而短時間內難以崛起的背景下，美國就已經開始重新提防中國的崛起，這個中國，不僅僅是共產黨中國。即便是對于蔣介石政權，美國也懷有深深的疑慮，分裂、肢解中國，變中國為其經濟殖民地，阻止強大統一中國的出現，是美國對華戰略最高原則。

與《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歇爾計劃，以及美國對二戰后日本的大規模援助。回顧1947年5月，在華東戰場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軍整編第74師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消滅。這是國民黨的王牌部隊，曾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的特種訓練，而且清一色美式武器裝備，該師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在全國評比每每名列前茅。在南京一次高級將領集會上，蔣介石特別指定74師為國民黨軍隊的“典型部隊”，命令各部隊的一切教育訓練都要以74師為標準。最有意思的是，美國特使、五星上將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將軍曾親自檢閱過這個整編74師，對這支國民黨王牌部隊贊不絕口。伴隨著華東戰場孟良崮戰役的決定性勝利，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由戰略防御態勢轉向戰略進攻，蔣介石集團在軍事戰場上已經明顯開始失勢，而在國統區則是全面的通貨膨脹、民生凋敝和民怨沸騰。中國已經出現變成紅色中國的強烈信號，于此同時，在西歐的德、法、意等國，在東亞的日本及東南亞地區，各國共產黨的勢力也在史無前例的擴張。假如美國繼續像經濟殖民中國那樣對待日本和德國，除美國外的其他地區將都被共產主義主義勢力所控制。

美國是個十分善于總結經驗教訓的國家，不能讓中國的形勢在其他國家重演！1947年1月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擔任美國國務卿。1947年5月，馬歇爾曾經贊不絕口的國民黨74師被共產黨全殲的情報讓他大驚失色，美國高層已經明白，中國戰場已經發生了逆轉。他或許已明白，美國將很快失去中國。1947年6月5日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宣告美國已為幫助歐洲復興作好了準備。1947年7月馬歇爾計劃正式出臺，在隨后的4年時間里，西歐各國接受了美國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0億美元，參加馬歇爾計劃的絕大多數西歐國家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到了戰前水平。在隨后的朝鮮戰爭中，日本經濟也得以恢復和起飛。當時對馬歇爾計劃的推出起到重要作用的喬治?凱南后來回憶：“我在1947年就大膽提出的，‘遏制’的對象就是斯大林共產主義政治擴張的危險（這一點我和其他人都相信），特別是德、日這兩個戰敗的工業大國的共產黨在莫斯科的鼓勵和控制下有可能在本國取得支配地位。”[21] 這很顯然是汲取了由于國民黨內戰失利、美國即將丟失中國的教訓。

 

六、大國宿命：日韓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國卻淪為WTO“賤民”

 

遙想當年，甲午戰爭前英美曾扶持日本進行現代化來對抗滿清中國和沙皇俄國，一戰后英美又扶持德國希特勒對抗蘇聯。后來，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中俄對西方史無前例地友好，但美國卻繼續推動遏制和肢解中俄的大戰略。歷史也已經雄辯地證明，那些和美國擁有同等潛力和資質的大國沒有資格成為美國的盟友，無論這個國家是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在今天代表美國壟斷資本利益的美國的緣政治大師們看來，像中國和俄羅斯這樣擁有豐富的資源、龐大的人口、廣闊的地域、獨立的文化傳統、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國家，從長期看是美國真正的戰略對手，只有徹底削弱、遏制和肢解才是最高解決原則。二戰后，正是為了對抗蘇聯和中國，美國才援助了日本、西歐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發展。丟失中國后，美國馬上進行馬歇爾計劃，防止繼續丟失日本和德國，因此日本和西歐的經濟得以迅速恢復，而沒有像蔣介石之中國那樣淪為美國的經濟殖民地。

在朝鮮戰爭中，美國遭受新中國重創。1953年7月朝鮮戰爭剛剛停戰三個多月后，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1月6日正式制定了NSC166/1號文件用以全面指導對華關系，其題目是“美國的中共政策”。這是一份更加系統地全面圍堵中國的綱領，其要點有：1、中共政權“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地區的權力結構”，美國的權力和影響“即刻從阿穆河（黑龍江）、喜馬拉雅山、東京灣之間的整個巨大區域排除出去”，于此同時，俄國的影響力迅速向南推進。因此，“美國在遠東外交政策的主要問題”，就是應對“一個強大的敵對的中共的存在及中共與蘇聯的同盟。”2、美國將說服盟國一起對中國實施經濟限制，“就會對中共實現工業化增加困難并拖延之，迫使蘇聯繼續承擔起援助中共的擔子。”3、美國對中國的目標首先是迫使中共改變敵視美國的傾向，或者“建立起一個對美友好的替代政權”，其手段包括直接使用美國軍事力量推翻中共政權、扶植臺灣國民黨政權推翻中共等。其次是“降低中共在亞洲的相對實力地位”，為實現這個目標，美國的政策包括：“a、主要通過發展非共產主義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b、同時通過削弱或至少延遲中共在中國力量的上升；c、通過破壞中蘇關系。”

為此，美國又提出了十個措施：“a.維持近海島嶼鏈的安全。b.如果必要可行的話，準備動用美國的軍事力量，阻止中共在其他地方進一步領土擴張。c.必要的話,，資助遠東非共產主義政府對抗共產黨的顛覆。d.在遠東，尤其位于中共邊境的朝鮮半島、臺灣和印度支那地區，扶植強大、健康的非共產主義政權。e.資助日本發展政治、軍事和經濟實力，以及有選擇性地幫助具有可行性發展的非共產主義亞洲國家。f.繼續在太平洋地區探索集體安排機制的潛能，鼓勵該地區國家解決它們的分歧，克服其他影響地區合作的障礙。（即建立亞太反共聯盟）g.繼續對中共實施政治、經濟壓力，包括非常規的、隱秘的壓力，至少直到中共周圍區域出現令美國滿意的結果。h.繼續承認、支持臺灣的國民政府；幫助它獲取更多非共產主義團體的支持；采取提升臺灣有效防御軍事力量的行動，對與中共進行陸地、海上貿易的共產主義者進行打擊，以及采取符合美國利益的進攻性行動。i.采用所有可行的方式，無論是隱秘的還是公開的，來破壞中蘇關系。j.嘗試讓自由世界的其他成員相信美國的中共政策是合情理的，他們采取類似政策是明智的，而不需要施加會產生嚴重分裂的壓力。”[22]

仔細分析NSC166/1號文件可以看到，那么朝鮮戰爭后亞太地區的整體設計幾乎都在美國掌控內，比如中蘇關系的惡化、臺灣獨立傾向越來越強、日本及所謂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的經濟崛起（恰好都在中共周邊）等等，無一不是美國戰略設計的產物。

戰后，日本及所謂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是美國有意扶植的結果。日韓之所以能夠崛起，亞洲四小龍之所以成為亞洲四小龍，都是因為他們恰好在中國周邊，是美國圍堵遏制中國、防止共產主義擴散大戰略的副產品。以日本為例，為了讓日本經濟復蘇并阻止共產革命，美國把援助歐洲剩下的約上百億美元直接援助日本。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將所謂聯合國軍的軍需物資生產訂單幾乎都給予了日本，在美國資金援助和外需雙重拉動下，日本經濟迅速恢復。至60-70年代，美國對日本通過資金購買歐美先進工業技術的要求予以支持，不僅不加限制封鎖，反而積極向日本輸出了不少高新技術，使得日本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而直到今天中國還在被美國嚴格封鎖！

20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業的發展已經成熟，并具有國際競爭力，大量出口美國，然而在這一時期，美國仍然允許日本政府以關稅等手段實行汽車業保護政策。以1970年為例，在出口量占生產量35%的情況下，進口關稅仍然維持在40%，而且發動機進口限制也沒有取消，此外日本政府還可以用外匯配額嚴格限制購買外國車。這與中國2001年簽訂《入世議定書》加入WTO后所遭受的待遇，可謂天壤之別。這也是為何日本、韓國等國能跨過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而拉美等國無法跨過的地緣政治原因。

如果沒有計劃經濟時代所積累的經濟技術遺產，如果沒有社會主義者對新自由主義的堅決反抗，加入WTO十年后的今日中國經濟恐怕已經崩潰。的確，正如中國的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所承認的，當前中國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很高，然而其緣由只有一個，那就是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對經濟改革的干擾和誤導，中國對美輸血過于嚴重，其中2001年中國所簽訂的從形式到實質嚴重不平等的《入世議定書》，未來將成為徹底摧毀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技術遺產，并把中國鎖定在“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低收入陷阱”的主要國際法律文件和條約。

[1]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1899 年），《列寧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一版，第497頁。

[2] 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一版，第217頁。

[3] 《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頁

[4] 南車北車的海外恩怨 http://economy.gmw.cn/newspaper/2014-11/05/content_101842707.htm

[5] 《WTO稀土之訴，中國輸在哪里？》，《中國經濟周刊》 (2011-08-30 第08版)

[6] 《WTO稀土之訴，中國輸在哪里？》，《中國經濟周刊》 (2011-08-30 第08版)

[7]龍永圖：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就是中國的企業，http://auto.sina.com.cn/news/2012-04-21/1048957705.shtml

[8] “WTO-Plus” Oblig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System , Journal of World Trade ,http://www.worldtradelaw.net/articles/qinwtoplus.pdf

[9]議定書內容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3360.htm

[10] “WTO-Plus” Oblig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egal System , Journal of World Trade ,http://www.worldtradelaw.net/articles/qinwtoplus.pdf

[11] 紐約時報：Madame Chiang Kai-shek, a Power in Husband's China and Abroad, Dies at 105，http://www.nytimes.com/2003/10/25/world/madame-chiang-kai-shek-a-power-in-husband-s-china-and-abroad-dies-at-105.html

[12] 陳賡雅：《我所知道的孔祥熙貪污美金公債案》，《文史精華》1996年第04期

[13] 孔祥熙的最后歲月,http://news.qq.com/a/20070620/001624.htm

[14]陸仰淵、方慶秋主編：《民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第785-786頁

[15]史仲文 胡曉林主編：《中國全史》第092卷《民國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16]見1948年6月13日，4月2日《東北日報》。轉引自《試論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形成的原因》，《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04期

[17] 《論國民黨政府惡性通貨膨脹的特征與成因》，《上海經濟研究》，1999年06期

[18] 蔣介石先后分六次行動 將700萬兩黃金運到臺灣，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567210.html

[19] Nicholas Spykman, America 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P469、470

[20]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第95-100頁

[21] 喬治·凱南：《美國外交》，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 年版，P127

[22]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解密文獻選編》，第二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7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