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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鐘成：重讀列寧--特朗普政權與美國的新法西斯時代

點擊：  作者：馬鐘成    來源：察網  發布時間:2018-08-16 11:49:55

 

       【摘要】：危機的年代，也很可能是極端的年代。當特朗普于金融危機持續惡化的2016年上臺后，美國可能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極右翼保守主義勢力主導的歷史時期。無論是特朗普參加競選時的表態，還是特朗普政權的初期運作表現，都標志著美國已經越來越傾向于利用軍事和武力的手段維持美國對全世界的剝削和壓榨，美國的帝國主義沖動越來越明顯。

【注：本文節選自《美國的特朗普時代與帝國主義的回光返照——紀念十月革命及列寧<帝國主義論>發表100周年》，完成于2017年3月，發表于《探索》雜志2017年第3期，原文約2.5萬字。一年多來美國及世界局勢的變化，完全印證了當年此文的預測，文中提出的觀點也越來越得到學界的認同。察網(www.cwzg.cn)特予以節選發表，以饗讀者。】

2016年大選及美國特朗普時代的到來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內部政治結構和經濟生產方式及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一直在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離開了列寧，我們將無法理解這個時代一系列復雜、矛盾乃至“荒謬”的特征。盡管過去了一百年，但當年列寧提出的關于帝國主義的一系列論斷，仍然是我們分析當今資本主義的關鍵線索。

1、工人貴族階層：帝國主義的重要經濟基礎

2016年特朗普獲勝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黨候選人桑德斯在黨內初選失敗，從而使得早已喪失民心的希拉里代表民主黨與特朗普決戰。桑德斯失敗的原因，除了民主黨高層和希拉里的不公平競爭外，美國大量工人階級選民被特朗普拉走，也是一個重要原因。2016年美國大選告訴我們，當工人階級還沒有被馬列主義政黨組織起來形成自為階級的時候，作為自在階級，他們會被各種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所吸引。自里根利用煽動底層白人種族主義情緒、民族主義情緒和宗教情緒競選總統成功以來，美國共和黨在歷次大選中一直沿用這個策略，盡管其經濟政策有利于富豪階層，但是大量的底層選民卻因為種族和宗教因素選擇共和黨。

在2016年大選中，煽動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是特朗普的基本戰略。“讓美國重新強大”、“美國優先”、“美國第一”之類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口號是特朗普競選演說的主題詞。此外還有阻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美國、墨西哥移民大多是“毒販”和“強奸犯”、中國用操縱匯率手段搶了美國工人的飯碗、要強硬對付中國等等政策宣示。

茶黨運動及特朗普支持者中存在大量的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他們為什么會狂熱地支持大富豪特朗普?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不是由馬克思主義,而是由右翼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乃至基督教思維模式所組織起來的。美國歷史上，工人階級支持那些明目張膽的富豪階層政治代理人的現象之所以屢見不鮮，一個重要原由就是他們因宗教因素、道德倫理因素、種族因素而在選舉中發生大分裂，進而在最關鍵的經濟問題上發生大分化。特朗普及茶黨運動的重要策略就是轉移斗爭大方向(美國的壟斷財團和富豪階層)，煽動“中產”(歷史上收入頗高的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斗“底層”(有色人種和少數族裔、外來移民、赤貧者、第三世界國家如中國的工人)，挑動群眾斗群眾，讓美國底層的有色人種、移民和第三世界如中國的工人充當美國金融寡頭們的替罪羊。

金融寡頭通過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方式分化瓦解工人階級、穩固自身統治的方法并非是今天才出現的新策略，這是帝國主義時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即帝國主義國家已經存在百年的常態，也是帝國主義國家能夠維持到今天的一個重要的內在原因。列寧認為，帝國主義體系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滲透到工人階級里面去了。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2](670頁)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第二國際就是因為受到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沙文主義的影響和侵染從而徹底走向破產和瓦解的。一戰中第二國際社會黨人影響的工人群眾成為了各國金融寡頭爭奪世界發動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炮灰一樣，今天美國大選中給特朗普投票的上千萬藍領白人工人，也成了特朗普政權對第三世界國家經濟剝削、金融扼殺乃至武力入侵等等帝國主義政策的重要內部推動力量。

對于工人階級中出現極端民族主義即沙文主義的經濟原因和內在規律，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深刻地指出，掠奪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可以“收買工人領袖和工人貴族這個上層”。列寧指出，這個資產階級化了的工人階層即“工人貴族”階層，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運動中的真正代理人”。[2](582頁)列寧認為，這些工人已經“資產階級化了”，“他們感受不到破產的貧困的大眾的災難、痛苦和革命情緒”，他們為了“保住和鞏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層’或工人階級貴族(和官僚)的特權地位”而支持帝國主義戰爭，“這就是當代社會帝國主義的經濟基礎。”[2](490頁)

實際上，美國的工人階級中，包括藍領白人工人中，存在相當大比例的“工人貴族”階層，這是二戰后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在共產主義運動沖擊下能夠頑強生存下來的重要原因。冷戰結束以來，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個階層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遭受很大沖擊，但是他們的生活水平仍然遠遠高于第三世界的工人階級，其改良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的傾向依然是非常明顯。金融危機爆發后，這批中產階級和工人貴族利益受損，但其罪魁禍首在金融寡頭和資本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內部的競爭只是表層原因。但在金融寡頭操縱的極右翼社會運動的煽動下，他們把斗爭矛頭對準了移民、少數族裔和第三世界的工人。這正是特朗普可以在大選中獲得大量工人階級選票的經濟基礎。

2、“傻瓜!我會讓中國買單!”--金融寡頭和食利國體系的嬗變

今天，“帝國主義過時論”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殖民主義、殖民政策、瓜分世界領土，當然是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的重要特征。但是，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典型特征，除了“殖民壓迫”外，還有“金融扼殺”和“金融剝削”。例如，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指出，“幾乎整個地球已被這些‘資本大王’所瓜分，他們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剝削的千萬條繩索緊緊纏繞住其他國家。”[2](512頁)“資本主義已成為極少數‘先進’國對世界上絕大多數居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殺的世界體系。”[2](578頁)

列寧認為，“這個時代的典型的國家形式不僅有兩大類國家，即殖民地占有國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國，它們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獨立的，實際上卻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關系的羅網纏繞著。”換句話說，政治上、形式上獨立，但在金融和外交上依附帝國主義國家的附屬國，是帝國主義時代典型的國家形式。列寧還以葡萄牙和阿根廷與大英帝國的關系為例來說明這種依附關系。[2](648頁)總之，二戰后，世界殖民體系的瓦解，并不意味帝國主義及其時代的終結，因為在今天的世界，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其他國家的金融扼殺、金融剝削、金融依附等形式仍然普遍存在，這類附屬國正是當年列寧所定義的帝國主義時代的典型國家形式。

列寧指出，資本輸出、剝削殖民地和海外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典型特點。這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列寧認為，由于落后國家地價、工資、原料比較便宜，“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過剩的資本就不會用來提高本國民眾的生活水平(因為這樣會降低資本家的利潤)，而會輸出國外，輸出到落后的國家去，以提高利潤。”[2](627頁)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發展到壟斷，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普遍性大大提高，在此基礎上，以借貸資本和證券投資為代表的國際間接投資規模日益壯大，帝國主義更加依賴高利貸和剪息票為生。列寧指出：“帝國主義的趨勢之一，即形成為‘食利國’、高利貸國的趨勢愈來愈顯著”。[2](685頁)由于資本輸出，“根本不參與任何企業經營”、“完完全全脫離了生產”，“終日游手好閑的食利者階級”大大地增長起來，“給那種靠剝削幾個海外國家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整個國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2](664頁)

二戰結束后，資本主義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發展，但是其基本特征和規律仍然沒有脫離列寧的論斷。經過二戰，西歐和日本遭受極大的破壞，美國成為戰后毫無疑問的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然而，與19世紀初的情況不同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此時蓬勃發展起來，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成了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史無前例的致命威脅。為了避免共產主義革命波及西歐、日本和其他國家，美國不但沒有對西歐和日本進行去工業化、壓制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反而為了對抗蘇聯和中國不得不援助和扶植這些在戰爭中遭受破壞的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些要重點扶持和援助的地區，美國網開一面，允許他們采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方式發展自己的工業。比如，20世紀70年代，日本汽車業的發展已經成熟，并具有國際競爭力，大量出口美國，然而在這一時期，美國仍然允許日本政府以關稅等手段實行汽車業保護政策。以1970年為例，在出口量占生產量35%的情況下，日本對汽車的進口關稅仍然維持在40%。

必須承認，戰后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及與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都發生了一些改變，但這些改變并不是說帝國主義本性發生了改變，而是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不斷勝利，使美國金融寡頭們被迫做出的權宜之計。

至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德國和日本工業的迅速復興，美國傳統工業在全球的競爭力迅速下降。1965-1973年，發達國家之間激烈的國際競爭造成了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過剩和利潤率不斷下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戰后高速發展的經濟繁榮期走向終結。美國的貿易順差自1964年達到頂峰后就開始迅速下降，并在1968年開始出現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而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巨額開支，使美國政府又出現了財政赤字，在雙赤字的壓力下，美元不得不從1971年至1973年連續大幅貶值并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黃金美元”宣告終結。為了穩定美元的霸權，美國國務卿的亨利·基辛格與沙特王室進行了一系列談判，并最終在1974年達成了協議，確立了“石油美元”：一方面，美國向沙特出售軍事武器，同時保障沙特國土安全不受以色列侵犯;另一方面，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須全部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并將外匯儲備購買美國國債。

自1973年開始，美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所占比例相對于西歐和日本逐年下降，而西歐、日本、中東產油國對美國的間接投資卻持續增長。帝國主義時代，財富分配更加徹底的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為了刺激消費，美國政府、企業和個人自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都開始大規模借債。美國經濟逐漸走上了金融化、虛擬化、債務化、投機化、泡沫化的軌道。美國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從全世界購買資源和商品，與此同時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私人進行規模逐步膨脹的借債，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產生并不斷開始膨脹，投機賭博盛行的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場和證券市場則不斷吸引國外美元回流投資美國。

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的資料顯示，1983年以來，美國的金融項目和資本項目出現了連續28年的順差，流入金額高達7.38萬億美元，2000年至2010年流入金額5.12萬億美元，而經常項目逆差流出5.79萬億美元。[22](38頁)1981年時，美國還在維持國際債權國的地位，對外凈資產為1409億美元，但到1985年美國就已經轉化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凈外債已經高達1114億美元。[23]2006年末，美國國債總額高達8.5萬億，對外凈負債3萬億美元。2011年末，美國國債總額15萬億，對外凈債務高達4萬億美元。[24]

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關系，不是由債務關系而是由軍事關系所決定的。當債務國的軍事和暴力手段遠大于債權國時，債務就變成了一種反向的剝削手段。截至2016年12月30日，美國債務規模達到驚人的19.98萬億美元，高于2016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8.7萬億美元。[25]美國政府這些開支中的主要款項主要是國防軍事費用和民眾社會福利。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要大幅降低對美國富豪階層和大企業的稅收，另一方面還要大幅擴張軍費及搞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即便特朗普能夠大規模削減民眾福利，但是這仍然還存在巨大的債務缺口，這個缺口特朗普決定要壓榨中國等國家來解決，否則日益高企的政府赤字及無限膨脹中的美國國債將會使其他國家喪失對美元的信心，停止購買美國國債，這終將嚴重危及美元霸權。用軍事手段控制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結算、迫使其他國家不斷購買美國國債，并以此確保不斷貶值的美元仍然確保霸權地位，這是華爾街的核心秘密。

毫無疑問，美國的資本和金融寡頭們是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但美國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受到了一定的損害，其歸根結底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運動退潮后，美國的金融寡頭們開始對美國工人史無前例地反攻倒算。特朗普把美國塑造成全球化的受害者，其目的就是在跟中國等國家的貿易、匯率和金融談判或戰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早在2016年4月大選中，特朗普給資本和富豪減稅的主張受到批評后，就曾在其推特上直言不諱地說：“經濟學家們說我的稅收計劃將讓國債飆升10萬億美元。傻瓜!我會讓中國買單!”[26]

特朗普讓中國等國家買單的辦法，就是通過經濟上的金融戰、貿易戰外加軍事包圍威脅乃至戰爭(如對中國從朝鮮半島到南海的包圍)，迫使其他國家以犧牲自己的方式繼續大幅購買美國國債、進口美國高附加值商品(如芯片、軟件、軍工產品)、出口低附加值商品(資源類商品和勞動密集型商品)、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并通過在中國制造金融危機的方式使中國的資本流向美國金融市場，維持美國金融泡沫。美國國債不斷膨脹的歷史，也是美元大規模超發的歷史，是美元不斷貶值的歷史，也是美國通過金融手段剝削第三世界國家資源和勞動的歷史。這正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強調的金融扼殺和金融剝削的手段。

3、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極端保守主義形態

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嚴厲地批判了考茨基“把帝國主義的政治同它的經濟割裂開”的觀點，在考茨基看來，“經濟上的壟斷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壟斷、非暴力、非掠奪的行動方式相容的”，列寧指出，考茨基的這種做法“不是暴露資本主義最新階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飾、緩和這些矛盾”，“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2](654頁)在列寧看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壟斷，必然導致政治上的壟斷、暴力和掠奪等等特征。列寧身后無論是帝國主義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的發展，都深刻證明了列寧《帝國主義論》的科學性、預見性。

隨著特朗普的上臺，美國知識界，無論左右翼，都普遍將特朗普與法西斯主義聯系起來。2016年11月9日，特朗普當選的當晚，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阿蘭•巴迪歐在加州大學的演講中指出，“某種意義上，這種新的政治人物——特朗普，還有其他許多人——跟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者很接近。……種族主義，性別主義，暴力傾向。除了這些法西斯特征以外，他們也不會考慮任何邏輯或理性……”[30]這不僅僅是巴迪歐一個人的看法。2016年11月14日，諾姆·喬姆斯基接受獨立媒體專訪時說，“這個危險(法西斯主義在美國抬頭)存在多時，隨著特朗普的上臺，愈發真切了。”[31]11月9日，《休克主義》的作者娜奧米·克萊恩在英國《衛報》發表評價特朗普當選的文章認為，“在不安全和不平等的時代，新法西斯式響應不會消失。”[32]在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定義法西斯主義。

如果說，資本主義在自由競爭階段，其政治模式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式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的話，那么在帝國主義和壟斷階段，資本主義的政治模式帶有愈發明顯的保守專制特征。在列寧身后沒有幾年的時間，資本主義就發展出了極端的保守主義形態——法西斯主義。

眾所周知，法西斯主義的哲學是尼采的權力意志和超人哲學、施密特的極端國家主義哲學、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混合衍生物。按照薩米爾·阿明等人對歷史上法西斯主義的定義及德國、意大利等國法西斯主義的相關歷史特征，我們可以概括出它有如下幾個基本特性：

第一、維護資本主義尤其是現代壟斷資本主義私有制。

第二、在資本主義遭受嚴重危機的時候，主張向后看，借鑒古代封建的、貴族的政治體制解決危機(希特勒非常尊崇德國前國王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對資本主義現代自由民主制度保持懷疑和修正態度，主張搞政治集權，限制乃至取消三權分立、宗教自由、憲政民主、黨派爭斗及其導致的政治潰散，鎮壓左翼社會主義運動，維護壟斷資本的統治。

第三、用某種“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動員社會危機中利益受損的小資產階級乃至無產階級的群眾，誘導他們壓迫少數族裔和弱勢群體。

第四、反理性主義，對某種傳統、宗教或神秘元素保持狂熱信仰，以此吸引普通民眾。

第五、反對平等主義理念，宣揚精英主義，鼓吹賢能政治、賢人統治乃至超人統治，鄙視和蔑視弱者，宣傳白人壟斷資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是精英民族中的精英，用這些理念維護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上層對法西斯體制的支持。

1930年代，當世界資本主義遭遇經濟危機時，如果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話，只剩下兩條路徑：一種是向前走，借鑒社會主義手段解決危機，如羅斯福新政;另一種是向后看，通過政治上的集權和專制，摧毀社會主義運動，控制底層民眾，主導自由市場，緩解經濟危機——這就是法西斯主義。

從歷史上看，法西斯主義是西方壟斷資本和金融寡頭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主動選擇。今天的自由資本主義為了占領道德制高點，試圖完全把法西斯主義排除在資本主義類型之外，這在理論上、在歷史上都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正如葛蘭西于1924年指出的，“‘民主主義’感到甚至在只有形式上自由的條件下自己也抵擋不住工人階級的壓力時，它就組織了法西斯主義。由于搞垮了工人階級，法西斯已經使‘民主主義’恢復了存在的可能性。按資產階級的意圖，分工應該進行得十全十美，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交替使用應該有利于永遠排除工人階級恢復活動的任何可能性。”而這樣一種“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交替使用的戰略策略，“意味著毫不留情地把工人階級固定在惡性循環之中，資產階級是希望它禁錮其中的。”[33](222頁)

如果以簡單的人數計算，希特勒在社會各個階級都有支持者，但是他最核心的支持力量，實際上是德國大資產階級。早在1923年，當納粹的力量還很弱小的時候，德國大資本集團如魯爾區鋼鐵壟斷集團的頭目弗里茨·蒂森就開始支持希特勒。1932年1月26日,在蒂森的發起下,希特勒向萊因和魯爾區的三百名資本家發表演說，將自己的主張和盤托出：“經濟生活是靠個人權威建立起來的,但政治上卻要否認這種權威而代之以民主。荒謬之至。……我們有不可動搖的決心,把馬克思主義在德國連根鏟除。”會場對希特勒報以“熱烈的掌聲”。[34]參與支持希特勒的電業托拉斯西門子公司認為：“面對布爾什維主義的危險,希特勒還始終是較小的禍害。”西方學者恩·亨利在《希特勒征服歐洲的計劃》一書中曾指出:“德國法西斯的真正主要主動人不是希特勒，而是蒂森，魯爾的巨頭。”[35](2頁)

無論是進行理論分析，還是進行歷史分析，法西斯主義，都只能定性成資本主義的一個極端保守主義的形態。

二戰后的冷戰年代，美國被迫延續羅斯福新政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但是在冷戰中，美國國內產生了非常強大的、極端的保守主義思潮，并在冷戰結束后迅速開始主導美國政治、逐步將羅斯福新政廢除。在美國有代表性的保守主義思潮就是施特勞斯學派。

施特勞斯曾與納粹法理學權威施密特關系密切。1932年，施密特支持施特勞斯申請洛克菲勒獎學金。同年，施特勞斯發表了施密特的最重要著作《政治的概念》的評論。1933年4月希特勒政府頒布“國民總督法案”，施密特在其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5月1日，施密特加入了納粹黨。1933年7月初，施密特被蓋世太保最高領導人、普魯士邦總理戈林招入議會并在納粹黨員法學家協會中擔任最高職務直到1936年。從1937年到二戰結束，施密特一直公開支持納粹政權并發表排猶言論。[36](2頁)

施特勞斯于1973年去世，他生前主要的學術研究的目的，都是在用解讀古典政治哲學的方式參與二戰后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間的大論戰，即新保守派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面對二戰后國內精英階層對羅斯福新政與福利社會的不滿，外部與共產主義的冷戰和越戰之失敗，美國及西方的新左派堅持自由主義原則，秉持進步主義的傳統，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采取了中立立場，反對美國對外擴張，甚至主張西方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需要借鑒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之處。與馬克思主義不同的是，西方新左派拋棄了傳統的階級斗爭理念，將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少數族裔、民權、女權、環保等后現代主義領域，使整個工人階級分裂為不同的獨立主體，使馬列主義的階級政治變成了身份政治，這種去階級化、去政治化的潮流客觀上分化了共產主義運動階級基礎，有利于壟斷資本的統治，其主張一定程度上被美國主流政治(主要為民主黨)所利用和部分吸納。

而以施特勞斯、亨廷頓為代表的新保守派則堅持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的帝國心態，他們認為，西方的危機根源在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拋棄了文化宗教傳統，違背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根本信條和原則。他們主張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產生于基督教文明及更遠溯的古希臘文明，這種類型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內核是經濟上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生產方式，而政治制度的本質為大眾自由和民主掩蓋下的資本精英的貴族專政)是根本和原則，具有絕對和普世的意義、價值和目的，即道德判斷上的善，而非西方的包括社會主義及其他文明則是野蠻的惡，兩者的斗爭和沖突不可調和。

施特勞斯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自然權利與歷史》一書中強調了如下古典學說得現實意義：“由于人們在人類的完善方面亦即在至關重要的方面是不平等的，一切人的平等權利對于古典派來說，就是最不公正的了。他們爭辯說，有的人生而比其他人優越，因此，按照自然權利，他乃是統治別人的人。”[37](136頁)他更進一步斷言：“實際可行的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下的高尚之士的統治或者混合制”，“在混合制中，貴族制的因素……處于居間的也是最為核心和關鍵的位置。混合政制實際上（而且它也旨在于）成為一種由于加入了君主制和民主制的體制而得到了加強和保護的貴族制。……單純的最佳制度就是明智者的絕對統治”。[37](144頁)

施特勞斯的邏輯很簡單，理想的、公正的政治秩序是貴族制，那么理想的民主制只能是“普世皆貴族的貴族政治”，因此“理想的民主純粹是一種幻想”。施特勞斯對此不報任何幻想。施特勞斯非常認同“偉大的”思想家的如下所謂“振聾發聵”的觀點：只有諸神組成的民族才能民主地統治自己，“但如此完美的政府不適合人類”。施特勞斯說，“現代民主制遠不是普遍貴族制，它或許是大眾統治，但又并非如此，因為事實上大眾無法進行統治而只能受精英統治，即那些不論何種緣由得以位居高層，或很有可能進入高層的團體。”[38](2頁)

美國政治學者認為：“美國政黨的典型特點就在于，它是一個由官員和謀求官職的人組成的核心小集團，加上一個專業班子和少數忠誠黨員”，而普通黨員只是“臨時加入的男男女女……不受黨組織的紀律和刺激的支配”。[39](37頁)施特勞斯非常清楚，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制，其實是混合政體，其本質是貴族精英專制。

可以說，只有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資產階級激進派為了團結底層工人才高舉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的旗幟，一旦底層勞動人民威脅到了資產階級利益和統治，如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就會迅速走向保守，主張恢復原有的、傳統的、封建時代的東西來遏制革命，正如法國大資產階級曾經選擇了拿破侖，英國的大資產階級曾經選擇了克倫威爾，而德國的大資產階級則選擇了希特勒。這是保守主義的起源和宿命。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危機是史無前例地，因此采用保守主義的方式鞏固自身的統治，就成了資本主義的重要選項。

如果說自由資本主義時代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實際類似于封建社會的貴族階級專政的話，那么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事實帶有越來越多寡頭專政的色彩。尤其是當經濟危機發生，舊貴族統治階層腐朽，資本主義制度面臨大眾起義反抗而瀕臨崩潰的時候，施特勞斯們希望有一個新君主、新帝政、新凱撒新克倫威爾出來，挽救整個資本主義的貴族專政體制。

施特勞斯派的美國保守主義知識分子中，有大量特朗普的支持者。施特勞斯西岸派傳人、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的政府學教授查爾斯·凱斯勒支持特朗普，他們認為美國正面臨著“魏瑪難題”——國家的文化、大眾和精英都如此墮落，以致共和政府賴以維系的美德再也難覓蹤影，因此美國需要一位強勢人物進行革命。[40]一群匿名的施特勞斯派知識分子創辦的“偉大美國雜志”網站認為，“國會里真正捍衛美國的主權、自由以及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之地位的人屈指可數”，華盛頓“非常腐朽，只有克倫威爾這樣的人才能擊潰他們”。他們按照施特勞斯關于“暴政”和“帝政”的理論，主張美國需要一場特朗普式的革命來推翻這個墮落的、不負責任的精英階層：美國已經墮落到了需要一位凱撒出現的程度。[41]

4、特朗普當選標志著美國進入極右翼主導的新法西斯時代

1929年開始的美國金融危機和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史無前例地動搖了美國的資本主義秩序。1933年的羅斯福新政，重新塑造了一個左翼進步光譜下的新民主黨，自此以后，美國進入了一個史無前例左傾的民主黨執政時代，直到它被施特勞斯派指導的1994年金里奇革命所終結。

從1933至1981年的48年里，民主黨幾乎全面控制了美國國會兩院，在此期間的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福特三任共和黨總統的國內政策已經高度民主黨化和羅斯福化，但是國會仍然由民主黨控制，這種局面直到1994年才根本改變。羅斯福新政的本質，是美國壟斷資本面臨外部社會主義壓力、內部共產主義運動勢頭高漲的背景下，不得不向美國工人階級讓利，通過減少剩余價值的剝削，使美國工人成為世界勞動力市場上的工人貴族階級——當然這一切都依賴第三世界的剩余價值轉移。

然而，隨著冷戰末期社會主義運動走向低潮，蘇聯最終亡黨亡國，美國壟斷資本終于等到了廢除羅斯福新政的大好時機。從里根時代開始，羅斯福新政就開始被大幅度修正，當時美國共和黨政府里面許多重要職位就被施特勞斯的學生、學生的學生和施特勞斯理論的信奉者占據，這一現象在小布什時期尤為明顯：諸如保羅·沃爾福威茨(里根政府的駐印尼大使，小布什的國防部副部長，施特勞斯學生艾倫·布魯姆的學生)、布拉姆·舒爾斯基(小布什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特別辦公室的負責人，施特勞斯的學生)、威廉·克里斯托(《旗幟周刊》主編、《新世紀方案》的設計人，施特勞斯學生曼斯菲爾德的學生)等等。如果說施特勞斯的新保守主義在里根時代嶄露頭角、在小布什時代走向第一個波峰的話，它真正的轉折點是在克林頓時代。

1994年9月27日，新保守主義陣地《旗幟周刊》(由默多克集團所有)的主編威廉·克里斯托與共和黨領袖紐特·金里奇和迪克·阿米等人組織了360多位保守派人士集會并簽署了新保守主義宣言《美利堅契約》，完成了歷史上最廣泛的保守派動員。1994年11月8日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大獲全勝，金里奇作為共和黨的大功臣擔任了共和黨眾議院議長。《美利堅契約》是當時共和黨的競選綱領，其中的10項內容包括：平衡聯邦預算、授予總統單項否決權的議案、削減福利、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減稅、增加軍費、削減資本利得稅、限制國會議員任期，等等。[42]可以說，特朗普2016年的競選主張，跟1994年金里奇的《美利堅契約》一脈相承。

特朗普政府的組織基礎，也和“金里奇革命”密切相關。共和黨領袖迪克·阿米及其游說組織“自由事業”是2009年以來茶黨運動的核心指導者，前共和黨眾議院議長議長紐特·金里奇是茶黨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也是特朗普在共和黨高層的核心支持者。在2016年大選中金里奇從頭到尾都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從這個意義上看，特朗普的權力基礎比當年的小布什要穩固得多。

1994年9月金里奇等人主導的施特勞斯主義的《美利堅契約》出臺及隨后11月8日共和黨在國會中期選舉中的大勝，是美國歷史的轉折點。因為這次轉折，比爾·克林頓的民主黨喪失了對國會和參議院的控制權，共和黨大獲全勝,40年來第一次奪得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并且贏得多數州長的職位。選舉的結果令人震驚,被人稱為共和黨“地震”。紐特·金里奇得意地宣稱這次選舉是“一次美國革命”,標志著“60年代式的聯邦主義的死亡”，是對林登·約翰遜任總統以來成為民主黨標志的自由派政策的最終摒棄。

這次選舉也改變了整個美國的政治走向。1994年，克林頓的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敗北，痛失國會。為了在1996年大選中保住總統寶座，克林頓更積極地走中間道路，向共和黨靠攏。他接受了共和黨選舉策師迪克·莫里斯制定的“三角策略”，即采取一個在國會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立場。克林頓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同共和黨妥協，接受了共和黨國會提出的保守主義的節支減稅并舉的7年平衡預算計劃。1996年1月，克林頓在《國情咨文》中公開聲稱“大政府時代結束了”，正式拋棄了民主黨的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傳統的社會自由主義觀念，此后美國民主黨也開始轉向新自由主義政策。

1996年8月22日，克林頓簽署了共和黨提出的福利改革議案使之成為法律，大量削減了為城鄉窮人提供福利保障的各種福利(6年削減550億美元)，改變了美國實行61年的福利制度。[43](766頁)在稅收層面，克林頓第一任期內基本延續了里根-老布什時代的框架，但是1997年克林頓政府通過了《財政預算平衡法案》和《減稅法案》,要求減稅950億美元以上,最高資本利得稅率從28%降到20%，這是歷史上幅度最大的資本所得稅減稅法案。更為重要的是，在美國工業被德國和日本及其他國家趕超的背景下，克林頓政府于1999年廢除“格拉斯一斯蒂格爾法案”給壟斷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徹底松綁，這是美國資本主義由盛轉衰的重要標志。小布什上臺后，在更大程度上推動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美國對資本和富豪階層的“優待”、美國的兩極分化達到歷史頂峰，羅斯福新政的進步措施幾乎被消滅干凈。

從1947年到1963年美國基本上延續了羅斯福新政的劫富濟貧政策，對富人征收最高91%的所得稅率，通過建設完善的社會福利措施，縮小兩極分化，通過二次分配向工人階級轉移了資本剝削的剩余價值，美國內需旺盛，經濟發展處于黃金時代。從1964年到1981年，羅斯福新政被部分修正，富人最高所得稅率被兩次下調后還是維持在70%，福利社會的建設有所倒退，但羅斯福新政的基本框架還是延續下來。轉折點之一，是在里根時代。里根于1982年開始大規模降低富人所得稅，從70%一直降到28%，使富人所得稅率與普通工薪階層的所得稅率相當。這就是為什么自1933羅斯福新政到1982年美國的整個50年中福利社會運轉良好，而自里根時代開始后，整個資本主義福利體系和經濟發展陷入嚴重危機的根本原因。

克林頓上臺后如果能夠恢復羅斯福新政年代的一些措施，比如恢復對富豪的高額稅率，建設福利社會，保護勞工運動、限制金融資本等等，那么美國的走向就會是另外一種局面。然而，從1980年代開始，社會主義陣營陷入危機，美國的外部壓力就已經大大減少。1990年代蘇聯解體后，新自由主義時代來臨，美國富豪們就更加肆無忌憚地對工人階級進行秋后算賬了，這就是1994年金里奇革命、美國共和黨中期選舉地震的歷史邏輯。

自1995年開始，克林頓和奧巴馬政府的國內政策已經高度共和黨化，但美國國會絕大部分時間的控制權卻在共和黨手中。冷戰結束后美國的基本政治生態是，民主黨向中右方向發展，共和黨向極右方向發展，終于在2008年迎來了史無前例的世界金融危機。危機的年代，也很可能是極端的年代。當特朗普于金融危機持續惡化的2016年上臺后，美國可能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極右翼保守主義勢力主導的歷史時期。

5、和平紅利的漸次終結：新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與和平

無論是特朗普參加競選時的表態，還是特朗普政權的初期運作表現，都標志著美國已經越來越傾向于利用軍事和武力的手段維持美國對全世界的剝削和壓榨，美國的帝國主義沖動越來越明顯。2016年4月27日，特朗普首次發表外交演講時大力抨擊了奧巴馬對國防預算的削減，表示美國需要重建軍力。2016年9月7日，特朗普在費城專門就國防政策發表了演講，特朗普表示：“只要我入主白宮，我會要求國會全面取消國防自動減赤機制，并提交一份新的預算以重振軍隊。”特朗普計劃將美國陸軍的數量增加14%，由47.5萬人擴充至54萬人;海軍艦艇增至350艘，海軍陸戰隊擴大為36個營，并且至少有1200架作戰飛機的空軍，以及采用最先進技術的導彈防御系統。[44]

2016年11月7日，特朗普的兩位資深安全顧問亞歷山大·格雷與彼得·納瓦羅在《外交政策》網發表文章中認為，奧巴馬和希拉里的戰略“樞軸轉向”已經瀕臨失敗，因為它沒能阻止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行動。美國軍隊已縮減至二戰以來的最小規模，而中國到2030年將擁有415艘水面艦艇和將近100艘潛艇。為此，特朗普將要求國會增加軍費，重振海軍以制約中國。[45]

眾所周知，在冷戰時期，沒有發生軍事層面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與兩次世界大戰的時代相比，存在一個冷戰式的和平。從冷戰末期的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整個世界進入了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期。然而，冷戰結束后，伴隨著美國政治的日益右傾化，尤其是隨著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實施及今天特朗普政權的上臺，整個世界局勢又在日益緊張。要正確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與和平，要分析清楚“和平與發展”態勢從何而來，又從何而去，就不能離開列寧的思想。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認為考茨基等人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實現“永久和平”的幻想是對群眾的欺騙，列寧說，考茨基“理論”的真正社會意義只有一個，即“拿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達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對群眾進行最反動的安慰”。[2](679頁)列寧認為，在帝國主義時代，“戰爭是和平時期政治的繼續，和平是戰爭時期政治的繼續”，帝國主義的兩個階段相互交替，和平，只是兩次戰爭間的休戰，是對下一次戰爭的準備。而戰爭，則是“通過暴力執行”交戰國在和平時期“就已經執行的那一政策”。[49](157頁)因此，“目前的和平，在資產階級政府尚未被革命推翻的情況下，就只能是作為帝國主義戰爭繼續的帝國主義和平”。[50](915頁)列寧曾指出，帝國主義使人類面臨這樣的抉擇：“要么過渡到社會主義，要么一連幾年、甚至幾十年地經受‘大’國之間為勉強維持資本主義(以殖民地、壟斷、特權和各種各樣的民族壓迫作為手段)而進行的武裝斗爭。”[2](512頁)

列寧指出，在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階段，如世界大戰之前或之后，會存在一個“世界政治從帝國主義戰爭向帝國主義和平的轉變”，因為這個轉變，“和平主義者時來運轉了……它具有一定的客觀基礎。”但是，“帝國主義戰爭賞給各國人民的，是空前的浩劫”，“帝國主義和平將賞給各國人民的，則是空前的大騙局，即甜言蜜語、小小的改良、小小的讓步，等等。”[51](314頁)

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寧曾深刻地作出預言：“我們不想忽視重演悲劇的可能性，盡管群眾一再爆發出不平和不滿的情緒，盡管我們做了努力，但是如果革命不能在當前這場戰爭中成長起來，人類還會經受(在最壞的情況下)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50](879頁)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列寧的預言是如此的準確：首先，列寧清晰地預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新生的蘇聯及共產主義運動還比較弱小，因此又發生了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其次，列寧還深刻地指出，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在戰爭中成長起來，帝國主義戰爭就可能被延緩乃至消滅。這正是二戰以后整個世界的戰略走向。

只有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才能清晰地解釋二戰后的整個世界格局。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戰后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舊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帝國主義遭受史無前例的危機，面對內外共產主義的威脅，美國不得不史無前例地容許乃至援助了德國和日本乃至中國周邊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以防止“共產主義幽靈”在這些地區的蔓延與擴散，在此基礎上，兩次世界大戰時打得你死我活的各帝國主義國家史無前例地團結起來，一方面緩和資本主義內部的階級矛盾，一方面與共產主義陣營展開冷戰。

總之，二戰后之所以沒有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資本主義之所以發生了某些緩和其階級矛盾的改良和改變，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革命及共產主義力量的發展。

在共產主義的壓力下，冷戰時代的美國進入了一段特別特殊的時期，盡管金融寡頭高度不滿，但美國仍然延續了戰時的改良色彩的羅斯福新政。在美國內部，大量的工人貴族階級被扶持起來，兩極分化趨勢得到遏制，美國通過對外侵略轉嫁矛盾的壓力降低。社會主義陣營的空前強大，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朝鮮及越南戰爭的失敗，使美國帝國主義的軍事和經濟勢力遭受相對遏制。因此，它更加注意用溫和的手段維持與日本和西歐的聯盟，更愿意嘗試通過軟戰爭和意識形態控制的方式與蘇聯爭奪世界，在全世界推行新殖民主義秩序。由此我們看到了冷戰式的和平，二戰結束后直至蘇聯解體，國際局勢日趨緩和，終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的20年里，雖然社會主義陣營瓦解了，但是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俄羅斯繼承了之前社會主義時代的遺產，其軍事、工業力量與一戰之前的帝國主義時代已經今非昔比，整個世界并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馬上重回一戰前后的帝國主義時代。但是，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退潮，在中俄的輻射力相對比較薄弱的一些關鍵地帶，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區域，我們看到了美國和西方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入侵，也就是說，整個世界已經在某些局部某種程度地回到了19世紀帝國主義秩序。

克林頓政府領導北約發動的科索沃戰爭之烈度尚低于老布什的第一次海灣戰爭，但是小布什發動的兩場大規模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標志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已經初步有向舊殖民主義和舊帝國主義回歸的“返祖”現象。2001年3月，小布什的國防部發布《核態勢評估報告》，其中將伊拉克、朝鮮、伊朗、利比亞、敘利亞、俄羅斯、中國列為進行先發制人核打擊的七個敵對國家，與此同時小布什公開提出“邪惡軸心”一說，將上述國家作為未來消滅的敵人。這七個不服從美國霸權的所謂邪惡軸心國家，大部分恰恰是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留給21世紀的遺產。

冷戰結束后的20多年里，整個世界仍然在享受之前的“冷戰和平紅利”，美國實際上仍在消化“冷戰的障礙”，假如它順利地實現了征服和肢解了少數不服從國家的大戰略，整個世界有可能就會回到類似19世紀的舊帝國主義和舊殖民主義的狀態。

在2016年的美國大選中，無論是桑德斯現象，還是特朗普現象，都預示著美國的階級矛盾已經成為美國政治的核心問題。桑德斯的主張是恢復羅斯福新政、讓美國的壟斷資本適當“割肉”，緩解美國的兩極分化。而特朗普的策略，則是回到帝國主義的辦法。盡管特朗普是美國金融寡頭的代理人，但是他上臺后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的統治，仍然會按照帝國主義的邏輯部分兌現自己向工人階級的承諾：在維護壟斷資本利益的前提下，特朗普將試圖通過剝削、訛詐和掠奪第三世界的方式，進行經濟金融戰爭乃至軍事戰爭，讓包括中國工人在內的第三世界勞動人民“割肉”來補貼美國工人乃至金融寡頭，緩解美國的內部危機。

從特朗普上臺后幾個月的動作看，美國明顯在加強中央集權，走向帝政，煽動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新自由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大幅增加軍費，準備戰爭……如果沒有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的話，整個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將受到嚴重威脅。

【馬鐘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