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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行健：美國悍然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深層根源

點擊：作者：田行健來源：紅旗文稿發布時間:2018-08-16 1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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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關系歷來被視為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是，美國特朗普政府違反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單方面悍然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

7月6日，美國開始對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產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8月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第二輪關稅計劃，對價值16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產品征收25%的額外關稅，8月23日正式生效。面對美國的貿易霸凌主義，我國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進行反擊。

美國主動發起貿易戰，表面看是特朗普上臺帶來的孤立、偶然的“黑天鵝事件”，實則是“灰犀牛事件”，折射出美國經濟自身存在著嚴重問題，從而企圖借貿易戰轉移視線并遏制中國和平發展。

一、美國經濟深陷困境，促使其從外部尋找“替罪羊”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深受金融資本主義帶來的經濟“虛實顛倒”的困擾。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經濟上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放松資本管制，在這種寬松經濟背景下，以信貸、保險、金融衍生品為主營業務的金融資本主義，逐漸取代以實體經濟為主的工業資本主義，由此使美國開啟了金融資本主義時代。

在金融資本統治下，美國實體產業喪失了比較優勢，最終引發實體產業大量向海外轉移。

美國制造業的占比呈持續下降趨勢，從1980年的20.46%下降到2016年的11.71%。美國勞工部預計，2014—2024年，美國絕大多數行業就業人數將有所上升，但制造業就業人數將繼續下滑，下降數量將達81.41萬。2014—2024年，美國制造業復合增長率僅能達到1.9%，與其他行業相比,發展依然相對緩慢,復合增長率排名倒數第四。與此同時，與生產脫鉤的金融企業則在美國發展迅速提高。據此測算，1980年美國的金融資產總量為15.46萬億美元，約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資產總量達到220.86萬億美元，與GDP之比擴大到11.89。

2008年次貸危機之后，美國金融資產年均增速由當年的負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在過去的近四十年里，金融業增加值占美國GDP比重由1980年的4.80%上升到2016年的7.30%。由金融業、保險業和房地產業構成的“泛金融部門”的增加值對GDP貢獻率從1980年的15.70%上升到2016年的20.56%。

過去相當長時間里，資本主義一直靠資本的“時間—空間”轉移暫時紓解資本主義內部存在的結構性矛盾。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遭遇經濟滯脹，多余資本無路可去，在“時間—空間”轉移規律的作用下，資本力量向全球轉移，尋找價值洼地，以求最大限度賺取剩余價值。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蘇聯解體和東歐國家的劇變，使得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可以通過榨取工人階級的財產和原社會主義國家的財產緩解國內危機。

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對外開放的中國，為西方大量的過剩資本提供了新的、巨大的投資場所。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蘇聯解體帶來的“冷戰紅利”也早已被少數西方發達國家消化殆盡。全球已經很難找到尚未開發、足以容納西方巨大資本的投資場所和價值洼地。

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只能“病急亂投醫”，將重建工業體系，尤其是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實現“再工業化”，當成紓解國內困境的重要選項。因此，從奧巴馬時期開始，美國便推行“再工業化”政策。在具有強烈民粹主義色彩的特朗普政府眼中，挑起對華貿易戰，更是成了最優方案。

二、美國企圖通過貿易戰遏制中國和平發展，由此使貿易爭端由摩擦性沖突升級為結構性沖突

美國歷來有通過貿易戰打擊其他國家的傳統。歷史上，幾乎每個威脅過美國產業結構和貿易收支的國家，都曾遭受過美國貿易戰的打擊。

蘇聯經濟總量曾經占到美國經濟的2/3，美國就伙同有關國家發動油價戰，國際油價最低降至9美元一桶，成為拖垮蘇聯經濟的一個重要因素。

日本經濟也是在達到美國經濟2/3時，美國對日本啟動301調查，最終迫使日本在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日本經濟由此陷入長期停滯。

當前，美國一些人試圖重拾當年整垮蘇聯、重創日本的貿易戰武器。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和美國的貿易互補性特征明顯。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中國主要負責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美國則主要提供高新科技與優質管理。因此，當時的中美經濟是一種互補關系，這種互補性經濟的貿易沖突以摩擦性沖突為主，即只有在對方的行為觸及本國法律時才會發生沖突，而這些沖突可以通過談判協商解決。

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2017年中國經濟總量已經占到美國的63%，這一經濟比重與當年蘇聯、日本的情況大致相當。而且，中國經濟增長率遠高于美國。許多國際機構都預測，中國經濟總量在未來二三十年是有可能超過美國的。

另外，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的2017年全球各國申請注冊國際專利的數據，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首次升至全球第二，在全球前15個原屬地中，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年增長率達13.4%，是唯一取得兩位數增長的國家；而且自2003年以來，中國PCT國際專利申請的年增長率都高于10%。這表明，中國的科技實力正在快速提升。

對美國來說，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威脅到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尤其是中國科技企業的快速增長，令美國如坐針氈。

2018年1月21日，《華盛頓郵報》發表題為《中國邁向科技超級大國的驚人轉型》的文章，指出中國已經成為或接近成為一個科技超級大國。面對中國的發展態勢，美國的戰略焦慮感日趨加重。在此背景下，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此起彼伏。想方設法遲滯和遏制中國發展的步伐，已經成為美國一些人的必然選項。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對中國舉起貿易戰的大棒，企圖借發動貿易戰遏制中國經濟發展。

美國對中國啟動301調查，發動貿易戰，重要目的就是通過抑制中國技術產品出口乃至經濟發展勢頭，最終使中國重蹈當年蘇聯和日本的覆轍。美國發布對華301調查征稅產品建議清單，該清單包含大約1300個獨立關稅項目，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明顯以高科技產品為主，表明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絕非僅僅為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而是力圖抑制中國產業轉型升級。

據彭博社報道，白宮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3月28日接受其采訪時表示，“中國公布中國制造2025計劃，等于告訴全世界‘未來我們要主宰任何一個新興產業，所以你們的經濟不會再有未來’。”因此，當前中美貿易爭端由最初的摩擦性沖突日益轉變成結構性沖突。

三、民粹主義高漲使美國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傳統升格為對外政策

美國孤懸于歐亞大陸之外，自身疆域廣闊，資源豐富，因此美國國內一直具有強烈的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傳統。

從歷史角度看，美國在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后，對全球政治事務仍是半心半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的國聯方案，最終卻被國會否決，表明當時美國并不愿意積極參與全球事務；二戰爆發后，美國國內反對參戰情緒高漲，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美國才拋棄孤立主義，投身戰爭，并在二戰后主導建立了戰后國際新秩序。

從經濟角度看，美國一直具有強烈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傳統。貿易保護主義被視為美國實現經濟強國的“不傳之秘”。

20世紀之前，美國始終將貿易保護主義奉為經濟強國的基本國策。有美國學者曾如此表述：在美國剛剛贏得自由的日子里，英國人說：“你們用最好的產品跟我們進行貿易，作為交換，我們也會用最好的產品跟你們進行貿易。”但美國的開國元勛、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卻斷然拒絕這種做法。他說：“我們不會繼續做你們的殖民地，把我們的大米、棉花、靛藍、木材、鐵礦石運給你們，換回制成品，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制造能力。”

美國建國后，第一個通過的法案是美國國徽，第二個通過的法案就是肯定貿易保護主義的法案，即1789年7月14日的《美國關稅法》，該關稅法對60多種物品征收高達50%的關稅。該法案實行100年以后，即發展到1900年，美國的商品與服務已十分豐富，自給自足。由此，美國擁有了強大的經濟力量，最終成為超級大國。

因此，在許多美國人看來，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是實現經濟強國的必由之路。貿易保護主義觀念已經深深嵌入美國決策者的思維之中。即使到今天，美國雖然一直敦促別國開放市場，但本國市場諸多領域依然設置重重障礙，保護主義色彩濃厚。

美國對外資準入向來有嚴格的“國家安全審查”，組建了包括情報部門等多部門成員在內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美國一直濫用“國家安全審查”，嚴防其他國家企業進入美國。

近年來，美國經濟困境加劇，社會矛盾日趨尖銳。金融資本主義引發的“去工業化”，導致美國老工業區面臨破產，失業率倍增，形成了規模龐大的“鐵銹帶”。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比例已連續65年呈下降趨勢，從1953年的32%降至2017年的8.5%。

目前，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全國財富的38%，最貧窮的40%人群則僅占有全國財富的1%，整個國家中產階級下層化等社會問題持續得不到解決，美國社會已接近“掠食者國家”。在許多美國民眾看來，美國力推的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非但沒有使美國經濟狀況更好，反而出現了貿易赤字增加、制造業流失、失業率上升等一系列問題，因此美國的中下層民眾（特別是白人）普遍反感經濟全球化進程，渴望重新借助貿易保護主義實行自強。

特朗普能夠當選美國總統，個中原因就包括其政策主張迎合了美國國內的民粹主義情緒。特朗普在20世紀80年代的電視節目中就表示，應該在美日的貿易摩擦里對日本進行貿易戰，這一觀點契合了工業區失落民眾的心理需要。競選期間，特朗普提出的競選口號就是“美國第一”、“把制造業帶回來”。當前，正像當年美國面對日本崛起憂心忡忡一樣，特朗普面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美國制造業下滑趨勢憂心忡忡。

特朗普上臺后，拒絕認同“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重新將貿易保護主義作為振興經濟的法寶和靈藥。據估計，在美國，2017年因外國投資委員會干預導致未完成的外國投資數量約為20起，遠超歷年平均不到10起的數量，其中中國企業首當其沖。僅2017年以來，TCL、螞蟻金服、中青芯鑫、Canyon Bridge等多家中資企業均因政治因素赴美投資碰壁。這次美國對中國啟動301調查，是特朗普兌現競選承諾、迎合民粹主義思潮的直接體現。

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不僅違反國際貿易規則，也缺乏正當理由。從道義角度看，美國單方面啟動301調查，實際是將美國的國內法置于WTO國際規則之上，難以獲得世界其他國家的支持和認可；從事實層面看，美國“產業空心化”以及在國際分工體系的“金融食利國”定位，決定了美國對外貿易必然出現赤字，即使美國斷絕與中國的貿易往來，轉而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仍然會出現龐大的貿易赤字問題。根據美國商務部2018年4月初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2月，美國對外貿易赤字，在對華貿易赤字收窄的情況下，仍創下9年來新高。這足以表明，中國并非美國貿易赤字的主要根源。

事實上，中美經濟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系，雙方貿易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4，因此，美國發動對中國的貿易戰，不僅損害美國經濟，損害中美經貿關系，還將殃及池魚，勢必影響與中美經貿聯系緊密的其他國家，影響剛剛走出低迷狀態的世界經濟。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威海校區〉商學院；來源：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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