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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月來，國家向滬蘇浙皖省市政府密集發布了關于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三個文件：一是國家科技部發布的《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建設發展規劃》，二是國家發改委批復的《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三是國務院批復的《虹橋國際開放樞紐建設總體方案》。在“十四五”開局之時，國家對長三角連續出臺三個重要文件，表明國家就扎實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加快了戰略布局和重大部署。

顯而易見，這些戰略部署進一步突出了長三角區域的都市圈及其中心城市的地位與功能。對此，坊間有議論說，長三角區域不在幾大都市圈范圍的“外圍”地區如安徽的皖北和皖西南、江蘇的蘇北大部、浙江的浙西南等處于被動甚或被游離境地，由此較為普遍存在著一種焦慮，即外圍地區難以獲得長三角一體化的機遇。

應該說，這種看法雖然指出了外圍地區面臨的壓力，但仍帶有傳統的行政區經濟思維的片面性，沒有看到跨行政區的區域一體化各事項本質是開放的，各方都可以在融入參與、共建共享中獲得機會。事實上，“融圈”發展正是一種可行的路徑。

“融圈”是外圍區域融入長三角一體化的新模式

在構建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新發展格局下，欠發達地區仍然要繼續完成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階段性任務。但在現階段，區域經濟發展增長極已經不再是傳統的散點分布，而是大集聚、中心化的分布趨勢，在空間形態上就是城市群、都市圈。都市圈成為區域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引擎。在都市圈經濟中，各個城市的經濟功能已不再是在一個孤立的城市體現，而是由以中心城市為核心，同與其保持著密切經濟聯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組成的城市群來配置，都市圈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區域聯動，即一體化的功能分工、產業結鏈、資源配置等等。都市圈經濟的聯動打破了外圍城市傳統的獨立發展、自成體系模式，而要尋求與中心城市及其周邊城市的聯動合作，向都市圈經濟轉型。這次獲批的《南京都市圈發展規劃》和《虹橋國際開放樞紐建設總體方案》以及安徽“十四五”推進合寧兩個都市圈“雙圈融合發展”，都呈現出跨省構建都市圈與功能區的態勢，將產生放大都市圈經濟效應的作用。

那么，不在都市圈范圍的外圍地區是否就難以融入都市圈經濟？在現實中，一此外圍地區的創新性實踐已經給出了可以融入都市圈經濟的答案。筆者在蘇浙兩省調研時看到，目前兩省各都市圈的外圍城市、縣區都非常重視“融圈”發展模式，呈現出一種潮流和趨勢。比如江蘇2019年就提出“省域一體化”，既包括南京、蘇錫常都市圈內深化一體化，更注重蘇北地區各地與南京、蘇錫常都市圈聯動，引導蘇北相對欠發達的外圍地區各市縣融入兩個都市圈體系。再如浙江的“省域一體化”，主要是打造杭甬溫、滬杭金發展帶，把外圍浙西南地區“融圈”于杭州、寧波兩個都市圈。同時，兩省部分市縣還跨省界“融圈”，如江蘇鹽城、南通和浙江嘉興等直接與上海“融圈”。安徽也有“融圈”的很好實例，黃山市原本不在長三角城市群，也不屬于長三角的任何都市圈，但于2018年納入杭州都市圈，兩市所長疊加互補，一體共建國際文化旅游區，一舉提升了杭黃國際旅游目的地的水準和功能。可以看到，不少長三角外圍地區都把“融圈”發展作為重要戰略選擇。

“融圈”發展的機理與條件

發展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研究早已關注到“中心－外圍”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觀點認為，中心區與外圍區是相互作用的，并非是中心區對外圍區的無休止“虹吸”而導致外圍區陷于衰退。在“中心－外圍”關系的走向和趨勢上，一方面是中心區向外圍區吸聚生產要素產生大量的創新；另一方面是中心區的創新又源源不斷向外圍區擴散，引導外圍區的經濟活動、社會文化結構的轉換，由此促進整個空間系統的發展。要加速這一進程，關鍵在于外圍區應主動參與中心區的創新活動并承接中心區的擴散。

從新經濟地理角度考量，區域一體化取決于三個因素，即空間距離、聯系密度和區域分割（整合）。首先，外圍地區之所以能成為“外圍”，是因為與中心城市地理距離較遠，整個長三角地區以核心城市上海為圓心的最長半徑約為500－600千米，當下處于外圍的地區距離最近的都市圈中心城市約為200－300千米，但在高鐵時代，地理距離概念已被時間概念取代，長三角外圍地區現已基本上處在中心都市“一小時或兩小時交通圈”可覆蓋范圍之內，地理距離已不再是外圍地區“融圈”障礙。

其次，現時的關鍵是聯系密度，外圍地區與中心城市的經濟聯系密度越高，就越能受到中心城市的互動與帶動，由此形成相融一體的格局。因此，長三角外圍地區要融進區域一體化和都市圈帶動的格局與進程，關鍵在于加強與長三角各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聯系，提高經濟聯系密度。這既是必要條件，也是必由路徑。

再次，區域分割是約束因素，但在長三角制度一體化進程和框架中，多樣化的區域合作體制機制已經有了新突破新進展，經濟聯系密度越高，區域合作形式及其機制也越加豐富、多樣和有效，原先的區域分割將被區域整合所取代。因此，“外圍”地區深度融入長三角“中心”的“融圈”發展條件已然越來越成熟。

外圍地區需要打破一個不合時宜的思維定勢，即簡單化沿用梯度推進模式，坐等先進的中心地區發展到一定水平后再向外圍輻射推進，被動式地接受先發地區梯度轉移。在理論和實踐上，區域發展既有梯度推進模式，同時也有反梯度發展模式。所謂區域“增長極”、產業鏈“嵌入”等，指的是后發地區聚焦某一點打造與先發地區相當水平的增長極點，后發地區揚其所長將某一產業及其環節嵌入先發地區產業鏈供應鏈體系，實際上都是反梯度發展模式。在此意義上，長三角外圍地區“融圈”發展就是在區域一體化格局和條件下反梯度發展的新模式。在這一模式中，外圍地區的主動意識與主動作為有著決定性意義。

外圍地區“融圈”的具體路徑

初步總結長三角區域的外圍地區“融圈”發展的實踐經驗，大體可以觀察到具體路徑的基本特征。

第一，建立對標戰略合作。外圍地區追趕先進的中心地區，通常都選擇“對標”，即追趕的標桿地區，以此作為自己發展的參照系。但是，如果“對標”僅僅是參照系，外圍地區仍然沿襲獨自發展的傳統路徑依賴，那么與中心地區仍然是互不相關的“兩張皮”；而在融圈發展模式下，“對標”不僅僅是參照系，更應該是目標合作伙伴，與目標伙伴對接融合。因此，外圍地區要著力開拓對標戰略合作，與中心地區都市圈及其具有互補性的城市建立戰略合作，提高科技創新、產業鏈構造、內需市場拓展等經濟聯系密度，使本地區深度參與、嵌入和承接中心地區都市圈經濟。這種對標戰略合作不能是偶發式或間歇式，而必須是全面、持續、深度的，為此從政府層面到微觀主體層面都需要建立契約化的戰略合作機制。長三角區域凡是“融圈”發展先行的，無一不是建立了這種城市（縣區）、園區、產業（主要企業）之間的戰略合作機制，它是“融圈”對標戰略合作的基礎。

第二，充分運用點、廊、園等載體實現融入和嵌入。在長三角區域的有關實踐中，外圍地區融入中心地區都市圈的科技創新，既有引進創新資源在本地合作建立創新中心或機構，也有被稱為“離岸創新”即外圍地區在都市圈中心城市合作建立創新中心或機構，這可以視為“點”型的“融圈”形式。長三角區域目前正在蓬勃發展“走廊經濟”，即通過經濟走廊把中心城市與外圍地區連接起來，沿交通干線進行創新、產業、園區布局，使沿線地區更便宜地整合資源、配置要素，增強互補協同，提高融合發展效率。長三角各地在“十四五”時期都提出將建設若干經濟走廊，如安徽的“合（肥）六（安）經濟走廊”“合（肥）淮（南）經濟走廊”等，南京都市圈和虹橋國際開放樞紐也有經濟走廊或功能走廊的布局，呈現出以“廊”為徑的融圈形式。更為普遍的是合作園區形式，即外圍地區與中心地區共建合作園區。在長三角地區不僅有安徽的省際毗鄰地區合作園區開發，滬蘇浙還有更多的跨省市合作園區的共建，中心城市在外圍地區建立準飛地園區的實例也不再鮮見。這表明，外圍地區“融圈”有豐富形式和多條路徑，外圍地區可根據實際選擇可行路徑。

第三，把握“融圈”的當前重點。一是解決時空距離的基礎條件，以交通接軌為基礎，利用長三角綜合快速交通網絡進一步建設完善的機遇，加快打通外圍地區與中心區資源雙向輸送流動通道。二是在外圍地區關注度最高的產業嵌入方面，為推進產業基礎現代化和產業鏈現代化，關注點和聚焦點是全產業鏈的連線與結網。過去外圍地區講求“承接產業轉移”，現在則要講求“承載現代產業鏈布局”。這就需要細化外圍地區與中心地區的產業對接，明晰在哪個行業甚至最終產品的全產業鏈上連線和結網，如何與這個全產業鏈上的“鏈主”聯動合作。三是著力做大專業化規模經濟，外圍地區融圈發展要追求經濟聯系密度，而做大專業化分工下的規模經濟是提升密度的重要表征。有關理論指出，外圍與中心融合發展并不完全源于比較優勢的存在，更在于規模經濟產生的報酬遞增。因此，外圍地區要揚己“長板”發揮優勢，聚焦重點或主導產業，加強與中心地區相關產業鏈接鏈，培育支持企業專業化規模發展，提升“融圈”的規模經濟水平。

作者：宋宏  系安徽省政府長三角專家咨詢委專家，安徽大學創新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  來源： 澎湃研究所微信公眾號（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