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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群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作為“十四五”時期發展的指導思想。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符合新發展理念要求、以現代化經濟體系為支撐、暢通和擴大國民經濟循環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結果。新發展格局由于以“經濟循環”為描述維度、根本視角和關鍵詞，而非供給、需求、生產、消費、分配、交換的經濟活動某一方面或者某一環節，意味著理解新發展格局要更具有協同性和動態性的思維方式，形成新發展格局要更強調系統性、綜合性的戰略舉措。形成新發展格局的協同性、系統性、動態性和綜合性要求具體包括：形成新發展格局，要求實現供給和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動態平衡，既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提高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又要加強宏觀需求管理來擴大對供給的有效需求，最終實現暢通和擴大國內經濟循環；形成新發展格局，要求實現增經濟長動力在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基礎上的內外平衡，既要對內深化改革、激勵技術創新、實現經濟的創新驅動發展，又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實現經濟的開放發展，最終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形成新發展格局，要求實現經濟效率與經濟安全之間的統籌平衡，既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順應和推進經濟全球化，又要在產業發展戰略和區域生產力布局上防范風險，最終實現更有效率、更為安全的產業體系和區域布局。

因此，為了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要全面系統地把握形成新發展格局的目標要求，這是推進新發展格局形成的戰略制定和政策措施的基本前提。具體而言，應該把握形成新發展格局的以下五方面目標要求。

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國民經濟循環保持暢通。從我國國民經濟循環角度看，國內供給和需求之間不通暢的關鍵矛盾在于供給方不能充分適應需求的轉型升級，造成供求之間無法正常適配形成經濟循環。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要求在鞏固已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果的基礎進一步增強企業活力、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就已經把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目標和任務。因此，形成新發展格局仍然要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這個主線和戰略方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市場化改革，通過市場化改革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以更好地滿足需求，從而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發展，也就是通過深化市場化改革，使市場機制能夠不斷完善，從而發揮市場在淘汰落后產能、提高供給質量、化解供需結構性矛盾方面的作用，進一步很好地實現國民經濟循環的暢通。形成新發展格局，就是要針對國民經濟循環中的“堵點”、“卡點”，通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疏通，這內容涉及科研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要素市場化改革等諸多方面。也就是說，形成新發展格局要求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要求通過不斷深化市場化經濟體制改革，形成保持國民經濟循環暢通的體制機制。

二是經濟發展動力內外平衡，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新發展格局要求發展動力更加動態平衡持續穩定，也就是要對長期以來市場資源“兩頭在外”的外向型戰略的平衡修復，促進低成本出口導向工業化轉向高質量創新導向工業化的戰略轉型。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一國的GDP可被分解為純國內生產、傳統最終品貿易生產、簡單中間品全球價值鏈分工生產和復雜中間品全球價值鏈生產四個部分。其中，純國內生產指用于生產被本國市場吸收的最終產品，傳統最終品貿易生產是指用于生產出口最終品，而一次跨境、被外國市場直接吸收的中間品是簡單中間品生產，復雜中間品是指多次跨境、出口到外國市場后又返回本國或出口到第三國的中間品。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國積極參與了全球價值鏈分工，以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級產品的出口，依靠“三來一補”的個商業模式生產了大量的最終貿易品、簡單和復雜中間品，我國進出口貿易依存度的2006年曾高達64%，從中獲得貿易利益、規模經濟、技術外溢效應并推動了本國經濟高速增長。如果定義一國最終產品國內需求率為國內最終需求部門對本國生產的最終產品需求額除以本國生產的所有最終產品需求額，那么，最終產品國內需求率越大，反映該國生產的最終產品越依賴國內最終需求，在也意味著更大依靠內循環。基于利用WIOD2016數據庫計算，在巴西、加拿大、中國，德國、法國、英國、印度、意大利、日本、俄羅斯、美國等這些主要經濟體中，中國在2002年以后最終產品國內需求率持續走低，2005年和2006年是這些經濟體中最低的，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開始持續走高，但也只是高于德國。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在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驅動下中國加入WTO以后對國際市場依賴較大，直到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國內循環才逐步加大。但是，我國這種低成本、出口導向的高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近年來外部過度依賴、經濟安全風險加大、核心技術缺失、產業結構升級壓力巨大、內需亟待開拓等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制約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我國經濟發展戰略需要從出口導向型主導轉向內需增長型主導，相應發展動力不僅僅以開放促改革，要更加積極主動地依靠深化市場化改革破除國內深層次體制機制障礙、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制度創新促進技術創新形成核心技術突破，對內深化改革與對外全面開放需要更加協同，實現經濟發展動力的內部和外部的動態平衡。

三是經濟增長內需潛力有效釋放，經濟循環流量不斷擴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擴大內需、提高人民的消費水平以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是我國發展的根本目標。這意味著從經濟循環流動角度看，中國不僅需要暢通經濟循環，還要不斷擴大經濟循環流量，實現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更大程度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已經形成形成了超大規模的經濟體，具備了以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的基礎條件。從生產供給角度看，我國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供應體系，從消費需求看，我國具有規模超大、需求多樣的國內消費市場，全球最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總體上中國已經具備了巨大內需潛力，形成新發展格局，需要通過強化需求管理來持續釋放這些內需潛力，不斷擴大經濟循環流量，在更高開放水平和更高總量水平上實現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世界經濟低迷和我國自身發生階段變化影響，單從數量占比看我國內循環主體地位已經實現，經常項目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也已經由2007年的9.9%下降至2019年的不到1%，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有7個年份為負。從上述基于利用WIOD2016數據庫計算的最終產品國內需求率看，制造業最終產品國內需求率從2006年低于50%已經逐步提高到2014年接近70%。而中國農業和服務業最終產品的國內需求率高達98%左右，且2000年以來幾乎沒有太大變化，只是采礦業的最終產品的國內需求率一直呈下降趨勢，國內循環程度在下降。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沖擊下，我國經濟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短期會受到明顯抑制，我國的供應鏈會受到侵蝕，在這種情況下，相對而言國內經濟循環量“此消彼長”會大幅提高。但是，這種被動形成的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并不是新發展格局所要求的，新發展格局下實現的國內大循環主體地位是以更高開放水平為前提的，新發展格局要求在全面開放新格局下進一步加強中國同世界經濟的聯系，吸引更多國際商品和要素資源進入中國市場，以此主動挖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

四是全球價值鏈地位走向中高端，產業發展基礎安全高效。從產業體系上看，中國現有發展格局形成基礎是低成本要素、模仿型技術與龐大國內國際低端目標市場，這樣的產業基礎雖然充分利用了要素低成本的比較優勢，形成了我國速度導向的經濟增長路徑，但鎖定了在全球分工格局和全球價值鏈中的中低端地位，產業發展中的“卡脖子”技術問題難以突破。這樣的產業基礎制約了供給質量提升，無法適應需求結構的轉型升級變化，供給側結構性問題突出，國內消費需求受到抑制，國民經濟循環受到影響，產業發展基礎無法適應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要求。另外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持續深化，新一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加速拓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經呈現出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趨勢，再加之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響，基于已有比較優勢和產業基礎形成的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和地位受到了極大挑戰。尤其是，雖然疫情并未改變各國的成本結構和技術能力，但疫情大大強化了歐美企業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對“去中國化”的主張和決心，因而會在產業鏈供應鏈層面對我國現有優勢地位產生了更加深層次的影響。因此，無論是從暢通擴大國內經濟循環和提高產業運行效率需要看，還是從提高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水平看，構建新發展格局都要求我國再造產業基礎、重塑產業競爭優勢、形成全球分工新格局、提高全球價值鏈地位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這也是建設適應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要求。

五是生產要素跨區域流動通暢，區域合理分工優勢互補。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也對區域經濟發展格局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幾經變化，經濟發展重心幾度遷移，這與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直接相關，也是市場經濟體制下區域競爭演進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曾有過幾次重大生產力布局調整，改革開放以后實施沿海開放戰略，20世紀90年代推進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促進中部崛起等區域協同發展戰略，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共建“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等一系列區域發展戰略。現在區域發展格局與呈現出一些新特征，在總體經濟發展質量不斷提高前提下，經濟區域經濟發展分化態勢明顯，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蘇州、南京、武漢、鄭州、成都、西安等特大城市、大城市對經濟增長支撐動力十分明顯，城市群集聚趨勢明顯，而東北地區、西北地區等發展面臨著較大困難，經濟總量占比和常住人口都有所下降。形成新發展格局，需要擴大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這要求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破除資源流動障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促進各類生產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這會加速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形成與城市群為主要形態增長動力源。各個區域會在已有的資源稟賦、基礎條件和發展水平基礎上形成新的合理分工，發揮和拓展各自的比較優勢，科學確定各自的戰略定位，更好地實現價值創造、生態保護、糧食安全、邊疆穩定等各個功能，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各個地區要在新發展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圍繞新發展格局調整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例如對于出口導向、二產占比高、呈現外貿加工特征的地區，由于受到疫情影響，大多都有明顯的增速下降，其經濟發展戰略轉型就十分急迫。

來源：《經濟研究》2020年第12期，標題為《奮進新時代 開啟新征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筆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