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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映蘭：重溫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

點擊：作者：胡映蘭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3-04 09:00:26

【毛澤東飛赴重慶談判時在延安機場。】

【內容提要】面對抗日戰爭勝利后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局勢，特別是針對美國及其支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派公然玩弄起“真內戰、假和平”的反革命兩手策略，毛澤東提出了“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即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在敵強我弱、力量懸殊的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定而靈活地運用“兩手對兩手”策略，領導全國人民最終推翻了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蘊含著豐富的思想智慧和寶貴的實踐經驗，至今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中國革命的各歷史時期，毛澤東都極為重視革命策略問題。“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基于當時的國內外形勢，為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內戰政策而制定的策略方針。時隔70余年，時代已發生巨變，但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所蘊含的理論智慧與實踐魅力，仍歷久彌新。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溫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從中吸取前人的思想智慧和寶貴實踐經驗，對于正確把握復雜形勢、更好地應對各種風險與挑戰，必有裨益。

一、“兩手對兩手”策略方針提出的背景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近代以來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戰爭的全面勝利，極大地增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和自信心。由于歷經長期戰爭浩劫，中國人民無不熱切盼望和平與民主的到來。然而，戰后的中國上空仍布滿戰爭的陰云。

從國際上看。首先，戰后的美國依仗自己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極力推行稱霸世界的全球戰略。把中國變為其附庸，這是美國全球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企圖通過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統治來維護其在華利益，于是采取了扶蔣反共政策，直接干涉中國內政，公然玩弄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美國高喊“不干涉中國內政”“要求世界和平”，并企圖以所謂“調解”國際爭端的名義誘迫中國共產黨交出軍隊和政權，敦促蔣介石用政治談判的辦法解決國內沖突，以此誘騙中國共產黨妥協繳槍。另一方面，美國從各方面積極幫助國民黨加緊全面內戰準備。自抗日戰爭勝利到全面內戰爆發前后，在不足一年的時間里，美國在“調處”國共沖突的名義下，幫助國民黨運送軍隊、設立軍事顧問團、裝備了近50個美機械化師，還通過所謂的新援華案，援助了大批軍火等。其次，戰后在國際共運中出現了一股妥協繳槍逆流。法國、意大利、美國等國家的共產黨紛紛繳槍，以換取資產階級政府的幾席官職。然而，資產階級政府對待共產黨“就像擠檸檬一樣，擠干了就將殘渣扔掉”，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被白白斷送掉。有人提出，希望國共兩黨訂立條約，共產黨“加入蔣介石的政府，并解散他們的軍隊”，并斷言，如果中國再打內戰，中華民族就有毀滅的危險。這又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嚴肅的任務，要防止“繳槍做官”的思潮在國內傳播。

從國內看，得到美國支持和鼓勵的蔣介石政府頑固堅持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政策，亦公然玩弄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蔣介石早已下定發動內戰的決心，在抗戰期間，就采取了“袖手旁觀，等待勝利”的政策，以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在抗戰勝利前夕，國民黨六大的中心議題就是：拒絕成立聯合政府，繼續維護其獨裁的法西斯統治；動員國民黨的力量，搶奪抗戰勝利果實；準備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為壟斷受降權，抗戰一結束，蔣介石同時發出了三道命令：第一，命令人民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要求中國人民對日軍不要“企圖報復”，而要不念舊惡、與人為善；第二，命令其嫡系部隊“積極推進”“勿稍松懈”；第三，命令敵偽軍切實“負責維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軍隊之受降。與此同時，國民黨加緊將遠在西南、西北的國民黨軍隊運到華北、華中和東北各地，搶占戰略要地。國民黨壟斷受降權及對戰略要地的搶占，給戰后的中國蒙上了一片戰爭的陰云。另一方面，蔣介石集團又大肆玩弄“和平”陰謀。1945年8月14-23日，蔣介石連發三次電報邀請毛澤東去重慶談判。蔣介石之所以要裝出“和平”姿態提出跟中國共產黨談判，一是由于解放區力量的強大和國內外人民反內戰的強大壓力；二是可以爭取全面內戰的準備時間；三是在國際勢力的配合下，如果能誘使中國共產黨交出人民軍隊和解放區，就可以達到不戰而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目的。此外，如果毛澤東不去重慶談判，國民黨就可以將內戰的責任轉嫁給中國共產黨。

對于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首先，民族資產階級就認為，美國是“友好”的“盟邦”，能夠幫助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和“國內和平”；建議國共雙方“鏟除意氣”，本著“君子風度”來解決問題；勸說中共放棄斗爭，交出軍隊，與國民黨反動派實現階級合作。他們對蔣介石要吃掉“共產黨及其軍隊”的辦法表示“特別歡迎”。其次，“人民中間和我們黨內的許多同志中間”對于內戰危險還不是都認識得清楚。“在日本占領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多的人相信蔣介石，存在著對于國民黨和美國的幻想，蔣介石也在努力散布這種幻想。”此外，有許多人害怕打內戰，害怕美國的原子彈，沒有勝利的信心。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當著人民還不覺悟的時候，把革命果實送給人家是完全可能的”。

在此歷史關頭，敢不敢斗爭、敢不敢勝利以及怎樣斗爭、怎樣勝利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回答的問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發表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深刻地揭露了美蔣反動派的階級本性，并提出了“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針鋒相對”就是“按照蔣介石的辦法辦事”，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通俗地說，就是以談對談、以打對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方針的提出，為黨和人民在復雜的環境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和高度的警覺提供了思想武裝，指明了中國革命的前進方向。

二、“兩手對兩手”策略的理論精髓

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策略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其理論精髓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認識和把握。

從認識方面看，毛澤東把革命策略的重要性提到決定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十分重視革命的策略問題。恩格斯指出，《共產黨宣言》提出的“策略”把革命“引向勝利”，而“任何一個工人政黨每當背離這個策略綱領的時候”，都會因此受到懲罰。毛澤東更是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他指出，“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否則如果在政策和策略的任何一個問題上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就會失敗。在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中國仍面臨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嚴峻考驗，正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極端重視革命策略問題，及時提出了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的革命策略，從而為黨和人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在全國解放戰爭向前推進中，又總能根據革命形勢和實際情況的變化，采取靈活且適當的斗爭方式，從而使我們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能夠一步一步地克服各種困難和危險，最終戰勝美蔣反動派。

從制定方面看，正如列寧所言，革命策略決不能只根據革命情緒來制定，而是必須極客觀和極清醒地估計到本國的和世界的“一切階級力量”和“許多革命運動的經驗”。為此，毛澤東反復強調必須根據政治形勢、階級關系和實際情況及其變化來制定黨的政策和策略。在制定革命策略的過程中，毛澤東要求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廣泛而深入地進行調查研究，并強調這是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的基礎。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的制定，一是基于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階級本質的深刻認識。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明確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反動本質是不會改變的。毛澤東指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毛澤東反復向全黨和全國人民講明內戰危險。二是深刻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后形成的認識成果。在決戰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歷史緊要關頭，毛澤東及時提醒全黨吸取大革命的失敗教訓。他指出：“一九二七年的時候，我黨還是幼年的黨，對于蔣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襲擊毫無精神準備。”由于“陳獨秀對于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統喪失干凈。這一次我們就要注意”。三是強調以自力更生為基點。毛澤東指出：“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面對美國的原子彈訛詐，毛澤東指出：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原子彈是空的。“人”才是戰爭各種因素的焦點，是居支配地位的。毛澤東歷來認為，人民群眾是革命“偉力”的“最深厚的根源”。人民群眾永遠是多數的，他們的斗爭是符合歷史發展方向的；人既具有物質屬性，又具有精神屬性，具有創造性和能動作用。始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堅持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則，這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取得革命勝利的一條極其寶貴的經驗。

從執行方面看，毛澤東特別強調要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他指出：“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這個結合，在整個解放戰爭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貫徹。比如，面對美蔣反動派的和平欺騙，以及國內外有人希望中共“放棄斗爭，交出軍隊，與國民黨反動派實現階級合作”的勸說，中國共產黨人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毫不動搖。但是，為了實現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民主，又可以作出最大限度的妥協讓步。在談判中，做到了爭有原則，讓有限度。在解放戰爭的全過程，都會根據斗爭形勢的變化，及時提出具體行動口號，并采取合適的斗爭方式。但是，為了捍衛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堅持革命到底的原則絲毫沒有改變。這尤其體現在解放戰爭的兩個關鍵時刻：一是抗日戰爭結束以后，中國進入了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決戰時期，敢不敢與國民黨展開決定勝負的戰斗，這是一個嚴峻的考驗。面對美蔣反動派的欺騙和恐嚇、國際上的警告與施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決地執行“兩手對兩手”策略，使美蔣反動派的陰謀始終沒有得逞。二是進入戰略決戰后，是將革命進行到底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這又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當時，蔣家王朝即將覆滅的大局已定。美蔣反動派又玩弄新的“和平”陰謀，要求重開和談，以取得卷土重來的喘息時間。這時候，有人在革命陣營內部組織反對派，妄圖使革命就此止步或至少帶上溫和的色彩；國民黨當局則打算同共產黨“劃江而治”。面對這種錯綜復雜的情況，毛澤東及時發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他明確指出：如果革命中途停止，“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那就會“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針對蔣介石的求和聲明，毛澤東提出了徹底打碎國民黨反動派的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的國家政權的八項條件。當毛澤東接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進駐南京的消息后，揮筆寫下“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雄偉詩句，這正是對中國共產黨人徹底革命精神的生動表達。中國共產黨人正是憑借這種偉大的革命膽略和徹底的革命精神，經受住了嚴峻的歷史考驗。

總之，全國解放戰爭以及整個中國革命的勝利，同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地運用以革命的兩手反對反革命的兩手策略是分不開的。

三、“兩手對兩手”策略在解放戰爭中的成功運用

解放戰爭是整個民主革命階段最偉大、最活躍的一個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成功地運用“兩手對兩手”革命策略，在短暫的四年時間里，最終打敗美蔣反動派，取得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充分彰顯了“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的實踐魅力。

1. 針鋒相對，堅決捍衛人民抗戰勝利果實

首先，為使黨和人民認清戰后形勢，毛澤東分析指出：“從整個形勢看來，抗日戰爭的階段過去了，新的情況和任務是國內斗爭。”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比如一棵桃樹，樹上結了桃子，桃子該由誰摘？這要問桃樹是誰栽的，誰挑水澆的。蔣介石蹲在山上一擔水也不挑，現在他卻把手伸得老長老長地要摘桃子。”毛澤東指出，蔣介石政府壟斷受降權的三道命令是其公開發出的全面內戰的信號，“這個時期如果有機會主義的話，那就是不力爭，自愿地把人民應得的果實送給蔣介石”。在實踐上，中國共產黨也以延安總部的名義連發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區的各武裝部隊積極發起進攻，迫使敵偽無條件投降；以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致電蔣介石，表示堅決拒絕讓人民軍隊“駐防待命”的命令。人民軍隊遵照黨中央指示，不顧蔣介石的荒謬禁令，積極向敵占區進攻，收繳敵偽武裝，接受日之投降。在戰后半個月時間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就收復了近60座城市和廣大鄉村。

2. 盡一切可能為爭取國內和平而斗爭

雖然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洞察到美蔣反動派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但是仍然堅持盡一切可能爭取國內和平。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對目前時局的宣言》，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團結”三大口號，詳細闡明了中共關于“在和平民主團結基礎上，實現全國的統一，建立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的政治主張，并從實踐上為之努力奮斗。

首先，毛澤東不顧個人安危，親赴重慶談判，以行動證明中共謀求和平的決心與誠意。毛澤東在談到重慶談判問題時指出，由于蔣介石歷來反共反人民，現在要跟他談，我們有的同志不能理解，在重慶也有些人認為，“蔣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騙人的，要同他談判出什么結果是不可能的”。但是，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在內外壓力下，可能在談判后，有條件地承認我黨地位，我黨亦有條件地承認國民黨的地位，造成兩黨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發展的新階段”。這種局面對人民是有利的。如果國民黨仍然堅持內戰，美蔣反動派的政治欺騙就會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被徹底揭穿，其企圖把內戰的責任轉嫁到共產黨頭上的陰謀也不能得逞。這將有利于團結和教育廣大人民。毛澤東抵達重慶后，就同重慶各界代表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交談，反復說明中共的基本主張，因此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這對于爭取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盡可能地擴大中國革命統一戰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談判中，關于解放區政權和軍隊問題，我黨主動提出作有原則的最大限度的讓步。具體表現為：一是提出讓出南方八個解放區；二是提出在公平合理地整編全國軍隊的前提下，將人民軍隊縮編至占全國軍隊總數的1/7。中共作出這些重大讓步，充分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爭取和平與團結的誠意，有力地揭穿了國民黨說共產黨“就是要地盤”“就是爭槍桿子”的謊言。

其次，積極推動《雙十協定》的簽訂與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談判開始后，蔣介石仍在不斷地向人民解放區發動武裝進攻，企圖利用軍事進攻來壓迫中共在談判桌上作無原則的讓步。針對國民黨的武裝進攻，中共的辦法是：“人家打來了，我們就打，打是為了爭取和平。”因為，“不給敢于進攻解放區的反動派很大的打擊，和平是不會來的”。由于解放區軍民的有力反擊，取得了自衛反擊戰的勝利，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我黨在談判桌上的斗爭。國民黨在“談”和“打”兩方面斗爭中均未占到“上風”的情況下，不得不承認“和平團結的基本方針”，承認“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和平合作建設新中國；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協商國是。1945年10月10日，在經過43天的談判后，國共雙方正式簽署了《國共雙方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這是我黨在戰后爭取和平民主斗爭取得的重大成果。只是《雙十協定》簽訂不過三天，蔣介石又迫不及待地發布內戰密令，大舉進攻解放區。蔣介石的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也引起了世界的普遍關注和反對中國內戰的強大輿論。在此情形下，我黨及時提出愿意就停止內戰問題與國民黨重開談判，并表示以停止軍事沖突作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前提條件。在中共的引導下，迫于內外強大壓力的蔣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戰談判。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署停戰協定。舉世矚目的政治協商會議也于同一天開幕，會議通過和簽署了“和平建國綱領”五項協議。

在一個時期內，政協會議的召開和五項協議的通過，造成了一種和平民主的局面，推遲了全面內戰的爆發。國民黨政權的反動性和腐朽性，決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經受不住任何民主改革，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去履行這些決議。但是，會議確立的和平建國綱領，在戰后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度成為人們衡量是非的重要標尺，即誰堅持它誰就得人心。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大捷之后，國民黨政權的覆滅已成定局。這時的美國政府，一方面組織國民黨殘余力量繼續負隅頑抗；另一方面又企圖通過國民黨政府繼續玩弄“和平”陰謀。蔣介石則一面發表“求和”聲明，一面又乞求美、英、法、蘇出面干涉中國內戰，仍抱著“下最大之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態度，繼續積極地執行反革命戰爭計劃。中國人民解放軍雖然已具備充足的條件，可以在不久的時間內全部消滅國民黨殘余軍事力量，但“為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愿意和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并提出了實現真正和平的八項條件，得到了全國人民以及各民主黨派的一致擁護。

3.以革命戰爭堅決徹底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

全面做好自衛戰爭的準備。針對戰后初期的政治軍事形勢，中國共產黨在力爭和平民主的同時，積極整軍經武、放手發動群眾、大力鞏固解放區，作好粉碎國民黨軍事進攻的準備。首先，1945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及時調整全國軍事部署。“向北發展”，即調兵北上創建東北根據地。遵此部署，1945年11月底到達東北的人民軍隊已達20余萬。通過發動群眾開展剿匪反霸斗爭，中國共產黨成功創建、鞏固了東北根據地；通過開展全軍練兵運動，極大地提高了人民軍隊的政治和軍事素質。“向南防御”，即撤出南方八個解放區，收縮戰線、集中力量，準備應對國民黨的大舉進攻。其次，在各解放區廣泛開展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運動。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土地政策由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轉為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從而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了解放區的物質準備，為粉碎國民黨的軍事進攻、奪取自衛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

全面內戰爆發之前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進攻。除戰后因受降問題引發局部戰爭外，在談判過程中，蔣介石更是不斷地發起對解放區的軍事進攻。比如，國民黨第二戰區閻錫山部集中13個師的兵力，入侵人民軍隊控制的山西上黨地區。國民黨的其他各路軍隊也紛紛向解放區進犯。中共中央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早有高度警惕，在赴重慶談判之前，毛澤東就已昭示全黨：絕不要因為談判而放松對蔣介石的警惕，如有來犯者，必須站在自衛立場上給予堅決的反擊。上黨戰役爆發后，毛澤東親自批準了由劉伯承、鄧小平提出的粉碎蔣閆進攻的上黨戰役計劃。在黨的領導下，解放區軍民奮起反擊，歷時近40天，共殲敵三萬余人，奪取了人民革命戰爭的巨大勝利。繼上黨戰役后，又先后進行了平漢、平綏、津浦等戰役，并取得戰爭勝利。這些自衛戰爭的勝利，給內戰挑動者以有力的打擊，對重慶談判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全國規模的反革命內戰，并揚言要在3至6個月內擊潰和消滅解放軍。當時，國民黨的總兵力約430萬人，擁有大量新式裝備的陸、海、空軍，有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全力支持；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約為127萬，基本是以“小米加步槍”裝備的地面部隊。由于解放區被國民黨軍隊分割包圍，物質上也得不到任何外援。全面內戰的爆發，在國內外有許多人產生了不小的悲觀情緒和畏懼心理。在此緊要歷史關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科學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和戰爭發展的前途，堅定地指出：“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下反對中國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戰爭，如果我們示弱，不敢堅決地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的世界，民族的前途就會被斷送。我們能夠打敗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發動戰爭的反人民性質，他們“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而人民解放戰爭具有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所以必然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是戰勝蔣介石的最大政治基礎。隨后，毛澤東又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他指出：從本質上看，反動派貌似強大實際虛弱。歷史終將證明，我們所依靠的“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毛澤東的上述論斷，極大地增強了黨和人民戰勝反動派的信心和決心。黨中央及時發出了《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等指示，明確了要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以恢復國內和平的正確方針。在上述方針的指導下，解放區軍民奮起反擊，自衛戰爭不斷取得勝利。

不失時機地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英勇作戰取得戰略防御的重大勝利，敵我力量對比和戰爭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在沒有經過戰略相持階段情況下，黨中央作出立即轉入全國性反攻的決策，這使得敵人來不及調整其戰略部署。幾十萬人民軍隊離開根據地的無后方的大膽突破，又從根本上打亂了敵人的整個戰略體系。此時正值國民黨政治經濟危機空前嚴重的時期，中國革命形勢發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的巨大變化，中央作出了進行戰略決戰的重大決策。1948年9月8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提出了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戰略任務。九月會議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起了空前規模的秋季攻勢，先后組織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基本被消滅。黨中央果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求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了空前規模的全面進軍。遵照中央指示，在黨的堅強領導和廣大人民的支援下，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了空前規模的全面進軍，并最終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

四、重溫“兩手對兩手”策略的現實意義

“兩手對兩手”策略提出距今已70余年，雖時代已發生巨變，但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所蘊含的哲學智慧及實踐經驗，仍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兩手對兩手”策略所蘊含的哲學智慧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中，對軍事與政治、戰爭與和平、戰略與戰術、人與武器以及戰爭的一般規律與特殊規律、戰爭的客觀規律性與人的主觀能動性等幾方面辯證關系都作出了系統和深刻的論述，形成了系統且獨具特色的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兩手對兩手”就是用革命的兩手對付反革命的兩手，即以打對打，以談對談，在戰爭與和平兩條戰線上與敵人展開堅決而巧妙的斗爭。這是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的具體運用和最生動體現。面對戰爭初期時局復雜、斗爭極為艱巨、全面內戰爆發后戰爭規模大且發展速度快、敵我實力相差懸殊的不利條件，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極其嫻熟地運用了謀求和平談判成功與揭露敵人“和平”陰謀、會上談判斗爭與會外的其他斗爭、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革命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斗爭策略，最終戰勝強敵，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偉大奇跡，彰顯出毛澤東軍事辯證法思想的光輝。

“兩手對兩手”策略成功運用的歷史經驗，對當今現實仍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鄧小平強調“霸權主義是戰爭的根源”，只要有霸權主義存在，戰爭的危險就依然存在。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國內局勢復雜多變。從國際看，近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從冷戰結束后的合作與競爭兩手并重，已變為以遏制為主。美國挑起中美經貿摩擦，并不斷向多個領域延展，損害中國的正當利益，挑戰中國的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美國為了維護其世界霸主地位，其亡我之心不死，侵略掠奪的本性未改，慣用的“牧師”和“劊子手”的反革命兩手策略沒變。從國內看，臺灣當局仍在與其西方主子相互勾結，罔顧“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倒行逆施，公然頑固地堅持推行“臺獨”政策。還有人愿意充當政治間諜，干著危害國家安全和統一的勾當。“兩手對兩手”策略對于應對當今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作用。

“兩手對兩手”策略的思想智慧與歷史經驗，對于更好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偉大斗爭的重要論述的精神，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同時，“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在策略問題上靈活機動。要根據形勢需要，把握時、度、效，及時調整斗爭策略”。重溫毛澤東“兩手對兩手”策略思想，借鑒和吸取其思想智慧與實踐經驗，對于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新時代偉大斗爭重要論述的深遠意義、精神實質和時代價值，不斷增強人們應對各種復雜形勢和風險挑戰的理論自覺與實踐本領，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而頑強奮斗》，《人民日報》2019年9月4日。

[3]康明旭：《毛澤東對待戰爭與和平的鮮明態度》，《學習時報》2019年7月8日。

[4]《孔德騏軍事文史論集》，北京：華藝出版社，2008年。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馬克思主義研究”，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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