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世界風云急劇變化，出現了大動蕩、大改組的局面。在此情況下，毛澤東在1974年2月22日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提出了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號召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毛澤東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這是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后一個國際大戰略。這一戰略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中國的外交活動范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臺。作為中美蘇大三角的相對較弱的一邊，通過與第三世界國家的聯合，極大地增強了與美蘇霸權主義抗衡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加速了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從而在根本上沖破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二十多年的封鎖，水到渠成地啟動了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毛澤東在四十余年時間里，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的。
從抗日統一戰線到“中間地帶”理論
縱觀毛澤東一生思想的發展，“三個世界”的概念，可從1935年12月他在陜北瓦窯堡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及其隨后的幾篇文章中找到源頭。“瓦窯堡會議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進中國之后社會各階級之間相互關系的變化，明確提出了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172頁，以下簡稱《九十年》）1936年7月，毛澤東通過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又將視野擴大到國際，公開向國際社會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國際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毛澤東強調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同時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國人民的敵人。” “中國蘇維埃和中國人民因此要同各國、各國人民、各黨派和各群眾組織團結起來，組成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統一戰線。”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毛澤東在1937年5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進一步提出了“中國的抗日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戰略思想。他指出：“中國不但應當和中國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根據這樣的戰略思想，毛澤東在1937年7、8月間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方法和前途》《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等著作中，提出了比較具體的抗日的外交政策。隨著形勢發展，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哲學原理不斷解決新出現的矛盾，于1940年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反共頑固勢力”；“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有理，有利，有節”。
【1937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出席了黨的蘇區代表會議，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
毛澤東是在中國革命中成長起來的領袖，他對于中國國情，對于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對于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他高度評價抗日統一戰線：“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性的作用。”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高舉統一戰線的旗幟，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成為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與此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直接倡導和積極推動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建立，發揮了引領作用。作為直接效應之一，中國共產黨和美國建立了半官方聯系。二戰結束后初期，中國共產黨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爭取美英蘇三國贊助中國的和平，特別是希望美國運用其影響制止國民黨發動內戰，對內政策的目標是建立有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然而，此后由于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發動內戰和美蘇冷戰的出現，毛澤東原先的設想失去了實現的可能。從1946年3月起，無論是國際形勢還是國內形勢都在迅速惡化。“毛澤東不同意蘇聯領導人所作的悲觀估計和‘不準革命’的錯誤主張。他在1946年所寫的《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一文中指出：世界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九十年》第282頁）這篇短文表明，毛澤東沒有被一時的表面現象所迷惑，他對美蘇之間不會爆發戰爭有十分清醒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極其鮮明地提出，美蘇之間的妥協并不要求各國人民跟著實行妥協，“各國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斗爭。”因此，“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我們能夠打敗蔣介石”。毛澤東的這篇文章不但回答了如何判斷戰后國際形勢的問題，也解決了國際局勢的發展與中國革命前途之間的關系問題，標志著毛澤東在思想上擺脫了以往美蘇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前途這種觀念的束縛，對后來的新中國外交具有長期的指導意義。
【1946年3月，毛澤東、朱德與軍事三人小組的馬歇爾在延安機場合影。】
1946年8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第一次提出了著名的“中間地帶”的理論。他指出：“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這里有歐、亞、非三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頁。）毛澤東關于“中間地帶”的理論，從中國革命的視角，對各種國際政治勢力作了獨具特色的劃分，指明了中國在國際斗爭中的實際地位，明確了現階段中國革命在國際上的敵友關系。因此，這個理論在消除黨內外對于國際國內形勢的悲觀估計和妥協思想的同時，為戰后時期中共的國際統一戰線政策奠定了基礎。它與“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一脈相承，互為支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國際斗爭中有了更加明確的主體意識和自我主張。毛澤東的過人之處是能夠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國革命發展的道路和策略。隨著1947年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初步形成，戰后美蘇妥協的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于中國處于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的陣營和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中間地帶”，所以毛澤東深刻地洞察出美帝國主義反蘇叫囂的真正目的。就是說，中國革命不但不會引發美蘇沖突而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也不會導致美國對中國的赤裸裸的武裝干涉。
【1947年12月，毛澤東與陸定一、徐特立、陳紹禹等人在陜北合影。】
1947年12月25日，毛澤東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會議期間，毛澤東針對與會人員在蘇聯和英美的關系問題上存在不同的意見的情況，將1946年4月起草的關于“中間地帶”的分析材料印發給與會人員，并詳細解釋了自己的意見。此報告于28日獲得會議通過。在報告中，毛澤東在指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反對中國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戰爭”后，首次使用了“帝國主義陣營”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概念，并把中國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標志著毛澤東在完善“中間地帶”理論的同時，還接受了“兩個陣營”劃分的理論，以此說明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所處的位置，強調了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聯系與不可分割性。這兩個理論到后來都被毛澤東加以進一步的發展，前者形成“兩個中間地帶”的理論并發展到后來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后者則成為新中國成立后向蘇聯“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理論依據。曾擔任過國務院副總理的著名外交家錢其琛在總結新中國外交時指出：“當時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的政策，妄圖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為了反對美國的侵略和戰爭政策，維護世界和平，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以利恢復經濟和發展我國建設事業，毛澤東提出了‘一邊倒’的戰略。這就是站在社會主義一邊，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同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早在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中就提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這就是延續至今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肇始。因此，“一邊倒”并不是無條件地倒向蘇聯一邊，或是與美的絕對對抗。“一邊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針和政策是全方位的，毛澤東并沒有把這一時期的外交方針和政策僅僅局限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之內。雖然有段時間毛澤東沒有提“中間地帶”，但中國的外交政策實際上還是依據毛澤東的“中間地帶”理論制定的，即為了對付對中國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美帝國主義，不僅要依靠和聯合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還要積極爭取和聯合處于中間地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甚至對包括英、法等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應采取區別對待的方針，以最大限度地達到利用矛盾，反對主要之敵的目的。這就為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開辟了道路。從1950年至1951年，中國除了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外，還同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四個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而且同瑞典、丹麥、瑞士和芬蘭四個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也建立了外交關系。1954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為內容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中國與印度和緬甸相互關系的準則，分別寫入中印、中緬聯合聲明。這種突破意識形態束縛，不以兩大陣營劃線的外交政策，極大地改善了中國周邊環境，給世界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爭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因而“在世界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九十年》 第477頁）。1954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話時重提“中間地帶”（即談話中的“中間地段”——引者注），并將西歐國家劃入了中間地帶。毛澤東表達了要同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和平共處，因為“中國是農業國，要變為工業國需要幾十年，需要各方面幫助，首先需要和平環境。”（《毛澤東外交文選》 第160頁）1954年10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問中國。當時，中蘇兩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而且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雙方發表的聯合宣言中也寫進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這在實際上把中蘇兩黨的關系和兩國的關系巧妙地作了區別。從 1954年9月至1956年，中國又與挪威、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爾、埃及、敘利亞、也門、錫蘭等國先后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同英國、荷蘭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系。此后，“積極支持亞非拉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運動，成為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務。”“中國在國際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來自于亞非拉國家。”（《九十年》第537頁）
【1960年4月，毛澤東在列車上與來訪的古巴人民社會黨中央總書記布拉斯·羅加(右三)交談。 】
當1960年代初赫魯曉夫從追求同美國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交戰略出發，一心想把中國納入他的戰略體系軌道，并為此不斷對中國施加種種壓力時，毛澤東毅然放棄了“一邊倒”的外交路線。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中間地帶”理論，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論斷，對中間地帶的內部結構進行了更為精細的分析，突出了中間地帶力量的多元性質。1963年9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六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展，矛盾還在暴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蘇聯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展，關系緊張得很。”（《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6-507頁）“兩個中間地帶”理論對中國外交擺脫兩面受敵、尋找新的戰略發展空間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64年1月27日的中法建交。“毛澤東果斷決定，抓住這一時機，與法國達成建交。”“中法建交震動了整個世界。”（《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 (1949--1978)下冊》 第663頁）中法建交對中國與西歐未和我建交國家關系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一提的是自新中國成立起就與中國保持商務關系的意大利。在中法建交的沖擊下，出于擺脫美國控制和發展經濟的考慮，身處“第二中間地帶”的意大利主動向中方提出互設貿易機構的建議。經過雙方努力，中意于1964年11月30日簽訂《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和意大利對外貿易協會關于互設商務代表處的協議》，同意在雙方首都互設民間商務代表處并享有主要的外交特權待遇，開創了中意貿易發展的新局面。這也是當時中國外交在“第二中間地帶”的又一次勝利。在這個時期還先后同日本及歐洲的奧地利等國家建立和發展了商務關系。上世紀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特別是在國防科技中的不斷突破（例如氫彈和人造衛星等），中國在亞非拉國家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1971年10月中國重返聯合國，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外交局面。從1970年起，與我國建、復交國家迅速地逐年增多，中國成為世界上一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此時蘇聯轉守為攻，與美國爭奪霸權，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極大威脅。而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特別是1969 年珍寶島事件的爆發，更使毛澤東直接感受到了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最嚴重也是最現實的威脅。根據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對中國的外交戰略作出了重大調整。
毛澤東的“第三世界”的概念，源自于“兩個中間地帶”理論時期。繼1954年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后，為經濟建設創造外部和平環境，始終是毛澤東考慮最多的外交戰略。提出“兩個中間地帶”本身，也是為了進一步突破冷戰時期國家關系中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以結成最廣泛統一戰線抗衡美蘇的霸權主義。1963年9月30日，新中國成立14周年招待會前的幾個小時，毛澤東在審閱周恩來當晚國慶招待會上的講話稿時，加了這么一段話：“我們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們建立和加強友好關系的國家、政府、黨派、團體和個人，表示敬意！”同時，毛澤東還對講話最后的祝酒詞做出了修改。原文中，周恩來提出要“為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的同志和人民的偉大團結干杯”。而毛澤東則在這句話之后，又加上了“為歐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偉大團結”的表述。除了外交禮節性的考慮，這個修改同時也體現了新中國從建國，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蘇論戰的展開以及美蘇、美歐以及美國和中東關系的變化而產生的對于世界和平與解放進程，以及自身社會主義建設訴求這一整體戰略眼光的發展變化。10月2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第一次正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到，西方報紙上有兩種“第三世界”的說法，一種指亞非拉，另一種是指西歐共同市場。“共同市場的出現，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出現的。共同市場之外，還有以英國為首的七國自由貿易聯盟。不僅六國同美國有矛盾，七國同美國也有矛盾。東方經濟上強的國家是日本，它同美國的矛盾正在發展。”（《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5卷》第266頁、第268頁）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說：“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我講得很粗。不管資本主義大國也好，社會主義大國也好，誰要控制我們，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之《中法之間有共同點》）這明確地表示了中國堅決反對任何霸權主義的決心。1970 年6月，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外賓時談道，我們愿跟你們非洲站在一個行列。就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嘛。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第一次明確表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此后，他又多次在接見外賓時表述了對第一、二、三世界和“超級大國”概念的理解。1974年2月22 日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明確、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2月25 日，他又對外賓補充他的觀點說：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
【毛澤東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提出三個世界的劃分理論。】
1974 年4月10 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的這一理論：“從國際關系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加強團結，并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斗爭的新勝利。”“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鄧小平的發言在國際論壇上公開表明了毛澤東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特別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的主旨，以及“不稱霸”的主張。“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指出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是根據毛主席的歷次指示寫的，經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并報請毛主席審閱’；要求各單位認真學習討論，領會精神，貫徹執行。”（《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六卷》第528頁）由于提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級大國，不稱霸，把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基本立足點，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關系取得重大進展。又由于側重于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中國得以沖破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不僅同美國關系改善，而且與日本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也繼續發展。到1976 年10 月，中國已同世界上110 個國家（當時聯合國有140多個成員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愈益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1974年4月6日，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4月10日，鄧小平在大會發言，全面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的理論和中國的對外政策。】
1979年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務虛會議上，鄧小平深情地說：“現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關于三個世界的戰略，關于中國站在第三世界一邊，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團結，爭取第二世界國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國、日本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決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遠見。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于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于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在論述當代中國外交的基本點時，再次強調：“中國的對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實際上到九十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紀，主要是兩句話。一句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另一句話是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這是我們對外政策的一個基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第43頁。）當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遇到巨大挫折的時候，國際、國內都出現一股企圖否認“第三世界”存在、貶低第三世界地位的思潮。鄧小平同志則鮮明地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44頁）他還在不同場合反復強調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性及其重大意義，對第三世界的命運特別是發展問題始終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并且表示編輯出版他的文選，關于“第三世界”的觀點要全部如實收入。2021年1月4日至9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對非洲五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中國外長連續第31年新年首訪選擇非洲，充分體現了中國永遠屬于第三世界，不管風云變幻，都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反對霸權主義，捍衛多邊主義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