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國際傳播紅軍長征真相的作品主要有哪些？是誰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向世界最早傳播了紅軍長征的真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還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以下簡稱斯諾）？還是被“扣押”的英國傳教士薄復禮？抑或他人間接轉(zhuǎn)述？
長征油畫（圖源：網(wǎng)絡）
紅軍長征因其“英雄創(chuàng)世紀”的奇跡，80多年來不斷引起世界多國人士的高度關注，他們寫下諸多紀實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作出各種視角下的詮釋，從而構(gòu)成了一部宏大的紅軍長征國際傳播史。
根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角色的變化和國際局勢的演變，紅軍長征的國際傳播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國民黨封鎖時期、冷戰(zhàn)對峙時期、改革開放以來。
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特指國民黨封鎖時期，即紅軍長征至全面抗戰(zhàn)時期。
梳理各個時期的傳播，從中可以洞見長征對中國乃至全世界產(chǎn)生的深遠影響，從而堅定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自信。
關于紅軍長征的研究，成果很多；具體到紅軍長征的國際傳播研究，成果不多；再具體到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研究，成果更少。
綜合來看，相關研究呈現(xiàn)三個特點：
一是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2006年）和80周年（2016年）之際，彰顯了紀念史學的特征。
二是相關論文大多以“誰是長征國際傳播第一人”“誰最早向世界講述了長征”或“外國人士眼里的長征”為題展開論述。
三是圍繞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敘事，進行長征精神的時代表達。這些相關研究存在的不足是，對于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著作內(nèi)在的全面性關聯(lián)挖掘不足、傳播主題的分類闡釋深度不足、傳播特點的提要鉤玄不足。
因此，為了對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追根溯源，本文擬探討三個方面的內(nèi)容：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主要作品、傳播主題、傳播特點。
自1927年國民黨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歸于失敗，國民黨政府宣布共產(chǎn)黨為“非法”組織，對外實行嚴密的新聞封鎖，對內(nèi)進行種種污名化報道，不斷惡毒攻擊共產(chǎn)黨和紅軍為“土匪”“共匪”，間或宣稱“共匪”已被“剿滅”，時而又分別懸賞25萬元銀洋緝拿“朱毛”的人頭。 從那時起，在中國做一名共產(chǎn)黨員或共產(chǎn)黨的同情者，簡直就是犯了死罪。在長達近10年的歲月里，有關中共和紅軍的各種謠言滿天飛， “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 “哪怕是最簡單的事情，也是有爭議的，有些人否認紅軍的存在，認為根本沒有這么一回事。只不過有幾千名饑餓的土匪罷了，有些人甚至否認蘇維埃的存在。” “此間1936年，人們只知道中國共產(chǎn)黨被稱為‘赤匪’，沒有一個西方觀察者與其領導人有過直接接觸，或向外部世界報道過他們。時隔三分之一世紀之后，在我們今日看來，當時幾乎無人知曉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運動，這一點簡直令人不可置信。” 在無法對中國蘇維埃地區(qū)進行實地考察的情況下，遠東問題的專家們不得不根據(jù)那些既不能提供情報，又難以辨其真?zhèn)蔚牟牧希顾麄兊脑u價系統(tǒng)化。既然缺乏獲取有關紅軍蘇區(qū)確切資料的必要途徑，人們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傳聞，而不是憑借實據(jù)。圍繞這一問題所作的一切文章，都只能歸入“宣傳、詭辯、猜測或傳聞”一類。 因此，“關于共產(chǎn)主義中國的情況，你相信什么仍取決于你愿意相信誰——要么是出于對他的同情，要么是對他的敬佩足以使你認為他的明智判斷很有份量”。人們只能在整體上對事實真相近乎全然無知的條件下認識有關中共的報道。 由此產(chǎn)生的問題是：早期國際傳播紅軍長征真相的作品主要有哪些？是誰突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向世界最早傳播了紅軍長征的真相？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還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以下簡稱斯諾）？還是被“扣押”的英國傳教士薄復禮？抑或他人間接轉(zhuǎn)述？ （一）陳云向共產(chǎn)國際的報告和著作《隨軍西行見聞錄》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當屬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西行漫記》）最早向世界傳播了紅軍長征的真相。其實首先是中共中央派陳云，突破國民黨封鎖，赴蘇聯(lián)向共產(chǎn)國際作了關于紅軍長征的報告，真相由此在蘇聯(lián)以及加入共產(chǎn)國際的20多個政黨所在國家中開始傳播。 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中共中央決定恢復白區(qū)黨組織以及與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政治局委員陳云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秘密離開，到達上海后赴莫斯科，向共產(chǎn)國際報告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 陳云的報告在原檔案中的俄文記錄稿標題為《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15日）史平同志的報告》，“史平”是陳云在莫斯科的化名，這份俄文記錄稿存放在共產(chǎn)國際檔案中塵封了60多年。 1996年，我國駐俄使館工作人員在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遠東所的協(xié)助下，找到了這份俄文記錄稿，經(jīng)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組織翻譯，以《在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為標題公布。 對于陳云的報告，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認為：“多年來我們還不曾有外國黨的這類資料。因為在這里就座的一方面是英勇的長征的參加者，另一方面是近幾年中國革命斗爭的參加者。這將是極珍貴的資料。今天我們看到的是與我們迄今看到過的完全不同形式的東西。我們看到了一個切切實實在中國成長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機勃勃的黨。我認為，這些材料應該發(fā)表，加以廣泛宣傳。” 以陳云的報告為基礎整理而成的《英勇的西征》于1936年發(fā)表在《共產(chǎn)國際》第1、2期合刊上，署名“施平”。 此“施平”并非彼“史平”，陳云本人也否認《英勇的西征》是他整理的，1996年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時《黨的文獻》公布了此文。“施平”究竟是誰，學術界考證未果。陳云記述紅軍長征的著作廣泛傳播，當屬《隨軍西行見聞錄》。 這本書1936年3月首次發(fā)表于中共在巴黎主辦的《全民月刊》創(chuàng)刊號上，署名“廉臣”，注明寫于“廿四年八月于滬濱”，即1935年8月寫于上海。此書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shù)膰顸h軍醫(yī)“廉臣”，巧妙地描述了中央紅軍自江西出發(fā)歷時8個月、途經(jīng)6省、行程12000里到達四川的經(jīng)歷。同年7月《隨軍西行見聞錄》在莫斯科出版單行本，該書很快傳播到國內(nèi)，產(chǎn)生巨大影響。 1985年1月紀念遵義會議召開5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刊載此文時第一次公開說明“廉臣”是陳云的筆名。1995年新華社發(fā)布的新聞稿中，稱陳云“第一次向世界宣傳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長征”。《隨軍西行見聞錄》因為傳播廣泛，成為紅色革命經(jīng)典。 （二）鄧發(fā)著《雪山草地行軍記》和《從甘肅到山西》 1936年12月至1937年7月，“楊定華”在《救國時報》發(fā)表《雪山草地行軍記》和《由甘肅到山西》。經(jīng)學者綜合考證和陳云的回憶，“楊定華”即鄧發(fā)。 鄧發(fā)于1946年4月8日因飛機失事在山西遇難，因此無法得知他本人對這兩篇文章來龍去脈的記載。 據(jù)陳云回憶，鄧發(fā)到莫斯科后，曾接著他的寫作方式，假托另一名紅軍俘虜續(xù)寫紅軍長征，之后登在巴黎《救國時報》上。陳云一言定音，塵封了70年的謎底終于揭開，“楊定華”就是鄧發(fā)。 《救國時報》是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蘇聯(lián)莫斯科、法國巴黎出版的中文報紙，鄧發(fā)在該報發(fā)表的這兩篇長文是繼《隨軍西行見聞錄》之后，接續(xù)敘述紅軍長征史的珍貴著作。 這三篇長文連在一起正好完整地敘述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全程，在巴黎主持《救國時報》的吳玉章和在莫斯科的李立三、陳云、陳潭秋等決定把三文合編出版一部《長征記》，并在報上刊登了“本報為出版《長征記》招收預約啟事”和著作者捐贈版權啟事。 應該說，這部《長征記》是完整敘述中央紅軍長征歷史的第一部單行本圖書，兩位作者均是親歷者，其史料價值非常高。 遺憾的是，國內(nèi)史學界目前沒有發(fā)現(xiàn)該書1938年《救國時報》出版的《長征記》，但幸運的是國內(nèi)學者收藏有1938年11月由蘇聯(lián)國家政治讀物出版社出版的該書俄文版，32開80頁，封面為長征地圖，正文有紅軍插圖10幅。很少有人知道，斯諾寫作《紅星照耀中國》的部分資料來源于紅軍長征的親歷者在1936年集體撰寫的《紅軍長征記》。 1936年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等發(fā)起征稿啟事：“現(xiàn)有極好機會在全國和外國舉行擴大紅軍影響的宣傳，募捐抗日經(jīng)費，必須出版關于長征記載，為此特發(fā)起編制一部集體作品。望各首長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段，于9月5日以前匯總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 征稿啟事中“現(xiàn)有極好機會”就是指1936年6月斯諾到達陜北采訪的時機。征稿的編輯工作于1937年2月完成，定名《兩萬五千里》，收入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 毛澤東請宣傳部把100篇稿件用復寫紙復寫了幾份，其中一份交給斯諾。斯諾帶著這些原始材料和采訪筆錄，寫下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紅軍長征的故事因此傳遍世界。 中共中央為了顧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大局，《兩萬五千里》這本書沒有刊印。為防止遺失和滿足小范圍閱讀需求，1942年八路軍總政治部將此書改名為《紅軍長征記》，作為黨內(nèi)參考資料少量印刷發(fā)行。 該書是長征勝利不久由親歷者集體寫成的作品，原汁原味，因而被稱作“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薄復禮1922年受英國基督教會派遣來華，駐貴州鎮(zhèn)遠教堂。1934年10月，在貴州舊州（黃平）一帶，薄復禮一行與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的紅六軍團“偶遇”，被當作“帝國主義間諜”扣押。此后一直隨紅軍輾轉(zhuǎn)貴州、云南、湖南、湖北、四川5省，行程萬余里，在外宿營達300多處，直到1936年4月在云南昆明近郊被作為“瑞士公民”無罪釋放。 之后薄復禮寫了這段見聞，于同年8月先后以英文和法文出版，薄復禮被西方稱為“介紹長征第一人”。 因為該書宗教色彩濃厚，雖在西方暢銷，但缺乏中文版，所以此后半個世紀里在中國鮮為人知。 直到1985年，山東學者嚴強、席偉在濟南廣智院意外發(fā)現(xiàn)了1936年英文版The Restraining Hand：CaptivityforChrist in China，中文直譯《抑制之手——一位基督徒在中國被俘》，作者RudolfAifred Bosshardt Piaget。1988年他們以《神靈之手——一個被紅軍釋放的外國傳教士見聞錄》的中譯名率先在《貴州文史叢刊》全文發(fā)表，在國內(nèi)引發(fā)“長征中的另一個外國人”和“誰是第一個介紹長征的外國人”的學術探討，并發(fā)現(xiàn)薄復禮還有一個1978年英文重寫版The Guiding Hand：Captivity and Answered Prayer in China，直譯《導手——在華被俘與神的回應》。該書1978年版與1936年版相比，除缺少原版所附照片和手繪地圖外，全書由15萬字縮減為10萬余字。 其實，還有另一位親歷長征的傳教士回憶錄，該書原題Who Shall Separate?，直譯為《誰將分離？》，作者Amolis Hayman（1890-1971），中文名是成邦慶，他和薄復禮一行被“扣押”，跟隨紅軍長征，413天后被釋放。 成邦慶回到上海后撰寫了這段經(jīng)歷，其中有一部分內(nèi)容發(fā)表在1936年4月號的內(nèi)地會刊物《中國億兆》，該文雖只有5頁篇幅，卻把他被扣押、逃跑、審判、談判以及長征途中的生活過程都簡要地呈現(xiàn)出來，這是他后來撰寫回憶錄的基礎。 成邦慶的回憶錄比薄復禮完成得晚一些，一直湮沒無聞，直到2003年新西蘭的安琳教授在澳大利亞發(fā)現(xiàn)其后代所珍藏的原稿，經(jīng)整理后于2010年在美國出版，書名直譯為《長征路上的外國傳教士：中華內(nèi)地會傳教士成邦慶回憶錄》，該回憶錄敘述了紅二方面軍的很多側(cè)面，本意同薄復禮一樣，目的是感恩上帝。 （五）斯諾著《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西行漫記》）等相關著作 在改革開放前，學界一般認為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最早向世界傳播紅軍長征，但仔細比對可以發(fā)現(xiàn)，斯諾等著、王福時等譯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才是出版的第一本關于斯諾訪問陜北的書籍。
《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被稱為《西行漫記》的“雛形本”。該書1937年4月出中文版，比《紅星照耀中國》早6個月。2006年解放軍文藝出版社重新出版時改名為《前西行漫記》。 該書第一部分是《紅星照耀中國》中所沒有的“毛施會見記”，第二部分是斯諾在北平協(xié)和教會的長篇講演《紅黨與西北》，第三部分是《紅星照耀中國》全書57節(jié)中的13節(jié)，第四部分是美國學者諾爾曼·韓蔚爾報道紅四方面軍的三篇文章，第五部分是毛澤東與美國記者史沫特萊的談話《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第六部分是附錄《隨軍西行見聞錄》。 該書更為珍貴的是首次發(fā)表了斯諾拍攝的34張紅軍的照片、斯諾收集的10首紅軍歌曲和1幅長征路線圖。 這部分資料，后來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和中文版《西行漫記》也很少選用，由此可見其彌足珍貴。毛澤東的《七律·長征》后來聞名全球，最先發(fā)表這首詩的卻是斯諾，刊登在《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封三上。 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出版了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即《紅星照耀中國》，其中第五章為長征。1938年7月，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出版了Red Star Over China的修訂版，該版經(jīng)斯諾修訂增補，文字與“復社”版不同，內(nèi)容上多了第十三章：“Shadows on the Rising Sun（旭日上的暗影）”。該版有近20種文字翻譯出版，與迪克·威爾遜的《長征：1935年中國共產(chǎn)主義的生存史詩》、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成為西方傳播中國紅軍長征的三部紀實性名著。 《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在1938年2月由胡愈之策劃，以“復社”名義出版，考慮到能夠在敵占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突破新聞封鎖的緣故，中譯本起名為《西行漫記》。《西行漫記》10個月內(nèi)印行4版，轟動國內(nèi)外，國民黨政府多次下令查禁，但成千上萬的中國青年因為讀了《西行漫記》而紛紛走上革命道路。 其實，圍繞《紅星照耀中國》，還有斯諾著、汪衡翻譯的《毛澤東自傳》和《長征》兩部作品也很有影響。 《毛澤東自傳》即《紅星照耀中國》第四章“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由來”，《長征》即《紅星照耀中國》第五章“長征”。這兩本書的英文版首先發(fā)表在美國《亞細亞》雜志，翻譯工作是由復旦大學學生、文摘社的編輯汪衡完成的。1937年8月，上海《文摘》雜志開始發(fā)表《毛澤東自傳》，同年11月，上海黎明書局出版《毛澤東自傳》單行本。上海《文摘戰(zhàn)時旬刊》連載《長征》完畢后，1938年1月，上海黎明書局出版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除上述主要作品外，日本編的紅軍長征書籍也不可忽視。 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變，之后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遍布中國的形形色色的日本間諜對于中國各大實力派的動向盯得很緊，他們編纂的紅軍長征資料和書籍雖然不是公開進行國際傳播，但是使用情報的日本軍方則形成了對中國紅軍長征的基本判斷，并影響到他們的對策。 而且有些書籍其實就是翻譯了中國境內(nèi)或國外出版的長征著作，因此這些情況都可視之為日本特定群體范圍內(nèi)對紅軍長征的傳播。 一是1937年日本外務省東亞局第二課編的資料《最近中國紅軍之概觀》，認為中國紅軍不是烏合之眾，而是受過極其嚴格的訓練教育、極富組織性的軍隊。 二是1939年由南滿洲株式會社調(diào)查部編的《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相關資料》，認為紅軍長征是大無畏的戰(zhàn)略大轉(zhuǎn)移，這條道路也是能夠走得通的。 三是1946年朝日新聞社東亞部編寫的《中國共產(chǎn)黨》一書，認為紅軍的兩萬五千里大西遷絕對不能被稱為敗退，更不是潰退，而應該是為了追求新的蘇區(qū)而實施的戰(zhàn)略性移動，理應被命名為長征。在此過程中紅軍主力有效保存，并在途經(jīng)各省播下了共產(chǎn)主義的種子，最終發(fā)芽結(jié)果，匯聚成了全國性的組織。這一敘事邏輯與斯諾《西行漫記》中有關長征的段落頗為相似。從以上簡要介紹看，日本對于紅軍長征的評價較為客觀。 綜上所述，在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中，陳云的《隨軍西行見聞錄》比薄復禮的《神靈之手》英文版早近半年，比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早面世1年多，因此成為中共最早向外國介紹長征、轉(zhuǎn)而在國內(nèi)盛行的一本書，陳云堪稱向世界宣傳紅軍長征的第一人。 斯諾等著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在中國猶如閃電一擊，使人們驚醒了”。但《紅星照耀中國》在全世界傳播最廣，是許多國家的暢銷書，是國外研究紅軍長征和中共抗日主張的首要文獻。其中文版《西行漫記》在國內(nèi)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力，此后半個世紀里，讀者一般認為是《西行漫記》最早真實地報道了紅軍長征。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延安成為全國抗日運動的中心，國民黨還在那里說：“日本不過是皮膚病，而共產(chǎn)黨是心臟病。”但更多的青年和學生看了這些作品后，受到極大鼓舞，紛紛追隨“紅星”，從四面八方奔赴延安，走上抗日前線。 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主要作品集中回答了“時代之問”：中國共產(chǎn)黨是什么樣的黨？紅軍究竟是一支什么樣的隊伍？紅軍長征的真相是什么？中共的抗日主張是什么？從而有力地粉碎了國民黨以及親國民黨媒體對中共和紅軍的妖魔化宣傳，謳歌了紅軍的偉大英雄壯舉，推動了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 中共“如同巨人安泰”。紅軍每次都轉(zhuǎn)敗為勝，在危難之際，群眾并沒有被殘酷的斗爭嚇倒，反而涌現(xiàn)出大批新生力量，補充了支離破碎的隊伍。中共“如同巨人安泰，每當被對手緊緊壓倒在地時，大地就賦予他更大的神力，因為他們與人民融為一體”。“安泰”是希臘神話中的巨人，此比喻形象地道出中共和人民群眾親密無間的關系。 中國共產(chǎn)主義是“適合國情的共產(chǎn)主義，而不是像有些作者所天真地認為的那樣，不過是從國外領來的孤兒”。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學知識引起了偉大的夢想，開始“回到民間去”，把他們新獲得的知識“啟示”，給知識上貧乏的農(nóng)村，給生活在黑暗中的農(nóng)民，爭取他們的聯(lián)盟，一起來建設“比較富裕的生活”。由此贏得的支持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只有了解“中國的歷史在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所經(jīng)過的那種突出的孕育過程的時候，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答復。這一孕育的合法產(chǎn)兒顯然就是現(xiàn)在這支紅軍”。 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生命。”人民對于北上抗日的中央紅軍，對于領袖毛澤東、朱德有著無限的信仰。陜北人民的習慣，家里要來了很熟的客才讓上炕的，而“紅軍同志來了，他情愿把夫妻同睡的炕，讓給紅軍戰(zhàn)士睡，而自己卻跑到別人家里睡”。 中共領袖和群眾真正地融為一體。對于“蘇維埃巨人”毛澤東來說，“南京雖然懸賞25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走”。“蔣介石懸賞8萬元要周恩來的首級，可是在周恩來的司令部門前，只有一個哨兵。”“蔣介石懸賞25萬元，要我（朱德——筆者注）的頭，要毛澤東的頭和其他人的頭，他甚至公布了一個首級價目表，從班長開始，按照等級定價。他派飛機到我們陣地上撒傳單，要是有哪一個人的名字沒有列在名單里，或者給他開列的賞額太少了，自己反而覺得是恥辱。” 1936年10月底，斯諾準備返回北平時，在西安看到為蔣介石而戒嚴的排場，由此說：“總司令的駕到同我記憶猶新的場面——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截然不同，令人難忘。而且總司令并沒有人懸賞要他首級。這生動地說明誰真的害怕人民，誰信任人民。” 斯諾由此在“紅色中國”發(fā)現(xiàn)了“東方魅力”：“在全中國，甚至全世界，只有在陜北蘇區(qū)這塊神奇的土地上，領袖和群眾才真正地融為一體！”斯諾離開西安1個多月后，“西安事變”發(fā)生，蔣介石被其部下張學良、楊虎城“兵諫”。 1927年以來中共一直堅持對外實行反帝、對內(nèi)實行土地革命、爭取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民主政治的主張。但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口號改為：“擁護中央政府，在南京領導下加速和平統(tǒng)一，實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民主，組織全國人民抗日。”前提是如果國民黨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議制政府，保證人民的公民權，堅決抗日，共產(chǎn)黨就同意把紅軍和蘇區(qū)統(tǒng)一到國民黨政府之下。但是共產(chǎn)黨在蘇區(qū)和紅軍問題上保持領導權，在同國民黨關系中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自由，“永不放棄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目標”，“決不會放棄實現(xiàn)充分民主和反帝的口號”。 以上關于中共性質(zhì)和政策主張的論述，說明中共始終緊緊依靠人民，不斷朝著解決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問題軌道上前行，因而獲得人民的支持。 紅軍是中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實力派。 如果紅軍真如國民黨所說僅系“跳梁小丑”，那么何須南京政府及其各省當局集中百萬軍隊，每年耗費大部分國家財政進行“圍剿”？國民黨屢屢限期消滅紅軍，可是紅軍并未被消滅，反而是國民黨軍隊給紅軍“送”了不少槍彈武器。紅軍“既無海口可買，又無新式兵工廠，而連年作戰(zhàn)之消耗，以及紅軍武器之擴充，都系繳自國民黨軍”。紅軍是組織最好的軍隊。 美國學者韓蔚爾在四川“紅區(qū)”花了三個月寫的《中國紅軍》一文，被認為是“第一篇徹底的、完全公正的關于中國紅軍的故事”。韓蔚爾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入川紅軍對國民黨軍作戰(zhàn)的勝利往往并不全靠人數(shù)與武器，精神方面的教育進行得很猛烈，“用讀書、聽講、演說、記憶、唱歌等方法，將紅軍徹頭徹尾地施以共產(chǎn)主義的洗禮”。與國民黨中央軍和四川地方軍閥相比，紅軍顯然是“人民的保護者”。紅軍是政治上鐵打的軍隊。 許多人以為“紅軍是一批頑強的亡命之徒和不滿分子”，斯諾自己原先也有這樣的模糊觀念，不久他就發(fā)現(xiàn)自己完全錯了。紅軍大部分是青年農(nóng)民和工人，他們是“為家庭、土地和國家而戰(zhàn)斗”。紅軍士兵平均年齡是19歲，紅軍軍官平均年齡是24歲。 紅軍指揮員中的傷亡率很高，因為他們向來都同士兵并肩作戰(zhàn)，團長以下都是這樣。紅軍軍官習慣說：“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說：“弟兄們，向前沖！”“紅軍在哪個方面比中國其他軍隊好？”在斯諾問這個問題后，現(xiàn)場有12個人立即站起來回答：“紅軍是革命的軍隊。”“紅軍是抗日的。”“紅軍幫助農(nóng)民。”“我們在這里人人平等；在白軍中，士兵群眾受到壓迫。我們?yōu)樽约汉腿罕姶蛘獭０总姙榈刂骱兰澊蛘獭＜t軍官兵生活一樣。白軍士兵受奴隸待遇。”“紅軍戰(zhàn)士是志愿當兵的，白軍是強征來的。”“資本家的軍隊是要維護資產(chǎn)階級。紅軍為無產(chǎn)階級打仗。”“軍閥的軍隊的任務是收稅和壓榨人民的血。紅軍為解放人民打仗。” 紅軍“常以共產(chǎn)黨員、團員為紅軍模范，此輩共產(chǎn)主義者常以沖鋒在前、退卻在后自任，此誠非國民黨軍及其他一切軍隊所可比擬”。紅軍深得民心，不僅在于農(nóng)民擁護紅軍“打土豪，分土地”“沒收土豪劣紳的谷米分給農(nóng)民”的宣傳和行動，而且在于紅軍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紅軍戰(zhàn)斗力非常強。 原因一是“赤軍兵心之團結(jié)及士氣之旺，為國內(nèi)任何軍隊所不及”，二是“民眾給赤軍以幫助”，三是“赤軍領袖對于共產(chǎn)黨之信仰及犧牲個人之精神，與現(xiàn)世之貪污犯法、假公濟私之軍官比擬，顯有天壤之別也”。“赤軍中及共黨中之許多人才，確為全國不可多得之人才。”紅軍抗擊占極大軍事裝備優(yōu)勢的國民黨達九年之久，這個非凡的紀錄應該拿什么來解釋呢？斯諾“原以為他們一定是完全靠劫掠來維持生活”，結(jié)果證明他的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因為紅軍每占領一個地方，就著手建設自給經(jīng)濟，就能夠使他們守住一個根據(jù)地而不怕敵人的封鎖。 斯諾寫道：“紅軍聲稱他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槍械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彈藥是從敵軍那里奪來的。如果說這是難以相信的話，我可以作證，我所看到的正規(guī)軍基本上是用英國、捷克斯洛伐克、德國和美國機關槍、步槍、自動步槍、毛瑟槍和山炮裝備起來的，這些武器都是那些國家大量地賣給南京政府的。我看見紅軍使用的惟一俄國制步槍，是1917年造的產(chǎn)品。” 紅軍是為了窮苦大眾的信仰而頑強奮斗的隊伍。 被紅二方面軍釋放的傳教士薄復禮并未攻擊紅軍，反而說：“許多報道，因抓我們這些人的舉動，而將紅軍稱為‘匪徒’或‘強盜’。”但他們是“堅信馬克思主義的，并在實踐著其原理，那些人最重要的是為了堅守自己一切為窮苦大眾的信仰而在頑強奮斗”。紅軍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戰(zhàn)斗的隊伍。 斯諾寫道：“紅色中國中有一件事情，是很難找出有什么不對的，那就是‘小鬼’。他們精神極好。”“想到自己正是為這些少年的將來而戰(zhàn)斗，就會感到鼓舞。”“在少年先鋒隊員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將來。”看到這些英勇的年輕人，讓人感到“中國人并不是生來腐敗的，而是在品格上有著無限的發(fā)展前途”。以上關于紅軍是一支什么樣的軍隊的描述，實質(zhì)上反映了古田會議以來中共確立的紅軍是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的性質(zhì)、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黨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要求，這正是中國共產(chǎn)主義運動歷經(jīng)曲折而不衰的最核心的秘訣。 紅軍長征是有主義有信仰的。假如沒有為國為民的目標，“為什么這些老頭兒小孩子婦女們跟你們跑兩萬多里？” 紅軍長征是一場戰(zhàn)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 因為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一如往昔。“共產(chǎn)黨人認為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紅軍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yè)績之一。從世界軍事史上比較，“漢尼拔經(jīng)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另外一個比較有意思的比較是拿破侖從莫斯科的潰敗，但當時他的大軍已完全潰不成軍，軍心渙散”。 油畫《紅軍過草地》，董希文作品，1956年（圖源：網(wǎng)絡） 紅軍長征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回宣傳”，“它向十一省內(nèi)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是因為有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篇大道理？” 紅軍長征是“現(xiàn)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經(jīng)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他們不論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絕不承認失敗——所有這一切以及還有更多的東西，都體現(xiàn)在現(xiàn)代史上無與倫比的一次遠征的歷史中了。”斯諾希望：“總有一天有人會把這部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全部寫下來。” 紅軍長征是“破世界紀錄的偉大史詩”。“現(xiàn)在這部破世界紀錄的偉大史詩，終于由數(shù)十個十年來玩著槍桿子的人們寫出來了，這是要使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失驚的，同時也是給了他一個刻骨的嘲弄。”因此，紅軍長征是“破世界紀錄的偉大史詩”這一論斷并不是后來者總結(jié)的，而是早在1937年2月就由親歷者提出的。 關于長征勝利的原因，毛澤東認為：“首先是由于共產(chǎn)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由于蘇維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偉大的才能、勇氣、決心以及幾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勞和革命熱情。中國共產(chǎn)黨過去、現(xiàn)在、將來都忠于馬列主義，并將繼續(xù)進行斗爭反對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它之所以不可戰(zhàn)勝，之所以一定取得最后勝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這種決心。” 紅軍長征是“逃跑”還是戰(zhàn)略轉(zhuǎn)移？是失敗還是勝利？對于當時人們就存疑的問題，從早期的傳播作品中即可尋找出答案。 有人以為紅軍甘心內(nèi)戰(zhàn)，不顧外患，是否這樣呢？顯然不是。“以中國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殺，而共同殺敵，則不僅日本不足懼，我中華民族亦將從此復興矣！”“廉臣”借此宣傳了中共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 人民不斷加入紅軍主要是為了北上抗日。有些人認為紅軍戰(zhàn)士是因利誘而來，這顯然是一種誤解。“試問，這樣的物質(zhì)條件，怎能沿途招來無數(shù)新戰(zhàn)士？”“之所以能夠不斷吸收人民加入紅軍者，主要是有一個明顯而嚴正的政治目標——北上抗日。” 紅軍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思想有無限的吸引力。“若說一種磁石遇到鐵就把鐵吸引住的話，那么接近紅軍周圍的軍隊就是鐵，而紅軍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就是磁石。進入陜北之東北軍，楊虎城之十七路軍等無一不被紅軍的抗日思想所影響。” 在中央紅軍北上途中，1935年中共中央就發(fā)出停止內(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到達陜北后，為阻止日寇侵略，中央紅軍決定誓師東征。但未估計到南京政府會把20萬軍隊開入山西，準備與紅軍決戰(zhàn)。所以，紅軍又忍痛回師陜北。對此，紅軍宣言指出：“國難當前，雙方?jīng)Q戰(zhàn)，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幡然改悔，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國范圍，首先在陜甘晉停止內(nèi)戰(zhàn)，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 綜上所述，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主題，總體而言就是譜寫英雄的史詩、吹響抗日的號角，反擊外界的污名化報道，為年輕的中共和紅軍在全世界“正名”。 從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到1937年9月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建立的這段時間內(nèi)，歐美有10多個沖破國民黨封鎖的冒險者，通過各種途徑，實現(xiàn)了與中共和紅軍的直接接觸，“結(jié)果導致了一場盛贊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宣傳”。 R.L.達弗斯在評論《續(xù)西行漫記》一書時，概述了當時報道的傾向：“很明顯，不把那些為自由而戰(zhàn)的中國士兵們理想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從《續(xù)西行漫記》中看到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是那個時代最富吸引力的革命者。” 如果“殘匪論”還未完全破產(chǎn)，那么，這就是對它致命的一擊。那些沖破封鎖的冒險者們的著述，盡管不時有些夸張的成分，但“確實強化了《西行漫記》中廣為宣傳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美好形象”。 從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到投入全國性抗戰(zhàn)，中國革命運動可能遭受挫折，可能暫時退卻，可能為了適應當時需要和目標而在策略上作重大的修改，但它不僅一定會繼續(xù)成長，而且在起伏中終將獲勝，因為“產(chǎn)生中國社會革命運動的基本條件本身包含著這個運動必勝的有利因素。而且這種勝利一旦實現(xiàn)，將是極其有力的，它所釋放出來的分解代謝的能量將是無法抗拒的，必然會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后野蠻暴政投入歷史的深淵”。因為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yōu)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他們來承擔，像黃河之水，洶涌澎湃，把日寇驅(qū)逐于國土之東！ 后來的歷史一再證實斯諾預見的準確，也一再昭示了人民必勝、正義必勝的真理。
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體現(xiàn)的是由“他者”采訪講述再加親歷者自我表述的方式，傳播事實確鑿、人物形象豐富，較少直接宣灌，易為大眾接受，所以能夠迅速突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釋放了當時世界所迫切需要關注的信息，使得“紅星”不但“照耀中國”，并且“閃耀世界”。具體而言，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特點有四個方面： （一）與國際人士合作突破國民黨新聞封鎖，“中國紅星閃耀世界” 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典型特點之一，是國際合作突破國民黨新聞封鎖，先是向歐美大國傳播，在國外產(chǎn)生較大影響，后又傳播回國內(nèi)。如果把中共和紅軍形象地稱為“中國紅星”，那么紅軍長征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廣泛傳播，就可以形象地稱為“中國紅星閃耀世界”。 首先是陳云的報告和《隨軍西行見聞錄》閃耀共產(chǎn)國際和蘇聯(lián)。 以陳云的報告為基礎整理的《英勇的西征》發(fā)表在《共產(chǎn)國際》刊物上，《隨軍西行見聞錄》除了發(fā)表在巴黎由中共主辦的《全民月刊》，還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王福時出版《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時，把《隨軍西行見聞錄》附錄在后，紅軍長征很快為國人所知。其次是斯諾關于紅軍長征的系列作品閃耀英美。 斯諾的作品被中國人翻譯后，突破國民黨重重新聞封鎖，“紅星”因此得以“照耀中國”。《紅星照耀中國》的出版“標志著西方了解中國的新紀元”，《西行漫記》是外國人報道中國人民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美國學者費正清說：“《西行漫記》之所以成為一部名著，是因為它的成書恰逢其時。”“1936年，中國共產(chǎn)黨剛剛勝利地完成了他們從中國東南到西北的大撤退，并著手他們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戰(zhàn)略。正當他們欲把其戰(zhàn)斗歷程公諸于世的時候，恰逢斯諾這位外國記者來到，而他被認為是最合適的人選。” 王福時在1937年4月陪海倫·斯諾訪問延安時，把斯諾等著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送給毛澤東，毛澤東寫《論持久戰(zhàn)》即引用了該書中他和斯諾關于中日問題的談話，并加以注釋，《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因此隨著《論持久戰(zhàn)》的出版，在中日戰(zhàn)爭期間廣泛傳播。 最后是緊隨斯諾之后的外國記者揭開“紅色中國內(nèi)情”。自從斯諾敲開“紅色中國”的大門之后，一些外國記者、作家、醫(yī)生甚至軍事觀察家紛紛輾轉(zhuǎn)到達陜北，探尋紅軍長征的足跡，向世界講述長征的故事。 其中較為有名的有尼姆·韋爾斯（斯諾夫人海倫·斯諾)的《紅色中國內(nèi)情》(中譯本《續(xù)西行漫記》）、斯特朗的《中國人征服中國》、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等。海倫·斯諾在致王福時的信中回憶說：“這是一次真正的中美合作。”王福時也說：“這是中美友誼的結(jié)晶。”《偉大的道路》長征篇是該書的高潮部分，“最有價值的一個貢獻也許是張國燾搞分裂的歷史”，“這是英文著作中第一次最全面的記錄”。 （二）由親中共人士幫助傳播，或由中共黨員秘密組織傳播 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特點之二，是由親中共人士幫助傳播，或由中共黨員秘密組織傳播，“當時的每一件事都是生死攸關”。 首先是宋慶齡的穿針引線。 斯諾在上海多年，結(jié)識了宋慶齡，并同她建立了真摯的友誼。經(jīng)宋慶齡介紹，斯諾又結(jié)識了魯迅，斯諾認為魯迅是教他“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在宋慶齡、魯迅等人的影響下，斯諾對中國現(xiàn)實的認識發(fā)生了質(zhì)的飛躍。“使斯諾向左轉(zhuǎn)的主要影響來自孫夫人自己的榜樣。正是由于宋慶齡的穿針引線，斯諾才得以通過地下黨搭上關系進入蘇區(qū)的。”其次是張學良等東北軍人員的幫助。 海倫·斯諾1991年5月在給張學良的祝壽信中回憶：“如果沒有您，埃德加·斯諾決不會在1936年試圖去保安，完成他的經(jīng)典圖書《紅星照耀中國》。并且，我也不可能試圖在1937年獨自去闖延安。”《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出版策劃人王福時，其父親王卓然是前東北大學代校長，深受張學良器重。由于出版時間緊迫，王福時組織斯諾的秘書郭達、《外交月報》工作人員李放和李華春分頭翻譯。郭達是1931年加入中共的黨員，李放和李華春都是流亡北平的東北大學學生。張學良委托并資助王卓然主持在中南海出版《外交月報》和《東方快報》，而王福時出版《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則一直得到父親王卓然和他的員工的支持。 最后是中共黨員的秘密組織傳播。 陳云化名“廉臣”寫作發(fā)表《隨軍西行見聞錄》，鄧發(fā)化名“楊定華”寫作發(fā)表《雪山草地行軍記》《從甘肅到山西》，他們化名都是為了避開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以便文章能在國內(nèi)外廣泛傳播。外國記者到陜甘寧蘇區(qū)采訪，受到中共地下黨的秘密協(xié)助。斯諾赴陜北采訪時，“除了帶著一封給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確實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叫我感到放心”。“為我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份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其實，“用隱形墨水寫的那封信是徐冰給我的，他當時是東北大學的教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斯諾才得知這封信是中共黨員柯慶施受劉少奇的委托寫的，劉少奇當時是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他的副手是彭真，還有徐冰、薄一波等。經(jīng)徐冰之手，這封“隱形信”交到斯諾手中，成為他陜北之行的“通行證”。 斯諾到西安后，“王牧師”陪他去陜北蘇區(qū)，這個“王牧師”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其與潘漢年有秘密聯(lián)系。回上海后，“王牧師”于1937年7月以“幽谷”的筆名在《逸經(jīng)》雜志發(fā)表《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成為在國統(tǒng)區(qū)最早發(fā)表的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 而《西行漫記》的出版策劃人胡愈之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5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亡運動，在“得到斯諾本人的同意，漂泊在上海租界里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在一部分中共地下黨員的領導下組織起來，以‘復社’的名義集體翻譯、印刷、出版和發(fā)行這本書的中譯本”。1939年胡愈之還出版了《續(xù)西行漫記》（即海倫·斯諾著《紅色中國內(nèi)情》）。 （三）除了陳云向共產(chǎn)國際的報告外，其他著述很少提及遵義會議詳情 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典型特點之三，是除了陳云向共產(chǎn)國際的報告外，其他著述很少提及遵義會議詳情，而遵義會議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際傳播濃墨重彩的內(nèi)容。 首先，陳云的報告對遵義會議作了簡述。 報告中講：“在這次會上糾正了第六次反‘圍剿’最后階段與西征第一階段中軍事領導人的錯誤。”“軍事領導人在這一階段犯了一系列錯誤。現(xiàn)在，這些錯誤得到了徹底糾正。建立了堅強的領導班子來取代了過去的領導人。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了。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該報告中的“第六次反‘圍剿’”是當時的說法，“靠鉛筆指揮的戰(zhàn)略家”是指共產(chǎn)國際軍事顧問李德。遵義會議的詳情則出自陳云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jù)這份珍貴手稿，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經(jīng)過反復考證，基本理清了遵義會議的具體情況。其次，《紅軍長征記》未提及遵義會議詳情。因為“寫稿者有三分之一是素來從事文化工作的，其余是‘赳赳武夫’和從紅角、墻報上學會寫字作文的戰(zhàn)士”，“執(zhí)筆者多半是向來不懂得所謂寫文章，以及在槍林彈雨中學會作文章的人們”。也就是說他們絕大多數(shù)是黨和軍隊的中下級干部，并非政治局委員，而遵義會議精神傳達被限制在很小范圍，所以他們并不了解詳情。 參加遵義會議的領導和將領由于工作太忙，并沒有參加寫作。征稿結(jié)束后，毛澤東認為缺少一篇對紅軍長征的總記述，并說“最好由我執(zhí)筆寫”，但由于工作繁忙和時局變化，未能寫就，遵義會議詳情也就無法從毛澤東筆下領略了。
最后，《紅星照耀中國》等外國著作對遵義會議著墨也極少。毛澤東與斯諾在陜北的長談并沒有涉及遵義會議上的分歧和斗爭，而是盡量表達黨和軍隊的團結(jié)一致。加之中共中央宣傳有紀律，“內(nèi)外有別”，不會把中共黨內(nèi)高層斗爭的內(nèi)容公之于國統(tǒng)區(qū)和外國人面前。
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典型特點之四，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策劃傳播，紅軍將士真誠表述。
毛澤東本人作為紅軍統(tǒng)帥和文章大家，深諳革命既要靠槍桿子也要靠筆桿子的硬道理，非常重視中共革命理論和紅軍長征的宣傳。經(jīng)他和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紅軍長征的國際傳播有三個環(huán)節(jié)顯得非常關鍵。
一是中央紅軍長征還未結(jié)束就派陳云等代表赴莫斯科，向共產(chǎn)國際報告工作；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又派鄧發(fā)等代表赴莫斯科向共產(chǎn)國際報告工作。
二是抓住外國記者訪問陜甘寧蘇區(qū)的機會，號召紅軍將士集體書寫長征親身經(jīng)歷，向國際社會宣傳。
三是妥善安排紅軍將士坦誠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周恩來在接待斯諾時說：“你不是共產(chǎn)主義者，這對于我們是沒有關系的。任何一個新聞記者要來蘇區(qū)訪問，我們都歡迎，不許新聞記者到蘇區(qū)來的，不是我們，是國民黨。你見到什么，都可以報道，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qū)。”
就這樣，中共巧妙地借助外國記者之口筆，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粉碎了敵人的污蔑和誹謗，將紅軍長征的真相和中共的抗日主張公之于世。
而毛澤東本人雖未寫就一篇《紅軍長征記》總序，給世人留下莫大遺憾，但其寫于1935年10月的《七律·長征》，借助斯諾的著作首先發(fā)表，由此聞名于世，堪稱“長征史詩中的史詩”。
另外，毛澤東在1935年12月瓦窯堡會議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jié)果而告結(jié)束……長征一完結(jié)，新局面就開始。”
這一段論述氣魄雄渾、總結(jié)精辟，可謂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史家之絕唱”。
綜合考察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特點，就會看到這是自中共成立以來第一次成功的國際傳播。這些傳播作品積極回應時代之問，用確鑿的事實回答了國內(nèi)外人士的關切，在國際上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傳播奇兵”中既有中國共產(chǎn)黨人，又有外國記者，還有意料之外的外國傳教士。 傳播范圍既包括社會主義蘇聯(lián)，也包括資本主義列強美、英、法等國，更包括中外各種政治勢力錯綜云集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 傳播路徑先國外，后國內(nèi)，雖然迂回曲折，但傳播范圍卻較為廣泛，凸顯了作為世界戰(zhàn)爭奇跡、人類偉大史詩、中國革命大轉(zhuǎn)折的紅軍長征所蘊含的深刻意義。 在中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后，對于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的中共來說，為了追求真理和正義，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不畏國際強權、不懼國內(nèi)暴政，勇于發(fā)出自己的聲音，獲得國際正義力量的若干同情和國內(nèi)人民的強力支持，就成為紅軍長征早期國際傳播的必然效應。 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突破了國民黨的重重新聞封鎖，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散布的所謂紅軍是“流寇”和“赤匪”的謊言，向外界披露了紅軍長征的真相，及時傳播了中共的聲音，闡明中共關于時局的主張，對號召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起到了重要的輿論引導作用。 從大歷史視野看，“長征使毛澤東及其共產(chǎn)黨人贏得了中國。從紅軍1934年10月16日在華南渡過淺淺的于都河，直至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共產(chǎn)主義在地球1/4人口生活的土地上取得勝利，長征把中國這段歷史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然而“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在長征中年輕的、“跟著走”的紅軍將領——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后帶領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開始了“新長征”，并且自信地說：“只要我們大家團結(jié)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就一定能夠加快新長征的步伐。” 黨的十八大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新長征”，需要發(fā)揚紅軍長征精神，“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征歷時之長、規(guī)模之大、行程之遠、環(huán)境之險惡、戰(zhàn)斗之慘烈，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戰(zhàn)爭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也是極為罕見的。” “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chǎn)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 因此，回顧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對于講好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新長征”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注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原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圖片來自網(wǎng)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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