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看過這樣一個提問:"一個人的人格魅力,真的可以在短短半個小時之內,就能讓另一個人心甘情愿地為他去死嗎?"
曾經的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在文章《懷念文井》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陳建功問嚴文井:"您認為現在影視里面的毛澤東,和您接觸過的毛澤東,像嗎?"
嚴文井直率地回答:"差遠了!差遠了!我和毛主席那天談了一整天,我從毛主席的窯洞里走出來,天已經黑了。我頂著星光往自己的窯洞走,你猜我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時的我是從白區到延安的小有名氣的作家,自負得很呀!可是當時我回想著和毛澤東相處的一幕幕,我心里說:這個人呀,現在他讓我為他去死,我都干!"
嚴文井:才華橫溢 有點自負
嚴文井,原名嚴文錦,現代作家、散文家、著名的兒童文學家。《南南和胡子伯伯》《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是嚴文井的代表作。
他在《童話漫談》中曾經說過:"'童話'要適合于孩子們聽和看,因此比一般的文學作品要更富于幻想,浪漫色彩要更濃厚,天上地下都可以寫到,還必須通過一種擬人的手法來達到它的教育目的。"
嚴文井先生的童話故事語言生動,構思巧妙,也被譽為童話園地里一朵"綻開的鮮花"。
1935年,嚴文井就開始在各種刊物上發表自己的作品,在去往延安之前,他就已經是位小有名氣的作家。
這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在延安遇到了何其芳、周立波、舒群等文人。在那個時代,文人都自愿前往延安參加中國革命,自然也就不會出現文人相輕的現象。
嚴文井在回憶文章《心靈的心》曾這樣寫道:"延安的物質生活雖然很苦,但是精神生活愉快,一個共同理想把人們變得親如兄弟,推動人們天天向上。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溫暖和幸福。"
1939年,嚴文井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任教,這時候的延安文藝在黨的文化方針的指導下,在民族化、大眾化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延安文藝的成功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更離不開嚴文井等文人的努力。
抗日戰爭結束后,嚴文井先后擔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中國作家協會黨組副書記、人民出版社社長等職位,為國家的文學發展做出了杰出貢獻。
在此期間,嚴文井并沒停止寫作,除了童話創作,他的散文也很出名,唯美和感性就是其散文特色。
曾有文學評論家這樣評價嚴文井的散文:"那種流淌出的柔和的美感,好像是底色,鋪陳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間。"
在特別時期期間,太過感性的文字都會被說成帶有"資產階級情調",嚴文井自然也沒有躲過抄家的災難。
嚴文井一輩子就三個愛好,寫作,養貓,聽西洋古典音樂,在那場浩劫中,幾十公斤的交響樂、奏鳴曲等唱片從他的住所查了出來。
在特別時期中,大部分知識分子都遭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他們本是握筆的手卻只能挑糞,他們的精神在那段時間得到毀滅性的摧殘。
后來很多作家都寫了關于這段歲月的回憶錄,嚴文井卻只是畫了一幅嘴和臉部扭曲的自畫像,他不想通過文字來表達自己悲憤,因為那會傷害很多人,扭曲的自畫像就是他無聲的控訴。
2005年,嚴文井離世,當時他的住所極其簡陋,除了書桌和單人床,就只剩下書。一代中國兒童文學泰斗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
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前往延安,他親眼目睹了延安的一切,他用文字寫下了延安帶給自己的震撼,并把這本書取名為《紅星照耀中國》。
這本書真實客觀的描述了延安的現狀,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斗爭精神。1937年這本書一出版,銷量就超過了10萬冊。
那個時候的中國正處于一片黑暗,日本人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在中國土地上燒殺搶掠,尸橫遍野。
加上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無能,國破家亡,妻離子散,在中國的領空上總是籠罩著黑色,中國人民的生活處于一種水深火熱的狀態。
《紅星照耀中國》給了中國人民希望,一批批的愛國青年受此影響奔赴延安,其中不乏文人和外國友人。在充滿希望的延安,這些有志之士遇到了毛主席,這位帶領中國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偉人。
在延安,有來自五湖四海的戰士,他們千里跋涉而來,只為保衛家庭和祖國,毛主席在延安發表的一系列講話都大大激勵了革命戰士們。
嚴文井在回憶與毛主席的談話時曾說道:"那天他沒講一句馬列,講的都是天文地理世態人情,他是百科全書,無所不知,可是他不把馬列掛在嘴邊上……他把馬列全融會到中國現實中啦!"嚴文井不禁感嘆到,"真馬列呀!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這樣描述毛主席:"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
在帶領中國人走向希望的路上,毛主席嘔心瀝血,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作戰部署,甚至在文藝工作上,他都親力親為。有如此優秀的領袖,革命勝利指日可待,直至現在,延安精神都在鼓舞著中國共產黨。
延安文藝界人士均被毛主席折服
當許多文藝工作者為抗日救國來到延安時,中國共產黨對他們表示了熱烈的歡迎。毛主席更是十分關心延安文藝界的情況。
他帶頭與文藝界人士交朋友,主動邀請他們到自己的住所,向他們了解文藝界的動態。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毛主席與文人的密切來往留下了許多佳話。
毛主席飽讀詩書,尤其喜愛歷史書籍與詩詞歌賦,這個共同的興趣為他與延安文藝界人士的交往搭建了堅固的橋梁。
毛主席對文藝工作者可謂是關懷備至,無論是工作、學習還是生活方面,他都悉心照顧。
作家舒群拒絕擔任《解放日報》副刊主編,他覺得一個編者需要有多方面的才能,始能勝任。他自己是作家兼任編者,實在是難上加難。
毛主席直接對他說:"因為你是搞文學的,所以文學是你的點,文藝是你的面。你也要由點到面嘛。你編的綜合性副刊,文藝是你的點,社會科學就是面了……只要在工作實踐中學習、提高,由點到面,你就一定能勝任這項工作。"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舒群在毛主席的鼓勵下就接受了這份工作。
毛主席在文藝工作者思想和創作上遇到難題時,他都會循循善誘,開誠布公地與其交談,幫助他們克服困難。
在蕭軍認為"文協"組織內部存在諸多問題時,他再三考慮,主動約見毛主席。毛主席與蕭軍的會談從午后聊到晚飯后。
他們談到了魯迅和延安魯迅研究會工作計劃,談到了邊區的"三三制"和民主監督政府等。之后,毛主席更是親自致信蕭軍。
在頻繁的書信會晤中,蕭軍被毛主席真摯又坦誠的態度打動,打消了自己離開延安的念頭。
在作家丁玲的回憶錄中,她提到了自己與毛主席談論詩詞的往事。毛主席經常通過詩詞的方式以文會友。
在丁玲初到延安的時候,他就多次與其談論李白、李商隱、韓愈和宋詞等。后來丁玲以紅軍女戰士的身份奔赴前線,在前線的丁玲寫下的多首詩詞都寄給了毛主席,
其后她就收到了毛主席親筆寫下的《臨江仙·贈丁玲》。"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這句使丁玲的思想和創作風格逐漸發生變化,自此之后,她便以革命戰士的姿態出現在陜甘寧邊區的文壇上。
1942年4月,毛主席以一次集體談話的方式,找到了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戲劇系的幾位黨員進行會談,其中包括何其芳、嚴文井、曹葆華等。
這次會談主要是為5月份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做準備,毛主席與他們交換了對文藝工作的意見,談到文學作品該如何反映當前斗爭的問題等等。
由此可見,毛主席對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重視程度,他不但查閱了大量材料,還通過與各位文人交談,調查研究透徹,為制定黨的文藝政策提供了客觀的依據。
毛主席對延安文藝界作者的重視,促進了延安文藝的"民族化、大眾化、中國化"進程。在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文藝界創作的文學作品鼓舞了中國人民,滋養了人民的靈魂,堅定了人民的信仰。
在戰火中成長的延安文藝,進入了人民大眾文藝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延安文藝有著一席之地。
文/羽昕 轉自今日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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