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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最近在貴州指出：

遵義會議的鮮明特點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確立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這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結合即將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從長征精神和遵義會議精神中深刻感悟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咬定目標、勇往直前，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要深入學習黨的創新理論，加強黨史學習教育，同時學習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要把造福人民作為最重要的政績，堅決反對和克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斷凈化政治生態，營造風清氣正的發展環境。

即將開展的黨史學習教育，將按照中央的部署進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至少可以初步提出以下6點：

一、遵義會議精神說明，要正確認識黨內路線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

習近平同志指出：“遵義會議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確路線是和錯誤路線矛盾、斗爭而形成的，它通過尊重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克服主客觀分離而體現出來。

建黨百年來，“左”和右產生的不同認識傾向始終存在各個時空，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今天經濟建設的中心工作中，目標導向、問題導向和初心導向的統一，就是以各項工作為體，政治路線為魂的統一，就是路線為綱，工作為目，綱舉目張的統一，不如此，就無法具備跨入新階段所需的政治感悟力，政治判斷力，政治執行力。

二、遵義會議的正確召開表明，正確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貫徹黨的紀律的同時，要保護少數人的說話權力和工作權力。

真理往往由少數人最先發現的。在證明少數人是否掌握真理之前，要善于團結階段性的少數人，容納少數人的觀點；在少數人的觀點符合實踐檢驗后，要及時尊重社會實踐結果，通過組織調整承認當初少數人的正確主張；在少數人的觀點被證明錯誤以后，要給他工作出路，但不能允許翻案，混淆思想是非原則。

這種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將體現今天一流先進生產力的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文明和視野胸懷，是對初創在蘇中落后農業經濟基礎之上，給社會主義帶來專制假象的揚棄。

三、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體現了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

百年黨史說明，必須通過民主集中制解決黨內分歧。動用武裝力量、司法手段解決黨內路線分歧的方式，是不自信的表現。采用極端方式，就會解除黨內制約的平衡，產生寒蟬效應，引發極端的政治認識和結論，最終失去真理，失去人民支持和歷史承認。

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決不能像張國燾那樣用槍解決路線分歧。共產黨人是靠真理立足的，極端手段解決不了思想問題，壓而不服，只能鼓勵權力真理觀、實用主義真理觀，敗壞黨風，為兩面人、野心家和大面積腐敗創造生存環境，造成黨的建設走下坡路。

四、遵義會議的勝利，實現了正確的黨內團結，為以后的延安整風創造了條件。

黨內對不同認識分歧的解決，存在著遵義會議基礎之上的延安整風方式，即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方式；和沿襲王明路線的反右擴大化方式，即扣帽子，打棍子、揪辮子方式。兩種方式代表兩條路線。

反右擴大化方式瓦解黨內民主，直接導致了浮夸風、共產風的饑荒人禍，誘導文革進入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的混亂和曲折，以及文革后實用主義折中主義的泛濫。

辨別在這個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吸取教訓，就可以在政治思想路線上，科學地、積極地開展思想斗爭，思想批評從嚴，組織處理從寬；思想轉化第一，組織處理第二，糾正不換思想就換人的專制武斷，實現善于團結不同意見的同志一起工作，通過在改造客觀中改造主觀世界，實現思想統一，從而真正避免斗爭擴大化，體現出和資產階級政黨政治涇渭分明的政治文明。

五、遵義會議說明，讀書和從實際出發一樣重要，缺一不可。

中國革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提出，是毛澤東同志高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和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的結果。以往談到遵義會議，著眼于反對教條主義多，注重從中國實際出發比較多，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往往忽視了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精讀不亞于科班海歸派。

一方面，“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七四頁）。馬克思主義者應當重視由馬克思指出并積極實踐的，恩格斯首創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升華的道路，即毛澤東去世前強調的“實踐——認識——實踐，而不是認識——實踐——認識”（《毛澤東年譜》1974年5月30日），這是基本的方面；另一方面，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

實踐證明，鄙薄讀書，遠離馬列經典，很容易僅憑一知半解，陷入實用主義和折中主義，導致不應有的實踐曲折。遵義會議的勝利說明，我黨遠大目標的實踐對共產黨人提出了很高的改造主觀要求，要求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具有極強的自學能力和聯系實際能力，具有極強的聯系群眾，主客觀統一的能力。

六、遵義會議的成功，是正確處理“斗”與“和”的成功。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同志總結處理黨內外矛盾和對敵斗爭實踐，寫出了《矛盾論》。提出矛盾的絕對性即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1，一切事物，2，每個事物自始至終。即矛盾的時空意義。而共產黨人的任務就是轉化矛盾，達到革命的目的。

實踐表明，在這個問題上辨證處理是不容易的。建國后一些形而上學無視毛澤東同志批評斯大林同志“只講對立面的斗爭，不講對立面的統一”（毛澤東同志《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片面性。從反右擴大化到文革初期的斗爭擴大化傾向，和改革開放后兩個基本點的政治經濟平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割裂傾向，從不同的方向混淆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絕對性和對抗性。

由于這種混淆，把列寧論述的“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消滅階級”（《列寧全集》第32卷469頁）的觀點，把毛澤東一再告誡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嚴重曲折所證明的資本主義復辟危險性的觀點，錯誤地認為是階級斗爭擴大化，把各種社會制度都在致力的發展生產力視作社會主義的本質，錯誤地把完成社會主義任務的必要條件視作充分條件。

在今天，迷信市場經濟的“中性”以及所謂所有制“中性”，否認市場經濟中資本與勞動軸心形成的階級矛盾，對這些矛盾在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中的尖銳反映麻木不仁。

在理論上，把社資對立面的統一和改變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的折中主義相混淆，例如把社會主義對私有經濟的階段性、策略性的容納，看作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

在實踐上，把遏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回歸公有制存量主體的宏觀控制混淆為微觀追責私營企業主個人，從而從實用主義出發，淡化或消極對待公有制主體。

由于以上一系列形而上學的混淆，否定、割裂了政治對經濟的靈魂作用，禁忌、回避客觀存在的階級矛盾，雖然在十八大以來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遏制兩極分化，特別是進一步解決人民群眾相對貧困，需求不足方面，仍是被動的。所有這些問題的根源都與不能正確把握“斗”與“和”有關。

二零二一年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