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建設理論中提出了“刀口向內、自我革命”。這個提法是馬克思恩格斯的不斷革命理論,列寧和毛澤東所發展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在新時期的體現,需要在思想戰線和黨的建設中,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著眼,防微杜漸。統一不斷革命和自我革命,就是馬克思主義主體論,防止中國共產黨被局限于“執政黨”。
歸納、演繹、注重實踐,是思想符合客觀必不可少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實踐,是主觀見之于客觀,主客觀統一的活動,它可以衡量演繹、歸納的偏頗,因此可作為檢驗是非的標準。在實踐中,集體實踐可以糾正個人的片面性;人民群眾的實踐可以糾正某個群體的實踐認識。從時間維度上,一個認識周期的實踐可以糾正某個認識片段的實踐,例如對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的檢驗。歷史證明,重大的歷史事件離得越遠,人們對它看得越清。但是,倘若偏執一端,排斥其他,就容易出現三種常見的片面性。一種傾向是教條主義,是觀念先行,脫離實際的片面;一種傾向是經驗主義,是從個別到一般,以偏概全的片面;一種是實用主義,有用即真理,藐視原則。三種傾向,殊途同歸,都具有唯心先驗的特征。人們在工作、思考中不斷學習,聯系群眾,自我批評,就可以較好的克服片面性。相反,拒絕批評,固執己見,自以為一貫正確,就會走向極端。這就是習近平同志提出的“自我革命、刀口向內”在思想戰線上的普遍意義。有片面性不可怕,可怕的是放棄思想改造。風起于青萍之末,如果固執己見,并將其竭力裝飾為馬克思主義,對批評者無情打擊,于是,主客觀分離就更為嚴重,直至滑入各種機會主義即今天修正主義的思想特征。這是《實踐論》《矛盾論》的論證。教條主義慣于演繹法,或有生搬硬套西方經濟學的西化派,如有的“三門”(家門、校門、機關門)海歸干部,沒有一天基層工作經驗,被長期捧為高級智囊,指點誤導國家工商管理,推動私有化;或有把馬列當做絕對觀念的書齋派,皓首窮經,問策墜霧。教條主義用一般替代個別,篤信僅憑書本即可指導企業、鄉村、社區基層,忽視具體的情況具體分析這個“活靈魂”。有的同志忘了,共產主義不是從原則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是行動的指南。今天的西化派、書齋派和歷史上的王明屬同一思維方式。教條主義的一度泛起,和淡化人民主體觀同步。馬克思主義是勞動者的科學,在所有專業知識中本應是淺顯易懂的跨專業學問,但是一些抽象化、八股化傾向,喜好研究生僻問題,為研究而研究,使用遠離大眾的生澀抽象語言。例如,明明存在背離剩余價值論的大敵,偏要立足于馬克思后期很少使用的勞動異化,言不及義。有的旁證博引,洋洋萬言,結論仍是辯證法和理論思維很重要,究竟有哪些現實問題,怎樣克服,則閉口不談。一些文章夸夸其談,無視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的問題導向、目標導向,而是論文導向、職稱導向。這里并非批評基礎理論的系統研究,而是強調要堅持馬克思身體力行的有的放矢,發揚毛澤東、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高屋建瓴又通俗淺顯的表達方式和維護草根精神,特別是發揚習近平同志要求的戰斗精神,防止把馬克思主義研究變成專業清談館。思想是否符合真理,不僅在于讀書多么精通,更在于運用,“使用是更重要的學習”(毛澤東語)。有的人有一千條理由阻撓青年學生深入工農,就是忘記了馬列本原是聯系實際,聯系群眾。經驗主義同樣也是黨的大敵,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有時更為致命。它的特征是不讀書,思維局限于歸納法,或把政治第一說成“說空話”,或人云亦云。他們的內心深處對精通理論知識是藐視的。他們的學習是有條件的,在逆境中被迫學習,一旦得意,就忘乎所以,口吐狂言:讀書不需要很多,懂abc就夠了。這類觀點用經驗增強折衷主義的說服力,例如盲人摸著象腿說象是柱子,承認大象是動物,但渲染柱子的形狀和質感,增強大象是柱子形狀動物的說服力,將其夸張為實踐結果。其后果是,對馬列原則上肯定,具體否定;主觀上肯定,客觀上否定;動機上肯定,效果相反,因此很有迷惑力。如把群眾支持的生產責任制混淆為一刀切的解體集體經濟。實用主義是經驗主義的派生物,它也強調實踐作用,開口實踐標準,閉口實事求是,但它的實踐是少數人的主觀“實踐”,一切以有用與否為標準,喪失原則。因此具有迷惑性。實用主義有時是以機械唯物論開道的,例如一位曾在真理標準討論時期的理論權威,曾著文說馬列毛著和紅頭文件都屬精神范疇,因此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用貌似哲學基本問題的高度否定馬列毛理論中的相對真理性,混淆經過前期實踐檢驗的真理性精神和謬誤性精神,否定認識的二次飛躍,從而支持了政治砍旗的歷史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因此很有迷惑性。由不讀書產生的實用主義,缺乏對立統一方法論的自覺性,以中性論折衷是非,放棄自我改造,是害怕群眾的思想懶漢,往往剛愎自用,忽“左”忽右,早期是內部矛盾。但如果對自己的錯誤,采取機會主義態度,虛心接受,堅決不改,伺機翻案,必然停止前進步伐,主客觀脫節而走向不應發生的曲折。培根說,不懂裝懂者最狡獪,因為善于偽裝。有的實用主義者本身就不相信馬克思主義,離心離德,曲意逢迎,做兩面人,把對待敵人的只說不做或只做不說的政治策略運用到黨內,搞陰謀詭計,不搞光明正大,這在各個時期都發生過。十八大后,習近平同志就尖銳地提出過批評。有一種實用主義并非不讀書,但信奉權力真理觀,實用主義真理觀,對革命事業造成的危害最大。和有的同志從黨的組織原則出發,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以暫時妥協爭取糾正錯誤不同,他們冠冕堂皇,利用經驗主義的不讀書,花言巧語為修正主義涂脂抹粉,演繹折衷主義。誣毛,加入批判所謂“晚年錯誤”的大合唱,拾來西方舊貨,喬裝打扮為馬克思主義,誤導黨的政策方針。這類讀書人貌似求實,作改革先鋒狀,實則賣身投靠,跪舔權力,沽名釣譽,是政治上的不倒翁,欺騙社會,最令人不齒。
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的本質是主客觀唯心,它們往往相互聯系。這些必然和客觀產生矛盾,因此不得不祭出共同“法器”折衷主義。馬恩列毛都對折衷主義進行過致命的批判。
折衷主義用二元論替代有重點的兩分法。典型的表達方式,是平列“一方面……,另一方面……”。例如在社會主義論述中,“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懸殊”,貌似公允,全然不顧兩極分化的客觀現實和后果。其次,是調和兩個對立的東西,混淆是非。按生產資料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是兩個對立的東西,有了按私有資本要素分配和私有化,必然兩極分化,談何按勞分配主體呢?只能導致“五六七八九”的客觀后果。其三,用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東西,冒充辯證法。例如“既要提倡奉獻精神,又要落實按要素貢獻分配政策”。實際上是混淆所有制談奉獻,把航天精神、紅旗渠精神與為私人老板打工的“九九六”混為一談。其四,是不講政治。例如“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沒有根本矛盾”,把雇傭勞動支撐的市場經濟美化成永恒規律。兩個市場論混淆了國內社會主義主導的市場和國外帝國主義控制的市場性質。其五,是哲學上的折衷主義,必然導致政治上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幾十年來中國社會中兩極分化和資本壟斷的形成,就是折衷主義的實際后果。在其誤導下,對國際資本的壟斷演變缺乏敏感,對金融壟斷、高技術壟斷、原材料壟斷等長期缺乏主動防范,麻痹于美元霸權下我財富輸出的金融陷阱,缺乏及時的戰略作為;用市場萬能論等資產階級理論解釋由兩極分化導致的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為淵驅魚;對市場促進資本集中、壟斷等發展存在盲目性,用市場手段解決人民群眾詬病已久的公共服務問題等等。折衷主義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方針政策的主要阻力之一。人民群眾對折衷主義最不買賬,看的也最清楚。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反復強調政治的重要性,把對立統一逐步運用到經濟工作的撥亂反正中去,在批評折衷主義中,不斷統一全黨思想,使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充滿了戰斗活力。今天,對折衷主義不進一步加以揭露和批評,我們就不可能完成黨中央決定的“十四五”目標和全面現代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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