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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玲：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內涵與價值

點擊：作者：劉曉玲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2-27 08:52:49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河北省阜平縣看望慰問困難群眾。這是習近平在龍泉關鎮駱駝灣村到困難群眾唐榮斌家看望。新華社記者蘭紅光攝】

【內容提要】全面總結和深刻把握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科學內涵、理論特質與當代價值，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與時代價值。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中國共產黨百年反貧困實踐的深刻總結，是新時代脫貧攻堅的理論指導。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以改善民生、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視激發貧困群體內生動力，構建社會大扶貧格局，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內源性、實效性與時代性。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不僅指導了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成為我國貧困治理和國家治理的科學指南，而且為世界反貧困實踐貢獻了中國智慧。

貧困問題是世界性難題。能否消除貧困是一個國家能否實現興旺發達、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貧困問題的解決，關乎人民的福祉，關乎黨的執政基礎，關乎民族國家的未來。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一直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直高度重視中國貧困治理，心系貧困地區的人民群眾，不斷開展貧困治理的調研，形成了一系列關于貧困治理的重要論述。在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指導下，新時代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中國貧困治理已然成為全球典范，“在2005年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將貧困人口減半的目標，比預期目標提前10年。計劃在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將再一次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全面認識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理論淵源，領會其科學內涵，把握其科學理論特質與當代價值，對于徹底解決中國的貧困問題，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乃至解決世界貧困問題，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理論淵源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既包含對歷史經驗的繼承和升華，也是對新時代貧困治理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

1. 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是對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反貧困思想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重要理論來源。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從制度層面分析和考察資本主義貧困問題并提出解決貧困問題的根本途徑。馬克思從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平等出發考察貧富差距現象，將貧困產生的根源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現實的社會制度聯系起來。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提出了“無產階級貧困源于資本主義制度”的觀點。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也指出：“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

因此，只有消滅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的根源。在反貧困的力量主體上，馬克思恩格斯提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只有通過廣大無產者的聯合，充分重視發揮人民群眾的歷史作用，推翻資本主義私有制，才能擺脫被剝削、被壓迫的境況，從而使廣大人民群眾擺脫貧困。在實現反貧困的具體路徑上，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一旦建立，作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要想改變工人階級的貧窮落后面貌，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生產力。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反貧困思想確立了我們分析貧困根源的唯物主義立場，指出了從根本上消除貧困的路徑和方向。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反貧困實踐和理論為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提供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實踐經驗和理論基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自覺肩負起貧困治理重任，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的中國化進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成果。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就明確指出，要想從根本上擺脫中國人民的貧困，就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只有這樣，才能徹底鏟除中國人民貧窮落后的總根源。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又迅速帶領人民群眾變革生產關系，將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同時進行，積極探索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以改變當時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國實際的反貧困總體思路與奮斗方向。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進一步認為中國要徹底擺脫貧困狀態，真正發展起來，一方面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必須堅持從基本國情出發，以改革為反貧困手段，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這些理論中包含了許多關于貧困與消除貧困的經典論述。歷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貧困的產生根源及其治理的認識，包括共同富裕的核心理念，以及各個階段貧困治理的實踐經驗，為我國貧困治理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解決農村貧困“最后一公里”問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重要理論來源。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的重要論述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和歷史上中國共產黨人從制度層面分析貧困根源的根本立場和消除貧困的有效方式，即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力發展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快速有效地實現脫貧。同時，習近平結合新的時代背景創新、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與歷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反貧困理論。習近平認為，在當前中國的新形勢下“大水漫灌”式扶貧已經無法有效地解決貧困問題，只有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才能最終消除貧困；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強化組織保證，才能發揮黨組織在扶貧攻堅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只有消除貧困、改善民生，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與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推動了中國共產黨人反貧困理論的新發展，開拓了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的新境界。

2. 中國共產黨百年反貧困偉大實踐

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確立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目標，一直在為消除人民的貧困不懈奮斗。從一定意義上講，我們黨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領導人民擺脫貧困的發展史。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啟了反貧困的偉大歷史進程；1927年，秋收起義，開辟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開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反貧困斗爭的最初探索；1949年，新中國成立，為反貧困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制度保障；1978年，改革開放大幕開啟，中國反貧困進入了重要的探索與創新階段，貧困人口大幅減少；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發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宣言，開啟了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進程；2020年，中華民族歷史性地擺脫絕對貧困，全體中國人民共同邁入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的新征程。

從建黨伊始到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反貧困走過的光輝歷程可分為六個階段。第一階段（1921-1949年）：革命式扶貧。1949年以前，造成中國貧困落后的根源是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因此，推翻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剝削制度，是鏟除貧困的根本之策。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終于在中華大地土崩瓦解，貧困農民獲得了土地，農村生產力得到了解放，從根本上保證貧困農民充分享有勞動成果，中國共產黨反貧困斗爭取得了第一次巨大勝利。第二階段（1949-1978年）：救濟式扶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民從此站了起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解決貧困問題奠定了制度基礎。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貧困人口數量龐大，財政困難，這個階段的反貧困主要采取救濟式扶貧，即通過自上而下的民政救濟系統救濟貧困人口。第三階段（1978-1985年）：體制式扶貧。這一階段處于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廣大農民獲得了土地承包權。這種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使得農村貧困狀況得到極大緩解。第四階段（1986-1994年）：開發式扶貧。1986年5月，成立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1993年改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隨后全國各省、市、縣陸續成立專門的扶貧機構，這標志著我國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開始啟動。第五階段（1994-2012年）：攻堅式扶貧。1994年3月，國家頒布八七扶貧攻堅計劃，我國進入攻堅式扶貧新階段。至2012年底，根據現行貧困標準全國還有近億農村貧困人口，消除絕對貧困現象依然任重道遠。第六階段（2013年至今）：精準扶貧。2013年11月，習近平在湖南十八洞村提出“精準扶貧”。從此，反貧困由“大水漫灌”向“精準滴灌”轉變，實現了由精準到縣到村再到戶的轉變。2017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作出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將脫貧攻堅提升到歷史新高度，貧困治理進入以精準扶貧為主的脫貧攻堅新階段。在這反貧困的探索中，隨著各個時期的減貧形勢變動，中國共產黨貧困治理的實踐不斷發展深化、不斷自我完善。到2020年底，我國脫貧攻堅已取得決定性勝利，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絕對貧困問題已得到歷史性解決。

偉大的實踐孕育偉大的思想，共產黨人長期以來消除貧困、為人民謀幸福的努力為新時代的貧困治理提供了深厚的歷史基礎。習近平正是在對中國共產黨反貧困探索歷程進行深刻總結基礎上，集其大成，與時俱進，形成了思想深邃、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不僅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科學指南，也為2020年后鞏固脫貧成效、治理和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助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和實踐指導。

二、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科學內涵與理論特質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以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高度重視貧困治理的戰略地位，強調黨對貧困治理的領導地位，提出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激發貧困治理的內生動力，構建社會大扶貧格局，實施陽光扶貧和一把手工程，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其邏輯嚴密，內涵豐富，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內源性、實效性與時代性。

1.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科學內涵

（1）消除貧困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社會主義發展中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貧困地區長期貧困，面貌長期得不到改變，群眾生活長期得不到明顯提高，那就沒有體現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也不是社會主義。”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社會主義本質要求和黨的初心使命出發，把解決貧困問題擺在最突出最優先的位置，把貧困治理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進行部署，把新時代脫貧攻堅戰略定位提升到新高度。習近平從“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戰略高度，深刻闡述中國貧困治理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黨的十九大明確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一，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把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重大政治任務，“各級黨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定信心、頑強奮斗，以更大決心、更強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堅決克服新冠疫情影響，堅決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堅決完成這項對中華民族、對人類都具有大意義的偉業”。在完成脫貧攻堅、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之際，也必然需要把緩解相對貧困、縮小發展差距作為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確保貧困治理經得起歷史和人民檢驗。

（2）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我國貧困治理的最艱巨的任務，也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重點關切。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家發展、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收官之年，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突出的短板在“三農”。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村貧困治理。習近平在多種場合多次強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是脫貧攻堅，最突出的短板在于農村還有七千多萬貧困人口”，“沒有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底線任務不能打任何折扣，我們黨向人民作出的承諾不能打任何折扣”“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這些論述蘊含著黨中央對于農村貧困人口的深切關心，對于解決好農村貧困問題的堅定決心和堅強意志。習近平指出，農村貧困治理最基本的標準就是“兩不愁三保障”，要時刻保持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緊迫感與使命感，堅決把工作做實做細做到位，確保“兩不愁三保障”真正落地。既要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也要補上“三農”領域短板，全力推進鞏固脫貧成效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惠及農村每一個角落，讓農業更強、農村更美、農民更富，讓老鄉有切切實實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習近平關于“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的重要論述體現著貧困治理的根本價值追求和奮斗理想。

（3）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核心內容。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在湖南花垣縣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的重要論述。自此，中國貧困治理進入了精準扶貧時期。習近平指出，要把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作為基本方略，“扶貧開發推進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于精準。搞大水漫灌、走馬觀花、大而化之、手榴彈炸跳蚤不行”。具體落到實處，要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做到“六個精準”基本要求，切實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的“四個問題”。第一，扶貧對象精準，解決和回答“扶持誰”問題。以合理有效的方式準確找到要扶持的貧困家庭和人口，找準致貧根本原因。第二，因村派人精準，解決和回答“誰來扶”問題。首要任務是選好第一書記，這是扶貧工作能否完成的關鍵因素。第三，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和措施到戶精準，解決和回答“怎么扶”問題。從精準扶貧的效果和長遠性出發，根據貧困人口致貧原因與發展需求，因地制宜、因人施助，科學安排扶貧項目，合理使用資金。認真落實每一個項目、每一項措施，通過扶貧項目精確到戶，確保家庭及個人積極參與扶貧項目，實現脫貧。第四，脫貧成效精準，解決和回答“如何退”問題。在精準扶貧措施實施完成后，對扶貧工作成效進行考核和評估，促進脫貧目標實現。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強調做到“六個精準”，解決“四個問題”，在具體實踐中逐步形成了我國貧困治理的新體系，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4）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激發貧困群體的內生動力，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目標要求。在貧困治理的具體戰略上，習近平鮮明提出了“扶貧先扶志”的重要論述，強調“扶貧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標，強調不僅僅要解決貧困群眾的物質生存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提升精神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而使貧困治理有了超越溫飽目標和面向美好生活的全新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貧困群眾是扶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黨和政府有責任幫助貧困群眾致富，但不能大包大攬”，要“激發內生動力，調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積極性”。新時代貧困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始終把激發貧困地區、貧困人口的內生動力作為扶貧開發的目標。堅持把貧困地區貧困人口作為脫貧的主體和動力，堅持把激發和培育內生脫貧動力擺在突出位置，“扶貧必扶智”，大力實施教育扶貧與健康扶貧，通過加強知識技能培訓、思想教育，提高貧困群眾的脫貧志氣、信心和行動力。通過實施控輟保學，提高義務教育鞏固率，切斷貧困代際傳遞。最大程度激發貧困人口參與生產發展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培育和提升貧困地區貧困群眾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習近平總書記的“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等重要論述，突出的是以人為中心，提振的是人的精氣神，培育的是人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是新時代貧困治理工作的重要指導原則與方法。

（5）構建“三位一體”大扶貧。構建扶貧大格局是中國扶貧攻堅的特色經驗。習近平指出，脫貧致富不僅僅是貧困地區的事，“扶貧開發是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責任，要動員和凝聚全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要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強化舉措，擴大成果”。貧困治理要以政府為主導，充分發揮社會、市場在扶貧開發中的重要作用，改變“政府熱、社會弱、市場冷”的狀況。要深化東西部扶貧協作和黨政機關定點扶貧，全面調動社會各界參與脫貧攻堅積極性，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互動，實現行業扶貧、專項扶貧和社會扶貧聯動。習近平“三位一體”大扶貧相關論述強調政府、市場、社會等相關主體及其行動要形成良性互動體系。不但需要政府主導，還需要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社會力量的參與和補充。構建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推進貧困治理由“政府主導分配、個人被動接受”的二元模式轉變為“政府宏觀指導、個人主動參與、社會共同合作”的“三足鼎立”格局，切實改變過去依靠政府“單打獨斗”的境況，全面激發社會合力扶貧，構建主體多元、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東西部協作的“協同作戰”體系，凝聚起全黨全社會積極有序參與貧困治理的巨大合力。“三位一體”大扶貧是指導我們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要方法論之一，彰顯了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的制度優勢，是習近平對于中國貧困治理的最新總結和創造性發展。

（6）陽光扶貧。貧困治理是一個政策執行與資源配置過程，如何避免形式主義的假扶貧、減少扶貧資源的“跑冒滴漏”，促進國家貧困治理政策的貫徹落實，保障扶貧脫貧實效，一直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習近平反復強調，要加強脫貧攻堅領域的作風建設，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強化監管，做到陽光扶貧、廉潔扶貧”。“脫貧計劃不能脫離實際隨意提前，扶貧標準不能隨意降低，決不能搞數字脫貧、虛假脫貧。要實施最嚴格的考核評估……加強督查問責。”“扶貧資金是貧困群眾的‘救命錢’，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更容不得動手腳、玩貓膩！要加強扶貧資金陽光化管理”。“要建立長效機制，對脫貧領域的突出問題，一經舉報，要追查到底。對查實的典型案件，要堅決予以曝光，嚴肅追究責任。對發現的作風問題，要舉一反三，完善政策措施，加強制度建設，扎緊制度籠子。”這些重要論述對建立和完善最嚴格的貧困治理效能考核評估制度提供了具體指導。按照陽光扶貧的管理要求，構建從省、市、縣、鄉到村的脫貧攻堅五級責任體制，對脫貧攻堅效果采取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評估和考核，并對考核結果執行嚴格的監督問責和懲處機制，嚴守脫貧攻堅的紅線和底線。陽光扶貧的提出，有效抑制了貧困治理工作中的違法違規現象，提升了貧困治理的群眾基礎，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成效提供了有力保障。

（7）一把手負責制。貧困治理是黨和政府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的職責所在，也是國家意志和戰略體現。習近平反復強調，“打贏脫貧攻堅戰，組織領導是保證”“必須堅持發揮各級黨委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落實脫貧攻堅一把手負責制，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為脫貧攻堅提供堅強政治保證”。貧困治理上升為省市縣鄉村五級書記一起抓的一把手工程，是極其重大、極為嚴肅的政治任務，更是各級黨政干部不可推卸的重大政治責任。他指出，在脫貧攻堅戰中，省委書記和省長要親力親為，縣委書記特別是貧困地區的縣委書記在發展上要勇于擔當、奮發有為。要把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選好一把手，配強領導班子，發揮好村組織在脫貧攻堅中的戰斗堡壘作用。這些重要論述強調黨對貧困治理的全面領導，發揮黨和政府的總覽全局的核心領導作用，發揮基層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不僅深刻指出共產黨的領導對于脫貧攻堅的重大意義，也為發揮其所具有的政治優勢與制度優勢指明了方向。堅持黨對貧困治理的領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中國貧困治理最大的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是中國貧困治理取得偉大成就的主要經驗，是對全球貧困治理體系的革命性創新。

（8）脫貧摘帽不是終點。從發達國家發展實踐和中國貧困治理的歷史和現實來看，打贏脫貧攻堅戰、歷史性解決絕對貧困問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并不意味著中國貧困問題的終結，相對貧困現象將長期存在。因此，習近平指出，要保持脫貧攻堅政策穩定，“對退出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要保持現有幫扶政策總體穩定，扶上馬送一程。可以考慮設個過渡期，過渡期內，要嚴格落實摘帽不摘責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幫扶、摘帽不摘監管的要求，主要政策措施不能急剎車，駐村工作隊不能撤”；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要針對主要矛盾的變化，理清工作思路，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這些論述指明了打贏脫貧攻堅戰后開展貧困治理工作的方向。隨著貧困縣全部摘帽，貧困治理由脫貧攻堅全面轉向鞏固脫貧成效、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的新階段。只有進一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才能為鄉村振興奠定基礎。只有實現鄉村振興，才能徹底解決貧困問題。脫貧摘帽不是終點，把貧困治理與鄉村振興戰略有機結合，立足長遠，久久為功，這是習近平貧困治理論述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創新。

2.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理論特質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具有鮮明的理論特質，是集人民性、內源性、實效性、時代性于一體的科學體系，是當前和未來貧困治理工作的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

（1）人民性。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遵循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始終將擺脫貧困視為為人民謀幸福、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途徑。習近平指出，“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我們要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使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穩步邁進”。習近平反復強調，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和方法，以全體人民的發展為價值追求，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根本目標，始終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讓全體人民能夠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逐步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人民性的集中體現。

（2）內源性。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立足長遠，強調內源性，即貧困治理不光是借助外力幫扶解決溫飽問題，更重要的是幫助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獲得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意識和能力。他指出，貧困治理需要激發內生動力，調動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積極性，“貧困地區發展要靠內生動力……一個地方必須有產業，有勞動力，內外結合才能發展”。只有擁有內生動力和自我“造血”功能，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才能可持續，避免“返貧”。習近平的“內源扶貧”思想強調貧困的根源是人不是物，扶貧不能見物不見人，需要志智雙扶。他反復強調，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努力讓人民過上更好生活是黨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但并不是說黨和國家要大包大攬。要鼓勵個人努力工作、勤勞致富……讓每個人通過努力都有成功機會”。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把提高人民群眾的精神境界，提振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信心和勇氣，強化貧困地區的自我發展能力擺在優先發展的地位，指出要大力發展鄉村教育，確保鄉村兒童受到更好更公平的教育。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強調既要用好外力，又要激活內生動力，增強貧困群眾在扶貧扶志中的參與感、價值感與獲得感，從而實現可持久、有質量的脫貧目標，這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內源性的重要體現。

（3）實效性。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強調貧困治理的關鍵就是要獲得實實在在的成效。在貧困治理的過程中立足地區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地提出針對性方案，加強治理過程監管和階段性成效考核，加強督導問責，切實解決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如何退的根本問題，確保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確保扶貧成果不反復。他指出：“打好脫貧攻堅戰，關鍵是聚焦再聚焦、精準再精準，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精細的工作，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準幫扶。”“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彈炸跳蚤，因村因戶因人施策，對癥下藥、精準滴灌、靶向治療，扶貧扶到點上扶到根上。”這些論述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扶貧開發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通過對過去“大水漫灌”等扶貧工作方式方法的根本性改革，提高脫貧攻堅的精準度和實效性。這些以“繡花式”功夫強力聚焦實效性的新思維和新舉措，確保扶貧工作務實、脫貧過程扎實、脫貧結果真實，使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使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的進展，這是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實效性的最好證明。

（4）時代性。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邁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征程中，如何解決中國的絕對貧困特別是中國農村的深度貧困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首要問題，也是新時代賦予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歷史使命。習近平從實現我們黨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出發，深刻分析和準確把握我國貧困特征及其演變，不斷推進減貧脫貧理論創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實際，具有時代特征，體現社會發展規律的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習近平多次指出，我國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關鍵是要把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補上，“農村貧困人口脫貧是最突出的短板”，“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為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了科學指南。在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指導下，我國創造了中國減貧史、世界減貧史上的最好成績，為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減貧目標的實現提供借鑒和參考，并為世界反貧困貢獻了中國智慧和方案，具有重大的時代價值。

三、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當代價值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指導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推動我國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為世界反貧困理論與實踐創新貢獻了中國智慧。

第一，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反貧困實踐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是在全面吸收、提煉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全面總結中國人民擺脫貧困的偉大實踐基礎上，深入分析新時代制約人民群眾脫貧致富的重點難點問題，突出貧困治理的全面系統、精準實效、可持續發展，堅持了中國共產黨看待和分析貧困問題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豐富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理論，為新時代脫貧攻堅“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指明了方向，為馬克思主義反貧困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鏗鏘有力的時代表達，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解決新時代中國具體問題的成功典范。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將脫貧攻堅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從治國理政的政治高度推出一系列方針、政策。脫貧攻堅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貧困治理領域的偉大實踐，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核心，圍繞著精準不斷創新體制機制，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發展并成熟于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它是指引中國反貧困實踐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發展的指導思想。

第二，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是指引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行動指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突出位置，貧困治理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前所未有。習近平反復強調，把脫貧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硬任務，“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體現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消除貧困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重要主張。在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指導下，全國上下齊心聚力攻堅，我國貧困治理成績斐然，大大促進了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明顯改善了貧困地區的基本生產生活條件，歷史性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譜寫了人類反貧困歷史新篇章。

沒有農村的小康，特別是沒有貧困地區的小康，就沒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僅任務直接相關，而且時間緊密銜接，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前提和關鍵環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脫貧攻堅的強大動力和必然成果。脫貧攻堅的決定性勝利這一事實，充分彰顯了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的真理力量，為補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了重要基石。

第三，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作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關于精準扶貧、內源扶貧、社會大扶貧、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等的提出，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為核心，極大地拓展了治國理政思想的廣度和深度。精準扶貧方略不僅是扶貧開發在新時期的延續，更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治國理政的新實踐，是完善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載體。在扶貧、治貧、脫貧的長期實踐中，貧困治理與國家治理協同推進，黨中央確定的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得到了貫徹，四梁八柱的頂層設計基本形成，各項決策部署得到較好落實，建立了貧困治理體系。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高度概括了脫貧攻堅的五大經驗，即加強領導是根本、把握精準是要義、增加投入是保障、各方參與是合力、群眾參與是基礎。他強調，脫貧攻堅“要強化領導責任、強化資金投入、強化部門協同、強化東西協作、強化社會合力、強化基層活力、強化任務落實”。“七個強化”實質上是對五條基本經驗的再動員、再部署，指明了推進國家貧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路徑。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不僅有利于推動貧困地區實現更好更快可持續發展，提升貧困地區自我發展及其鄉村治理能力，提升國家貧困治理水平，也有助于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第四，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不僅為中國貧困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為世界反貧困實踐提供了中國智慧。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主要側重于國內貧困問題的解決，但其影響力卻遠遠不限于國內反貧困實踐，而是彰顯了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習近平強調，消除貧困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是全人類的共同使命。作為大國領袖，習近平以天下為己任，心系人類發展，提出構建一個沒有貧困、共同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他曾在2015年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重申中國對全球減貧事業的堅定承諾，發出了著力加快全球減貧進程、著力加強減貧發展合作、著力改善國際發展環境等倡議，展現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風范和擔當。中國作為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貧困問題也是世界貧困問題。我國脫貧攻堅的成果充分體現了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為解決貧困問題作出了中國貢獻，提供了中國智慧。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脫貧攻堅的戰略地位，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堅持黨對貧困治理的全面領導，堅持構建大扶貧格局等，其中蘊含的對貧困問題的深刻認知、對貧困治理規律的準確把握、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巨大創新，不僅為中國貧困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契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符合人類歷史發展的方向，為世界反貧困找到了具體方法，為世界反貧困貢獻了中國力量，彰顯了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的那樣，“精準減貧方略是幫助最貧困人口、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宏偉目標的唯一途徑”。

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實事求是，其解決貧困問題的科學方法論原則、提出問題的現實依據等，不僅符合社會主義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需要，也適合資本主義國家化解貧困問題的需要，為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進行貧困治理提供了借鑒。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論述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堅持通過貧困治理幫助世界人民實現美好生活，這為世界歷史指明了清晰的發展路徑，為推進人類進步事業和解決發展不平衡、南北差異等問題提供了現實路徑，為推動世界歷史向前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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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3]黃承偉、劉杰等：《中國，對貧困說不》，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

[4]陸漢文、黃承偉主編：《中國精準扶貧發展報告（201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5]《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作者系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授權】，原刊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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