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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清牟雨璇：共產國際解散后中國共產黨的危機應對

點擊：作者：夏清牟雨璇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1-02-27 09:19:51

【1943年毛澤東在延安作報告】

1943年5 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國民黨頑固派借機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對中國共產黨進行輿論和軍事進攻，妄圖否定中國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甚至“解散中國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輿論攻勢和軍事進攻，中國共產黨采取多種舉措冷靜應對，既成功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攻擊，又統一了黨內思想，增強了組織力和凝聚力。本文結合相關資料，對中國共產黨在此次危機應對中的戰略策略和方法舉措，作出一些歸納分析，以期對今天我們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挑戰有所助益。

一、共產國際解散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危機

共產國際宣布解散的消息傳至國內后，在蔣介石的部署下，國民黨中宣部借機組織發動了針對中國共產黨的輿論攻擊，聲稱共產國際解散表明“過去欲發動世界革命為不合時代要求”，而“中共已因共產國際之消滅而失其領導機構”，因此“中共實無存在之必要”。很顯然，其意圖在于通過將此國際事件嫁接到國內政治領域，從而達到否定中共存在合法性、消滅共產黨的目的。

從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確實與共產國際關系密切，受共產國際指導，但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已經在中國革命實踐的淬煉中逐漸成熟起來，擁有和堅持著自身的獨立性，并非共產國際的“傳聲筒”。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輿論攻擊，中共又必須應對和解決來自外部與內部的雙重危機。外部危機是國民黨頑固派借機制造的反共輿論與可能的軍事進攻。

共產國際解散的消息傳到國內后，國民黨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出版社密集發行了22 本有關“共產國際解散”的專題書籍、70 余篇文章，聲稱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既然共產國際已經解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中共也逃不出“消滅”的“歷史定律”。

在進行輿論攻擊的同時，國民黨頑固派還著手準備以軍事行動消滅中共。1943 年6 月，蔣介石詢問駐軍西北的胡宗南關于軍事籌備的情況，授意其將部隊調至延安外圍，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內部危機則是共產國際的解散在中共黨內及邊區部分人士中引起的思想上的疑慮與分歧。

比如，蕭軍在日記中表露：“人們因了第三國際的解散，正在討論革命是和平轉變呢，還是暴力革命呢？據我看，這兩者可能全存在著。這要看各國革命的主觀力量如何，而以前者更可能性大些。”

此時，蔣介石也得到所謂“中共內部之心理已期分化”的情報，認為對中共的宣傳應當“注重于其內部之動搖與分化”。因此，綜合這兩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要應對國民黨頑固派的輿論攻勢和軍事進攻，同時還要糾正黨內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和中國革命方向與前途的模糊和錯誤認識，統一思想，團結一致爭取抗戰勝利。

二、中國共產黨應對國民黨頑固派輿論和軍事攻擊的主要舉措

面對共產國際解散后出現的復雜情況，中國共產黨沉著應對，同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輿論和軍事進攻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一）沉穩冷靜，在對客觀形勢進行正確研判的基礎上正面發聲。對于共產國際的解散，中國共產黨及時得到了消息，但為穩妥起見并未貿然發聲。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便給毛澤東發電告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將于22日公布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請中共中央在討論這一提議后將意見告知。

21日，毛澤東緊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先由毛澤東復電表示贊成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待共產國際公開宣布解散共產國際組織的提議后，中央再做決定。隨后，毛澤東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指示其在收到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文件后，與各報同時在《新華日報》發表，先“不作評論”，“俟收到中央決定后即公布中央決定，并發表擁護之社論”。

22日，蘇聯《真理報》正式發布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當天，周恩來在會見外國記者時謹慎表態：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共產國際七大以來幫助各國抗戰“自然發展”的結果，中國共產黨自共產國際七大之后對本國問題一向自主決定，針對共產國際解散一事中共中央將在之后發表決定。

5月26日，中共中央拿到《真理報》發表的決定后，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

《決定》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自即日起，中國共產黨解除對于共產國際的章程和歷次大會決議所規定的各種義務；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時期中，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在現在的各種條件下，各國共產黨更加需要根據自己民族的特殊情況和歷史條件，獨立地解決一切問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斗爭中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很久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中國共產黨人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于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

《決定》清楚地講明了中國共產黨對于共產國際解散所采取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講明了共產國際解散的基本情況、歷史原因及影響，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已經能夠完全獨立地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自己的革命實踐；共產國際的解散，不僅不會削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事業，反而“將使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心與創造性更加加強，將使黨與中國人民的聯系更加鞏固，將使黨的戰斗力量更加提高”。

26日晚，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了延安干部大會，毛澤東向大會作關于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對共產國際在它存在的整個歷史時期中的巨大功勞予以肯定，同時指出：“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斗爭的需要了，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各國革命的發展?，F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的必要了。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使各國共產黨更加民族化。”

基于此，毛澤東突出強調中國共產黨人要更加懂得自己的歷史責任，發揮高度的創造力。他強調指出：“有兩種團結是絕對必要的，一種是黨內的團結，一種是黨和人民的團結，這些就是戰勝艱難環境的無價之寶。全黨同志必須團結在中央的周圍，只要共產黨人團結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困難的環境，都會向我們投降的。”

中共中央的決定和毛澤東的報告，清楚地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團結一致繼續為抗戰勝利努力奮斗的決心。5月 26日，周恩來電告毛澤東并中共中央書記處稱，國民黨將于三天內就共產國際解散一事發表宣言，要求中共交出軍權和政權。估計國民黨對邊區的挑釁有可能擴大，建議中央立即發表決定，以免國民黨搶先。

26日當夜，毛澤東即致電周恩來，告知中央已就共產國際解散作出決定，并將通過戰報發去，要求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發表該文的同時將文件交塔斯社駐渝代表，并請其全文發莫斯科。

27日，《解放日報》發布《決定》。28日，《解放日報》在首版刊登了社論《論共產國際底解散》與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所作以《關于共產國際解散的報告》為題的講話。此后，各根據地分別召開干部大會傳達中央的意見。

（二）針鋒相對地回擊國民黨頑固派的污蔑造謠和軍事進攻，有理有利有節地開展輿論和軍事斗爭。中共中央公開發布《決定》和毛澤東的報告，起到了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用，但國民黨頑固派對此熟視無睹，置抗戰大業和民族大義于不顧，不僅不收斂其污蔑造謠，甚至密謀采取軍事行動，急于消滅共產黨。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的直接挑釁和攻擊，中國共產黨抓住問題的根本，從團結一致爭取抗戰勝利的民族大義出發，把正面引導和輿論斗爭結合起來，把宣傳反擊和軍事反擊結合起來，成功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

其一，從民族大義和抗戰大局出發，把宣傳黨的抗戰實績和揭發國民黨的陰謀結合起來，呼吁國共兩黨應團結起來爭取抗戰勝利。1943年6月4日，周恩來召開南方局會議，對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可能采取的方針進行分析，并制定了對策，指出在政治上要努力分化頑固分子，教育民主分子，爭取更多支持，在宣傳上要宣傳我方抗戰、建設的成績，宣傳我方堅持團結、民主的主張和事實，宣傳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輔之以揭發敵偽的陰謀和國民黨當局政策的矛盾。

6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從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三個層面解讀共產國際的解散。社論指出：“共產國際的解散，表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又到了一個更新的和更高的階段”，“馬克思主義之將在全世界繼續發展，乃是一種具有歷史必然性的不可抵抗的現象，而決不以任何國際中心的存在和幫助為其必要前提”；“覺悟的人類，有這種國際組織也好，有那種國際組織也好，甚至完全沒有任何國際組織也好，其不分國家民族而團結一致，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這就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角度講清楚了共產國際的解散并不是共產主義的失敗，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發展，有力回擊了國民黨宣稱的“共產主義在世界即將消亡”的錯誤論調。更為關鍵的是，社論最后從團結一致爭取抗戰勝利的高度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最民族化的政黨”，呼吁“迅速地將兩黨間的關系予以調整和改善”，把握住“一天比一天更加有利于中國的抗戰”的國際局勢，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克服國內困難，促進抗戰勝利，這樣才“算是沒有錯過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有利條件，沒有辜負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件大事了”。

其二，加大宣傳力度，積極開展輿論斗爭和軍事斗爭。中國共產黨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呼聲沒能喚醒一心消滅共產黨的國民黨頑固派，1943年7月，國民黨頑固派在進行輿論攻擊的同時加緊了軍事進攻。

7月3日、4日，毛澤東在給周恩來、林彪、董必武等的電報中，通報了胡宗南部進攻邊區的最新軍事動向，指出“內戰危機，空前嚴重”，“戰事有在數日內爆發的可能”，要求周恩來等同國民黨方面進行交涉，盡快采取措施制止。

6日，國民黨當局禁止《新華日報》刊登《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當夜派軍隊包圍報館。同日，國民黨政府官方通訊社——中央通訊社發表一條公開反共、破壞團結的新聞，稱：“西安各文化團體曾于第三國際解散后舉行座談會，討論國際局勢，并經決議聯名電延安毛澤東先生，促其自覺，及時解散共黨組織，放棄邊區割據。”

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對付國民黨反共宣傳及其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此次蔣介石、胡宗南調集河防兵力積極準備進攻邊區，國民黨公開宣傳“取消中共”“取消邊區”，制造反共輿論的舉動，是他們企圖利用共產國際解散機會，實行軍事壓迫、政治陰謀，企圖解散中共、取消邊區、取消八路軍的反動行為。我們要以宣傳對付他們的反共宣傳，以軍事對付他們的軍事進攻。會議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作出四項反擊決定。

7日下午，胡宗南炮擊陜甘寧邊區關中分區駐軍前沿警戒陣地。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電報，指出：“國民黨乘共產國際解散機會，準備以武力進攻陜甘寧邊區，迫我就范。同時發動宣傳攻擊，以造成反共輿論”，“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準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

他要求，“各地應響應延安的宣傳，在七月內先后動員當地輿論，并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并援助陜甘寧邊區之自衛戰爭”。電報中還指出，“應將延安發表諸文件及當地發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給予干部閱讀并發動討論”，以“乘此機會加強黨內教育與人民教育”。

9日，延安各界群眾三萬余人舉行了紀念抗戰六周年大會，大會發出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通電揭露了國民黨軍隊一個月以來積極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和國民黨“中央社”發出的破壞團結抗戰的反動言論，要求蔣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圍邊區的國民黨軍隊，避免內戰，嚴懲挑撥內戰的反共特務分子和通敵叛國的漢奸。

毛澤東在此日給董必武、周子健的電報中，指示他們要利用多種渠道，廣泛散發揭露國民黨當局反共和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的各種文電材料，指出“此種工作甚為重要”，“此種宣傳品散發愈普遍則愈于我方有利，請用全部精力組織此事”。同在此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稱，已調晉西北四個團渡河南開準備作戰，并預備從五臺、太行抽調十個團西開應變。

中國共產黨采取的宣傳和軍事反擊同時進行的方法，不僅在宣傳輿論戰場有力打擊了國民黨，讓國民黨受到國內國外輿論的指責，而且在軍事上迫使蔣、胡不得不改變計劃，聲明“誤會”，下令撤退，成功克服了內戰危機。

其三，深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本質和破壞抗戰的種種行徑。7月 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毛澤東寫的社論《質問國民黨》，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懲辦漢奸賣國賊，而極力反共、破壞抗戰大局和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這種親痛仇快的行徑，提出嚴正的質問和抗議。

社論指出，國民黨調動本應用于“對付日寇”的部隊用以包圍和攻擊延安，以致河防地帶空虛。一方面，包圍延安，企圖挑起內戰，是“破壞團結”；另一方面，將原有的抗戰部隊用于內戰，是“破壞抗戰”。社論還進一步揭露了國民黨的險惡政治目的和其反動本質：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在圖謀解散共產黨一事上“忙得不可開交”，“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漢奸黨和日本黨”，“盼望馬克思列寧主義破產”，卻對“汪精衛的三民主義與德意日的法西斯主義不置一詞”，原因就在于“你們和他們之間，都有許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其四，集中火力批駁《中國之命運》一書，擊碎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反共輿論的立論基礎。1943年3月，由蔣介石授意、陶希圣執筆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該書公開反對共產主義，著力渲染“一個主義”“一個黨”，為國民黨一黨獨裁作理論粉飾。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頑固派針對共產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攻擊論調大多以此為據，因此，要打贏這場輿論戰，必須集中力量對此書進行徹底的批判。

7月中旬，董必武致電中共中央，建議組織力量開展對《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批判。7月18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再接再厲，消滅內戰危險》，不點名地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是“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經典”。

2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轉各區黨委電，要求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評〈中國之命運〉》一文，各地收到后要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并印成小冊子，并要求廣大干部細讀，還要將其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同日，毛澤東致電董必武指出：“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國際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將攻蘇，故蔣企圖以宣傳攻勢動搖我黨，以軍事壓迫逼我就范。乃事機不密，為我黨揭穿，通電全國，迎頭痛擊，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認（如胡、徐等復電），盡量敷衍（如對周、林），并稍示和緩（邊境已有兩個師后撤）。但實際上目前軍事準備決不會放松，政治壓迫亦必會加緊（如七七封鎖新華，日前檢查渝辦）。”毛澤東指出，“為徹底揭穿其陰謀并回答其自皖變以來的宣傳攻勢計”，除已發之通電及解放社論外，還要發表文章駁斥《中國之命運》一書，“以便在中國人民面前從思想上理論上揭露蔣之封建的買辦的中國法西斯體系，并鞏固我黨自己和影響美、英各國，各小黨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

毛澤東的這段話清晰透辟地講明了共產國際解散后國民黨頑固派反共行動的事實及中國共產黨采取的措施和成效，揭示了批判《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思想理論層面和實際斗爭中的重要作用。

（三）開展“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法西斯主義本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共產黨一直都強調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世界意義。

1943年6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抗戰與民主不可分離》。社論指出，“現在所進行著的世界戰爭，乃是兩個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原則與民主的政治原則之間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共同在民主的旗幟之下反對法西斯主義”。

社論旗幟鮮明地批判了“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指出它打著“三民主義”的幌子，赤裸裸地主張“盲從領袖”“全民政治”“全民經濟”的獨裁，反對共產黨，壓迫人民大眾，一切民主自由被它摧毀無遺。因此，要爭取抗戰勝利，促進人類正義的勝利，就要“正確的進行抗戰與民主的教育，反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批判矛頭直指國民黨反動派。

1943年7月25日，墨索里尼倒臺的消息傳至國內。8月2日，在延安歡迎會上的演說中，周恩來回顧了此前共產國際解散之后國內的質疑之聲，針鋒相對地指出，“中國共產黨不僅不會因為你們的造謠中傷而分裂，反而會因為你們的陰謀破壞而更加警覺，更加團結，更加鞏固起來！”

他強調，“共產主義不但適用于中國，而且它經過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運用和發展，已經和中國民族的解放運動、中國人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而成為在中國土地上生根的共產主義了”；中國共產黨的靠山不是共產國際，而是中國的人民；共產國際解散后，“中國共產黨將要更負責地更獨立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8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第二部的開學典禮上指出，“外國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國主義的；中國的法西斯是買辦的、封建的，它沒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沒有侵略的性質，但它是反對人民的”。

8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為了揭穿國民黨的實質并教育革命隊伍，擬于八、九兩月發動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運動，通電全國要求取消各種特務組織，嚴禁傳播法西斯主義思想。”

【1943年毛澤東與周恩來在延安】

11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就發動“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致電董必武，指出：“邊區軍事雖稍緩和，但國民黨的武裝準備并未放松，其宣傳斗爭則更加緊，各地參議會、新聞、文化、婦女等團體請解散中共電，已有十多處，中央社更發反共社論、專電動員輿論。”“此間除繼續廣播評《中國之命運》各文外，擬于八、九兩月發動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通電全國，主張取消各種特務組織，嚴禁傳播法西斯主義思想，以揭穿蔣記國民黨實質，并教育自己。”電報同意重慶、桂林的文化界進行反壓迫的抗議，并指示重慶《新華日報》和《群眾》雜志應“多登載反法西斯主義文章，以開展思想斗爭”。

16日，周恩來起草《論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新專制主義》報告提綱，闡釋了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的特點，直接指出蔣介石國民黨就是法西斯主義。提綱稱：“蔣介石的國家觀是新專制主義的個人獨裁”，在世界法西斯主義走向死亡之際，“中國法西斯主義決難獨存”，因此中國抗戰的勝利前途“一定是新民主主義的”。

2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請重慶看羅馬》稱：“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的解散，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沒有影響任何一個國家的共產黨的存在，但是意大利法西斯黨（世界歷史最早最久的法西斯黨）的解散，卻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影響了一切國家的法西斯黨的存在。國民黨顯然也是受了嚴重的影響。”

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在墨索里尼倒臺之后乘勢發動的“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將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批判置于世界反法西斯主義斗爭的大框架下，并將其擴大為“法西斯主義與民主”的斗爭，進一步提升了批判的力度和深度。

三、加強黨內教育，推進黨內整頓，提高應對和化解危機的能力

面對危機，如何應對，如何化危為機，考驗著一個政黨的能力與智慧。共產國際解散之時，正值中國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末期，中國共產黨此時正開展整風運動，鞏固爭取抗戰勝利的思想基礎。然而共產國際的解散，加上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仍然給中共黨內帶來了一些思想認識問題。

比如，一些同志對政治方向和革命未來認識不清，在關于國民黨反動派的本質以及如何應對其輿論及軍事進攻上存在一些錯誤觀點。為此，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進行輿論斗爭和軍事斗爭的同時，適時開展黨內教育和整頓，統一黨內思想認識，增強自身凝聚力和組織力，成功地化危為機，不僅沒有被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共浪潮擊垮，反而更為成熟和強大。

（一）開展關于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集中教育。1943年8月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了歐洲、日本和中國的時局。他指出：“墨索里尼倒臺后，意大利新首相雖然宣稱要繼續打下去，但現在的局面是不利于打而利于講和，英、美也要求意大利無條件投降。墨索里尼倒臺，日本十分重視，加強對國民黨的誘降政策，國民黨最近到處發動輿論，鼓吹取消邊區、取消中共。”

鑒于此種形勢，此次會議決定，“委托中央總學委對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全體人員進行對國民黨（包括三民主義與蔣介石）的正確認識及對國民黨的正確政策（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的教育工作”，抓住時機對在此次斗爭中黨內出現的對于共產國際解散和國民黨反共宣傳的不正確認識進行集中整頓，鞏固后續更好地進行斗爭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根據此次會議決定，8月5日，中央總學委發出了《關于進行一次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根據當前形勢，“有系統地進行一次關于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實為迫切的需要”。“應該指出：自從抗戰以來，黨內即有不少的一部分同志對今天的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及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不正確的了解，因而在實踐上亦犯了許多錯誤，雖經毛澤東同志與黨中央多次糾正，但這些問題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至今仍未徹底解決。在審查干部的工作中，在共產國際解散的討論中，在這次反對國民黨進攻邊區的斗爭中，證明不僅許多青年黨員的思想中還保存許多錯誤觀點，即老黨員中亦有些人有這種觀點。因此，教育全黨同志把這些問題（國民黨、三民主義、蔣介石）徹底弄清楚，無論對于目前保衛邊區和審查干部的工作上，或對于從思想上政治上使黨更加鞏固、統一和布爾塞維克化的事業上，都是有極端重大的意義的。而為達此目的，三朝兩日，輕描淡寫，畏首畏尾，心不在焉的方式是完全不濟事的。因此，中央總學委決定自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的半個月中，各單位一律以主要力量來進行這個教育。”通知還明確規定了此次學習的主要文件材料，以及為保障學習有計劃地進行而應采取的具體步驟和措施。

（二）加強階級教育，強調統一戰線中黨的獨立性與階級立場。統一戰線中階級與民族的關系是自抗戰以來中國共產黨反復闡述和強調的問題。面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反共的行徑，中國共產黨努力維護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著力加強階級教育，發揚斗爭精神，同國民黨頑固派進行堅決的斗爭。

1943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關于國民黨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和中央的對策問題。會議決定：除繼續在全黨貫徹整頓三風、精兵簡政、一元化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產、審查干部外，迅速進行下列工作：實行政治攻勢，打擊國民黨的反共氣焰；在軍事上進行必要的準備，調若干兵力來陜甘寧邊區和晉西北根據地；加緊進行清查特務奸細的普遍突擊運動及反特務的宣傳教育；加強黨內外的階級教育；加強對國民黨罪惡行為、反動思想、反動政策的揭露。

8月8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共產黨員不僅要有民族立場，還要有階級立場”。9月3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指出，過去大后方黨內階級教育“多偏重對斗爭策略的解釋和討論，現應深入到瓦解和肅清大后方黨內從武漢抗戰時期種下的對國民黨的階級投降主義的一些殘留思想”。

10月5日，毛澤東指示，自10月6日起，《解放日報》及新華社一切揭露國民黨的稿件暫時停止刊發，“以示緩和”，以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黨內階級教育，繼續進行，絕不停止”。

10月2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關于進行階級教育問題的通知》，指示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宣傳戰暫告一段落，但是各地的階級教育，“仍應毫不放松地有系統地進行之”。

（三）整頓黨報黨刊，厘清黨的宣傳思想和文化文藝工作路線的立場與方向。在宣傳思想和輿論斗爭戰線上，黨報黨刊扮演著重要角色。加強黨報黨刊的黨性和戰斗力，進一步厘清黨報黨刊的根本立場和工作方向，充分發揮其在對敵斗爭、化解危機中的重要作用，是中國共產黨此次與國民黨頑固派進行輿論斗爭的一項重點工作。

1942年 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黨的文藝工作和宣傳思想工作提供了科學指導。1943年10月，《解放日報》正式發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講話》突出強調共產黨員要重視立場問題，堅持黨性和貫徹黨的政策，使文藝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

10月20日，中央總學委下發關于學習毛澤東《講話》的通知，要求各地黨組織收到通知后，必須將這篇講話當作整風的必讀文件，在黨員、干部中進行深刻的學習和研究，并將其規定為今后干部學校與在職干部必修的一課，還指出應當盡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廣大的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外人士中去。隨后，各根據地的黨報黨刊由此展開進一步整頓。通過總結此次輿論斗爭的經驗，對黨報黨刊存在的問題進行整頓，進一步提高了黨報黨刊的黨性和戰斗力

四、結語

整體而言，中國共產黨在此次危機應對中主要積累了以下幾方面的經驗：一是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成功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行動。在面臨國民黨頑固派的蓄意挑釁之時，中國共產黨并未貿然出擊，而是冷靜等待最佳時機進行回擊；在國民黨頑固派的攻擊勢力有所減弱之時，中共并未就此停止行動，而是進一步揭露其反共反人民的本質。

二是善于把握和統籌國際形勢與國內局勢，借助國內外環境中的有利因素，推動斗爭局勢整體好轉。一方面，借歐洲戰局的變動特別是墨索里尼政府倒臺一事，開展“反中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將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框架之中，同時又抓住美蘇計劃聯合開辟歐洲第二戰場因而希望保持東亞戰場的穩定、反對中國內戰的態度，進一步孤立國民黨頑固派。

三是通過加強黨內教育和整頓，有效提高了自身組織力和凝聚力，增強了黨內思想和組織上的團結統一，進一步提高了自身應對復雜局面和風險挑戰的能力。

通過努力，中國共產黨不僅成功應對了共產國際解散后所面臨的內外危機，積累了豐富的危機應對經驗，而且化被動為主動、把危機轉化為自身發展的良機，有力推動了黨的自身建設和革命事業的發展。這充分體現出一個成熟政黨的能力和格局，也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壯大并帶領中國人民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制勝機理。

（作者：夏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牟雨璇，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的文獻”，原刊于《黨的文獻》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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