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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共產國際的解散，真的如沈志華所說的那么“突然”嗎？——重訪革命史之三十九

點擊：作者：曹征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6-11 12:3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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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的解散，真的如沈志華所說的那么“突然”嗎？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九）

曹征路

　　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做出《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5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決定，完全同意解散共產國際。至此，共產國際走完了它24年的歷程。

　　作為全球性的政治組織，共產國際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有多大，它的結束對中國國內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有多大，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其實早在1941年，斯大林就認為共產國際沒必要繼續存在。這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20日深夜，斯大林向蘇聯主要黨政軍領導人介紹了他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的談話。然后他就共產國際的存在講了一大段話。斯大林說：

　　“一些黨（指美國共產黨，1940年11月為適應美國的法律，共產國際同意美國共產黨退出共產國際）從共產國際季米特洛夫那里出來了，這并不是壞事。正相反，各國共產黨應成為完全獨立的黨，而不是共產國際下面的支部……不同國家中的情況和任務完全不同。在英國是一個樣，在德國又是一個樣，在其他國家也是如此。當各國共產黨按此方式得到鞏固時，再重新恢復它們的國際組織。國際是馬克思時期建立的，當時正期待著即將發生世界革命。列寧時期的共產國際是在同樣形勢下建立的。當前，每個國家本國的任務突出了，然而，各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國際組織下面的支部這種狀況是個障礙……請不要抓住昨天不放。應認真考慮已經形成的新的條件……”

　　他說的新條件就是蘇聯不能同時應付東西兩個方向上的作戰，蘇聯的國家戰略必須做出調整。這也是他要求中共在抗日統一戰線中，必須服從統一戰線、不能太強調獨立自主的原因。

　　到了1942 年，以蘇、美、英、中等26 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的《聯合國家宣言》為標志的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形成，特別是在1943 年2 月2 日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勝利之后，蘇聯軍隊開始向德國發起全面進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發生了重大轉折。但是，希特勒在全國實行總動員，并在南部戰線發起反擊。

　　此時，由蘇、美、英多次磋商的西歐第二戰場遲遲不能開辟，各自都有自己的盤算。結果，德國1943 年3 月16 日又重新占領了哈爾科夫，3 月18 日占領別爾哥羅德，企圖在庫爾斯克地區挫敗蘇軍主力部隊，奪回戰略主動權。因此蘇聯當時的處境迫切需要英、美盟國的合作，在歐洲盡快開辟第二戰場，以牽制德軍一部分兵力。

　　到1943 年春，終于把解散共產國際的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考慮到當時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內部的實際狀況，與執委會的主要成員進行了多次溝通，1943年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介紹了決議草案。大家認為，向共產國際各支部提出的草案原則上和政治上是正確的。與此同時決議草案傳送給了波立特、毛澤東、鐵托、芬德爾、杜克洛、白勞德（拉丁美洲）、林徳羅特（瑞典）等各國共產黨負責人。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這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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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醞釀了兩年的決定，到了那個自稱掌握了蘇聯秘密檔案的沈志華的嘴巴里卻變成了：

　　“所以斯大林突然下令，就是在1943年5月解散了第三國際，我們也叫共產國際。共產國際解散的時候，連季米特洛夫都非常吃驚，斯大林事先沒有跟他講，也沒有開會商量。”

　　這種胡說八道只能證明這個人不具備研究歷史的基本條件，連印證資料的能力都沒有。

　　為了說明斯大林“突然”，他還編了一個時間上的理由，說是“為了搶在丘吉爾訪美之前”，才突然宣布的，意思是斯大林把解散共產國際當禮品搶先送給丘吉爾。只要查一查《丘吉爾致斯大林的私人絕密信》第159號就可以知道，丘吉爾5月10日已經乘船“到達大西洋中部”，5月12日“下一次的電報”，將“從華盛頓拍給”斯大林。等到22號公布時，丘吉爾已經回到了倫敦。

　　其實歐洲第二戰場遲遲不能開辟的真正原因不是意識形態障礙，無非是英美兩國希望蘇聯與德國的戰事延長，再多消耗他們一些國力而已。

　　當然，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最終還是形成了，西方各國政府和媒體對共產國際的解散都做了積極評價。2016年，美國漢學家周錫瑞等人主編的《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出版后接受過采訪，披露了一些當時各國政要的談話資料。他是這樣看共產國際解散的：

　　“在國內，蔣介石最擔心的是中共的強大。他一直試圖防止這種狀況的發生，這也一直是他的戰略。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后，他從中看到了新希望，隨即開始籌劃用10個軍的力量進攻陜北，擊潰中共部隊。但他最終改變主意，轉而把中共割據問題視為地方對中央的違抗，宣稱中共問題將會通過政治而非武力途徑解決。與此同時，美國也覺察到，蔣介石過多地關注中共問題，而非全力抗日。這也是中美關系的矛盾之一。開羅會議前，蔣介石一直特別想見羅斯福。他認為美國不理解中共在中國國內的角色，想告訴羅斯福只有國民黨真正在抗日，解決中共問題勢在必行。蔣介石以為他可以說服羅斯福，結果并未成功。羅斯福有自己的考慮，他認為八路軍的游擊戰也在抗日中發揮了作用。開羅會議后，美方決定派一個調查團去延安調查，蔣介石被迫同意。結果這個調查團及外國記者對中共的印象普遍較好。”

　　對斯大林的作用，他說：

　　“后來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會面。他們將斯大林和蔣介石做了對比，認為斯大林是有頭腦的戰略家，特別能理解全球作戰的戰略，能敏銳察覺到同盟國各方在緬甸、太平洋、地中海及計劃中的法國北部的戰役之間存在著沖突；但蔣介石鼠目寸光，往往從狹隘的中國的立場提出要求，做不出全球化的戰略計劃。更重要的一點是，開羅會議后，德黑蘭會議召開。斯大林在會上表示，一打敗德國，蘇聯就將參加對日作戰。這樣美方就不再需要依靠蔣介石，而是可以依靠蘇聯來打日本。”

　　換句話說，在全球戰略的討價還價中，意識形態差異并不是英美蘇三大國考慮的主要問題，如何盡快結束戰爭，并在戰后秩序安排上獲得更多利益，才是他們博弈的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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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蔣介石卻把共產國際解散看作天大喜訊，所以沈志華們也要把它吹得不能再大。

　　據蔣介石官邸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1943年5月27日日記：

　　“下午在軍委會黨政軍聯席會報，討論第三國際解散后本黨對中共之態度。有主張解散共產黨而許共產黨員個別參加國民黨者，有主張統一軍令政令后承認共產黨者。發言盈庭，莫衷一是。結果另由何總長召集一小組會議討論。”

　　又據6月17日日記：

　　“下午，黨政軍聯席會報，討論西北考察團問題。這是根據第三國際解散后，聯席會議，討論之結果，呈報委座。業蒙批可之案而來，其案分為甲、乙、丙三項。甲項消滅a中共軍權政權之途徑，以中共交出軍權政權之前提下而允許。乙項，當前應取處置，政治仍本寬大政策。在重慶與中共代表商談，同時派員赴延安視察，宣達中央意旨，軍事維持現狀。丙、本黨發表文告問題，討論結果，僉主慎重，目前不必赴延安。”

　　事后唐縱又評論道：

“此前國民黨認為中共是共產國際之傀儡，今共產國際解散，中共失去支撐，正是招降納叛的好時機。事實證明，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勢力和意志的判斷存在不小的失誤。再者，就國民黨自身來看，在國際上的觀感也不佳，尤其是美國人對其多有批評。”

　　從中共方面看，共產國際的解散對中共的影響不大。這可以從思想影響組織影響軍事影響三方面來考察。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檢討中共在十年內戰后期的領導路線問題，其實質就是檢討共產國際通過遙控指揮而犯下的路線錯誤，清理共產國際對黨內高層的思想影響。特別是通過1942年的整風運動，黨內高層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高潮，對王明回國后再次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姿態，凌駕于中央之上的種種表現進行斗爭。可以說以簡單貫徹執行蘇聯教條為特征的思想方法在黨內高層已經逐漸式微了。

　　中共第一代的共產黨員曾經都是蘇聯為楷模的，那時不僅共產國際的直接指示，就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每一個人都會受到特別禮遇，以為他們是取到真經的。然而幾十萬共產黨員的熱血不能白流，這些土地革命后期慘痛失敗留下的教訓即使不通過整風運動，每一個真誠追求理想的共產黨人也都會反省。只是各人的認識能力思想水平略有差異罷了。

　　據現在能看到幾位領導人的回憶錄、年譜，整風運動中高層領導人的檢討與批評，其激烈程度一點都不亞于普通干部。基本上每個人都從家庭出身、個人經歷、聯系黨內路線進行檢討，同時也都做出了當時最流行的階級根源分析。其實這就是整風運動中審干階段的先導。

　　“路線”這個說法來自蘇聯，也是共產國際批評中共的常用說法，后來中共一直沿用下來。在整風前毛澤東提出路線問題是1941年4月為《農村調查》所寫的“跋”，正式提出來是這次所做的主題報告。在這之前，為了給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做準備，毛澤東已著手編《六大以來》。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路線問題，即獲得與會者的一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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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不同意這個說法的張聞天首先發言檢討，明確表示，“在中央蘇區工作，同意毛澤東的估計，當時路線是錯誤的。”

　　博古檢討說，“1932年至1933年的錯誤，我是主要負責人，負主要責任的一人。”

　　李維漢、王稼祥、任弼時等也作了檢討。

　　其他與會者全都擁護毛澤東的報告。這樣，“九月會議”就對土地革命戰爭后期的錯誤正式定了性，明確為路線錯誤。為了同瞿秋白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相區別，也為了簡便，當時普遍稱為第三次“左”傾路線。根據編《六大以來》時對有關文件的研究和九月政治局會議的討論，毛澤東寫了兩部重要文稿。一是為政治局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二是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具有代表性的九份文件的批評，后來被稱為《九篇文章》。

　　理清了這段歷史，也就明白中共已經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思想依賴，它的解散對中共已經影響不大了。

　　從組織上看，早期的共產黨就被認為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的領導機構基本上是由共產國際的批準而確認合法性的。當時黨章也明確規定：黨員必須“服從國際和本黨一切決議案”，所以當時米夫能夠指定不是政治局委員的王明來負責臨時中央，王明去蘇聯又指定團中央書記博古為負責人，在整風時王明又指責博古篡權等等，都是由于組織程序的約束。紅軍開始長征后，倘若沒有失去電臺聯系，毛澤東能不能成為軍事上的指揮者還很難說。

　　1942年10月初，季米特洛夫致電中共中央，針對毛澤東在蘇德戰爭爆發后對蘇聯求援的冷漠態度和皖南事變后準備和蔣介石破裂的傾向，提了15個措詞嚴厲的問題。當時季米特洛夫不清楚，中共再也不會像過去那樣言聽計從了。對于中共這樣一個擁有政權、軍隊的大黨，共產國際不可能再像當年對波蘭、朝鮮等小黨那樣，可以宣布解散，或任意更換領導了。何況這時蘇德戰事已起，共產國際以反法西斯為第一要務，對中國黨的事務也很難插手。

　　毛澤東后來說，“共產國際解散后我們比較自由些，我們就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批判王明路線。”當然，蘇聯同志的面子還是要照顧的，胡喬木回憶說，“至于共產國際這個因素，一般都會考慮到的。”這就是為什么《改造我們的學習》當時沒有發表，一年多以后才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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