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 | 延安整風就是整知識分子嗎？——重訪革命史之三十八
點擊：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6-08 13:03:14
延安整風就是整知識分子嗎？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八）
曹征路
延安整風運動中影響最大最長久的事情，莫過于延安文藝座談會了。
這倒不是文藝界發生了多少重大事件，而是因為文藝界名人多、回憶多，近年來的爭議也最大。其中爭議最大的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歷史虛無主義者的重鎮，所以頗具典型性。
本篇以被人們反復提起的丁玲、王實味為例，分析座談會前后的一些基本事實。
還是先引一段某作家的關于知識分子悲劇的結論：
“知識分子之所以是‘灌輸’的消解劑，之所以是政治整合和思想整合的消解劑，歸根究底，無非兩個原因，一是知識分子對此岸吞噬彼岸的抵制，一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彼岸意義的虛擬性的無意識破譯。進而言之，在世俗性宗教不發達的中國，知識分子天然地構成真實彼岸的主體力量，因而天然地具有反抗此岸擴張、排拒虛擬彼岸的稟性。這樣，此岸向彼岸擴張的欲望愈強烈，政治的彼岸意義所引致的不自信心理愈強烈，對于知識和知識分子也就愈恐懼，對于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敵意也就愈深刻。知識分子必然要被當作政治上的異己力量。簡而言之，靈與物的沖突，彼岸與此岸的沖突，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現實沖突的本質。以‘暴露派’為代表的新知識分子的集體抗議運動，則是這一系列沖突的開端，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悲劇的開端。”
某作家使用的基督教概念此岸彼岸，用來替代藝術家與政治家的天然矛盾，意思是藝術家追求彼岸，要暴露政治家的黑暗，所以被整肅。他說：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便是對此次集體抗議運動的直接回應。講話不單是否定了知識分子所特具的批判精神和獨立人格，而且完全排除了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彼岸在現代社會獨立存在的可能性。”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就是由一批知識分子傳播馬列主義開始的。早年共產黨的組織以及它的領導層也基本上是知識分子。在各個歷史時期注重吸收知識分子參加革命是共產黨的一貫做法，在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走向延安，其中就包括了著名的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參加革命隊伍是他們的自主選擇。
汪精衛公開投敵后，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針對有人污蔑延安憤怒地說：
“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共產黨歡迎知識分子加入革命隊伍，理所當然希望知識分子對革命做出貢獻，而不是要知識分子來改變革命方向的。理所當然希望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的，而不是為表現個人的。共產黨本身就是以工農為基本力量的革命黨，從來也沒有隱瞞自己的階級立場和最高綱領。至于有思想爭論，有路線斗爭，在黨內高層都是要經常發生的事，在文藝界就不可以有嗎？
某作家對這些歷史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夸大知識分子與工農干部的矛盾，意在說明知識分子與馬列主義天然對立，重彈“馬克思主義不適合中國”的老調。他在文中列舉的丁玲、王實味、蕭軍、艾青、羅峰等人只是文藝界的一部分，不代表知識分子全體。何況他們本身就是共產黨員，是革命隊伍的一分子。他們也不是什么“暴露派”，向往新生活、追求革命理想是他們作品的主基調。
在延安整風中安排一次文藝界的座談會，并不是毛澤東的個人行為，而是中央正式決定召開的。據文獻記載，1942年4月10日，中央書記處明確以毛澤東、博古、凱豐的名義召集這個座談會，確定“擬就作家立場、文藝政策、文體與作風、文藝對象、文藝題材等問題交換意見”。
當年延安的文化人，尤其是從事文藝創作和文學評論的作家、評論家，在供給制環境下，由于伙食單位不同、組織關系不同、社會背景不同，文藝成就與文藝觀念不同，而劃分成不同的群體，形成不同的山頭。當時俗稱：“兩個陣營、三大系統、四個山頭”。
蕭軍。
1941年7月8日，“文抗”駐會作家蕭軍給毛澤東寫信，希望約見談話，反映一些文藝界的情況。7月18日，蕭軍應約到楊家嶺與毛澤東談話。談話持續7個多小時，內容涉及延安文藝界的方方面面，以及站在一個文藝家的角度對于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的理解和意見。初次談話，蕭軍對毛澤東很有好感，覺得這是一個可以交往的朋友。
整風運動之前，毛澤東參加過一些文藝活動，主要是出于個人愛好。在與蕭軍和一些文藝家的交往過程中，毛澤東逐漸感覺問題的嚴重性。其后，許多作家藝術家都曾經受邀到毛澤東駐地談情況，主要有劉白羽、李伯釗、丁玲、艾青、蕭三、羅烽、舒群、歐陽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澤東還給許多作家、文藝家寫信了解情況，同時還以“集體談話”的方式與魯藝的部分黨員文藝家進行交流，如同周揚、何其芳、嚴文井、周立波、曹葆華、姚時曉等。
毛澤東掌握的情況越多，越覺得有必要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面對面好好地談談，澄清是非，統一思想，明確任務。據胡喬木回憶，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五大問題：一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二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問題；三是思想傾向與文藝創作的關系問題；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問題；五是左翼文藝運動中的宗派主義情緒問題。
當時毛澤東對文藝家的尊重，可能今天一個縣委書記都做不到。就像詩人公木回憶的那樣，開會不是簡單發個通知，而是發了正式的請帖。延安物質匱乏，紙張奇缺。一般印刷品都用自制的馬蘭紙，但“延安文藝座談會請帖”卻是用粉紅色的油光紙印的，算是延安當時最豪華的印刷品。
前兩次會議是自由發言，焦點人物是蕭軍，他以黨外人士的身份對整風提出批評，遭到另一些人的反批評。還有人大講文學基本知識，主張用文學教程規劃黨的文藝政策。5月23日，第三次會議在臨近下午討論結尾時，朱德發了言。他不點名地批評了蕭軍和一些同志的觀點，然后現身說法，認為一個人參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轉變。
他動情地說：“豈但轉變，我說就是投降。”朱老總講得很激動，“就拿我來說，也一樣。我是個舊軍人出身的人，我原來不是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無產階級。我投降無產階級，并不是想來當總司令。我只是替無產階級打仗、拼命、做事。后來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總司令。”
朱德用淺顯通俗的大白話道破了文藝界整風的實質，點明了會議的主題：就是要實現知識分子文藝家由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工農兵大眾的根本轉變。整個座談會的討論到朱德講話為止。
晚飯前，全體到會人員集合，由攝影師吳印咸為大家照合影照。拍照沒有專門排座次，大家入座后，毛澤東面朝大家站著四處張望，問：“丁玲在哪里？”看見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總身邊，這才放心地坐下，還笑著開了一句玩笑：“對嘛，照相坐前一點，不要明年再寫‘三八節有感’。”晚上由于來聽講的人增多，會議移到院子里，臨時支起一盞煤氣燈，由毛澤東作總結講話。
這就是影響了中國幾十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延安文藝座談會請帖。
毛澤東提到的《三八節有感》，以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直被學術界當作文化人與當年延安主流政治發生激烈沖突的標志性作品，幾十年來爭議不斷。那么當時情況真的像一些研究者說的那么嚴重嗎？從毛澤東的輕松的口氣看，他并沒有把《三八節有感》看作很大的一件事，無非是說你跟男同志平起平坐了，明年就不要發牢騷了。
從《三八節有感》的內容看，無非是表達了她對延安婦女生存狀況的不滿，被一些批評者戴上了“個人主義”和“挑戰權威”的桂冠后，在整風運動中受到點名批評，更使這篇雜文傳到了國統區。后來更被說成是“集中表現了女性認同與階級和民族認同之間的對抗”，而成為女權主義批評家眼中的經典。美國學者白露認為，
“丁玲在她著名的《三八節有感》中提出了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性愛、覺悟和社會。她問道：是誰掌管性表達和傳宗接代的大權？是婦女們自己還是婚姻主管機構？既然性別決定了她們在覺悟上與他人不同，那么這一點在延安能不能得到肯定？最后一個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婦女怎樣才能爭得與男人平等的權利？……不明了這一女權主義的性質與廣度，我們就無法充分理解由《三八節有感》所表現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之間的爭論。”
可是丁玲本人對女權主義并不贊成，更不認為婦女解放與馬克思主義有什么矛盾。許多知識女性包括陳學昭、韋君宜這樣一些高學歷者，在那個年代義無反顧地奔赴延安，就在于延安的革命氛圍，讓她們看到了一個婦女徹底解放的烏托邦。丁玲為女同胞開出的藥方也是要“忘記自己”，“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爭里”。
丁玲
其實早在1928年冬天，因為發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而大紅大紫的丁玲就受到《真善美》雜志“著名女作家”欄目的約稿，“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長短，稿酬從優，而且可以預支”。丁玲謝絕了這一邀請，當編輯一再堅持的時候，丁玲直截了當說：“我賣稿子，但不賣‘女’字。”
丁玲的女兒后來看到《三八節有感》也很困惑，不理解為什么會引起風波，她回答說：
“就是替女同志說了幾句話，給男同志提了一點意見，特別是對那些扔掉了“土包子”老婆另找年輕漂亮老婆的男同志提出了一些批評，也反對了一禮拜跳一次舞的人洋洋得意的宣揚。這就得罪了一些人。”
可就這么點事，厄運卻伴隨了她一生。原因就在于前面提到的延安文藝界的宗派主義。革命成功以后，當初左翼文藝運動的骨干紛紛走上了領導崗位，掌了權就要施威，在這方面他們并不比舊軍閥文明。
1958年，周揚在《人民日報》發表的著名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中，重提丁玲《“三八節”有感》以及小說《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期間她被打成右派。
到了1980年代，這一切又被翻轉過來，這些作品成了啟蒙主義的樣板，“一個感傷主義者的內心認知”，是“五四文學觀的再現”。這種重彈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人性論老調的文學批評觀念一直延續到今天。
曾經供職于美國中情局的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寫道：
“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無法遮蔽她對延安共產政權的不滿，而短暫的回到了她過去的頹廢、虛無主義的情緒”。
于是掌權的批評家也跟著夏志清搖旗吶喊。但在其后，丁玲并沒有按照他們的意愿去丑化共產主義，反而用一系列言行證明自己仍然是共產黨人。于是丁玲又被當成了左派，遭到周揚為代表的權勢者打擊排斥丑化。
面對歷史的吊詭，丁玲表現出一個真正知識分子的風骨：
“當初把我打成右派的人，就是今天把我打成左派的人。”
周揚。
當年，魯迅在論證左翼很容易變成右翼時說：
“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說，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
讀懂了魯迅，便讀懂了丁玲的赤誠。
其實那些搞歷史虛無主義的人，并不在意是左還是右，他們在意的始終是自己的榮譽地位。他們把參加革命當作投資，革命成功后他們就要求分紅，左派上臺他們比誰都左，右派上臺他們比誰都右。共產黨內的這種狀況自然給某些勢力以可趁之機。
王實味
與丁玲《“三八節”有感》遭遇相同的是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就文章而言，《野百合花》集中表達了王實味對延安在和平條件下公共權力異化的敏感，以及當時已經開始出現的官僚主義的焦慮。與丁玲一樣，王實味的目的不過是為了提供一劑苦口的良藥，驅除現實中的缺陷，“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但雜文用詞尖刻，“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衣分三色，食為五等”等等，使延安的老干部看了很不適應。
《野百合花》的一部分章節，除了在《解放日報》發表，還貼在延安最高學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風壁報《矢與的》上，來看的人很多，甚至還驚動了毛澤東。據說，毛澤東曾經在深夜提著馬燈來看《矢與的》壁報上王實味的文章。當王震一行應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范文瀾之約，來到中央研究院觀看壁報，看完王震就大聲罵起來：
“前方的同志為黨為全國人民流血犧牲，你們（指王實味）在后方吃飽飯罵黨！”
罵了之后，王震又來到《解放日報》社，找博古責問。在中央辦公廳召開的《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王震與賀龍一起狠批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節有感》。這個事本來屬于思想斗爭范疇，書生氣十足的王實味不像丁玲很快做了檢討，他堅持認為自己沒有錯，結果使斗爭逐步升級。
那時共產黨對解決思想問題還沒有經驗，往往把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實際上王實味1937年到延安，被安排在魯藝教書，后來又調到馬列學院（后改組為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在這期間，王實味重新加入了共產黨，并翻譯了大量的馬列主義著作，貢獻巨大。也正是因為貢獻大，他在供給制體系中地位突出，當時他的津貼四塊半，與邊區主席林伯渠一樣，僅比毛澤東少五毛錢。也許正是他的傲氣和待遇，激怒了周圍的許多人，把他的問題上升到反黨的高度。
1942年6月13日中央研究院舉行的批判王實味的座談會上，丁玲作了題為《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的發言。在發言中，丁玲承擔了發表《野百合花》的全部責任，她說：
“《野百合花》是發表在黨報的文藝欄，而那時文藝欄的主編卻是我，我并非一個青年或新黨員。”
實際上當時舒群已正式繼任主編并身在報社，丁玲已不再是主編，但她還是把責任攬下來，意在解脫其他人。但王實味還是沒有意識到嚴重性，堅持不改。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黨委決定，由中宣部長凱豐簽署，上報中央批準，王實味被開除黨籍。10月底，王實味問題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到了年底，王實味被關押起來。1947年3月，蔣介石集中兵力對陜北實施重點進攻。王實味也隨中央機關撤離出延安，他所在的看守所遭到轟炸。晉綏公安總局請示對王實味應如何處理。中央社會部批準就地將王實味秘密處死。
很多材料顯示，毛澤東直到1949年才得知王實味的死訊，毛澤東聞訊發火，對當時簽署秘密處死王實味的負責人康生怒吼，“你還我一個王實味！”
康生
王實味當然不是托派，后來公安部正式為他平了反。但“1930年在滬期間與原北大同學王凡西、陳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來往中，接受和同情他們的某些托派觀點，幫助翻譯過托派的文章”。王實味是標準的左翼文藝青年，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他不可能沒讀過。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沉痛往事的時候，當我們仔細琢磨丁玲為王實味承擔責任的時候，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們二人在精神上與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相通。
在當時的延安，像王實味這樣具有深厚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人才極為罕見。與那些有留蘇背景的海歸人士相比，王實味才真正是“從理論到理論”的純粹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比王明那種人對于理論與現實的分裂更敏感。王實味對邊區官僚主義現象的批評，可以聯想到共產主義的核心價值，聯想到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念和“異化”理論，卻最終被說成“小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0年代以后為他鳴冤叫屈的人，是理解不了王實味的，他們把王實味奉為自由化的鼻祖。其實王實味才是“真左派”，與丁玲一樣，是那個時代徹底的理想主義者。在他們那里，不是他們與馬列主義社會主義有矛盾，而恰恰是認為延安不夠社會主義不夠馬克思。
毛澤東在1945年召開七大時總結與王實味的斗爭：
“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我們承認打了敗仗，于是好好整風。”
毛澤東對一介書生的批評如此高估，恰恰是因為他在王實味的批評中看到了“不斷革命論”。反過來說，如果僅僅是小資產階級，僅僅是個人主義，毛澤東完全沒必要承認“吃了敗仗”。因為個人主義早在五四后期就已經聲名狼藉，根本不可能與集體主義抗衡。
細究百年中國，知識分子有過三次大的個人主義精神的失落。第一次是五四以后，個人沒有出路，經歷了一次尋找“集體”的痛苦；第二次是反右以后，個人更無出路，經歷了一次“國家”認同的痛苦；第三次就是1990年以后，個人欲望得到部分滿足，“身份質疑”成為時尚，經歷了一次“拜金拜權”的痛苦。
讓毛澤東難于釋懷的，恰恰在于王實味的理論挑戰性。王實味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及其官僚化趨向表達了他的焦慮，這同樣也是毛澤東的焦慮。
1941年8月2日，他在給蕭軍的信中就激烈地指出：“延安有無數的壞現象。”但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必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知道王實味批評的這種現象無法消除。在延安供給制干部待遇差別不大的條件下難以消除，即使是到了奪取政權以后也無法根除。一方面供給制提高了效率，是革命成功的保證；另一方面供給制又不可避免地導致官僚主義。
畢竟，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階段論”必須實行，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到來。
通過1942年的整風運動，延安暫時解決了這種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兩難，并凝聚起創造新中國的力量。
但王實味和丁玲帶給延安政治生活的沖擊，革命理想與官僚主義的沖突卻沒有完結，以工具理性為特點的官僚體制與共產主義信念之間的沖突沒有完結。
這一事件開啟用政治手段解決思想問題的先河，帶來的傷害也是深刻而久遠的。共產黨如何在公共領域建立起嶄新的現代性，“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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