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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沈陽開往丹東的高鐵通過跨沈丹高速3號特大橋（新華社記者 潘昱龍 攝）

2018年12月22日，在2018東北振興論壇上，筆者作了《中國向北開放的戰略構思及其實施意見》的學術報告，引起重視，主辦單位遂將報告要點刊發《中國東北振興研究院簡報》（總第82期），上報國家有關部門。2019年1月9日，新華社發出《常修澤：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向北開放》的公開報道［1］，獲得國內和國際經濟界的關注。為什么要提出“中國向北開放戰略”？基于一種什么戰略考慮？如何實施“中國向北開放戰略”？有什么具體構思？本文在此擬結合東北的情況做進一步的分析。　

筆者是從四個維度分析的：

我們剛剛探討和總結了中國改革40年的若干規律性問題［2］。確實，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驗證了改革開放戰略的正確性。需要指出，開放戰略作為改革開放總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最初是以20世紀80年代沿海開放先行的，“沿海開放”無疑是中國對外開放的“先手棋”和“關鍵一招”。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教授撰寫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反映了這一歷史過程［3］。筆者對此是肯定的、支持的［4］。

但在實踐過程中，據筆者當時在西北和西南地區的調查，實施沿海開放戰略后，在調動沿海城市積極性的同時，也出現了嚴重的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有鑒于此，筆者曾在30多年前（1988年）提出“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四沿”即沿海、沿江、沿邊、沿線）［5］。1988年5月4日，新華社內參《國內動態清樣》（第1182期），刊載題為《常修澤等提出“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報送中央參考。1988年5月下旬的《瞭望》周刊（第21期）公開發表了這個報告提要，并在按語中指出“四沿”戰略對中央的沿海開放戰略“提出一些重要的補充和修正意見”。

2018年12月18日，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肯定了“四沿”開放戰略，但是順序有變，筆者原來提的是沿海、沿江、沿邊、沿線，習近平同志講話中的順序是“沿海、沿邊、沿江、沿線”［6］，把“沿邊”開放的位置明顯前移，無疑凸顯了“沿邊開放”的重要性，并且強調中國要“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全面開放新格局”。

習近平同志講的“新四沿”（“沿海、沿邊、沿江、沿線”）及其“新格局”是有戰略指導意義的。從國家整體開放的謀篇布局來審視，在構建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新格局中，筆者認為，向北開放在現實中仍屬于“短板”。因此，從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角度考慮問題，迫切需要提出“中國向北開放”的命題，此乃新時代推進對外開放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

2018年9月，習近平同志在沈陽召開東北振興座談會，提出“全面全方位振興”。10月30日《遼寧日報》曾發表《東北振興要義在于全面全方位振興———訪經濟學家常修澤》一文，筆者提出一個觀點：“全面全方位振興需要系統推進改革創新開放”，這里強調“系統”思維［7］。而“系統性”，一是離不開繼續深化改革、結構調整和新動能培育，以加快形成新體制、新供給、新要素組合和新主體構造。二是全面全方位振興必然是開放而不是封閉的。在新的格局下，東北地區欲實現“對外開放”＋“南北互動”，則必須摒棄計劃經濟模式下長期形成的封閉式思維定式，解放思想，積極融入東北亞，包括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必須認識到，“一帶一路”并不是中國一國的“獨唱”，而是多國的“大合唱”，大合唱里包括東北亞六國。

除了對外開放，還有東北地區對內開放“南北互動”問題，即如何與京津冀國家戰略、長江經濟帶國家戰略和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對接和協調發展問題。目前的發展態勢表明，中國東北欲在全面全方位振興有所作為的話，必須有全方位感，加強對外和對內的開放步伐。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向北開放”既是東北全面全方位振興應該采取的新舉措，也是新趨勢。

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向北開放的經歷，其歷史沿革可以追溯到古代。古代的東北有幾個大的少數民族（肅慎、東胡、穢末等），后來有“扶余”“高句麗”“沃沮”以及“渤海國”等多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筆者在吉林省安圖縣二道白河鎮天福街上看到一個標記———“大唐王朝通往渤海國絲綢之路經過地”，有石碑為證，雖然不是當時所立，但它是一個標志性的符號，意味著向北開放不是從今天才開始的，我們的古人早就從中原向北開放了。以那時的“渤海國”為例，其疆域比現在的吉林、黑龍江要大，一直到今天的庫頁島和朝鮮半島一部分。古代這里的絲綢之路說明：中國向北開放已經綿延2000多年的歷史了。上述古往的彼此相互交流、互通有無，其經驗應該借鑒。

世界正在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東北亞來說，其一，2018年以來，朝鮮半島局勢出現某種緩和趨勢（兩次“金特會”、四次“習金會”、一次“普金會”），盡管距離“無核化”還有艱巨路程，且中間還可能有某些挫折，還有某些不確定性，但總的來說，東北亞外部環境正在趨好，東北開放發展出現新契機是可以預期的。其二，俄羅斯因與北約的關系緊張，西進受阻，在這樣一個遭受“西部擠壓”的狀態下，俄羅斯必然強化“東向戰略”，這給中國帶來發展機遇。其三，中日關系雖然曲曲折折，但總的看也將緩和。其四，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已發生深刻變化，無法再回到貿易戰之前的狀態。不論是誰當美國總統，美國已形成一個新的對華看法，就是所謂“戰略競爭（防范與遏制）”［8］。對此，我們要有思想準備［9］。至于美國下一階段將怎樣遏制中國，當前目標與方略尚不清晰。

總之，國際新變局需要新構思、新布局。就我國的對外經濟開放戰略而言，筆者認為應“東西聯橫歐亞，南北合縱美俄”。美俄是與中國相關的兩股重要力量，雖然各自分量不同，但用得靈活、得當，可以分別施以戰略制衡。這里提出“向北開放”，即是在新的條件下，我國對外經濟開放“合縱連橫”戰略的一個重要方面、一個組成部分。基于此構思，建議打開北部多個通道，盡快與朝鮮的“經濟建設大進軍時代”、韓國的“新北方政策”、俄羅斯的“新東方政策”、蒙古國的“光明之路”以及日本的發展戰略協調對接。　　 

筆者認為，中國向北開放，有幾條戰略性大通道，可作為向北開放戰略的重要抓手，簡單概括為“四縱四橫”。

1．第一縱，哈長沈大這條中心線，即哈爾濱—長春—沈陽—大連線。這條線應該是主動脈，它連通了整個東北的四個大城市，而且是國際型大城市。哈爾濱、長春、沈陽、大連這四個副省級大城市的優勢需借助這條線路得以充分發揮。

2．第二縱，大慶—通遼—錦州這條線。這條線能把黑龍江西部、吉林西部、遼寧西部和內蒙古東部連接起來。一般人們不太關注這條“邊緣線”，應高度重視并積極打造這條線路。

3．第三縱，二連浩特—錫林浩特—烏蘭察布這條線。這條線可以與北京線相連接，通過北京高鐵可通到張家口崇禮，距離烏蘭察布較近，這是一條西邊線，一般人們不把這條線列入，是不對的。它屬于東北振興地域的范疇。

4．第四縱，“東邊線”，這條線是重點。過去“滿鐵”時叫“東邊道”，筆者建議現在不稱“東邊道”。設想這條線的第一節點城市為丹東，它既是一個沿邊城市，又是“東邊線”南邊的節點，從丹東往西到本溪，往北就到通化市、白山市、二道白河（長白山管委會）、延吉（延邊州州政府所在地），再到黑龍江省的牡丹江、佳木斯、雞西、七臺河、雙鴨山、鶴崗、伊春（共13家節點城市）。筆者曾坐“綠皮火車”親身體驗過這條線及其周圍地區，它恰好在哈長沈大中心線（主動脈）和中朝、中俄邊境線之間，深感這是一條具有潛力的縱線。如果我們能迅速打造“東邊線”形成一個“沿邊二線經濟帶”，不但對東北振興，而且對東北亞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支撐。鑒于這條“東邊線”基本處于長白山（這個長白山是一個“大長白山”的概念）的西麓，筆者建議也可以稱其為“大長白山西麓經濟帶”。在向北開放中，這個經濟帶值得我們全力研究并精心打造。

1．第一橫，滿洲里—齊齊哈爾—大慶—哈爾濱（中心）—牡丹江—綏芬河—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主要是旨在對接俄羅斯和蒙古國。這條線是四橫中最長的線，也是對外開放特別是向北開放的一條主橫線。這條線的兩端，西端可以對接滿洲里，一直連接到西伯利亞大鐵路，東端可以經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與日本海相連。滿洲里是中國紅色之路，當年中共領導人去蘇聯，大部分是經過這條線。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現在是俄羅斯“東方論壇”所在地。筆者曾從中俄邊境線出發，乘汽車到達海參崴，俄當局對此寄予希望。建設好“第一橫”對我國發展與俄蒙朝關系意義重大。

2．第二橫，阿爾山—烏蘭浩特—松原—長春（中心）—吉林市—延吉—琿春—俄羅斯扎魯比諾港和朝鮮羅津港。主要對接蒙古國、俄羅斯、朝鮮、韓國以及日本。以長春為中心，往東到延吉、圖們、琿春，這條線已經在2017年出現新氣象。以長春為中心往西，到松原、內蒙古興安盟的烏蘭浩特、阿爾山動車已通。這條線連接著兩個大省（自治區），可以把內蒙古融進來。此線西端通過兩山即阿爾山—喬巴山，聯通蒙古國，東端通過琿春既聯通朝鮮又聯通俄羅斯，這是一條值得深入研究的線路。

3．第三橫，四平—遼源—通化—集安—對接集安對面的朝鮮滿浦。哈長沈大這條中心線從吉林四平拐彎，往東經梅河口、柳河、通化、集安，經過新建的集安中朝跨境大橋到朝鮮滿浦，然后由滿浦可到平壤，主要對接朝鮮。對這條線人們重視不夠很可惜，集安曾是我國東北少數民族地方政權高句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長達425年；朝鮮滿浦是1950年代“抗美援朝”時期金日成將軍退到鴨綠江邊的指揮部。2016年，筆者曾實地考察過，這里經濟社會基礎較好。這條線應當作為關注的重點。筆者曾在2015論壇上提出瞄準“滿浦線”。由四平到滿浦這條線，甚至連上內蒙古滿洲里。由此，俄羅斯、蒙古國通過這條線跟朝鮮相連接。

4．第四橫，北京—沈陽—丹東，主要對接朝鮮。這條橫線是最具魅力的一條線。這條線一旦開通，將會呈現一些新氣象，即先由北京去河北興隆，然后經河北承德，進入遼寧的朝陽、阜新、新民、沈陽，最后到丹東。它的戰略意義，一是作為一條橫的線，由北京到丹東出海口，可與“東邊線”在此交匯，而丹東是向北開放的重鎮；二是這條新線，能把中國北方兩大經濟帶———東北經濟帶和京津冀經濟帶結合起來協同發展，實現兩大戰略對接，從而給整個向北開放帶來難得的發展契機；三是這條新線打通了關外和關里，經河北省承德后，進入遼寧的朝陽、阜新，這些地方是河北和遼寧的貧困地區，且比鄰內蒙古的貧困地區，使之集中連片，無論是從扶貧角度，抑或是從開放角度，這條線都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沿邊開放要有支點，建議以下列九大口岸為新支點。

1．對朝鮮、韓國，建議以丹東、集安、臨江、琿春等四個口岸為支點。特別要關注遼寧省的丹東市，這將會成為一個新的亮點城市，下一步可在丹東建設“跨境自由貿易區”或“跨境經濟合作區”。2019年年初以來，丹東市成為中國房價上漲最明顯的城市，已經顯示某種跡象。

2．對俄羅斯以陸路口岸為重點，具體以綏芬河、撫遠、同江（正在修建大橋）、黑河（已經修建大橋）、滿洲里等五個口岸為支點。

3．目前，九大口岸需要重點推進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二是貿易便利化；三是投資自由化。

1．對于節點城市，建議包括：黑龍江省的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大慶等；吉林省的長春、吉林、延吉等（與長、吉、圖經濟帶對接）；遼寧的沈陽、大連、鞍山、撫順、本溪等。

2．對于開放平臺建設，建議抓好遼寧省自貿區平臺建設，包括現在的沈陽分自貿區、大連分自貿區、營口分自貿區（另可增加丹東分自貿區）。遼寧自貿區是一個大的平臺，這一平臺的政策可以進一步放寬：一是探索遼寧自貿區政策的外溢化。建議能否把中央給遼寧的政策“點狀東北化”，讓黑龍江、吉林、內蒙古東五盟的某個點也享受這個政策。二是對外開放的政策進一步靈活，增加“開放度”。學習上海，進一步減少負面清單目錄。遼寧自貿區以及下面的幾個分自貿區需抓好體制創新，政策要向上海自貿區看齊，并與海南自貿區、自貿港構思對標。

筆者在30年前探討“四沿”開放戰略和“北部沿邊開放帶”時，曾提出一個觀點：“互補的經濟結構是建立北部沿邊開放帶的物質基礎。”［5］北部沿邊開放帶有二連浩特、滿洲里、綏芬河、黑河、同江和撫遠等，經貿結構要著眼于中國面對的五個國家，即俄羅斯、朝鮮、韓國、日本、蒙古國。這些城市的經濟結構各異，可在裝備制造業、服務業、海洋產業等方面進行“中外打通”。30年后，雖然情況發生一些變化，但是中國與俄羅斯、蒙古國、朝鮮、韓國和日本等國“經濟結構的互補性”依然很強，仍是向北開放的物質基礎。

這里需要突出四個方面：一是產業對接，要與俄羅斯、朝鮮、韓國、日本、蒙古國等國在裝備制造業、石油天然氣產業、農業、旅游業方面進行深度合作；二是加強能源、礦產、木材、農產品、海產品、輕紡產品等的互通；三是外資引進與中資外投（包括到外成片開發）；四是基礎設施對接，包括邊境口岸地區的公路、鐵路、橋梁等。　

向北開放，東北地區內部需要建立支撐結構。建議以營商環境作為核心，建立一個“金三角”支撐架構：一個“角”是政府，一個“角”是企業和企業家，一個“角”是東北一億民眾。

政府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問題，是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盡管東北的營商環境近年有所改善，但仍需要有“刀刃向里”的決心和勇氣，著力解決政府職能四位———錯位、缺位、越位和不到位的問題。政府要注意“宜輔不宜主”，尊重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不干預企業的經濟活動，從而由政府主導型向政府服務型轉變。浙江有句話說得好，政府應做到企業和民眾“不叫不到，隨叫隨到”［10］，真正成為為民眾和為企業服務的“公仆”。

無論是中國的企業（國有的、民營的），還是外國在華企業，一定要公平競爭，一視同仁。東北各級政府務必持“中立化”立場，各類國企更應淡化“特殊化”情結。要切實落實WTO承諾，取消國有企業補貼，盡快處置“僵尸企業”。中國企業和企業家要歡迎外國企業“同臺比賽”。對于企業家，要給予相應的扶持，如提高對企業家的社會尊重度；營造保護企業合法權利的環境；建立社會容錯和企業家自我糾錯機制，社會要寬容，允許企業家犯錯，但同時企業家也要自我糾錯，二者并舉，吸引更多的企業家到東北投資。

東北一億民眾要鼓起勇氣，迎接向北開放的新局面，一定要克服封閉狹隘意識，注意防止民粹主義，尤其防止類似“通鋼”暴力事件在東北重演。要堅持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馬克思語）為導向的基本思想，切實解決好東北民眾的民生問題，從而用一億東北民眾為支撐助推向北開放戰略的落地實施。

最后，筆者強調一句，按照上述構思，增加向北開放的“開放度”，最根本的是上上下下思想上的解放。建議在東北開展“舉旗與探路關系”的大討論，在高舉旗幟的同時，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別是東北新振興道路。尤其在新階段，要總結東北40年改革風風雨雨的歷史經驗，要把握東北全面全方位振興的歷史規律，真正開拓一個東北改革開放的新格局。

參考文獻：

［1］汪偉，常修澤：抓住有利時機推動向北開放[EB/OL]

.http://m.xinhuanet.com/ln/2019-01-09/c_1123966733.htm．

［2］常修澤．中國改革40年若干規律性問題認識[J]．學術界，2018(11)．

［3］[美]傅高義．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M]．凌可豐，丁安華，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137．

［4］常修澤．從蛇口工業區開發得到的啟示[N]．經濟日報，1984－09－28．

［5］常修澤，戈曉宇．論“四沿—滲透型”開放戰略[J]．改革與戰略，1988(4)．

［6］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8－12－19(2)．

［7］冬柏 等．東北振興要義在于全面全方位振興———訪經濟學家常修澤[N]．遼寧日報，2018－10－30．

［8］蕭強，等．美政界爭論“中國是不是對手”[N]．環球時報，2015－05－05．

［9］中美“文明沖突”論調遭批駁[N]．參考消息，2015－05－06．

［10］民營經濟發展的理論構思和實施舉措———專訪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教授、博導常修澤[EB/OL].http://www.rmlt.com.cn/2019/0505/546097.shtml．

（作者單位：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來源：《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9年5月第3期總第123期，昆侖策網轉自”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