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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澤：“十三五”經濟結構優化應以人的發展為導向

點擊：作者：常修澤來源：戰略與管理發布時間:2016-03-27 17:29:50

中國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歷史節點。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所討論的“十三五”規劃涉及的2016—2020年，在中華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上，雖然只占千分之一，卻是具有界標意義的五年。在這五年中，中國將實現2000多年前《禮記•禮運篇》曾朦朧描繪過、而由中共十六大賦予科學內涵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在一篇文章中，曾以“繼往者之業績，開來者之新局”來概括“十三五”規劃期這一決勝階段的特征。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十三五”要“著力在優化結構、增強動力、化解矛盾、補齊短板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其中名列第一的“突破性進展”就是“優化結構”。

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在“十三五”新的階段，中國的“優化結構”應該確立什么樣的發展導向呢？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特別強調三個“人人”：“人人參與，人人盡力，人人享有”。經濟結構轉型也必須把握這樣一個根本導向。把人的發展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需要科學把握“人”的內涵，并結合中國實際展開：

一是橫向上的“全體人”，而不是“部分人”、“多數人”或“大多數人”。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樹立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人人”的概念。這就要求，在推進經濟結構轉型時，應把握“全體人”，時時處處想到“人人”二字，一個也不能少。基于此，在消費結構上，既要關注富人，更要關注窮人和中產階層；在城鄉結構上，既要關注城里人，也要關注鄉下人；在區域結構上，既要關注東部人，也要關注中西部人。在實施轉型過程中，作為執政黨，應該有“著眼人人”的博大胸懷。尤其是作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最后一個五年規劃，更要看看哪些“人”可能掉隊，要實施“補短板”方略。從一定意義上說，“十三五”規劃是個補齊短板的規劃。

二是縱向上的“多代人”，而不僅局限于“當代人”，強調“本代公平”和“代際公平”并重。據此推進結構轉型：在產業結構上，不僅要考慮滿足“當代人”需要的服務業，還要考慮滿足“跨代人”需要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在資源環境方面，不僅要強化當代的“節能減排”，還要考慮長遠的生態建設，以使“多代人”獲得生態福祉。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協調發展、綠色發展等，都是著眼于“多代人”的。

三是內核上的“多需人”而不是“單需人”。既然我們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那么就要研究主體的多種需求問題。 “主體化”的“人”有多種需求，包括對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求，以及參與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的需求等。因此，經濟結構大系統的各類結構，必須設法滿足“人”的多種需求。這不僅涉及經濟結構本身，而且涉及社會結構、文化結構乃至政治結構。一定要有寬闊的視野，防止把人民的需求狹隘化、簡單化、庸俗化。

需求結構優化：“釋放新需求”

中國居民消費率過低是一個大問題。2014年國家統計局給出的數據只有37.7%，比世界平均水平60%差20多個百分點。對此，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要“釋放新需求”。我在新著《人本型結構論》中提出，中國到了創造消費大國的人本基礎的時候了。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重要的任務就是著力擴大居民消費。

那么，居民消費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適？基于對“十三五”規劃時期投資、出口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的綜合分析，筆者預測，到2020年總消費率預計為56%左右，其中居民消費率至少應在43%以上。從2014年的37.7%提高到43%,大致一年提高一個百分點。這個目標是扎實的，可完成的。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中國“市場空間廣闊”，這是一個科學判斷。為什么英國政府曾經隆重歡迎習近平主席？為什么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接踵來訪北京？中國的廣闊市場是原因之一。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億萬人民的消費潛力變成促進人的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就要加快培育消費增長點。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引導消費朝著智能、綠色、健康、安全方向發展”。以健康為例，現在中國有2.1億的60歲以上老年人口，如何促進養老家政健康消費？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健康中國”的口號，這不僅是個新理念，而且能釋放新需求。再以智能消費為例，截至2015年2月，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達到12.9億戶（且更換周期平均為15個月），移動寬帶(3G/4G)用戶總數達6.24億戶，估計幾年后會達到10億戶。如何繼續壯大智能消費？這方面大有文章可作。再以旅游消費為例，2014年全年國內游客達36.1億人次，如何提升旅游休閑消費的檔次，在“十三五”末期把中國打造成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此外，如何推動綠色消費？如何穩定住房消費？如何擴大教育文化消費？等等，都值得探索。

我認為，根本問題是要建立促進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為此，我提出“十字箴言”：“能消費、敢消費、放心消費。”

欲實現“能消費”，需要正確處理好“國富”和“民富”的關系。既要“國富”,又要“民富”。中國居民消費率低，除了投資率高以外，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有關。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雖然也在上升，但與GDP相比兩者離差很大（以致形成一個“剪刀狀差”），且呈現擴大趨勢。這是作為一個人本經濟學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筆者主張適當向“民富”傾斜，在“十三五”期間，尤其如此。這就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十三五”期間，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應明顯超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為消費提供“民富”支撐。

欲實現“敢消費”，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重點是養老、醫療、失業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同時健全社會救濟制度，做好扶貧工作。盡快編織好全社會的安全網，讓老百姓吃上定心丸，以解除消費的后顧之憂。

欲實現“放心消費”，需要政府加強對消費環境的監管。實行嚴格的責任清單制度，確保食品、藥品等各領域的消費安全。這才是切實的“人道主義”。

供給結構優化：“創造新供給”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創造新供給”，而且要“推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從人的發展角度看，在“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間，人們需要的“新供給”、“新產業”主要是與人的發展直接相關的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

　　產業結構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將是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時期。與此相適應，國家應明確提出“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戰略和行動方案。鑒于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僅為48.1%（2014年），比世界服務業平均水平70.2%（2012年）差22個百分點的事實，應把發展現代服務業作為優化結構的戰略重點。

　　補足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短板。發展服務業，應采取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雙線推進的方略。從經濟角度分析，生產性服務業具有技術附加值高、技術高度密集、耗能低、經濟產值高等特征。而從人本角度分析，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需求彈性大、有助于提升就業率的特征。目前，生產性服務業是我國整個服務業的重點和短板。“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間應側重發展以下八個產業：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交通運輸業、技術服務業、商務服務業、設計咨詢服務業、人力資源服務業和節能環保服務業，尤其要突破金融、物流和人力資源服務業等重點短板。

　　開拓“大健康產業”等生活性服務業新領域。生活性服務業是直接為人的生活服務的行業。在“十三五”期間，應研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人民群眾對現代服務業有什么新需求。2014年年底習近平同志在江蘇視察時明確指出，“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在美國，健康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17%—18%，但中國只有5%左右。如何把民生健康或“健康中國”作為未來服務業發展的旗艦？其中大有文章可作。

　　除著力發展“大健康產業”外，還要大力發展商貿服務業（特別是電子商務）、旅游業、居民服務業、文化產業（演藝、網絡文化產品、影視、出版）、體育產業、住房產業和市場化培訓教育服務業等。從現在起，就應瞄準上述產業，開拓新領域，發展新業態，打造新熱點。同時針對服務業發展中的體制障礙，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克服該領域開放度低、限制多、國際競爭力弱等問題。

　　立足于“多代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為基礎、對人的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作用且成長潛力大的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搶占新一輪經濟和科技發展制高點的重大戰略。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脆弱，又處在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的國家來說，更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要在未來國際競爭中自立于民族之林，必須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在“十三五”期間，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應瞄準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及“互聯網+”、節能環保、生物技術、智能制造、高端裝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及“互聯網+”，它不僅會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而且會改變人的思維方式，重塑人自身。

要素投入結構優化：實施“創新雙驅動”

　　要素投入結構主要揭示經濟發展靠什么“要素”投入的問題。過去30年，中國經濟發展主要靠拼勞動力、拼資源、拼環境。如今勞動力、資源和環境成本已經拼夠老本，加之新一輪世界信息革命浪潮興起，“云”（云計算）、“物”（物聯網）、“移”（移動互聯）、“大”（大數據）、“智”（智能化）迅猛發展，土地等物質要素趨緊、人口老齡化嚴重、農業富余勞動力減少，過去那條老路不可持續下去了。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把創新發展放在五大發展之首，并強調“創新是引領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

　　就要素投入結構轉型而言，核心應是“創新驅動”。但“驅動”什么？是單驅動，還是雙驅動？筆者主張兩個“驅動”，一則“驅動”經濟發展，二則“驅動”人的發展。要把兩個驅動結合起來，應突出把握四個問題：

　　加強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和品牌的研發。2014年歐洲專利局收到27.4萬項專利申請,其中，中國2.65萬項,占近10%；總獲批6.46萬項，其中，中國獲批1200多項，僅占2%。在品牌方面，據世界品牌實驗室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世界品牌500強中，美國擁有227項，幾乎占總數的一半，而中國僅29項。《福布斯》雜志2014年發布的全球品牌100強，美國占54項，中國品牌為0項。這兩則消息既令人憂慮，也讓我們找到了關鍵：未來應更注意提高專利的質量和效應，打造自主品牌，尤其是具有國際知名度的品牌。

　　推進萬眾創新。創新必須要有創新型人才。出于興趣與愛好，努力把各種創意轉變為現實的“創客”（Maker）是主要力量。中國當前有大量科技人力資源，這是中國最寶貴的“創客”。首先要發揮這些人的引領和帶動作用，同時，培育和造就千千萬萬個“創客”，使之成為自主創新的主力軍，也促進創新者自身的發展。

　　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及相關制度。這次五中全會把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結合在一起。制度比技術更值得關注，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對科技人員的產權激勵制度等較為關鍵。此外,還應著力推進相關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市場體制的創新，為萬眾創新提供體制支撐。

　　創新的根本在于創新者的“心靈放飛”。如何開掘創新之源？最根本的是思想的自由和開放。當前知識分子心靈并未完全放飛，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壓制著。要認真吸收西方文明中的冒險精神，把創新者打造成一代“無限制的新人”。

真刀真槍搞改革：為優化結構提供制度支撐

　　結構轉型“轉到深處是體制”。在形成“物本型”經濟結構的諸種傳統因素——人口紅利、資源紅利逐步消退之際，制度紅利成為“人本型”結構的重要動力。

　　中國改革的畫卷正徐徐展開。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建議》，明確提出了“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特別重申了三中全會提出的關于“市場決定”和“政府作用”的思想，十分不易。《建議》中這些關于制度創新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的和可操作性的方略。

　　習近平同志提出“真刀真槍搞改革”，點破了當前改革的要害所在。為什么人本型經濟結構難以建立？流行于各級政府的GDP掛帥（“物本位”）以及因政府職能沒有取得實質性轉變而依然存在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官本位”）是重要原因，并成為結構轉型的制約因素。

　　要克服“物本位”，必須改變GDP在官員心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確立“人類發展指數”等人文指標和環境指標的約束作用。要克服“官本位”，轉變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既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重要作用。近來出現一種把“政府的重要作用”解釋為“政府駕馭市場”的觀點，且頗為流行，應該予以澄清和糾正。同時，要實施“三張清單”：負面清單——明確企業不該干什么，做到“法無禁止皆可為”；權力清單——明確政府該干什么，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責任清單——明確政府的責任，做到“法定責任必須為”。從更深層考慮，還要推進政府自身的“結構性改革”，建立政府權力體系內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制衡機制，使政府“有權而不能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