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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修澤：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

點擊：作者：常修澤來源：《改革與戰略》發布時間:2016-02-13 09:24:44

　　今天，應北京大學有關方面要求，讓我從學術角度講一下自己的“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①。我講三個問題：一是我為什么提出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二是所謂的新方略究竟新在哪里；三是如何實施這一新方略。

　　一、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新方略的提出

　　（一）中國經濟總供求關系出現的復雜新變化

　　我為什么提出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最簡單地說，就是基于中國經濟總供求關系出現復雜新變化提出的。

　　進入新階段，中國經濟面臨三個深層次矛盾：一個是結構性矛盾，一個是體制性矛盾，還有一個是經濟周期性矛盾。而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三個矛盾是疊加在一起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影響，從而極大地增加了市場配置資源和政府調節的難度。

　　在以上三個深層次矛盾中，新的經濟周期性矛盾是近年產生的，經濟結構性矛盾和經濟體制性矛盾是根深蒂固而且是“久攻不克”的難題。鑒于體制問題我在專著《包容性改革論》之“經濟改革篇”已有論述，我這里著重用“人本”思想探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問題。

　　如果從全方位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的經濟結構，我認為主要有六個結構。第一個是需求結構：經濟運轉首先必須有需求，這既是社會再生產的起點，又是社會再生產的終點。第二個是供給結構：供給方是由產業來提供的，可以把它視為產業結構，農業、工業、服務業等都屬于供給結構的問題（當然，嚴格地說，產業結構與供給結構的研究角度和內涵不完全一樣，還有制度供給問題）。

　　除了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這兩個結構以外，第三個是要素投入結構。就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靠什么要素投入得以支撐、得以發展的問題。無論是早期的哈羅德—多馬模型，還是之后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的索洛—斯旺模型，以及再之后的內生增長理論，討論的都是這個問題。第四個結構是資源環境，從理論上說它也是一種要素投入，就是靠什么資源要素來投入的問題，但鑒于中國這個問題十分嚴峻，我特意將其獨立出來，列為資源環境結構。第五個是城鄉結構，第六個是區域結構。

　　我的治學方法之一是在研究問題時“砸核桃”，砸開以后看看這里面究竟有幾個“核桃仁”。把結構這個“核桃”砸開后就會發現，結構里面有六個核桃仁，即六大結構。在上述六大結構中，新階段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是中國經濟面臨的“兩大難題”，既有需求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過低；又有供給問題：供給過剩與供給不足嚴重并存。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就是基于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提出的。

　　（二）需求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率過低

　　需求結構一般講“三駕馬車”。一國的GDP構成按照“三駕馬車”分成三個部分：居民消費、政府消費加起來叫消費，資本形成總額就是投資，貨物與服務凈流出就是出口。研究需求就是研究這“三駕馬車”。傳統的需求管理理論特別看重“三駕馬車”的投資，一直實行“投資驅動型”的路線，導致投資率居高不下，嚴重擠壓消費。從圖-1三條曲線的變動情況可以看出需求的突出矛盾。

　　圖-1 中國投資率、凈出口率和消費率變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3》。

　　由于投資率擠壓消費率（凈出口率也一定程度擠壓消費率，特別是“入世”后到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的這段時間里)，導致消費這駕“馬車”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占比呈下滑趨勢。從縱向看，改革開放以來最終消費率（政府消費+居民消費）曾長期在60%～70%的區間內波動，但進入21世紀后逐年下降，從2000年的62.3%持續下降到2010年的48.2%，降低了14.1個百分點，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2011年雖然上升至49.1%，之后又繼續回升，2014年上升到51.4%，但與國際比較，中國的最終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30個百分點左右。

　　在最終消費率（政府消費+居民消費）中，最突出的是居民消費率低下。根據世界發展指標數據庫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居民消費率與其他國家相比相當低，世界平均水平是60.4％，中國只有34.6％。②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居民消費率是37.9%，比2012年有所提高。即使是用37.9%與60.4%相比，中國居民消費率還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個百分點。中國居民消費率過低主要由兩個原因造成：一是中國投資率過高，壓制了消費率；另一個是消費本身的問題，包括消費能力、社會保障、消費安全、消費質量等。③這是需求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

　　雖然我把需求結構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但我并不是強調“投資驅動型”，我所強調的是需求結構中的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這是新需求管理理論與傳統需求管理理論不同的地方。

　　（三）供給問題：既有供給過剩，更有供給不足問題

　　現階段中國供給結構的問題呈現頗為復雜的局面——既有產能過剩、房產積壓等供給過剩問題，又有供給不足，特別是創新性供給不足、公共服務性供給不足問題。

　　提出“供給側改革”，我認為與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實行的刺激需求政策有關。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時決策層提出四萬億投資計劃。對此問題，我的基本看法是一分為二。一方面，這是“事出有因”，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壓力，推出此舉就是要抗擊這個風險；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萬億投資的“政府主導型”色彩太濃，而且所投資的一些項目效果不佳，出現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因此，應該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

　　當前，中國的供給環境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相比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目前中國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嚴重不足。很多地區的教育、醫療、廉租房、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方面還有很多欠賬。至于創新性的供給，無論是新產品、新產業，還是新業態，更是嚴重短缺。因此，不能籠統說現在中國全面供給過剩，還有很多方面是不足的，而且這些不足相當一部分是政府應該做卻沒有做好的。另一方面，中國也確實有結構性的供給過剩問題。到底中國是供給不足，還是供給過剩，我認為是結構性的，有的方面供給不足，有的方面供給過剩，兩者并存。

　　2015年5月，我在《改革與戰略》雜志發表的《中國新階段經濟發展與改革趨勢分析——2015年2月在廣東所作的學術報告》（以下簡稱《趨勢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中國新階段經濟發展中的三個突出問題：“第一個大問題，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問題；第二個大問題，地方債務風險以及杠桿率過高問題；第三個大問題，房地產衰退問題。”④一年將過去，實踐證明這三個判斷是正確的：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其中前三個“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與“三個突出問題”基本精神“不謀而合”。當然，現在問題更為復雜，其主要表現為四個突出問題。

　　第一個突出問題仍然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問題是供給問題，是產業層面的問題。近年來，我一直十分關注產能過剩問題。我曾經提出：“在工業內部確實存在不少現實問題，如產能過剩呈現多產業、長時間的突出特點。”⑤在一次國家宏觀經濟問題討論會上有學者提出：“產能過剩是一個偽命題，認為中國沒有產能過剩。”我指出：“不能用傳統計劃經濟的思維來看待，而應該用市場經濟的思維來看待。即使轉換思維模式，產能過剩也是個實際問題。不僅傳統的鋼鐵、鐵合金、焦炭、電石、化工、造船、水泥、電解鋁以及紡織等產業，而且太陽能光伏、手機等新興產業，都面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壓力。一些領域產能過剩已超過警戒線，致使企業經營效益大幅度下降。”⑥

　　要從理論上來理解和把握產能過剩問題，需要確定產能過剩的標準線是多少。一種說法是把產能利用率81%～82%作為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分界點；⑦另外一種看法是參照國家發改委有關司局的標準，它們一般是把產能利用率78%作為把握產能是否過剩的分界點。我認為，以80%作為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標準線比較合理，大體上就是八成以上是不過剩，八成以下為過剩；75％以下為嚴重過剩，用75％這個標準衡量，雖然我們國家總的工業產能利用率還沒有到75％，但某些行業已經低于75％，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

　　中央決策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受產能過剩的困擾。如果不解決產能過剩這個結構性矛盾，就很可能會出現工業品價格持續下降、經濟難以持續增長等問題，企業效益也無法提高。鑒于國內大部分產能形成于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國內高速增長階段，并因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致使部分產能有所擴大，因此，僅僅依靠刺激國內需求難以完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必須通過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方式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第二個突出問題是房地產庫存積壓嚴重，即“房地產需要去庫存化”問題。我在《趨勢分析》一文中曾用三張圖——全國商品住宅房價與收入比、土地和商業住宅銷售增長率、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減弱圖來反映房地產庫存積壓問題，特別表明對房地產下一步的發展比較擔憂⑧。現在，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其中有不合理的占有差別因素）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除去部分年輕人和進城務工人員外，總體上說，供求緊張的時代基本過去。目前房地產正面臨中長期拐點，當然，不同城市、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房地產分化加劇，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幾個大城市以及部分人口支撐因素比較有利的地區之外，相當一部分城市的房地產遇到困難。

　　自中央提出“商品房需要去庫存”的概念之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首先需要界定什么叫“商品房庫存”，“衡量標準”是什么。這里有三個口徑：（1）窄口徑，指“已竣工”可供銷售但尚未銷售出去的商品房建筑面積累積值；（2）中口徑，指前者加“尚未竣工”正在建設并已經“獲得預售資格”但尚未銷售出去的商品房建筑面積累積值；（3）寬口徑，指前兩者加已經批準“正待開工”商品房建筑面積累積值（作為潛在的庫存）。討論“商品房需要去庫存”，我主張用寬口徑，但全面準確的數據一時還拿不到。

　　就數據可獲得性而言，我采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的有關數據。從該數據的時間趨勢看，2007年之前中國房地產庫存水平規模有限，且增長頗為緩慢，但之后增幅相當明顯，特別是2011年之后增速異常顯著，2015年達到頂點（見圖-2）。

　　圖-2 1995—2015年全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年度變化情況（千平方米）

　　資料來源：CEIC。

　　以上是1995—2015年全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年度變化情況。按照“砸核桃”的方法看看里邊的結構，整個商品房待售（空置）包括四部分：一般住宅、別墅高檔公寓、辦公樓、商業營業用房。各類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的年度變化情況通過圖-3可以得到反映。

　　圖-31995—2015年各類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年度變化情況（千平方米）

　　資料來源：CEIC。

　　由圖-3可見，待售（空置）住宅的增長態勢與圖-2全部待售（空置）商品房的增長態勢大致相同，近年來也是擴張迅速；待售（空置）別墅、高檔公寓雖有一定的增長，但幅度較小。而待售（空置）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則幾乎沒有增長。由此可以看出，近年來商品房庫存水平的急劇攀升并積壓，主要歸因于商品住宅庫存積壓，小部分歸因于別墅、高檔公寓庫存積壓。

　　近十年商品住宅庫存水平的發展趨勢，最值得關注的是2014年和2015年，這兩年商品住宅庫存積壓及去化周期的情況更為嚴重（見圖-4）。

　　圖-4 2014—2015商品住宅庫存積壓及去化周期情況　　

　　資料來源：巴曙松《2016年中國金融政策趨勢》，引自金融讀書會（bashusongonfinance）資料。

　　當然，各區域情況不同，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商品房庫存面積普遍高于西部地區，特別是東北城市房地產庫存水平較高，因為這些城市經濟形勢普遍比較嚴峻，缺乏大量且可持續的人口凈流入規模，需求相對疲弱。

　　第三個突出問題是企業和產業的成本太高，包括勞動力、資金、資源、稅收成本高。隨著勞動力資源從無限供給轉變為供求趨于平衡再轉變為結構性短缺，將導致工資成本相應提升。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名義勞動力成本已經呈現出持續上漲的態勢。⑨因此，成本上升太快也是供給方面的問題。當然，有些成本是沒法壓的，如勞動力成本。但政府向企業減稅，這個可以由政府來做，國家應該給企業減輕負擔。

　　第四個突出問題是杠桿率過高、債務風險問題。我在《趨勢分析》一文中曾用一張圖揭示1996—2012年全社會杠桿率的變化趨勢⑩，現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揚教授帶領的課題組的估算，再補充2013年、2014年的最新情況。據最新數據，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的債務規模為150.03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35.7%。其中2014年末中國實體部門（不含金融機構）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實體部門杠桿率為217.3%。

　　圖-5 全社會杠桿率的變化：1996—2014年　　

　　資料來源：中國社科院課題組估算。

　　圖-5表明，金融危機以來，各部門加總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4年的235.7%，6年時間里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如果剔除金融機構部門，僅考慮實體部門的杠桿率變化，則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時間上升了60.3個百分點，這也是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因此，有關方面很謹慎，擔心由于上述這些問題的存在而導致中國產生某些風險、甚至是系統性風險。

　　由此可見，一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一個十三多億人口、具有世界特大型市場空間的國家，同時面臨消費需求不足、供給相對過剩、創新性供給又嚴重不足的問題，這是很罕見的，也是很令人糾結的。這就是我說的中國經濟出現的供求新問題，解決這些新問題需要新藥方——要實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

　　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新方略新在哪里：“三個為主、三個結合”

　　（一）以供給管理為主，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

　　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種方式，因側重點不同，經濟學界劃分為強調需求的凱恩斯學派與強調供給的供給學派（也稱供應學派）。前者認為，在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性偏好三大規律作用下，有效需求往往低于社會總供給水平，主張國家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來促進經濟增長。后者堅持薩伊定律的核心思想“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認為生產的增長決定于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需求會自動適應供給的變化，主張通過減稅刺激儲蓄和投資，鼓勵勞動供給，促進經濟增長。?這是純學術背景分析，至于中國最近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改革”，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可以不必往國外供給學派（也稱供應學派）上套。因為，國外的供給學派是主張私有化的，這與中國有明顯的區別。

　　自2015年11月10日中央決策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供給側”“供給側管理”一時成為一個熱詞。對此，有學者說過去中國只講需求管理，沒有供給管理。我覺得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學術研究必須講究科學。我認為，中國過去確實有需求管理（如講“三駕馬車”特別強調投資，也在推進收入分配改革，這都是需求的結構或需求的改革），但同樣過去也有供給管理。如多年來一直講農業現代化建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服務業、科教興國等，這些都屬于供給管理。至于說供給結構性改革，也不是沒有，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不就是典型的供給結構性改革嗎？總之，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方式都是有的。供給結構性改革是有特定內涵的，它不是實行需求緊縮，而是要實行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相結合，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這里的關鍵是在“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中，哪個為主的問題。我認為，雖然“需求結構轉型”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但供給（產業）結構轉型是更突出的問題，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應該以供給管理為主，實行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

　　（二）以結構改革為主，改革與調整相結合

　　其實，結構改革與結構調整很難嚴格區分，我更強調結構改革，不帶限制詞的“結構性改革”。它的含義是什么？現在學術界、經濟界以及媒體用的結構性改革的含義寬窄不一。我將其歸納為三種不同層次的理解和使用：窄派的理解、中派的理解和比較寬的理解。

　　第一，窄義的“結構性改革”（“點”狀）。它主要從專題（“點”）的角度理解結構性改革，如從勞動力市場的角度看結構性改革。這是專題性的，比較具體和集中。再如用之于行政權力的結構性改革，具體指在行政系統的權力體系里面，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這三個權力的結構及其改革。

　　第二，中義的“結構性改革”（“線”狀）。中間層次分為兩個不同的“線”路。一種思路是在“結構”這兩個字上做文章，把結構改革理解為結構調整、結構轉型、結構升級或結構改造，這是一條線。還有一條線就是往體制上走，它又分成兩個方面的體制：供給的體制改革（如產業改革、企業改革等），或需求的體制改革（如分配制度改革等）。在我看來這種理解是單線的改革，這是第二個基于中間狀態的使用。

　　第三，比較寬義的“結構性改革”（“面”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較寬義的“全面”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兩個大部分：結構的全面轉型和與之相適應的體制改革（或者叫體制支撐）。簡單地說，結構性改革就是結構轉型加體制改革。

　　現在社會各界對供給結構性改革存在多種解讀，應以包容的態度看待。實際上，無論是“點”狀使用，還是“線”狀使用，還是“面”狀使用，只要論者自己有特定的內涵界定，有自己清晰的思路都是可以的，沒有誰對誰錯的問題。我傾向于從比較寬義的角度來把握結構性改革。

　　在這個寬義的“結構性改革”中，既有結構方面體制改革的內容，也有結構調整的內容，我比較傾向于改革這個方面。我認為：“中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且難以得到有效調整的深刻根源，在于現行體制的掣肘和制約。如果沒有經濟體制乃至政治體制改革的突破，經濟結構的改造、升級、轉型，都是不可能的。”?實際上，無論是產能過剩，還是房地產庫存積壓、還是杠桿率過高等，這些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體制問題，解決的出路——無論是處置“僵尸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產庫存、增加有效供給，還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根本辦法都要依靠體制的改革與創新，以結構改革為主，改革與調整相結合。

　?。ㄈ┮允袌雠渲脼橹?，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相結合

　　實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特別是供給結構性改革，究竟采取什么模式？這是國內外頗為關注的問題，人們擔心出現政府主導型的供給管理。

　　可以預見，下一步供給管理，或者說供給改革，或者說供給什么，會越來越多。我們要學會在這個紛繁復雜的文章報告里去思考、去探索，它是一種什么樣的供給管理。最近有學者指出，強調供給管理不等于搞“計劃經濟”。在我看來，即使不會借供給管理搞“計劃經濟”，但絕不意味著供給管理中沒有搞“計劃經濟”的可能性。因為就一般理論分析，客觀上就有兩種不同的供給管理：一種是偏于市場決定的供給管理，一種是偏于政府主導的供給管理。

　　那么，應該從哪個角度、參照什么指標來鑒定這兩個不同的供給管理？我認為有三個層面：最高層面是政府，中間層面是市場，底下層面是企業。我先從企業分析，微觀基礎是什么，再分析市場體系是什么和政府體制是什么，從這三個觀察點來分析、鑒別（見表-1）。

　　第一個觀察點，看微觀經濟基礎。微觀經濟基礎是什么？是繼續堅持國有經濟“一股獨大”，還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當前，焦點集中在如何對待國有經濟中的某些“僵尸企業”上（當然民營中也有“僵尸企業”，但是極少。因為它有自動淘汰機制）。2015年7～8月，我到東北調研發現僅地方政府就有好幾百家國有虧損企業，虧損額達460多億元，其中不少屬于“僵尸企業”。我在《“再振興”東北戰略思路探討》一文指出：“這些‘僵尸企業’是中國經濟的‘毒瘤’，已經吞噬并且將繼續吞噬著大量的寶貴資源。”?有觀點認為，國有經濟實際上是中國繼槍桿子、筆桿子后的“第三支力量”——臺柱子，即使虧損，也要保住這些企業。對這些“僵尸企業”，到底是以壯士斷腕的魄力予以切除，還是基于“臺柱子”理念不加分析地講“做大”？這是一個檢驗。

　　第二個觀察點，看市場體系，主要看是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是否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能放開的盡量放開，以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第三個觀察點，看政府體制，是減少政府管制，還是政府主導。三張清單即權力清單、責任清單、負面清單是否落實，權力是否依然任性。

　　我在2015年10月《關于十三五發展若干“理念”的思考》中曾提出一個概念：“市決政用”，即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發揮作用。文章強調：“‘十三五’期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經濟角色定位是一個繞不過的問題，雖然中央已經明確界定，但在理念和實踐中并沒有解決。按照有關學者提出的政府‘駕馭論’思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講的‘市場決定論’勢必大打折扣，‘政府主導型’經濟模式將繼續慣性運作。對此很難不讓人產生憂慮，應秉持‘市決政用’之理念”。?我認為，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應主張以市場配置為主，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相結合，注意防止政府主導的供給管理回潮。

　　總之，以供給管理為主，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以結構改革為主，結構改革與結構調整相結合；以市場配置為主，市場機制與政府作用相結合——這就是“新方略”的三點要義。

　　三、如何實施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新方略：釋放——消解——創造“三線推進”

　　（一）第一條線——“釋放新需求”：重在擴大居民消費

　　我認為：中國到了創造消費大國的人本基礎的時候了。?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需求管理方面的重要任務和基本舉措就是要“釋放新需求”，著力擴大居民消費。

　　那么，居民消費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適？基于對“十三五”規劃時期投資、出口以及居民收入等因素的綜合分析，我認為到2020年總消費率預計為56%左右，其中，居民消費率至少應在43%以上。從2014年的37.7%提高到43%，每年約提高1個百分點。按照2015年經濟增長6.9%的預測，全年國民生產總值實際完成約為67.67萬億元。“十三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按6.5%預估，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為90萬～95萬億元。如果居民消費率按提高到43%計算，2020年中國居民消費總量將達到38萬～40萬億元。這個市場空間在全世界是舉世無雙的。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居民消費率比較低，?與中國的廣闊市場相比，特別是隨著勞動力群體負擔的加重，從而對公共服務數量及公平性需求明顯增加，這里有一個巨大的落差。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億萬人民的消費潛力變成促進人的發展的強大動力，這就要加快培育消費增長點。建議重點關注如下領域：醫療養老、休閑旅游、教育文體消費、互聯網物聯網和信息消費、節能產品、住房消費，尤其應引導消費朝著健康、智能、綠色、安全方向發展。

　　——以健康消費為例。現在中國有2.1億的60歲以上老年人口，如何促進養老家政健康消費？目前，中國耐用消費品之類的消費增長緩慢，消費結構開始向中老年主導的服務型消費轉移，對此，我提出了一個“打造‘人本社會’多維度發展的民生健康服務”的概念，?這不僅是個新理念，而且開始在江蘇試驗。我之所以提出“打造‘人本社會’多維度發展的民生健康服務”，旨在朝著健康方向去“釋放新需求”。

　　——以智能消費為例。截至2015年2月，中國移動電話用戶總數達到12.9億戶（且更換周期平均為15個月），移動寬帶（3G/4G）用戶總數達6.24億戶，估計幾年后會達到10億戶。如何繼續壯大智能消費大有文章可做。

　　——以旅游消費為例。2014年全年國內游客達36.1億人次，如何提升旅游休閑消費的檔次，在“十三五”末期把中國打造成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國。

　　——此外，如何推動綠色消費、穩定住房消費、擴大教育文化消費等都值得探索。

　　我認為，根本問題是要建立促進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做到讓人民“能消費、敢消費、放心消費”。

　　“能消費”需要正確處理好“國富”和“民富”的關系。既要“國富”，又要“民富”。中國居民消費率低，除了投資率高以外，與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有關。多年來，中國以GDP為代表的物質財富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收入雖然也在上升，但與GDP相比兩者差距很大（甚至形成一個“剪刀狀差”），且呈現擴大趨勢。這是作為一個人的發展經濟學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诖?，我主張適當向“民富”傾斜，在“十三五”期間，尤其如此。這就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明顯超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同時，要看到“勞權弱化是導致勞動者收入比重下降的重要因素，必須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升到人權、特別是勞權的高度，要有保證勞權的制度安排”，（21）從而為消費提供制度化的“民富支撐”。

　　“敢消費”需要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重點是養老、醫療、失業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健全社會救濟制度，做好扶貧工作，盡快編織好全社會的安全網，讓老百姓吃上定心丸，以解除他們消費的后顧之憂。

　　“放心消費”需要政府加強對消費環境的監管。要實行嚴格的責任清單制度，確保食品、藥品等各個領域的消費安全。

　　此外，如何讓老百姓實惠消費也是釋放新需求的方面。它涉及兩個問題：一是服務商品和服務質量問題；是價格問題。2015年中國人群體到日本買“馬桶蓋事件”，反映出了中國與日本商品質量和商品價格的差距，這個問題需要研究，應讓老百姓能夠實惠消費。

　　（二）第二條線——“消解舊供給”：該砍掉的堅決砍掉

　　就供給結構而言，應該是雙線作戰：“消解舊供給”與“創造新供給”。

　　首先是“消解舊供給”。“消解舊供給”的重點任務是“三減一降”：減產能、減庫存、減杠桿、降成本?，F在流行的提法是“三去”(“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就其大的基調來說是對的，態度是堅決的，其精神實質人們也能理解，但不能講得太過度。嚴格來說，“三去”是不可能完全“去除”的。“產能”能完全“去除”嗎？商品房庫存能完全“去除”嗎？特別是杠桿能完全“去除”嗎？對于這個問題，我認為“‘去杠桿’被人解釋過度了，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不可能完全去杠桿化，應該叫做‘少杠桿’，或者‘弱杠桿’，‘去’是去不了的。”（22）

　　現在，需要扎扎實實做好“三減一降”，解決四個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第一，減產能。不僅要化解傳統的鋼鐵、煤炭、水泥、電解鋁等產業，而且還要化解太陽能、光伏等新興產業的產能過剩，但重點是鋼鐵、煤炭。這里給大家提供一個美國經濟史的經驗：美國整個工業化中期的結束，是以鋼鐵、煤炭、水泥為代表的重化工業經濟，向生活品質提高的消費經濟轉型的過程。從人的發展經濟學角度看，這也正是從“物本經濟”向“人本經濟”轉型的過程。

　　第二，減房地產的庫存。有研究報告稱，2016年第二季度后中國“房地產價格將出現塌方式的下降”?；\統地這樣講可能有些武斷，應該分類對待。2015年11月，海南省政府出臺了《促進海南省房地產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分類改革，轉型升級”的提法較好，可供參考。

　　第三，減杠桿。從政府、居民、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四部分來看，重點是非金融機構減杠桿。最近我到廣東、安徽、廣西等地調研，發現一些傳統領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倒閉的現象不少。減杠桿也要漸進而行，防止大面積企業倒閉。

　　第四，降成本。應降多種成本，其中最直接的是減少稅收成本，這個可以由政府來做，通過減稅（特別是“營改增”）給企業減輕負擔。

　　（三）第三條線——“創造新供給”：重在創造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

　　就中國經濟而言，一方面，一些“僵尸企業”“無可奈何花落去”；另一方面，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柳暗花明又一村”。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上零售額增長31.6%，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0.2%，工業機器人增長42%。這種態勢表明，供給結構改革既要“消解舊供給”，更要“創造新供給”。對于創造新供給，中國在“十三五”時期及未來一段時間要把握三大要點。

　　其一，產業結構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十三五”及未來一段時期，將是由“工業化中后期”向“工業化后期”轉變的時期。與此相適應，建議國家明確提出“逐步從以工業為主導轉向以服務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戰略和行動方案。鑒于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僅為48.1%（2014年），比世界服務業平均水平70.2%（2012年）差22個百分點的事實，應把發展現代服務業作為優化結構的戰略重點。

　　服務業發展應采取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雙線推進的方略，尤其要注意補足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滯后的短板。從經濟角度分析，生產性服務業具有技術附加值高、技術高度密集、耗能低、經濟產值高等特征；而從人本角度分析，生產性服務業具有需求彈性大、有助于提升就業率的特征。目前，生產性服務業是中國整個服務業的重點和短板，應側重發展以下八個產業：金融服務業、現代物流業、交通運輸業、技術服務業、商務服務業、設計咨詢服務業、人力資源服務業和節能環保服務業，尤其是要突破金融、物流和人力資源服務業等重點短板。

　　與此同時，要開拓“大健康產業”等生活性服務業新領域。2020年小康社會全面建成后，人民群眾對現代服務業提出新需求。“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健康產業”，（23）“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我認為，應該把醫療健康服務業作為中國生活性服務業之首。美國的健康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17%～18%，但中國只有5%左右，應把民生健康或“健康中國”作為未來服務業發展的旗艦。

　　除大力發展“大健康產業”外，還要大力發展商貿服務業（特別是電子商務）、旅游業、居民服務業、文化產業、體育產業、住房產業和市場化培訓教育服務業等。從現在起，就應瞄準上述產業，開拓新領域，發展新業態。同時，針對服務業發展中的體制障礙，進一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克服該領域開放度低、限制多、國際競爭力弱等問題。

　　其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搶占新一輪經濟和科技發展制高點的重大戰略。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脆弱，又處在工業化快速發展時期的國家來說，更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要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須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十三五”期間，中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應瞄準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及“互聯網+”、節能環保、生物技術、智能制造、高端裝備、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及“互聯網+”，它不僅會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而且還會改變人的思維方式，重塑人的自身。

　　其三，要有“烙新餅”的理念和“烙新餅”的人才。怎樣創造新供給？我認為應該有“烙新餅”的思想。托馬斯在《亂中取勝——美國管理革命通鑒》中說：“不要老想分享市場，而要考慮創造市場。不是取得一塊較大的餡餅，而是要設法烙出一塊較大的餡餅，最好是烘烤出一塊新的餡餅。”（24）只有具備“烙新餅”的理念，才有可能創造新供給。

　　中國需要一代“無限制的新人”。所謂“無限制”就是不受各種舊的條條框框和舊的模式的限制，最典型是阿里巴巴的馬云、騰訊的馬化騰、華為的任正非等一批新人。這批新人顯著的一個特征就是“心靈放飛”。中國產業創新也好，供給創新也好，它的關鍵和源泉都是心靈的放飛。心靈的放飛是創意之源，打造創意城市、創意園區，固然需要制度安排，但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應該讓人突破常規，放飛想象。（25）新一代的技術力量正在創造出一批新人，新人有新人的歷史使命。只有這樣一批新人組成創新隊伍，創造新供給才有支撐，“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才會得到實施。

　　注釋：

　?、佗冖茛蔻幔?span lang="EN-US">18）（20）（21）（23）常修澤《人本型結構論——中國經濟結構轉型新思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第5、8、5、5、22至25、69、110、95、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