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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幾天兩會就開始。本年伊始，我連續在網上發表文章，提出新改革必須樹立習近平思維，論述“供給側改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思考，主要是給決策者看的，不知道領導人和人大代表中有人看過沒有？我想，黨和國家領導人應當了解民情，人民代表要反映民意，不然，如何為人民服務？代表什么？這里，我提請人大要討論一下，對人民代表法落實情況進行檢查，促人大代表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切實代表人民參與行使國家權力。

　　黨中央的“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決策，無疑是對的，是緊迫的任務。但稱之為“供給側改革”，甚至有人提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應以‘里根經濟學’為模板”，我認為兩會須要對此慎重考慮，這本是經常進行的生產的結構性調整，就如“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是對中國經濟現在面臨問題的一種應對，是他國曾經用過的多種經濟手段中的一種，如提升為“經濟改革，會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摁下葫蘆起了瓢”。現在許多人認識到，“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有利有弊，會使GDP下降，工人“下崗”，產生金融問題，這些，人大應當在審查政府工作報告時，要請總理說明對策。

　　“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是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做過的事情，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創新經濟即知識經濟形式，把低端生產的生產力和產品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形成世界經濟機構中的“頭腦國家”和“四肢國家”。實踐表明，它能使“頭腦國家”提高效率，但不一定能穩定經濟增長。這是變相地如馬克思指出的，使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和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代之以新的生產力和高質量產品。雖然是無疑發展了生產力，但是，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率遞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現在已經束縛了生產力發展。

　　凡學過馬克思主義的人的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是剩余價值的生產，也知道資本利潤率遞減規律。《資本論》闡明，“商品的價值量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所以，發展生產力，可以增加財富，但由于社會總勞動量的自然界限，并不能使資本更多增殖，經濟增長越來越多地是靠資本積累，這樣就一方面表現為資本利潤率遞減，另一方面又表現為越來越嚴重的兩極分化。資本主義生產利潤的空間越來越小，投入實體經濟發展生產的資本也就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轉入虛擬經濟，在金融市場上投機博弈。所以，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它的最高階段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促進生產力發展轉變為束縛生產力的發展。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從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變到以創造財富即為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物質基礎為目的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馬克思主義闡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新改革必須樹立“習近平思維”，即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思考新的改革，需要從“資本的組織經濟學”轉到“勞動的政治經濟學”，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取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否則，我斷言：如果不從生產關系方面考慮，還是著眼于資本的增殖，“供給側改革”不可能根本解決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且會加劇兩極分化，產生更深層次的矛盾。

　　最近，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中國經濟50論壇2016年會上的講話就表現出這個問題。他說，下一步應調整勞動合同法，提出工資過快增長會降低投資意愿，去年他在清華大學的演講首先講的就是這個觀點。現在中國的不少官員在學美國官員，隨便發表不同于國家已有規定的言論。2010年7月15日我在《王長江觀點完全是非黨的》文中提出：“這里我順便提出，1、作為黨和國家工作者，不宜公開發表與其職務要求相抵觸的言論：2作者署名，凡個人觀點，不要掛職務頭銜，以免混淆，迷惑大眾視聽。”現在，我要鄭重提出這個問題，黨和政府對官員們公開講話要立規矩，官員沒有公開評論國家政策的自由。就事論事，且不說中國勞動力價格低，既然財政部長主張通過降低勞動力價格獲得較高的絕對剩余價值，企業何須費錢費力又冒險搞創新，通過技術更新降低勞動力和原材料消耗？這位財政部長同茅于軾、厲以寧一樣，主張犧牲大多數勞動者讓少數資本家更富，如此即使到了2020年人均收入能翻翻，但是更嚴重的兩極分化又有和意義？在勞動力價格不增加情況下，絕大多數人收入也不會增加，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所以，我請人大要慎重考慮樓繼偉部長這個主張的利害。

　　習近平主席在提出“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后，最近又相繼提出“黨校姓黨”和“黨媒姓黨”。前者講的指導思想，后者講的組織性質，用毛澤東的話講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發展中國的根本。

　　前些年，“不問姓社姓資”把中國搞亂了，模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模糊了執政黨姓共，張維迎公開宣揚“腐敗是一個次優選擇”，誘騙許多黨員和領導干部貪污腐化，為資本家著想，或者就直接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公開主張賣光分光國有企業發展“民營經濟”！這個方向不扭轉，社會主義中國的崩潰就是難以避免的事。

　　今年的文章談新改革、“供給側改革”，都是務虛，分析了小資產階級的、現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和中國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反反復復講新改革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我很高興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兩次提出“姓黨”，從組織上保障“新改革”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至于解決問題，我想在確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前提后，政府能夠通過調查，具體分析，也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實際相結合。

　　2008年1月25日，我在人民網、新華網、中新網和《烏有之鄉》等網站上發表《辯證地對待危機》，做了美國已經進入經濟危機、中國經濟會進入調整期兩個判斷，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議；以后，相繼發表百來篇文章論述經濟問題，并集中地在2010年發表《關于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14篇，、2013年發表《曹劌論戰》27篇，去年發表《“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12篇。這里，我僅扼要重復我的觀點和意見。

　　我們要從總的方面認清資本主義經濟進入衰退期，中國經濟進入調整期，由此決定我們的經濟方針和政策。

　　《辯證地對待危機》認為，“一國主導世界經濟的情況將不復存在，以一國貨幣為基準貨幣的情況也須改革。領導人要有所考慮”，提出要用好用活外匯：“中國應當利用這種影響力……我們可以不落井下石，但中國不是救世主，現在也當不了救世主，為緩解美國金融危機作出的犧牲，有權要求得到美國相應的其他方面的補償，市場經濟要求等價交換。”我在2010年10月12日的《我對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思考（續八）》提出：“世界不是要求中國做‘負責任大國’嗎？那我們就負起責任，這責任就是聯合‘金磚四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阻止美國掀起貨幣戰爭。如果這些國家能夠組成一個國際銀行，就可以阻止美國掀起貨幣戰爭，擺脫美元霸權，建立一種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我們不當救世主，但是完全可以平等互利地同所有國家合作發展雙方經濟。對于美國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的資金可以換它們的技術，互通有無，等價交換；對于第三世界的窮兄窮弟們，我們可以出資金出技術，互通有無，重在幫助它們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理念是‘無利不起早’，太主動地硬要向別人的口袋里塞錢，人家會以為你有所圖。所以，還是按市場經濟規則，講互利互惠好，可以減少猜忌。我們的幫助可以不附政治條件，但是也不能無條件，不能不保證我們的錢的安全。用價值2..5萬億人民幣的外匯購買兩房債券，是個嚴重教訓。” 我贊成“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策略，認為無論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都是需要的。社會主義中國應當建立馬克思講的“國際范圍內進行協調的合作”新秩序。

　　經濟調整不在于速度的調整，更在于經濟質的調整。中國經濟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實質和現代化。

　　古人云“后退一步自然寬”，又云“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幾年來，我一再提出“GDP增率5%又如何”，“要準備過緊日子”。當年溫家寶總理動用“4萬億保8”時，我就作《請問4萬億資金的使用》文指出：“這是吃老本……如果吃了老本能夠強壯體魄，當然也好，問題是，如果長了一身贅肉，使國家以后負重難行，生出心腦血管病和糖尿病等病痛來，這是危險的。”事實已經證明這樣不行，國家投入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并沒有穩住經濟下滑，反而造成產能過剩，對方債務出現危機，弄得今天需要去產能。請考慮，今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又要保6.5%的GDP增長率，是不是有矛盾，四面出擊，把大家搞得很緊張，會不會兩頭皆失？客觀規律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既然世界經濟下行趨勢大，有許多不確定因素，為什么我們不順勢而為，不多看一看，而硬要頂著用盡力氣“保八”“保七”，被動地節節后退？要高瞻遠矚，另辟蹊徑。按GDP增率5%布局（這不僅是穩增長，而且絕對增長值不低），留有較大的機動空間和財力物力，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

　　我在《辯證地對待危機》文中，提出“順勢而為，把生產力的發展重心轉向高科技和新農村事業，蓄勢更發。那些關閉的企業和失去工作的工人，可以成為建設新農村的生產力，不可浪費。”我提出了工業經濟和農村經濟的設想是：

　　“應當從中國現實存在的先進的現代化生產、機械半機械生產和手工生產的多層次的社會生產力結構出發，因勢利導，優化組合，改造提高，形成分工合作的、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前導、大企業為龍頭、中型企業為骨干，組織帶動眾多小企業協調發展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有層次的社會化大生產體系。”社會主義企業的優勢，是全國性的協作生產，不是彼此在市場上競爭。在今天私人企業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中國混合經濟結構中，有切實實行憲法第七條規定的“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依法反對“國退民進”，國營企業本身要形成體系，組成國家隊，才能成為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

　　“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對八億農村人口的中國，不是現實的解決矛盾的辦法……一方面發展精細農業，治山、治水、治荒漠。這是一片廣闊的天地，農民最能干的事業，只要很少的生產資料，就能吸收大量的勞動力，開拓資源，美化環境，拓展人類生存空間，提高人類生存條件。這不同于原來的第一產業，而是新的社會生態產業，不僅生產物質財富，而且生產美的人類生活環境。人類不能再掠奪自然界了，還應該給予大自然，保障人和自然的和諧發展。一方面結合當地資源，組織農民辦工業，經營商業……建設亦農亦工亦商的工農商學一體化的新農村。”我在2006年作文《中國的未來發展看農村的變化》。道理很清楚，繼續保存自然經濟狀態的小農生產，怎么談中國經濟現代化？

　　就寫到這里。兩會開后，新改革、“十三五規劃”定了，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所以，我吶喊新改革必須樹立“習近平思維”，強調共產黨的黨性，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進行思考。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中國治國根本。

　　（來源：作者來稿，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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