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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兩者關系的討論頗富爭議。其中，有一種觀點頗為流行，即認為我國當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不過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現代版本”，其理論來源可以追溯至19世紀初便開始風靡的“薩伊定律”（供給自動創造需求），而實踐形態在美國前總統里根與英國前首相撒切爾那里亦是早已有之。言下之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在經濟理論上擁抱西方供給學派，在政策主張上求教“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不能厘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之間的理論分野，不能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高度來把握這一概念，我們將極有可能再次落入西方經濟學精心設計的話語陷阱，并進而誘發諸多“顛覆性錯誤”在我國的出現。因此，認清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重大區別在當下就顯得尤為緊要，這不僅是學理問題，更是政治問題。

　　首先，兩者的理論底色迥然有異，不可紅紫亂朱。

　　西方供給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支流派，其影響力雖不及倫敦學派、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但在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自由主義的歷史性繼承和對凱恩斯主義的現實性否定上卻也是毫不示弱的。無論是較為溫和的“費爾德斯坦曲線”所闡明財政赤字水平對資本形成和通脹的影響及其相互關系，還是更為激進的“拉弗曲線”所描繪出政府稅收收入與稅率之間所謂“過猶不及”的關系，他們共同的著力點都是在試圖“提供一套基于個人和企業刺激的分析結構”，篤信并借助于自由市場的萬能力量，通過一系列“劫貧濟富”的頂層設計來實現社會有效供給的增加和政府預算的平衡。西方供給學派的這些理論主張集中反映了資本主義從國家壟斷主義向國際壟斷主義轉變的發展趨勢，迎合和維護了當時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訴求，在視域上依然沒有跳出西方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舊巢。

　　相比之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來源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中國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立足于我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更加注重研究我國經濟所面臨的新問題新情況，進而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正如列寧所說，“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是事實，而不是教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在認識、適應和引領經濟新常態這個宏觀背景下提出的。面對著國民經濟逐漸增大的下行壓力和日益凸顯的結構性矛盾，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然要根據最新的經濟事實作出適時、適度的相應調整。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調整和完善，就是要通過對生產方式中的物質技術結構和社會關系結構進行雙重維度的整合優化，從而更好地理順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的交互關系，以便在不斷解決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過程中更有利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實現。

　　其次，兩者的哲學思維判若云泥，不可等量齊觀。

　　西方供給學派的哲學思維是典型的形而上學，而正是這種“哲學的貧困”，其在邏輯上也就直接宣告了自身理論的“終結”。為了顛覆凱恩斯主義，西方供給學派重新將薩伊定律奉為圭臬，堅持“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強調經濟危機的出現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恰恰是各國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閑不住與亂作為。其實，西方供給學派沒有認識到，經濟危機的產生是源于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這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對矛盾在供給側具體表現為個別企業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的矛盾，而在需求側則又表現為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這也就意味著，如果不能運用辯證思維來處理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市場與政府諸如此類的相互關系，而僅限于停留在以“片面挑選經驗”為前提而形成的所謂“定理”中，一味陶醉在用自身“片面的理論”來證明他人“理論的片面”，其結果也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

　　相形之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則蘊含著辯證法的大智慧。習近平同志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抓經濟工作一定要善用辯證法。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只是簡單地在供給一側兜圈子，而是應放眼更為廣闊的領域，在統籌兼顧供給側與需求側雙方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長期與短期、宏觀與微觀、總量與結構、增量與存量之間的辯證關系。在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兩者關系問題上，如何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與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結合起來，尤其更是需要辯證法的熟練運用。例如，針對產能過剩這個亟須解決的問題，有學者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側重解決由于政府調控規制不當而造成的產能過剩，而市場調節所造成的產能過剩并不嚴重且能靠市場自行化解，從而將政府的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完全排除在外。其實，這種觀點無非是沿襲了里根“政府不是解決方案，政府就是問題所在”的這句名言，本質上依然是對辯證法的無知與蔑視。

　　最后，兩者的改革路徑南轅北轍，不可亦步亦趨。

　　西方供給學派的改革路徑是通過減稅和減少政府對經濟生產的干預，以此達成對資產階級的“正向刺激”和無產階級的“負向刺激”，從而實現后危機時代下資本積累的恢復與重建。從實踐經驗上來看，這種改革路徑集中反映在“里根經濟學”與“撒切爾主義”這兩個試驗樣本上。里根在《經濟復興計劃》中提出大幅度減稅和縮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期、削減政府開支、嚴格控制貨幣信貸以及取消或減少政府對私營工商業的管制干預等四項舉措，毋庸置疑，減稅是這個“計劃”的核心內容，包括個人所得稅、企業稅、紅利稅和遺產稅等稅種在內的減免，這無疑是“一個對富人有利的特洛伊木馬”。同樣，強調去監管化、減稅、取消匯率管制、打擊工會力量以及削減福利開支等措施也是“撒切爾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較之前者，推動大規模的私有化浪潮則更是其中的“點睛之筆”。在撒切爾夫人“私有化無禁區”理念的倡導下，自然壟斷行業和諸多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紛紛加入到私有化的浩浩大軍中。總的來說，承載著西方供給學派教義的“里根—撒切爾主義”改革在試圖埋葬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雖不如其所愿，但卻也助推了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顛覆性右轉”。

　　相較之下，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徑安排則牢牢恪守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底線，彰顯著明確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供給側改革’只是歷年有關‘結構調整’的各種表達方式中的一種而已，其內容和邏輯并沒有逃脫歷年來一直提倡的‘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手掌心”，這種解讀恰好是對近期有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各種誤讀曲解的理性回應。我們要進一步明確，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在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在宏觀調控與微觀規制的雙重作用，從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由要素驅動、投資驅動等傳統增長點轉向以創新驅動為代表的新增長點等三大轉變。對那些打著“供給側改革”的幌子、名曰“創新制度供給”但卻實則推行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市場自由化的各種“陰謀陽謀”，我們必須也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鑒別力。

　　古云：所謂此一道，彼一道，“道不同，不相為謀”。雖然共享“供給”一詞，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轉世輪回”。

　　（作者系內蒙古自治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廈門市委黨校講師；來源：內蒙古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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