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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公心還是私欲？對延安整風的不同評價——重訪革命史之三十七

點擊：作者：曹征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18-06-07 18: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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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心還是私欲？對延安整風的不同評價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七）

曹征路

　　中國革命是一個實踐探索的過程，中國共產黨是經歷過一個幼年期、童年期、成熟期的成長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失敗有曲折有痛苦淚水。

　　在早期共產黨領袖人物的經歷中，有過幼稚和迂腐，有過彷徨和盲動，有過膚淺和動搖，有過逃離和消沉，有的人甚至還當了叛徒當了漢奸來對付自己曾經的同志。

　　就全黨而言，也可以把中國革命的進程看作共產黨的覺醒過程，正是挫折教訓為黨帶來現代性。革命現代性只有克服這些局限和思想障礙，共產黨才能成熟起來。

　　就個人而言，也可以看作人的覺醒過程，每一個真心認同共產主義的黨員也都經歷過提高覺悟不斷成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委屈、誤解，甚至流血犧牲都是難免的。

　　這個道理很容易理解，也不是什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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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的歷史虛無主義浪潮中，有一種論調很能迷惑人：信則靈，不信則不靈。他們總說還有多少檔案沒有公布，一旦公布出來你們就清楚了，他們宣稱自己是掌握這些檔案秘密的人，所以你必須相信他們說的話。

　　關于延安整風中的“搶救運動”，網絡上有一些文章，主要是指責現有的材料披露不充分，不是真相。比如指責延安精神研究會編的《延安整風五十周年》、王秀鑫的《延安“搶救運動”述評》、王素園的《陜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這些指責要么說中央的結論前后不一致，要么說把責任推給當時環境推給康生是避重就輕，要么說一些當事人現居高位是明哲保身。

　　這些人主要還是發發牢騷，與某些勢力還不一樣，牢騷的共同特點是把搶救運動看作“自己人整自己人”，“白白浪費了兩年時間”。應該屬于人民內部的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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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某些勢力卻不這樣看的，從一開始用的就是這套巫師手法，把搶救運動當作知識分子與工農干部的矛盾，當作知識分子與共產主義的矛盾，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他們得出結論：知識分子是馬列主義的天然敵人，對知識分子的批評就是反智。僅就這個結論看，也是偏狹的荒唐的。

　　且不論當時共產黨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其中還有不少海歸知識分子。況且延安整風以后知識分子隊伍壯大了不是縮小了，知識分子也在整風的過程中成長了，并且在革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這個基本事實他們是看不見的。

　　“搶救運動”這個名詞，源于康生的一篇著名講話。

　　1943年7月15日，中央直屬機關召開千人干部大會。中央總學委副主任兼中直機關學委主任康生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題目即《搶救失足者》，它準確的含義應該是干部審查。

　　網絡上有一篇搶救運動親歷者的回憶，作者杜惠。她經歷了比一般受審查者更多的委屈和掙扎，屈辱和反抗，但卻從革命的痛苦中體會到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應該具備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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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審查的干部有李克農等重要領導，看來當時確實是懷疑她是個不小的特務。某一天，她和其他幾個帶腳鐐的人被拉了出去，她以為是去槍斃了，實際上是去參加一個大會。

　　“因為輕度近視，主席臺上有些什么人我看不清。有人開始講演，聽聲音我認為是毛主席，后來我才得知講演的是徐特立老人。我認真聽著，對我影響最深的是這段話：

　　國際國內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反法西斯戰爭、抗日戰爭最后勝利快要到來，我們黨需要培養大批革命干部。而大批從國統區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的情況，黨還不很了解，同時也需要對大家進行思想改造，開展整風、審干就十分重要了。一切從革命的利益出發，大家就會理解這場運動的偉大意義了。現在還有人對黨抱敵對、抗拒的態度，希望這樣的同志跟黨站在一條心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冷靜地向黨說清自己的情況。現在搶救中出現的許多問題，真真假假，要通過改造世界觀，通過批評、自我批評來解決。劉志丹同志曾受過黨的懷疑和審查，但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樣。他在陜北地區黨內身居要職，被懷疑受審查時，有人建議他出逃，有人建議他舉兵起義，分庭抗禮，而他卻沉著冷靜地命令警衛員將自己捆起來，送到上級機關去接受審查。當然，他的問題也就很快弄清了。他為黨內審查工作留下了一段光輝的佳話。

　　這講話深深打動了我。劉志丹的光輝榜樣使我慚愧。我要重新考慮我的態度，重新解剖我自己。被捆綁著押來大禮堂時，我是昂首挺胸，怒不可遏。現在捆綁著走回監獄，我已變得低頭深思，平心靜氣，眼里浮著感動的淚花。我與來時判若兩人。走進牢房，我第一次輕輕地安坐在床鋪上，心潮翻滾如大海的狂濤巨浪。

　　我問自己：既然莊嚴宣過誓，為黨的利益，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為什么一碰到懷疑我就如此敵視、對抗、怒氣沖天呢？這樣做對得起黨，對得起自己的誓言嗎？我問自己：為什么自己的自尊、驕傲、面子就那么強、那么大呢？不就因為自認為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嗎？是天之驕子，誰也不敢惹嗎？應不應該徹底重新認識一下自己呢？這種自問自審，我才發現，自己靈魂里面還有個人主義的臟東西。

　　晚飯后，我請人拿來紙筆。當晚，我就在油燈下奮筆疾書，直到第二天深夜，寫出了萬言檢討書。我檢查了自己靈魂深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個人主義王國，還檢查了自己思想方法上的主觀、片面性。比如：在川陜路上順利到達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最驕傲的內心中只看到了自己的聰明才智、勇敢無畏、隨機應變。事實上，沒有四川省委、趙大姐的周密安排教導，沒有周大姐一家的幫助，沒有哥老會侯表叔及其司機的掩護，沒有西安三輪車工人的幫助……我怎么能順利到達？這樣一自審，驕傲的王國便不攻自破了。我決心進行思想改造。寫出檢查，交給領導，自己解放了自己，心平如鏡，一身輕松。至于何時走出牢房，這一切都已不在我的關心范圍之中了。從此，我把監獄看成了鍛煉自己的課堂。怨氣與怒氣煙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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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她又參加了勞動和學習，身體反而好起來。

　　“1945年8月的一天，日寇投降前夕，五人專案組向我宣布審查結論：‘杜惠沒有政治歷史問題，恢復黨籍，分配工作。但杜惠作風不好。’我對后面一句是有意見的，但為了立即邁出監獄之門，我顧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基本政治問題已經還我清白，這是最根本的。至于說我作風不好，以后有機會再問清吧。我會用今后一生的思想言行來證明：結論這后一句話是完全錯誤的。

　　大家見到我都驚奇地問：‘你哪像從監獄出來的，倒像是從前方打了勝仗回來的，滿臉歡笑，又紅又健壯了。別人從監獄出來，可是灰溜溜的啊！你是怎么回事呢？’還有同學說：‘把你們押到大禮堂聽報告時，看你那神氣，真是個最頑固不化的反革命咧！今天怎么完全變了？’

　　我講述了自我思想解放的過程。之后，同學王演說：‘大家快要分散到全國各地去工作了，不容易再相聚。讓杜惠給我們題幾句話留作紀念吧。’我拿起筆來，即興寫了下面一段話：當我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熱，奔向真理，奔向革命，奔向無產階級政黨的時候，我們的生命之路只是開始！……在這里，我們決不能停留，必須邁開大步，突破自我存在的氣象，拋棄狹隘的個人優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現的棱角！我們經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階級的洗禮，我們就開始成長起來了。

　　這個留言，反映了我經過烈火錘煉后的真實想法。

　　“1954年夏，中宣部派我搭乘中央專列，去北戴河參加中央衛生工作會議。在列車過道里，我遇見了李克農。他向我微笑地打招呼，讓我到他包廂里落座。

　　他問我：‘你知不知道，當時中央怎么發現搶救運動搞錯了嗎？’我說不知道。他說，到處坦白自己是特務達到高潮時，你在西北公學的同學施英也起來坦白說自己是特務。學校向我們匯報后，我馬上報告中央，引起極大震驚。你也知道，施英是趙世炎烈士的侄兒，沒有任何條件和機會接觸國民黨特務機關，他的家是我們黨幾十年來最可靠的秘密據點，他全家都是共產黨員，包括廚師、老媽子和看門人。施英從小長大，進出學校，都有人暗中守護，他沒有任何機會接觸壞人。他15歲就來延安，一直在我們眼皮底下。我們分析了一切條件，他絕不可能是特務。但他為什么承認呢？中央有關同志立即找他來談話，問他：你怎么也是特務呢？你參加的哪個特務組織？什么時間、地點？誰介紹你參加的？他一問三不知。我們再問：‘那你為什么坦白自己是特務呢？’他說：‘號召說坦白光榮、坦白有功，又給戴大紅花，又給發西紅柿、老南瓜，還給吃雞蛋掛面，我當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務啦。’

　　我大笑說：‘施英這個小鬼太滑稽可笑了！太天真幼稚了！’克農同志也勉強地笑了一笑。接著他的神情變了，看著我苦笑著說，我們覺得問題嚴重了！又分頭找了幾個小鬼來問，叫他們說說是怎么成特務的，也是一問三不知。有的和施英的想法差不多；有的說，那么追逼，他逃不脫，大家說坦白了就沒事了，他就坦白了。他們說實際上并不知道特務是怎么回事。我們感到問題太嚴重了！搶救運動搞錯了！我們把情況立即報告給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起草指示：運動馬上轉入甄別階段。

　　這時，我和克農同志都沉默下來，陷入了沉思。克農同志說：后來發現，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假坦白、假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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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既然搶救運動搞錯了，延安整風是不是也搞錯了？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各個根據地都出現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被冤枉被錯殺的共產黨員有名有姓的就達到數千人，那么革命是不是也搞錯了？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革命本身的痛苦和失誤，這些錯誤給革命提供了哪些現代性經驗教訓。

　　羅榮桓在批評王明左傾路線時說，

　　“在保衛工作上就是在內部搞情報，甚至在黨內也搞情報，一直懷疑到指揮員身上。在部隊中搞‘十人團’，有人有點思想問題就要秘密告發，就整，完全是學外國的一套。沒有民主，強調軍事法庭，強調懲罰。”

　　這說明黨內高層也在不斷進行總結檢討，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就提出“不要搞逼供信”、“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整風中，毛澤東又提出“九條政策”，當發現搶救運動出現錯誤時，毛澤東本人還多次脫帽鞠躬，表示了歉意。錯了就檢討，就賠禮道歉，毛澤東在中央黨校和行政學院召開大會，向大家賠禮道歉。他把手舉到帽檐，說道：

　　“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了，黨中央相信大家都是好同志，我請大家原諒，如果不原諒我的手就不放下。”

　　當時掌聲歡呼聲哭聲口號聲響徹禮堂，人們用一切可以表達感情的方式來表達心中的喜悅。在當時的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組織的領導人向群眾低頭認錯，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公開道歉，消解了挨整干部的情緒，也推動了甄別的進行。這就是延安整風的現代性，它標志著共產黨已經成為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政黨，不懼怕真理更不害怕真相。

　　延安整風的主題是解決黨內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思想意識的，意在奪回中共在決定國內方針政策的話語權。保衛工作情報工作理應納入日常工作的范圍，把它變成一個運動，矛頭對準一般群眾，本身就擴大化了。但不等于說，審干和鋤奸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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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統一戰線結成以后，國共兩黨在調整政策的同時，雙方都沒有忽視隱蔽戰線的斗爭，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1942年國民黨破獲中共在南方三省江西、廣東、廣西的組織，使南方局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徐恩曾十分得意：

　　“這是我和共產黨在抗戰時期戰斗中的唯一勝利。也是我的全部戰斗紀錄中經過時間最長，技術上最為成功的勝利。”

　　同時國民黨軍統漢中特訓班畢業的特務，打入中共領導的陜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等地，40多名特務潛入軍委二局、陜西省委、保安處等重要崗位。這個案件當時被稱為“戴案”，即戴笠系統的特務案件。如果說“戴案”的偵破左右了整風審干運動，那肯定是夸大了這個案件的影響。但是這個案件的出現，促使中共更重視在整風中進行審干，卻是合乎邏輯的。

　　一般而言有關部門審查干部，都要弄清干部的家庭出身、本人經歷、社會關系。在陜甘寧邊區和其他邊區，都有一批參與創建根據地的干部，這些人大多出身工農，生長在當地，根底清楚。對于這些來自根據地的干部，保衛部門一般比較放心。對于一些“外來干部”，特別是知識分子，保衛部門就相當陌生。這些人大多來自“白區”，大多出身社會上層，有的還有海外關系，本人經歷也相對復雜，在審干中就容易受到懷疑。前面提到的杜惠，就屬于這種情況。

　　某些勢力為什么能把搶救運動中的錯誤轉換為知識分子與工農干部的矛盾、進而夸大為知識分子與馬列主義天然對立呢？因為在時間上整風與審干確有重合，一文一武，延安同步上演著兩場大戲：

　　1942年春，延安整風進入全黨普遍整風階段后，整風、審干、鋤奸等工作全都加快了節奏。

　　3月9日，丁玲在《解放日報》發表了《三八節有感》。

　　3月13日，王實味在《解放日報》發表《野百合花》。

　　而在5月1日延安召開五一紀念大會的會場上，保衛部門在會場識別了“軍統延安組”總聯絡員趙秀。至此，“軍統延安組”的所有聯絡員都被邊保控制。

　　5月2日，毛澤東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23日，毛澤東做“結論”講話。27日，中央研究院開始批判王實味。

　　5月下旬，邊保集中搜捕邊區各地的“戴案”特務，第一批掌握控制了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