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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德國何以兩次成為世界大戰的罪魁？——歷史發展內在因果怪圈談

點擊：作者：錢昌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18-06-07 18: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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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人游行反對《凡爾賽和約》。

　　讀了世界史，人們往往會發出諸多感慨。其中最普遍的一個是，會感嘆德國歷史，感嘆德國這個日耳曼民族。為什么是德國，是德國人屢屢在世界歷史上掀風作浪？不僅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還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居然會兩次成為策動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這是為什么？

　　希特勒曾經炮制過“種族優劣論”，認為：雅利安人（指“高尚的純種”）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種族，而德國人是日耳曼民族中具有最純粹的雅利安人血統，理該去征服世界，統治世界。

　　如今，除非極少數的種族主義者和白癡，可以肯定地說，已經再沒有人會去認同希特勒的這一謬論了。因此，要尋找德國人兩次發動世界大戰的真正原因，只能從德國的歷史和當時的社會現實中去探究。

　　研究德國歷史，人們就會發現：德意志從長期的封建割據分裂，到容克資本帝國的鐵血統一；從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到法西斯主義的禍首，德國歷史就像一只巨大的鐘擺，忽右忽左，忽左忽右，永遠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正是這種歷史的變幻，造就了獨特的德國歷史內在的因果怪圈。德國所以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動者，恰恰就是這一歷史內在的因果怪圈的產物。

　　容克軍國主義的傳統

　　德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43年。這一年，卡洛林王朝的查理曼帝國一分為三，其東部的“東法蘭克王國”就成了后來的德國。

　　911年，東法蘭克的最后一位君主“孩童路易”去世，東法蘭克的卡洛林家族的王統中斷。此時境內的巴伐利亞、士瓦本、法蘭克尼亞、洛林和薩克森等五大諸侯和科隆大主教聯合做出決定，為了抵御當時馬扎爾人的入侵，不再從西法蘭克的卡洛林家族中尋找王位繼承人，而是在五大諸侯中推舉產生。就這樣，法蘭克尼亞公爵康拉德一世被推為國王，成了第一位真正的德意志國王。德意志王國也由此開始了自己獨特發展的歷史，形成了和傳統的世襲繼承制不同的王位繼承制度：“選帝”制度。

　　康拉德在位期間，王權不張，同馬札兒人的作戰也毫無起色。他臨死前，勸說其弟埃伯哈德放棄王位要求，并提議選舉他的對手薩克森公爵亨利一世為他的繼承人，開啟了德意志歷史上的薩克森王朝。

　　亨利一世在位期間，擊潰馬扎爾人，解除了外族對德意志諸邦的威脅。在對外斗爭過程中，德意志民族意識強化，亨利一世被認為是德意志民族的締造者。936年亨利一世去世，奧托一世繼位。

　　奧托一世竭力擴張王權，打擊封建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937年，他在平定巴伐利亞公爵叛亂后，又廢除公爵爵位的世襲制，改由國王重新任命，剝奪其宗教權，并以征討、聯姻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士瓦本等五大公爵領地，把德意志在歷史上第一次締造成為一個帝國。

　　奧托一世多次入侵意大利，征服倫巴底。961年，他應教皇請求，抓住教皇約翰十二世和意大利城市貴族爭奪權力失敗之機，進軍羅馬平定叛亂，進一步控制了意大利的中部地區。962年2月奧托一世被教皇加冕為羅馬皇帝，尊稱為“奧古斯都”，這就誕生了歷史上的“神圣羅馬帝國”。

　　神圣羅馬帝國，全稱為“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或“日耳曼民族神圣羅馬帝國”，德國歷史上又稱“第一帝國”，它是奧托一世軍事擴張的產物。對德意志來說，它的出現，表面看來是國家疆域的擴大；其實，卻由此導致其陷入長期封建分裂割據的泥潭。經過幾個世紀的演變，“神圣羅馬帝國”最終淪落為“既非神圣，也非羅馬，更非帝國”（伏爾泰語）的尷尬境地，德意志變成了僅僅是由300多個大小領主控制、被分割為支離破碎的土地而已，這對德國近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消極影響。其所以如此，原因有二：

　　其一，“神圣羅馬帝國”的建立，促使德意志統治者把目光轉向至對意大利地區的擴張，從而中斷了原先在德意志強化中央集權的努力。

　　神圣羅馬帝國建立后，奧托一世的目光始終投在意大利半島上，除了忙于廢立教皇外，再就是征服整個半島。966年至972年期間，奧托一世與拜占庭帝國一直處于戰爭狀態，最終拜占庭帝國皇帝約翰一世雖承認其西羅馬帝國皇帝頭銜，但亦阻截了他控制意大利南部的企圖。

　　奧托一世去世后，奧托二世基本上延續了其父的政策：繼續在意大利的擴張。981年奧托二世再一次南侵意大利，次年在卡拉布里亞戰役中敗于拜占庭——阿拉伯聯軍，從而徹底粉碎了他統一意大利的夢想。

　　奧托父子原想通過占領意大利和控制羅馬教廷的辦法來加強國內統治，依仗武力來維持所建立起來的“神圣羅馬帝國”。結果既不能真正控制教皇，也未能完全占領意大利；枉然耗費了他們的大部分精力，不僅阻礙了意大利民族國家的形成，更中止了在德意志的統一進程。

　　其二，“神圣羅馬帝國”的建立，讓德意志同羅馬教皇扯上了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正是皇帝與教皇的長期相互支持與斗爭，最終釀成了德意志四分五裂的這壇苦酒。

　　神圣羅馬帝國建立后，奧托一世恃功與教皇簽署了著名的《奧托特權協定》，規定了皇帝對教皇的保護，教皇要效忠于皇帝，教皇的人選由皇帝來決定。依據這一協定，963年，奧托一世廢黜教皇約翰十二世，確立利奧八世為新教皇，開啟了皇帝任免教皇的先例，同時也拉開了歷史上世俗王權同教皇之間無休止的斗爭。在此后的幾個世紀里，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同羅馬教皇為爭奪對地方主教敘任權的斗爭越演越烈：一會兒皇帝占據上峰，幾次任意廢立教皇（不僅奧托父子多次廢立過教皇，995年，奧托三世還冊立其堂兄為羅馬教皇，稱格里高利五世，成為第一個德國人教皇）；一會兒教皇又取得勝利，最典型的就是薩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1076年因和羅馬教廷發生激烈沖突，遭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絕罰”處分，一度被開除教籍，并引發地方封建主的反叛；最后亨利四世不得不徒步肉袒，至卡諾莎向教皇請罪。

　　皇帝與教皇這兩大封建勢力除了相互支持共同維護封建統治外，為爭權奪利，又始終處于相互斗爭之中。在這些斗爭中，教會扮演的是強化統一王權絆腳石的角色，它同地方封建割據勢力相結合，共同對抗與削弱皇權，這使德意志想要建立統一的中央皇權，始終只能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樓。

　　德意志的長期分裂割據，使“神圣羅馬帝國”徒具虛名，各地封建領主完全自治，各有自己的小朝廷和軍隊；相反，教皇在各地不但擁有意識形態上的影響力，還可直接向居民征收“什一稅”。德意志境內這種封建割據局面一直持續到19世紀中期，才由普魯士最終完成武力統一，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史稱“第二帝國”。

　　近代德國的統一，既得益于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又仗仰源于普魯士容克的軍國主義傳統。

　　普魯士王國的前身是勃蘭登堡選帝侯國。歷史上的普魯士是13世紀后期由條頓騎士團（十字軍東征時建立）征服當地居民建立的，源于條頓騎士團武士后裔的容克（德語Junker 一詞的音譯，即普魯士的貴族地主）階層長期控制著這塊土地，利用農奴勞動經營大莊園經濟，并壟斷普魯士軍政要職，掌握國家領導權。1701年，弗里德里希三世即位，史稱弗里德里希一世，改國名為普魯士王國。

　　1713年，弗里德里希一世的兒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繼承普魯士王位，即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也許是對德意志長期來地方分裂主義的一種反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起，德意志政治哲學的鐘擺，開始向君主專制和軍國主義方向運動。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成為對普魯士構建君主專制和軍國主義國家架構的建筑師。

　　威廉充分發揮普魯士容克的武士傳統，征召貴族創立軍官團，建立強大的普魯士正規軍。他親自執教，嚴格訓練，獲“士兵王”綽號。“士兵王”訓練部隊的方法，一是操練，二是體罰。訓練的最高目標是把士兵變成沒有意志、沒有思想、對上級的命令盲目服從的工具。他把普魯士軍隊從3．8萬人擴增至8．3萬人（占人口的4%），使普魯士成為歐洲軍事強國之一。他還將普魯士政府發展成為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組織，由他親自管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

　　1740年威廉一世逝世，兒子弗里德里希繼位，被后世稱弗里德里希大帝。他繼續其父強化中央集權和軍國主義國策，進一步擴充軍隊，不斷增強國家實力。他多次發動戰爭，先后參加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與法、俄、奧、瑞（典）等國對陣的七年戰爭，雖歷經危難卻總能取得勝利。通過戰爭，普魯士從奧地利奪取了有豐富資源的西里西亞，后來又伙同沙俄、奧地利兩次瓜分波蘭，最終使普魯士成為擁有35萬平方公里土地與860萬人口的國家。在經濟上，弗里德里希大帝推行重商主義政策，扶植工商業發展，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普魯士近代經濟的發展。經過弗里德里希父子的苦心經營，到18世紀末，普魯士一躍成為能與當時歐洲強國相匹敵的政治實體。

　　隨著英、美、法為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完成，在歐洲近代歷史發展的洶涌浪潮沖擊下，19世紀上半期，德意志境內的資本主義經濟終于迅猛地發展起來，尤以煤鐵等重工業部門的步伐最快，起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也緊隨而至。在這一發展中，普魯士邦的發展最為突出，成了德意志諸邦中最為發達的邦。它轄下的西里西亞、萊茵省已成為整個德意志的工業中心，到50年代，普魯士邦的重工業已占全德的一半以上；農村中，出現了一大批資產階級化了的容克，以資本主義方式從事農業生產，兼營釀酒、制糖、面粉和鋸木等加工業，產品暢銷歐洲市場。德意志境內特別是普魯士近代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強烈地要求完成國家的統一，同時亦為統一的完成提供了客觀條件。

　　原先德意志境內最強大的邦是奧地利，從15世紀40年代起，神圣羅馬帝國的帝位又一直受奧地利大公的哈布斯堡家族所壟斷，其在德意志境內的影響力遠大于普魯士。可是到了19世紀前期，由于受制于邦內復雜的民族關系與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水平，統一德意志的歷史重任，最終卻落到了普魯士的肩上。

　　1861年，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即位，次年他的首相俾斯麥亦登上歷史舞臺。兩人都是深受普魯士軍國主義熏染的政治家，君臣同氣相求，聯手推行強權政治，走上了一條自上而下統一德意志的道路。

　　威廉在做王子時就親手鎮壓過1848年3月的柏林起義，人稱“炮彈親王”。俾斯麥出身容克世家，他認為德國的統一無非就是普魯士的延伸，只有依仗武力才能解決。他任首相剛一個星期，就在普魯士議會發表了對解決德意志問題的基本見解：“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靠演說和多數派的決議所能決定的，……而只能用鐵和血來解決”，“德國所指望的不是普魯士的自由主義，而是他的武力！”這就是后來著名的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他本人則由此以“鐵血宰相”而著稱。

　　俾斯麥在統一德國的藍圖中，決心排斥奧地利，實現“小德意志”方針。他上臺后堅持軍事改革，進一步提高普軍的戰斗力，隨后開始了以武力統一德國的步伐：

　　第一歩，奪取了丹麥所屬的兩個德意志人聚居的公國（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坦因）。1864年，普魯士聯合奧地利發動對丹麥的戰爭，普奧陣營輕易就取得勝利。戰勝后普魯士取得了石勒蘇益格，奧地利得到了荷爾斯泰因。

　　第二歩，借口荷爾斯坦因的最終歸屬問題，于1866年挑起普奧戰爭，目的在于把奧地利排擠出德意志。在薩多瓦會戰中，雙方投入50多萬兵力，是歐洲歷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戰。是役，普魯士方面充分發揮其工業、科技發達的優勢，如利用鐵路運兵，調動迅速；用電報指揮作戰，聯絡暢通；步兵使用新式的后膛槍，炮兵使用刻有來褔線的大炮等，加上有毛奇這樣一流軍事家任總參謀長指揮，結果普軍大獲全勝。奧地利既敗，再也不能阻止普魯士去統一全德。在薩多瓦戰役勝利后，考慮到奧地利的總體實力和歐洲國際局勢，俾斯麥力排眾議，見好就收，放棄乘勝進軍維也納的意見，這也為日后的德奧同盟創造了條件。

　　第三歩，最后掃除阻礙德國統一的障礙，發動普法戰爭。普奧戰爭勝利后，普魯士帶頭建立“北德意志聯盟”，美因河以北的德意志諸邦全都參加，唯有南德的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和黑森，因受法國的阻撓而不敢加入。俾斯麥知道要最終完成德國統一，只有搬掉法國干涉這塊大石頭，決心一戰，且有意讓法國承擔挑起戰爭的責任。拿破侖三世果然中計，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8月底，離戰爭開始僅5個多星期，法皇拿破侖三世與10萬余將士在色當被圍。9月1日普軍發起總攻，拿破侖三世即令升白旗投降，法軍自皇帝、元帥、將軍、直至普通士兵，全部做了俘虜。法國戰敗，南德四邦加入德意志聯盟，隨后又改組為德意志帝國。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在法國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即任德意志帝國皇帝位，德國終于完成了統一，史稱“第二帝國”。

　　德國的統一是德意志歷史的一大進步，極大地促進了它的發展；然而，統一進程中容克軍國主義的勝利，卻又極大地刺激了它的擴張野心，并促使它去爭奪世界霸權，禍害世界，策動第一次世界大戰。

　　19世紀80年代，德國開始對外殖民擴張。由于起歩晚，可插足的地方自然不多，它在瓜分非洲中所得遠不能同英法相比；非洲以外，也僅占領南太平洋上的新幾內亞和馬里亞納、加羅林、馬紹爾三群島，因此，強烈要求重新瓜分世界。1888年威廉二世登上德國皇位，隨即和大臣們制訂了一個爭奪世界霸權的計劃。1897年德國外交大臣皮洛夫在一次議會演說中公開宣稱：“讓別的國家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滿足于藍色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

　　早在1882年，德、奧、意就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通過1904年的英法協約和1907年的英俄協約，英法俄三國協約最后完成，大戰前兩大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形成，它們擴軍備戰，相互爭斗，1914年薩拉熱窩事件爆發，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挑動下，德國終于策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以德國的投降告終。整個大戰歷時了4年零3個月，有34個國家卷入戰爭，造成約1000萬人死亡和2000萬人的傷殘；導致經濟損失約3300億美元！（其中直接經濟損失1805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1516億美元）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納粹法西斯的禍害

　　德國在一戰中的失敗，使它的歷史又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即從第二帝國的極權政治走向革命、“共和”；然后，再從左向右，重新擺向極權政治的頂端——建立“第三帝國”納粹法西斯體制，成為策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這就是獨特的德國歷史內在的因果怪圈。

　　有右必有左，如果說右的極端是極權與專制；那么，左的極致就是革命與激蕩。

　　歷時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給德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期間，有200多萬的德國青壯年死于戰場，另有500多萬名傷殘和被俘人員，還有100多萬老人、婦女、孩子，因饑餓和疾病而死亡。德國的經濟瀕臨崩潰，大批工廠、企業倒閉，工業生產下降了50%，農業生產下降了40——60%，工人實際工資下降了1/2——2/3！更有許多人失業，社會矛盾急劇激化，1918年參加罷工人數多達250萬人，反戰運動不斷高漲，危機醞釀著革命。

　　德國原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還在德國統一前的1869年，世界上第一個民族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德國社會民主工黨，就在圖林根的愛森納赫市誕生。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德國的工人運動中一直有很大的影響，只可惜到了19世紀末期，德國社會民主黨逐漸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迷戀議會斗爭的道路；以后，受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影響，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左派，才又重新舉起革命大旗，發動了德國十一月革命。

　　1918年11月3日，德國海軍首先發難，發動基爾港水兵起義；隨即柏林工人在斯巴達克團（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德國共產黨前身）領導下發動武裝起義，德皇威廉二世倉皇出逃荷蘭，第二帝國垮臺。11月11日，由德國政府不管部大臣馬提阿斯·艾爾茲貝格爾為首的和談代表團，與協約國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十一月革命并未讓左派的斯巴達克團掌握政權，卻催生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的艾伯特政權。同年底，斯巴達克團正式同社會民主黨決裂、改組為德國共產黨，并于1919年1月、4月，先后發動柏林一月起義和巴伐利亞蘇維埃運動，但均遭到殘酷鎮壓，德共領導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均慘遭殺害。最后，艾伯特政府以召開“國民會議”，通過《魏瑪憲法》，在德國建立魏瑪共和國而告終。

　　俄國十月革命和德國的十一月革命，使德國下層群眾對社會主義有一種強烈的渴望與追求；同時，濃烈的容克軍國主義傳統，又使德國的民族主義甚囂塵上直至最終演化為民族沙文主義。這樣，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股潮流的激蕩，構成德國現代史上政治左右擺動的動力。

　　從1918年十一月革命到1933年1月希特勒上臺，這是德國政治鐘擺的左擺時期。期間，第二帝國垮臺，軟弱的魏瑪共和國建立，協約國把屈辱的《凡爾賽和約》強加給德國；同時，德國的工人運動高漲，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等多種思潮激蕩，成了德國社會矛盾全面激化，階級力量兩極分化與斗爭最為激烈的時期。

　　1919年6月，巴黎和會“對德凡爾賽和約”正式簽字。根據這個條約，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失去原有領土的1/8，人口的1/10；被剝奪全部海外殖民地；承擔巨額的賠款（先賠付200億金馬克，后確定的賠款總數為1320億馬克，分30年還清）；限制軍備（只準保留10萬陸軍，不得擁有空軍、坦克、重炮和潛艇，海軍只準保留36艘輕型艦艇），廢除義務兵役制，萊茵河西岸由協約國軍事占領，東岸為不設防區；等等。這是一個非常苛刻的屈辱條約，它引起德國人民極大的憤懣，進一步推動德國社會向左、右兩極分化。

　　以德國共產黨為代表的左派革命力量，盡管處于少數，在十一月革命失敗后，仍不氣餒，堅持斗爭。1923年1月，法國借口追索賠款，伙同比利時派聯軍進占魯爾地區，企圖開采掠奪德國資源。面對嚴峻局勢，德共呼吁工人階級開展反對占領者的斗爭，得到廣大工人的響應，在斗爭中大大發展了左派革命力量。1923年1月，德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為22.5萬人；到同年秋，黨員人數猛增至40萬人，左派革命力量不斷壯大。

　　幾乎與左派革命力量的發展同時，借助軍國主義傳統與民族沙文主義思潮，右派納粹法西斯勢力也得以崛起。在德國社會右派勢力不斷擴張的背景下，1921年，代表德國簽署停戰協定的艾爾茲貝格爾被刺死，1922年6月，簽署拉巴洛條約（確定德、蘇建交與經濟合作關系）的拉特瑙又遇害。他們都是被當作“民族罪人”被右派激進分子“處決”的。

　　1919年1月5日，安東·德萊克斯勒和卡爾·哈勒在慕尼黑建立德國工人黨，其成員僅54人。德國工人黨的綱領是一個鼓吹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和反猶主義的大雜燴。同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加入該黨，成為第55名黨員，并擔任了主席團的第七名委員和“宣傳部長”，極大地影響了這個黨。1920年9月30日，該黨用“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名義在慕尼黑登記，又稱納粹黨（德語Nationalsozialist一詞的縮寫詞Nazi的漢語音譯）；1921年6月，希特勒當上了該黨的黨魁。

　　希特勒，原是奧地利人，1899年出生于巴伐利亞邊境的布勞瑙鎮，后移居德國的慕尼黑，受極端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思想影響，成為一名狂熱的大德意志民族主義者。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以志愿兵身份加入德軍，成為巴伐利亞步兵第一團下屬的一名陸軍下士。1918年大戰結束前夕，希特勒正值因傷住院，次年傷愈出院后調陸軍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新聞局工作，正是在這一時期，他接觸并參加了“德國工人黨”。他原先并不看得上這個小黨，但又自信可以控制與改造它，把它作為引渡自己通向政治彼岸之舟。

　　希特勒擅長蠱惑人心，他充分利用德國當時盛行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股潮流，不僅將德國工人黨正式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以期迷惑群眾；更起草了新的二十五條黨綱，用反猶主義、民族主義和允諾各項“社會要求”的“社會主義”，來欺騙幾乎除猶太人以外的所有德國人。

　　1923年的魯爾危機時期，德國經濟崩潰、政局動蕩，希特勒利用人們的不滿，乘機公開進行反政府活動。11月8日，他在慕尼黑的貝格布勞凱勒啤酒店，綁架了巴伐利亞邦長官卡爾等領導人，發表煽動性演說，搞了一場“暴動”，史稱“啤酒店政變”。失敗后，希特勒被德國當局投入監獄，在獄中服刑9個月，并寫下了《我的奮斗》一書。1924年底希特勒出獄，著手出版《我的奮斗》，創辦《國社黨通訊》，通過魏瑪憲法賦予他的言論、出版自由，大力宣傳納粹政治主張，尤以鼓吹反猶與反共為甚。

　　納粹從民族沙文主義立場出發，宣揚一戰所以失敗給德國帶來恥辱，不是輸在外部，而是壞在內部；壞在發生了十一月革命，敗在德國的左派、共產黨在后方鬧罷工、搞革命，向前方捅了一刀。

　　納粹污蔑革命是一種“猶太陰謀”，提出猶太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說教。其邏輯是：馬克思是猶太人；李卜克內西、盧森堡是猶太人；俄國領導十月革命的多數領導人也是猶太人，俄國人口中猶太人只占2%的極少數，竟在俄國蘇維埃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中占了75%。納粹黨極力散布猶太人要奪權，有一個全球性的陰謀，要奪取全世界。

　　納粹鼓吹“要廢除《凡爾賽和約》”，公開提出“我們要求得到領土和土地（殖民地）來養活我國人民！”（《納粹黨黨綱》）

　　納粹鼓吹的這一套謬論，既迎合了德國壟斷資本反共之所好，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受容克軍國主義傳統長期薫陶的德國人民族沙文主義口味，因而其影響不斷擴大。

　　據統計，1925年納粹黨有黨員2.7萬人；1926年即上升到4.9萬人，増了將近1倍；1927年，再增長至7.2人；1928年，竟發展到10.8萬人，1929年，達17.8萬人！短短四年里納粹黨員凈增了6.5倍！盡管如此，但其時左派革命力量仍遠大于納粹法西斯勢力。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很快波及歐洲與德國。危機使德國的社會矛盾極端地尖銳起來，大批企業倒閉，失業人口高達550萬，全國各地罷工斗爭不斷，連中產階級也紛紛破產。希特勒充分利用這一危機，組織了數千名宣傳員和大批學生深入城市和農村，到最基層大肆進行蠱惑性宣傳。納粹的口號有：《凡爾賽條約》是罪行！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公民權！廢除馬克思主義！德國必須重生！這些口號抓住廣大人民對現實的不滿，強烈要求改變現狀的心理，通過煽動民族沙文主義和復仇主義，鼓吹反猶、反共，得到壟斷資本的資助，終于使納粹的法西斯勢力的影響越來越大，直至成為一股社會潮流。

　　1930年9月德國國會選舉，納粹黨獲得640萬票，107個席位，一下成為國會第二大黨（僅次于社會民主黨）；1932年3月德國總統大選，希特勒得1130萬票，僅次于興登堡（得票1860萬），德共主席臺爾曼得500萬票居第三位；同年7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得1370萬票，在國會608個席位中擁有了230席，一躍而成為第一大黨！共產黨僅得530萬票，89個席位。（以上選票數均參見蘇聯科學院主編《世界通史》第九卷上冊第9章）

　　1933年1月初，眼看希特勒已成氣候，為了對付左派革命力量，鎮壓工人運動，壟斷資本家費格勒爾、基爾道夫、森蒂、施羅德同巴本（時任總理）和希特勒會晤，最后決定把政權交給納粹黨。1月30日，總統興登堡聽從壟斷資本集團的意見，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納粹頭子希特勒終于攫取了德國政權。德國的歷史再從革命與激蕩左的一邊，擺向右的極端極權與專制。

　　希特勒上臺后，2月，立即制造了國會縱火案，嫁禍于德國共產黨，大肆逮捕共產黨員和反法西斯人士，包括德共主席臺爾曼在內的1.8萬多人被投入監獄；隨后又取締了除納粹黨以外的一切政黨，并通過“授權法案”，掌握了立法權。1934年8月1日，希特勒頒布“國家元首法”；2日，總統興登堡病逝，希特勒任元首兼總理，接受國防軍的宣誓效忠，集全國軍政大權于一身，稱德國為“德意志第三帝國”，正式確立了納粹法西斯的獨裁統治體制。

　　反猶、排猶是希特勒供奉的神主牌，因為它最容易挑動起民族沙文主義。納粹通過文化專制主義，竭力向德國人民灌輸“純雅利安人”（指北歐日耳曼人）是“優等種族”的謬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種族主義排猶運動：1933年，納粹當局禁止猶太人經商、從軍和擔任公職；1935年又禁止猶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宣布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國籍；1938年炮制“水晶之夜”，開始直接訴諸暴力排猶。

　　11月9日夜，納粹借口駐法國大使館三等秘書馮·拉特，被一猶太少年槍殺案件，公然出動納粹黨員與黨衛隊在德國全境襲擊猶太人。他們走上街頭，揮舞棍棒，對猶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進行瘋狂地打、砸、搶、燒、抓。據統計有36名猶太人當場被殺害，36名重傷，267座教堂被焚毀，7500余家猶太人商店被搗，3萬余名猶太男子被捕，押往達豪、布痕瓦爾德和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后均被折磨致死。（1939年9月以后，納粹更是隨著戰爭的進程在整個歐洲開展大規模、有組織的屠猶活動，先后殺害了500萬猶太人！）

　　通過反共、反猶的法西斯暴行，希特勒在國內建立起恐怖統治；同時，又采取小恩小恵手段，對下層群眾進行籠絡，以保證納粹的擴軍備戰、稱霸世界軍國主義政策的實施。

　　自1933年納粹掌權起，希特勒即利用國家權力，大力發展軍事工業，積極開發公共工程，刺激經濟。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失業問題，同時又增加和提高一些社會福利，擴大了職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等等。到1937年，德國的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納粹表面上創造的經濟“奇跡”和籠絡手段，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廣大德國人。

　　在德國經濟積極向軍事化轉軌的同時，1934年納粹的軍政部長勃倫堡著手實施秘密擴軍計劃。當年底，德國的正規軍就達48萬人（國防軍24萬，黨衛軍24萬），還有近120萬“沖鋒隊員”（有“黑色國防軍”之稱的半軍事性隊伍），后有頗大一部分編入了正規軍。1935年，又重建空軍，擴建海軍和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1936年納粹公然提出了“要大炮，不要黃油！”“我們也需要生存空間！”等口號，徹底撕毀“凡爾賽和約”，德軍進軍萊茵不設防區。11月，德國同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一年后意大利加入，結成了“柏林——羅馬——東京軸心”，至此，納粹德國已成了歐洲的戰爭策源地。

　　1938年3月，德軍開始以戰爭行動來實踐希特勒的擴大“生存空間”理論，兵不血刃地占領了奧地利；同年9月，希特勒又伙同盟友墨索里尼，拉著英國的張伯倫和法國的達拉第，策劃了“慕尼黑陰謀”，次年3月進而呑并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英、法等國的一再退讓下，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終于對波蘭發動突然襲擊的閃電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在相距整整20年后，德國終于又一次成為策動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

　　發人深省的歷史啟示

　　德國兩次成為策動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這一史實，告訴了人們一個嚴酷的事實，這就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它有其自身的內在運動規律。這個不變的規律就是歷史辯證法。

　　社會內部的矛盾與斗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即對立統一的規律。事物總是向著對立的方向運動發展著的，這是物質世界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根本規律。一部德國史最生動地反映了這樣一種發展——歷史哲學左右運動的鐘擺規律。

　　德國歷史的鐘擺從左（五大諸侯分裂）擺到右（第一帝國建立）；再從右（第一帝國建立）擺到左（四分五裂的德意志）；然后，在新的基礎上再發展，再從左（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向右（第二帝國的統一）；又從右（第二帝國的統一）到左（革命與魏瑪共和國的激蕩）；最終又從左（革命與魏瑪共和國的激蕩）回到右（納粹第三帝國）……

　　從上述歷史的發展中，人們應該可以得出一些發人深省的歷史啟示：

　　1、納粹德國的罪惡，決不是希特勒一個人的問題。

　　國家的統一與分裂，民族的興衰或強弱，這些都是歷史發展過程的兩極，這種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是絕對的。在某一歷史階段里，當一種發展趨勢形成后，就絕不是個別歷史人物所能改變的。在德國歷史上，奧托一世、威廉一世和希特勒這類歷史人物的出現，并不是一種偶然，而具有其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二戰結束以后，人們無不都在詛咒納粹頭子希特勒，認為是他把德國推上了戰爭的火坑，給猶太民族和世界人民造成了禍害。不錯，是希特勒犯下了戰爭罪和種族滅絕罪；然而，作為對歷史的反思與研究，就絕不能僅僅停留在這一層面上，應該更深入地探索其表象背面的東西。說到底，希特勒的出現是德國歷史的產物，納粹邪惡勢力的崛起是根植于德國歷史土壤中軍國主義幽靈的復活，也是從中世紀起就存在于德意志民族中反猶宗教意識的極端表現。非如此，人們就無法解釋整個德國20世紀的30年代的歷史，畢竟希特勒是德國人民用選票把他捧上臺的，走軍國主義道路是那個時代多數德國人的選擇，這些客觀歷史是誰也無法否認的。

　　如今，二戰結束已經過去70多年，按理說希特勒與納粹思想早就臭不可聞，可是為什么在當今德國還會不時地冒出新納粹主義思潮呢？在德國還會出現具有反猶、排外和暴力傾向的新納粹極右組織呢？這難道與未能深刻地反思這段歷史是無關的嗎？

　　據德國官方統計數字表明，目前德國有150個極右組織，近５萬名極右分子。國家民主黨是德國最大的極右組織，外圍還有“國家民主黨大學生聯盟”、“國家民主黨青年團”和“國家政治犯及其家屬后援組織”等。德國國家民主黨是1964年由新納粹分子建立的極右政治組織。上世紀60年代末，該黨在個別州的州議會選舉中曾得到近10％的選票并進入州議會，約有黨員6500人。這類政治組織的存在表明，納粹思想在當今德國依然沒有完全被消滅干凈。近10年來德國大約有100人死于極右組織的種族主義暴力，被攻擊的大多是外國人，尤其是黑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

　　2、必須正確地認識歷史，徹底鏟除軍國主義。

　　毋庸諱言，在德國的歷史里，確實存在著容克軍國主義傳統和反猶的宗教情結（德國是新教的發源地，新教創始人馬丁·路德就是個反猶主義者）。

　　隨著時代的進步，德國人如果能正確地認識本國的歷史，深刻反思自己的歷史，這應該是一個民族覺醒的表現。可惜一個慘痛的教訓是，一戰以后，德國人未能從失敗中吸取歷史教訓，相反，對歷史上的軍國主義傳統采取了歷史沙文主義的態度，這就進一步滋長了現實的民族沙文主義。加之客觀上又有協約國所強加的《凡爾賽和約》屈辱的刺激，結果在希特勒納粹思潮的鼓動下，軍國主義傳統和反猶情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發酵，終于釀成了納粹之禍，使德國再次成為策動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

　　反之，假如一戰以后德國人民能真正認識軍國主義的危害性，那么，德國的十一月革命完全有可能取得勝利。這樣，納粹思潮在德國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歷史的發展也就完全可能改變方向，德國就絕對不會再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動國。這就是一個民族能否反思自己歷史、能否正確地認識歷史所產生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發人深省。

　　3、必須徹底摒棄民族沙文主義。

　　德國所以會兩次成為策動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其核心的病根其實是民族沙文主義。德國歷史上的軍國主義傳統也好，反猶的宗教情結也好，抑或現實生活中的納粹狂熱也好，其實能把德國民眾煽動起來、最終真正起作用的東西只有一個，這就是民族沙文主義。民族沙文主義往往打著“民族利益”的旗號，在高尚的外衣下掩蓋罪惡的勾當，因而最能蠱惑人心，善良的人們千萬不能上當。

　　民族沙文主義自認為本民族最高貴、最優秀，它民族均低賤、卑劣，于是納粹的反猶主義就有了市場；

　　民族沙文主義自認為本民族最文明、最先進，它民族均野蠻、落后，于是納粹鼓吹“優勝劣汰”爭奪“生存空間”的謬論就有了根據；

　　民族沙文主義自認為本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它民族的利益完全可以棄之不顧，于是納粹剝奪猶太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生存權利就會變得天經地義。

　　一句話，民族沙文主義是一種極端的民族利己主義，有了這種民族利己主義，就不會再有它民族利益的存在余地，于是乎就必然會發生戰爭。因此，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都必須擦亮眼睛徹底摒棄這種民族沙文主義。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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