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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王忠新：利用拍影視劇“洗錢”的內幕驚人

點擊：作者：遼寧王忠新來源：遼寧王忠新發布時間:2018-06-05 09: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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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中國內地的影視劇（大型革命史片除外）存在三個鮮明反差：一是觀眾沒好片子看，每年的垃圾爛片卻大量生產；二是大投入制作的影視劇越來越多，高質量的影視劇越來越少；三是演員片酬越來越高，演員的演技越來越差。那些吹出來的第五代、第七代導演，雖背回過幾個“國際獎”，但真正耐看的有幾部？面對中國影視業的這種現狀，善良的百姓還以為是藝術本身出了問題，實際是很多拍攝影視劇的資本投入根本無視影視劇質量，只關心如何“洗錢”。

　　一、影視圈是國際性“洗錢”的黃金樂園

　　洗錢由英文“moneylaundering”一詞直譯而來，其發端是20 世紀初美國芝加哥的有組織犯罪集團購置洗衣機開設洗滌業務，爾后魚目混珠將洗衣所得與犯罪所得混雜報稅，使非法收入與資產合法化。國際性洗錢業，一經在電影界找到歸宿，利用影視圈“洗錢”也成為一種國際慣例。

　　美國電影的興起，實際推手是意大利黑幫的“洗錢”。日本很多藝人經紀公司、影視公司都有暴力團背景，在用拍影視劇“洗錢”。韓國娛樂圈一度掀起“迂回上市”熱潮，裴勇俊、Rain和張東健等明星利用本人的人氣，變身為企業的大股東，暴力組織的資金流入疑惑不斷被提出。

　　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電影繁榮，同黑幫將巨額犯罪得來，以授資影視片“洗錢”有直接關系。許多電影干脆就是由黑幫明目張膽地投資（如鄧衍成的《濠江風云》），包括向氏兄弟的本土青紅幫就這樣“洗錢”，就連美國等世界各國的諸多幫派，也紛紛把錢壓在香港，香港的電影業已成世界性黑幫的洗錢基地之一。香港的導演很多都有黑社會背景，以致“星爺”不能移民加拿大。

　　在香港投資影視劇“洗錢”，先注冊家電影公司，再投入重金拍戲，普通動作片投資約200萬港幣，他們卻投資上千萬，請最大牌的明星，在場地、置景、服裝、道具上不惜金錢，目的就是將黑錢盡量花掉。別管電影拍得多爛，只要放映就行。也有小投入拍影視，說成大投入，再和影院編造一個遠高于實際拍攝成本的票房數（甚至影院就是自己開的）。再與明星簽一份“陰陽合同”，只用很少一點錢就將明星演員打發，一大筆錢“黑錢”以拍電影所賺，“洗白”了。

　　即使是拍影視賠錢了，如，說投資1000萬元拍影視，實際投入的200萬賠光了，但做虛假的1000萬票房收入，也將800萬元“黑錢”“洗白”了。

　　二、中國內地用影視劇“洗錢”由來已久

　　或許，作為一種“與國際接軌”，改開以來的中國內地，用影視劇“洗錢”也是暗流涌動。

　　1、影視圈名人紛紛炮轟“洗錢”

　　對于影視圈內的“洗錢”，作為業內的著名導演和著名演員，可能最有發言權了。很多影視圈內的名人炮轟“洗錢”，說明中國大陸影視圈的“洗錢”已到了很嚴重的程度。

　　2006年4月，北京《法制晚報》披露，廣電總局官員陸紅實在某論壇語出驚人：“近兩年，我國每年都有百多部濫片不能上院線，原因之一恐怕是有不少人拍片是為了洗錢。”

　　2007年12月28日，導演尤小剛發聲，國內電視劇產量過大、浪費嚴重，要提防“洗錢的投資”。尤小剛進一步闡述：電視劇投資“來源是三種方式，一種是良性投資，一種是贊助的投資，恐怕還有一部分是洗錢的投資吧？

　　2013年5月7日，曾執導過《潘多拉的寶劍》等影片的導演李克龍指出：“有相當數量的電影投資者不是為了拍出高質量的電影，而是為了洗錢，對方直接說，你隨便花一兩百萬拍部電影，然后幫我走1000萬元的賬”。怎樣能拍200萬影視走1000萬的賬目？有的劇組拍“古裝劇，就可以設計一場炸掉一座城樓的戲，搭建這種城樓花費50萬，你可以走100萬的材料費，反正城樓已經炸掉了，死無對證。”

　　2014年1月1日電視劇《一代梟雄》在浙江、東方、天津、江蘇四大衛視開播，該劇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同時擔任演員和監制的孫紅雷在發布會上炮轟：我們每天接到劇本，有70%都是不能拍的，拍了肯定賠錢。有些投資方就是通過拍影視劇來泡女演員、洗錢。

　　2、中國大陸為何制片投資人不怕血本無歸？

　　2011年12月21日，北京大學教授、電影評論人戴錦華在“搜狐文化客廳”指出：國內每年拍攝600部影片（故事片），大部分未上映。另據官方統計，2012年國產影片高達893部（含動畫片、科教片等），其中故事片745部。但這745部影片，只有231部進入影院，只占總量的31%。這還是2005年以來公映比例最高的一年，2005年的故事片公映率為16.5%。

　　很多影片的拍攝目的就不是為上映，雇傭一些爛編劇爛導演，愛咋拍咋拍，花錢少就行，拍完直接鎖進倉庫，就是洗錢。據說有投資人和內蒙古制片廠合作拍片，拿出300萬元人民幣，要拍30部片子，平均每部片子才花10萬元，可以想見這些片子質量之低劣。北京UME國際影城總經理陸遙說：“有些片子拍完后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別說公映了，你想查一下它的去處都無從查起。”但投資人為何不怕血本無歸，便知個中奧秘實在不在“拍片”之中也。也難怪大陸咋有那么多“神劇”，很多都是“冼錢劇”。

　　3、用影視圈“洗錢”不斷曝光

　　2007年第一禁毒大案，蟄伏三年的毒梟李賢歡竟以投資人身份潛伏影視圈，并于2006年年底在橫店影視城開拍電視劇“洗錢”。還利用拍電視劇作掩護，在橫店制造冰毒。拍戲洗錢并非始于毒梟李賢歡。早在2005年1月，南京《周末報》報道“建國第一金融要犯”石雪出資5000萬元參與拍攝電視劇《大漢天子》，此舉就是為非法所得洗錢。近年來圈內一些影視劇源源不斷，其怪異的資金來源與“洗錢”不無關系。

　　三、在中國大陸影視圈“洗錢”得天獨厚

　　這個得天獨厚概括起來有5點：

　　一是“洗錢”額度大。現中國大陸拍故事片僅次于美國和印度，國內故事片的制片動輒幾億，制片成本越來越高，影視劇投資大，虛報投資額度更大，很適合洗錢。

　　二是“洗錢”成本低。中國大陸的影視投資屬文化產業，稅率低：5%；稅法還規定：企業可把收入15%用于廣告和宣傳，在稅前扣除。將這條規定濫用，洗錢的成本更低。通常“洗錢”成本是35%，在大陸即使拍影視劇投錢打水漂了，經虛報成本、票房等運作，才付出20%的洗錢成本，在各種“洗錢”成本中最低。

　　三是“洗錢”沒審計。影視劇的賬目支出繁多，且時效性強，拍完戲就立馬作鳥獸散，被查的概率極小。甭說資本投資沒人管，就是國資投入也沒審計。陳凱歌拍《無極》劇本那么爛，投資3億多元，據說大都是國資，國資委監管、審計過嗎？國有資產允不允許陳凱歌夫婦“夫妻老婆店”的運營模式？外籍演員來中國“打工”辦過合法用工手續嗎？

　　四是“洗錢”易開機。對于影視劇的拍攝，國家廣電總局有專門監管機構，各制片廠拍影視劇必須取得合法許可證，然而，監管部門基本不作為。一些“洗錢片子”“開機”時，廣電部門知道不知道？劇本審沒審？內蒙古電影廠300萬元允許拍30部片子的荒唐，誰開的綠燈？在誰手里弄到的拍攝許可證？

　　五是“洗錢”風險低。相比美國、韓國、日本等國相繼出臺了反影視圈“洗錢”的相關法律。中國大陸至今也沒有反影視圈“洗錢”的相關法律，電影成社會特殊產業，缺失正常監管，可堂而皇之的逃避法律制裁。其它有關部門對影視圈洗錢的監管滯后，洗錢空間寬闊，安全高效。

　　在中國大陸能神鬼不知無風險的洗錢，炒作好了還能獲高額票房回報，順便睡幾個明星玩玩，資本何樂不為？

　　四、在大陸利用影視“洗錢”的主要套路

　　“洗錢”要洗的“黑錢”，包括黑社會的走私、販賣軍火、詐騙、盜竊、搶劫、偷稅漏稅和貪污腐敗所得等。而在中國大陸利用影視圈“洗錢”的主要套路：

　　1、虛高投入成本“洗錢”。現在大投入的片子越來越多，已成一個特點。一部耗資巨大的影視作品拍攝完畢，一些名貴的道具、奢侈品、古董、字畫等被投資方“無償”拿走，但已“攤到”到作品成本；至于到國外取景、宣傳，意味著巨額花費。而國外沒發票，只有投資方說多少算多少，全部進了成本等等。

　　2、用陰陽合同“洗錢”。現在內地只需成立若干空殼影視制作公司，投資一個影視劇，再以制作費、明星的天價片酬等名義，把買辦、貪官、黑社會的大筆黑錢洗白。而明星高票房占用大量制作經費，其他拍攝投入少，就是一個很突出的現象。如，請一個演員預算1億，做兩份合同，一份1億上稅給演員，很可能另一份1000萬才是演員實際所得。大家現在都盯著演員的稅收，演員也有苦難言。

　　3、虛報票房收入“洗錢”。電影行業的洗錢流程：某一億黑錢投資一部電影，真實成本一千萬；電影院、電視臺等等實際收入一千萬；黑錢主人與電影女一號勾搭在一起，通過女一號與電影院造假票房收入達一億。黑錢主人洗白一個億，順便玩個女人；女一號獲得知名度和金錢，真正的雙贏。這幾年，票房屢破新高，媒體揭露的各種幽靈場、冥幣票價、偷票房事件不斷。一個華語功夫片，上映首日票房破億， 5天拿下6億。不合常理的票房一被揪出造假，即被挖出牽涉到電影證券化、眾籌、收益認購、股價，甚至洗錢等金融資本鏈的不正當交易。贓官則通過勾結將境內黑錢塞進管理疏松的票房，通過納稅將臟錢洗白。

　　4、集團性勾結“洗錢”。利用影視圈“洗錢”，需要各方比較緊密配合，所以，資本、導演、明星會長期保持合作，這樣才會降低出問題的概率，牽扯利益太多，也沒有人去砸大家的奶酪。這就形成集團化產業化的影視圈的洗錢鏈條。而且，在香港中馬票，都立即有人加30%把獎券收走“洗錢”。在中國大陸這種意識形態下，土豪貪官對利用影視圈“洗錢”，這種“產業化”需求會更旺。

　　由于影視劇在處于意識形態的特殊地位，所以，利用影視圈“洗錢”，這不僅僅是一種犯罪，更是資本和明星對話語權一種挾控，既扭曲了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性質和使命，又將觀眾當圈養起來的羔羊，傳達太多的變態人性觀、價值觀等垃圾產品，進行精神污染。因此，如何完善法律，加強監管，嚴打利用影視圈“洗錢”，已經是刻不容緩。

外一篇

　　遼寧王忠新：不調研要亡國亡黨亡頭——官員“有調研無報告”現象當休

　　毛澤東明確指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毛澤東不僅把調查研究看作一切工作的基礎，還把調查研究當作各級干部必須練就的基本功，而毛澤東本人就親自寫下大量堪稱馬列主義光輝文獻的調研報告。2017年12月25日至26日，第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召開民主生活會，習近平強調“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而要認真將習總書記的要求落到實處，全黨就要認真學習毛澤東帶頭搞調查研究的好作風。

　　一、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寫出大量調研報告

　　民主革命時期，那是交通不便時期，那是血雨腥風時期，那是戰事緊急時期，那是四處轉戰時期，那是險象環生時期，那是尋路探索時期，訥也是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時期。而就在那樣得時期，毛澤東仍于戎馬倥傯、軍機繁忙中，親力親為地深入調查研究，并親自整理、親自撰寫出大量調查報告，僅此一點，毛澤東就無愧于中共的翹楚，就無愧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翹楚，就足以令人高山仰止！

　　1、毛澤東1927年寫出7份調研報告

　　1927年，這是一個極其不平凡的一年，就在這一年的4月12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右派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及革命群眾。隨后，各地的反動派對中共都開始了大屠殺，中國革命在血泊中呻吟!可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也在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就在這一年的9月9日，毛澤東發動了秋收起義，破天荒地走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就在這一年的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中共在城市進行了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大膽嘗試!

　　就在這樣命懸一線，就在這樣萬分緊急，就在這樣刀光劍影中，毛澤東還親自到七個地區，進行了有7個系統性的深入調研，并寫出7份調研報告。回憶這段調研經歷，毛澤東曾痛心地說：“我過去做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調查，湖南那五個是大革命時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個放在我的愛人楊開慧手里，她被殺了，這五個調查大概是損失了。永新、寧岡兩個，1927年紅軍離開井岡山時放在山上的一個朋友手里，蔣桂會攻井岡山時也損失了。失掉別的任何東西，我不著急，失掉這些調查（特別是衡山、永新兩個），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

　　2、毛澤東1930年寫出8份調研報告

　　1930年5月2日，重新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在紅四軍攻克尋烏后，經十多天的調查，整理成八萬多字的《尋烏調查》；同月，又寫下《調查工作》(《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三個基本點：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10月4日，在贛西南十余萬群眾與地方武裝配合下，毛澤東同朱德指揮紅一軍團攻下吉安城。10月17日和25日，毛澤東開了一個星期調查會，后來整理寫成《興國調查》，還寫出《分田后的富農問題——永新及北路的情形》。10月底，國民黨向蘇區開始第一次“圍剿”。而毛澤東在11月部署反“圍剿”間隙，整理出《東塘等處調查》：“在這次調查，我發現以村為單位分配土地，這種利于富農不利貧農的分配法，是應該改變的”。還于11月*日寫出《贛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1月14日寫出《江西土地斗爭中的錯誤》、11月15日寫出《分青和出租問題》，11月21日，毛澤東在木口村調查，并隨即整理出《木口村調查》證明：“中農在平分土地中不但無所失而且有所得”。

　　毛澤東僅大革命時期至少有七篇調查報告得以保留，后來收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中國佃農生活舉例》(1926年)、《尋烏調查》(1930年5月)、《興國調查》(1930年10月)、《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木口村調查》(1930年11月)、《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

　　3、毛澤東親自編印《農村調查》

　　延安時期，為引導全黨搞好調查研究，毛澤東花了幾年工夫，收集自己以往有關農村的12篇調查報告，編印了《農村調查》一書。他在序言中特別強調：“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誡黨內，如果我們的同志“還保存著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里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不久，毛澤東又進一步以戰略家的高瞻遠矚，發人深省地對黨的高級干部們說：“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收錄了17篇文章，增補了《反對本本主義》、《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關于農村調查》、《中國佃農生活舉例》、《尋烏調查》5篇著作。若加上1927年毛澤東丟失的7篇調研文章，至少說明從1926年至1941年的15年里，在中國革命最為艱難困苦的歲月，毛澤東至少寫下了24篇調研報告。僅此一點，何人能及？

　　作為調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毛澤東撰寫的這些報告，從指出誰是誰我們的敵人，誰知我們的朋友，到為紅軍為何落腳井岡山，為何選擇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的道路，也為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確立黨的思想路線；更為解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指明了正確方向和道路。從建立中國共產黨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開展的系列調查研究，寫下的大量調查報告，無疑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讓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光輝典范。

　　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又寫大量調研報告

　　解放后，毛澤東曾問程思遠：“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飯嗎？”“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以前我們人民解放軍打仗，在每個戰役后，總來一次總結，吸取過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發揚優點，克服缺點，然后輕裝上陣，繼續前進，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終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過去，靠調查研究，靠總結經驗，中國革命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建國后，如何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仍然緊緊扭住調查研究的牛鼻子不放！對此，呈現5大特點：

　　1、親力親為搞調研

　　毛澤東從1849建國至1976的27年間，到各地巡視、開會、休息共57次，約2851天，按每年365天計，在外地有近8年時間搞調查研究，這在毛澤東的年譜都有記載。

　　作為毛澤東搞調研的一個突出特點，無論什么歷史時期，無論軍務政務多么繁忙，都搞好調查研究都極為重視，都自覺的進行調研。都親力親為搞調研，都要努力掌握第一手資料，親自探索分析嘗嘗“梨子的滋味”！

　　2、有針對性的搞調研

　　從毛澤東進行大量的調研看，還凸現一個明顯特點，就是發現問題、針對問題和解決問題。

　　如，1952年10月25日-1月1日利用休假到黃河中下游視察，探詢治理黃河問題。1953年春節2月14日-2月26日，到長江中下游巡視，探詢治理長江問題，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1954年４月19日-４月23日到天津、唐山、秦皇島探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等。

　　3、針對同一個重大問題反復調研

　　有些重大問題不是一是能搞清楚，那就緊抓不放反復調研。

　　如，就農村問題半年內三次調研。1955年1月-1月6日，就農村工作和農業生產等問題到鄭州、徐州、濟南、天津找各省市的領導調查研究。4月6日-4月19日，再次就農村問題調查研究，這次視察改變了他對農業合作化形勢的看法。6月2日凌晨-6月23日，第三次對農村合作化運動調查研究，進一步堅定了他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思想。

　　如，為糾正大躍進的冒進連續調研開會。毛澤東1958年10月13日-17日在天津視察時發現“大躍進”的錯誤，為糾正錯誤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1958年10月31日晚，毛澤東乘專列去河北省、河南省調查。一路在專列上召集河北、河南省、地、縣、公社等一些干部開小型調查會。11月2日到達鄭州，11月3日，毛澤東先在專列召集部分省委書記匯報會。毛澤東強調：必須使每一個公社，并且使每一個生產隊，除了生產糧食之外，都要生產商品作物。……以為人民公社就是個國家，完全都自給，哪有這個事？吳芝圃匯報說：有的干部提出要消滅家庭。毛澤東說：現在不是消滅家庭，而是廢除家長制。接下來，毛澤東又在專列上連開兩次調查會，會上談到起草新四十條的題目時，更明確地說：現在不是涉及共產主義的時候，涉及共產主義，這個問題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現在的題目，我看還是社會主義。1959年２月22日-４月14日在河北、山東、河南調查及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

　　4、親自撰寫調研報告和起草重大文件

　　親自動筆寫調研報告，絕不搞捉刀代筆，這是毛澤東搞調研的一個鮮明特點！

　　如，1955年11月1日-11月20日，到杭州主持起草《工商業改造決議》，沿途調查研究。在杭州、天津與華東、華北地區的領導商討農業發展規劃。12月22日-1956年1月12日，南下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在杭州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毛主席親自用了四年零五個月時間，跑了全國15個省，與上至省委書記、市委地委書記，下至公社書記、生產隊隊長、田間老農數千人進行了實地調查，在1955年11月歸納成《農業十七條》，在1956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毛主席將《農業十七條》擴展成40條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做了發言，這個《綱要》因為共40條，也被簡稱《農業四十條綱要》。

　　1956年，為摸清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方面發生的新變化和出現的新問題，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并為即將召開黨的八大做準備，毛澤東歷時兩個多月搞調查研究，先后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又用了6天時間，聽取國家計委關于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還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從10個方面準備經濟工作匯報材料，并要求：匯報材料中“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內容好，寫得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就是在這次集中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闡述了兩個多月來中央進行調查研究的一些認識成果。對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怎么搞？《論十大關系》無疑是破解這一重大難題金鑰匙！

　　5、親自組織多方面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不僅自己經常到全國各地考察調研，還大力倡導全黨開展調查研究。

　　如，1961年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最后一天，毛澤東強調：“這些年來，我們的同志調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調查研究工作，只憑想象和估計辦事，我們工作就沒有基礎。”“我希望同志們回去之后，要搞調查研究，把小事撇開，用一部分時間，帶幾個助手，去調查研究一兩個生產隊、一兩個公社。”調查研究是為摸清實際情況，“就是同志們要把實事求是的精神恢復起來。”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再次提出：希望1961年，成為一個調查年，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他還強調：要在實際中去調查，在實踐中才能認識客觀事物。

　　毛澤東還通過多種形式和途徑搞調研，以便能親自掌握第一手材料。

　　如，上世紀50年代中期，毛澤東同志特別注重讓身邊的工作人員，無論是秘書、衛士還是警衛部隊的戰士，都讓他們調查農村情況。為深入了解農村實情，1955年初，毛澤東提出從全國每個省份，從天津、上海、廣州、重慶、武漢五大城市各選調一名軍隊干部，集中到他身邊的警衛部隊工作，利用回家探親的機會，調查了解情況，并要求寫出調查材料交給他，以作為他聯系農民、了解農村的一個辦法。毛澤東同志還親筆為警衛戰士就調查研究寫了《出差守則》。

　　如，為重新開始因廬山會議中斷的糾“左”，1961年1月25日-5月14日，毛主席親自組織三個調查組南下調查。

　　習近平高度評價：“毛澤東同志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展開，為實現中華民族獨立和振興、中國人民解放和幸福，做出了彪炳史冊的貢獻。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性成就，并為我們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積累了經驗和提供了條件，為我們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而所有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堅持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基礎之上！

　　三、領導撰寫調研報告如何成為“珍稀”

　　搞好調查研究，寫出高質量的調研報告，這已成我黨的一大優良傳統。現今要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堅持發揚這一優良傳統，更為重要！

　　1、莫忘不調研究要亡國亡黨亡頭

　　毛澤東深刻指出：“調查研究極為重要”，“不調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國亡黨亡頭”！

　　這絕非是危言聳聽，這絕非是故弄玄虛，這就是血淋淋的事實，這就是如鐵的歷史！

　　看看中國革命歷史上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靠書本指導中國革命曾讓多少人頭落地，甚至幾次讓中共陷入絕境。僅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就讓白區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讓紅區喪失90%以上，那是多少血流成河？！

　　所以，毛澤東才特別，甚至是極其重視調查研究，特別要求“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而且，在毛澤東的帶領下，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體及全黨都大興調研之風，認真搞好調查研究，認真總結經驗，認真抓好典型，已成堅持群眾路線的基本內容！

　　2、“有調研無報告”竟成“特色”

　　現今沒有軍情急迫，沒有行路艱辛，搞調研應比毛澤東時代的條件好多了。尤其，現在的地市級的官員，動則就是博士，甚至雙博士，文憑個個高的嚇人。一度遼寧代表團103名全國人大代表中，就有63人具研究生及以上學歷，占約60%，被網友譽為“學霸代表團”。一度遼寧14個市的市長不是博士，就是大學校長。改開有無數的新情況、新問題、新規律需要研究探索，這樣高文憑的領導搞調研，寫調研報告自然不在話下。

　　可改開的40來年，領導紛紛到下面調研，絕對稱得上走馬燈的轉。當然，在沒有出臺《八項規定》前，也不乏走馬燈的“甩大盤子”。可無論各級領導怎么輪番轟炸式的調研，卻幾乎沒見到那位領導寫過什么調研報告，更沒有聽說那位領導寫出一篇有影響的調研報告。當然，不能說這些調研都是走馬觀花，都是下車伊始，都是官話套話，都是形式主義，都是官僚作風。但作為特色調研的一大特色，這有調研無報告，怎么說都是極不正常的一種現象，也都是必須改變的一種現象！

　　3、重新“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第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召開民主生活會，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調查研究為“我們黨的傳家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并要求“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靠深入調查研究下功夫解難題”。“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拜人民為師，向人民學習，放下架子、撲下身子，接地氣、通下情，‘身入’更要‘心至’，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抓住老百姓最急最憂最怨的問題，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實情、出實招、辦實事、求實效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以身作則，推動各級干部動起來、深下去，使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佳策良謀不能出自紙上談兵，唯調查研究才見實情、出良策、解難題。

　　總之，習近平總書記要求“要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靠深入調查研究下功夫解難題”，這極有針對性，而將大興調查研究真正落到實處，就必須要求領導干部親自寫調研報告，就必須將領導干部親自寫調研報告制度化，就必須在領導干部中評選出有見地的調研報告！唯有如此，“瞎摸”才能休矣！

　　（來源：“遼寧王忠新”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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