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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近代日本“脫亞入歐”是福還是禍？——談明治維新對日本的影響

點擊：  作者：錢昌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發布時間:2018-06-04 16:43:11

 

 

 

　　在現今通用的日元中，有一種一萬元票面的紙幣，上面印有一個人像叫褔澤諭吉，他被認為是近代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在明治維新運動中，就是他提出了“脫亞入歐”論，對近代日本歷史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日本原是亞洲東北部的一個島國，自古以來就在東亞文化圈的哺育下成長、發展。特別是9世紀的一場“大化改新”，孝德天皇全面學習、推行中國的大唐文化，迅速完成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日本無論在政治、經濟制度，還是在文字、民俗上，幾乎是“全盤唐化”，無處不受中華文化的薰陶。然而，自1868年的明治維新運動后，日本搞起了“全盤西化”，“脫亞入歐”，才由一個亞洲國家嬗變成為一個“西方國家”。

 

　　1875年，福澤諭吉發表《文明論概略》，明確提出：“文明有先進和落后之分，先進文明總要壓制落后文明”，力主日本走西洋文明的道路。1885年又發表《脫亞論》，鼓吹日本應脫離亞洲行列，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他認為朝鮮與中國都是“不思改進之道”的國家，是日本的“壞朋友”，“與壞朋友親近的人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在“態度”上要視朝鮮和中國為“半開化的國家”，在“方式”上以武力征服來“對付”。

 

　　“脫亞入歐”論，一方面使日本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擺脫了民族危機，成為一個近代國家；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弱肉強食”的強權主義奉為圭臬，瘋狂向外擴張，侵略朝鮮和中國，直至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禍害人類，最終蒙受原子彈轟炸之禍，淪為被美軍占領的戰敗國。

 

　　當年提出“脫亞入歐”論的福澤諭吉，也許壓根兒就沒想到，他的思想固然把日本引上了近代化之路；同時恰恰又正是他的“脫亞入歐”論，讓日本的軍國主義惡性膨脹，給日本民族和亞洲人民招來了災難，其惡劣影響至今猶存。

 

　　日本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這對它的亞洲鄰國，明顯的是禍不是褔！那么，它對日本民族又怎么樣呢，究竟是褔還是禍呢？許多日本人認為：這是褔不是禍。真的是這樣嗎？其實這還是一個很值得探究的問題。

 

　　“脫亞入歐”，完成日本近代化

 

　　19世紀中期，日本仍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國家。天皇名義上雖是最高的統治者，實際上徒具虛名，因為打自12世紀末的1192年開始，實際掌握政權的是幕府將軍。

 

　　世襲的幕府將軍是最大的封建主，地方上的大名（諸侯）亦稱“藩”，都是其封臣。大名從屬于將軍，對將軍承擔著軍事和其它封建義務，但在自己的領地里擁有軍事、行政和稅收的權利，有很大的獨立性。將軍和大名都有自己的家臣（武士），家臣可從主人那兒獲得土地和祿米。天皇、將軍、大名和武士，是日本社會的封建統治階級；占人口80%的農民則是被統治階級；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社會也出現了一些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新興地主和商人。

 

　　1853年美國將軍柏利率領三艘軍艦到達江戶（幕府“政廳”所在地），他以開空炮的恫嚇手段，迫使幕府政府屈服（史稱“黒船事件”）。1854年和1858年，幕府政府兩次同美國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一系列港口，給予最恵國待遇，國家的關稅主權、司法主權均告喪失。隨后俄、荷、英、法也迫使日本簽訂類似條約，日本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

 

　　日本的國門被打開以后，西方的廉價商品大批涌入，嚴重沖擊了它的經濟。原有的手工業和商業遭受摧殘，物價飛漲，大批黃金外流，一般人民特別是市民和下級武士生活更加困難，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日本人民仇視外國侵略者，更痛恨幕府政府軟弱無能、引狼入室。

 

　　1858年，長州藩一些不滿幕府腐敗統治的中下級武士，組成了“倒幕”派，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號。所謂“尊王”，就是抬出原先失權的天皇，要求推翻、取代幕府的腐敗統治；“攘夷”，則是要驅逐外敵，以挽救面臨的民族危機。長州藩倒幕派的主張，得到薩摩、土佐、肥前諸藩武士的響應，隨后掀起了一場反對幕府統治的政治運動。運動遭到了幕府的鎮壓，其領袖人物吉田松陰、橋本左內、賴三樹三郎等人慘遭殺害，史稱“安政大獄”。

 

　　在幕府的高壓統治下，1865年起，“尊王攘夷”運動向武裝倒幕轉化；1866年薩摩、長州兩藩的倒幕派在軍事上結盟；1867年，年僅15歲的明治天皇繼位，倒幕派乘機發動政變，宣布“王政復古”，廢除幕府統治，成立新政府。倒幕運動的領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和西鄉隆盛等人掌握了政權，勒令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交出領地，還政于天皇。1868年1月，幕府將軍德川慶喜，以“除君側之奸”為名率軍向京都進發，在伏見、鳥羽戰役中，西鄉隆盛指揮的倒幕派武裝，以少勝多擊敗了幕府軍隊，進而占領江戶，并以天皇名義改稱為東京，取得武裝倒幕運動的勝利。

 

　　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在京都紫宸殿率領公家、大名、百官，以向天地神明宣誓的形式，發表明治政權的基本方針。內容由“廣興公議，萬機決于公眾；公卿與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破舊來的陋習，立基于天地之公理正氣”等《五條誓約》組成。

 

　　天皇的《五條誓約》實為由利公正、福岡孝弟起草，木戶孝允進行修改，再經巖倉具視和三條實美加工后定稿的。這一史實充分證明，武裝倒幕勝利，形式上是幕府將軍德川家康正式把政權交還給天皇睦仁；實質上掌握當時政權的核心人物，還是那些武裝倒幕運動的領袖。1869年明治天皇政府正式從京都遷往東京。

 

　　還在幕府統治末期（19世紀50年代初），日本早期的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橫井小楠等人，受魏源《海國圖志》的影響，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潮，主張主動了解西方。佐久間象山的弟子吉田松陰（以辦學鼓吹維新思想而著稱的日本思想家），為了實踐這一思想，更是以行動試圖沖破幕府的鎖國政策，偷渡海外，后以失敗被囚禁、殺害告終。橫井小楠還與佐久間象山一起，提出了“開國論”，認為“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的結合”，應是日本的發展之路。顯然，這與“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明治時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木戶孝允、伊滕博文等人均曾受教于吉田松蔭的松下村塾，無一不受上述維新思想的影響。

 

　　日本的天皇制度，原本是封建主義的產物，按例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阻礙。然而，由于日本的特殊國情，即從12世紀末幕府政治確立開始，天皇實際上即被架空，因而日本封建主義的實體核心是幕府統治，而不是日本的天皇制度。再加上明治維新前由中下層武士領導的武裝倒幕運動，又是借助天皇的名義進行的，因而客觀上日本的天皇制度已異化為日本幕府封建制度的對立物，這就使明治政府的維新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明治政府建立后，在維新思想的主導下，為了日本的近代化，1871年11月，政府派出了一個龐大的赴美歐考察團，由巖倉具視（改革派公卿首領）帶隊，成員有由利公正、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和伊藤博文等要人。代表團遍訪美、英、德、法、俄、意等美歐12個先進國家，考察了西方近代國家的制度和文化，還與美英等國進行了有關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預備談判。整個行程歷時一年有余，于1873年5月返回。經過考察，出于對天皇制度的肯定，大久保等人否定了美、法共和革命模式；肯定英、俄、德的君主立憲模式。代表團特別欣賞德國的近代化道路，尤其是對俾斯麥首相的“鐵血政策”佩服得五體投地，回國后決定努力充實內政，先行改革，按照德國模式經營自己的國家。

 

　　由于受“閉關鎖國”傳統的影響，明治初期，整個日本社會仍存在著強烈的排外思潮，彌漫著一股“仇外”情緒。即使像伊藤博文這樣的人物，在接受維新思想以前，早年也曾是一個激進的日本式“義和團”青年（他曾與人一起策劃過針對外國公使的刺殺計劃，并參與縱火焚燒法國使館的義和團式的“排外”活動）。這種仇視西方的“排外”思潮，不能不說是日本社會變革的一大阻力。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875年，福澤諭吉發表《文明論概略》，力主日本走西洋文明的道路；1885年又發表《脫亞論》，竭力鼓吹西方的強權政治，走武力擴張之路。經過福澤諭吉和日本維新派的一番“大喊大叫”，終于改變了日本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排斥，使“脫亞入歐”主張，逐漸成為近代日本社會的主流思潮，這對明治政府的改革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正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日本傳統思想的阻力，導引了明治維新運動的發展方向，從而使日本走上了一條獨特的近代化之路。

 

　　“脫亞入歐”的核心是“入歐”，就是學習西方，全盤西化；也就是推行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西方文明，繁榮近代工商業經濟，走富國強兵的道路。整個明治維新運動，實質上就是對“脫亞入歐”論的一種實踐，它著重解決了以下四大問題：

 

　　1、政治上，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完成“廢藩置縣”，結束了260多個地方藩主分裂的封建割據局面；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以“天皇制”為形式的君主立憲政體，徹底告別了幕府的封建主義。

 

　　2、經濟上，大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廢除買賣土地禁令，確立土地私有制；廢除關卡、行會，“殖產興業”，開工廠、修鐵路、辦郵局、建銀行（先是發展官辦企業，最終過渡到以低價拍賣、出售的方式，全面、大力扶植私營企業）；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

 

　　3、軍事上，解散各藩藩兵，推行征兵制，實施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完成軍隊國家化；仿效歐洲國家建立新式陸、海軍，從歐洲購買先進的武器裝備，積極興辦近代軍事工業；發布《軍人敕諭》，規定天皇為日本軍隊的最高統帥，號召軍人信守武士道精神，誓死效忠天皇。

 

　　4、文化上，推行西方學制，以小學為重點，普及國民教育，實施“忠君愛國”教育；發展師范教育、外語教育和高等教育，大力發展新聞、出版事業；改用西歷，向西方國家派遣留學生，積極引進西方文化。

 

　　以上四個方面的改革，其中最具決定意義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這是一個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滕博文為代表的改革派，結合日本的國情，按照德國模式建立起來的“歐洲政治架構”。其最大特點在于：在近代憲政的外衣下，構建以“天皇”為權威，由明治元老（倒幕武士首領）實際操控，最終形成由軍部獨裁的軍國主義體制。

 

　　明治政府初期，政治上很不穩定，由于地方封建勢力對“廢藩置縣”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期間曾引發過多起的叛亂與反抗，其中僅規模較大的有：1874年“佐賀之亂”，1875年自由民權運動，1876年“敬神黨之亂”、“秋月黨之亂”和“獲之亂”，1877年的“西南戰爭”等。然而，正是依仗新建立起來的這一強有力的政體，明治政府得以用鐵腕手段，無情地鎮壓、平定了這些叛亂與反抗，從而保持國內的統一與穩定，為近代日本的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的“脫亞入歐”保駕護航。

 

　　以后，隨著明治政府在“殖產興業”方面的努力，資本主義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中，日本首先在輕工業部門中完成了工業化：1890年日本棉紡織品的國內產量首次超過了輸入量；1894年機械繅絲總量超過了手工繅絲總量。重工業發展速度稍慢些，但到20世紀初期其基礎也已基本奠定：1901年設立官營八幡制鐵廠，隨后日本制鋼廠、釜石制鐵廠等民營鐵廠也相繼設立，作為重工業基礎的鋼鐵產業基本創立；1905年池貝鐵工廠成功地制造了美式車床，機械加工技術取得長足的進步，造船技術亦向世界水平靠攏；1910年以后，工廠的動力也逐步實現了電力化。

 

　　在推行工業化的過程中，受政府的大力扶植，以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為代表的私人財閥寡頭企業逐漸形成。這些民營企業實行以金融、貿易、礦山業等為中心的多種經營，實力不斷壯大，終于成為日本近代經濟的支柱，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生活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并發揮著重大影響。到一戰前夕，日本儼然成為近代的亞洲大國、一個后起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形象崛起于世界。

 

　　“脫亞入歐”，走上軍國主義不歸路

 

　　“脫亞入歐”，既使日本完成了“近代化”；同時又讓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的不歸路，成了近代朝鮮、中國等亞洲鄰國的巨大禍害。

 

　　日本早從秦漢時期就與中國有友好交往，至今已有兩千年的歷史。

 

　　據《后漢書》記載，漢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日本的“倭奴國”遣使朝貢，光武帝曾賜其“漢倭奴國王”金?。ù私鹩嵨镆延?784年在日本福岡縣志賀島出土得以證實）。此后直至明清，雙方交往不斷。特別是在隋唐時期，日本政府專設“遣隋使”、“遣唐使”，官方交往規模龐大，對日本歷史發展的影響可謂既廣且深?？梢院敛豢鋸埖卣f：日本文化中“浸透了中華文化”，離開了中華文化就沒有了日本文化可言。試設想：在日本文化中能夠沒有漢字嗎？！需知，所謂的“假名”也是從漢字中衍生的。

 

　　在古代日本與外界的交往過程中，除了與中國等有長期友好交往的一面外；同時又存在著向外侵略擴張的另一面，顯示出其對外交往史上矛盾著的兩面性：

 

　　還在公元3世紀，日本的本州剛形成一個奴隸主政權“大和”，當時它連日本四島還未完全統一。可是，從4世紀起，它就迫不及待地對朝鮮半島伸出了侵略的魔掌，先后侵占過朝鮮半島南端的任那（今斧山、金海一帶），并以此作為據點，不斷向北蠶食。直到6世紀，隨著半島東南部新羅國的強大，才于562年被逐出朝鮮半島。

 

　　公元7世紀，日本又一次對朝鮮半島上的新羅國發動侵略戰爭，前后歷時十余年，最后新羅國王只得向中國唐朝求援，663年在白江口被唐軍徹底擊敗，才收斂了野心。

 

　　12世紀末日本進入幕府時代，中央王權不張，長期處于封建割據狀態，間或處于內亂。直到16世紀末，日本結束了“戰國”歷史，封建主豐臣秀吉重新“統一”全國，隨后又是向外侵略擴張。

 

　　1592年與1597年，豐臣秀吉兩次出兵進攻朝鮮，朝鮮政府被迫兩次向中國的明王朝求援。1593年1598年，明王朝先后出兵，朝中軍隊并肩作戰，兩次驅逐日軍，取得最后勝利。豐臣秀吉的侵略失敗了，然而，他向朝鮮、中國進行擴張侵略的方略，卻被近代日本的一些軍國主義者所繼承，豐田秀吉無疑成了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向外擴張侵略的鼻祖。

 

　　在古代日本對外的交往史上，盡管它存在著向外擴張侵略性的一面；但客觀地說，在漫長的古代歷史中，在極大多數時間里，其對外交往活動的主流還是和平性質的。

 

　　日本的武裝倒幕運動，原本是中下層武士和部分大名，包括新興的地主、商人，因不滿德川幕府的腐敗統治所發動的一場帶有軍事性質的政變，目的是實現“還政天皇”，挽救民族危亡，尋求日本的強國之道。可是在接受了“脫亞入歐”思想的日本武士和天皇的心目中，強國之道就不只是為了擺脫西方的侵略；相反，其目標還在于“繼承列祖列宗偉業，……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于四方”（見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頒布的《御筆信》），明確宣布：要向外擴張、去侵略鄰國了。

 

　　1868年的明治維新是日本歷史由古代向近代轉變的一個轉折。如果日本在向近代的轉化過程中，能秉承東方文化中“和平”、“中庸”、“和諧”的理念，與鄰國友好相處，那么，日本按理是不會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可惜，以封建武士階層出身的近代日本思想家們，繼承了歷史上豐臣秀吉的擴張侵略思想，并吸收了西方的“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以“脫亞入歐”為其國家的發展綱領，完全摒棄了東方理念，這就使明治維新運動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向外擴張侵略的目的性。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維新在構建整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時，特別重視、強化軍事機構的地位與作用，自覺地有意識地營造具有日本特色的天皇制軍國主義。

 

　　近代日本的軍事部門，從一開始就獨立于內閣之外，直接隸屬于天皇。1889年，日本頒布《帝國憲法》，又把天皇直接統率陸、海軍的體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來。

 

　　憲法中如“天皇統率陸、海軍”，“天皇規定陸、海軍之編制及常備兵額”，“天皇宣戰媾和及締結各項條約”，“天皇宣告戒嚴”等等，均明確規定了天皇對軍隊具有獨立的統帥權，規定日本的陸、海軍部均只直接對天皇負責，而不受內閣和議會節制。上述憲法條文極大地提高了軍部在國家機構中的地位和發言權，它為日本的天皇制軍國主義體制的締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這種體制下，軍部與內閣的權力實質上是并立的。陸軍部和海軍部名義上雖然不負責國家的行政事務，但軍部的戰爭狂人常常可以通過天皇影響日本政府的政策；相反，內閣卻永遠左右不了軍部。更為嚴重是，當軍部勢力進一步控制內閣時，也就是日本軍國主義徹底完成之時，這時整個國家就會成為一部瘋狂失控的“戰車”。

 

　　1932年，就是日本軍部的一批“少壯派”軍人，因嫌當時內閣推行的政策還不夠“激進”，發動轟動一時的“五·一五”事變，刺殺了當時的首相犬養毅；事后，在軍部的壓力下，成立了親軍部的“舉國一致”內閣（符合了軍部的口味），結束了日本的政黨內閣制。

 

　　1936年，“少壯派”軍人再一次發動“二·二六”兵變，公然要求建立軍部獨裁政權。此后，政府又按照軍部意圖成立廣田弘毅內閣，使日本的軍國主義體制完全成形，正式完善了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體制。這一年日本同希特勒德國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第二年又制造“七·七”事變，終于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

 

　　日本在打造天皇制軍國主義的過程中，還依仗精神的力量，特別是利用日本歷史上鐮倉武家時代遺留下來的“武士道”精神。“武士道”以“義勇奉公”為最高原則，以“忠節”、“武勇”為美德，主張無條件地效忠主人，為主君毫無保留的舍命獻身。為了確定武士道的效忠對象，明治政府就大樹天皇的絕對權威。

 

　　1880年明治政府頒布天皇“詔書”，把日本傳說中的神道教轉化為國教，以此控制、愚弄日本人民。1882年，明治天皇親自向陸軍卿頒授《軍人敕諭》，強調自神武天皇以來的日本軍隊，“世世代代由天皇統帥”，“朕為汝等軍人之大元帥，故朕賴汝等為股肱，汝等仰朕為首腦”，要求把古代武士道中形成對大名（將軍）的忠誠，轉化為軍隊對天皇的忠誠。

 

　　1889年又明文把“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寫進憲法。

 

　　1890明治政府再頒布《教育敕諭》，把武士道精神從武士擴展至全體國民。規定日本國民必須遵守（武士道的）日常的各種禮儀和道德規范：

 

　　“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對內應“恭儉禮讓”，有仁愛之心；對外則只需“長刀殺敵人、短刀毀自己（指失敗時切腹自殺）”。

 

　　此后，《教育敇諭》一直成為日本政府對人民進行思想灌輸的“金科玉律”。直到二戰結束，對其進行闡述的文本竟達六七百種之多。隨著歲月的流逝，武士道精神逐漸成為日本人公認的行為準則與追求目標，對日本天皇制軍國主義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從19世紀80年代起，借創建近代陸、海軍之機，明治政府一直以中國為假想敵，不斷地擴充軍備。裕仁天皇親自帶頭，“縮衣節食”，捐出30萬元充實國庫，還令文武官員在6年內也捐納其俸祿的十分之一，以彌補建造軍艦費用之不足。到1893年，日本近代陸軍總兵力已達23萬人；海軍已擁有大小艦艇55艘，總噸位達7萬多噸，初步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陸、海軍，完成了日本軍事的近代化。

 

　　在積極進行擴軍備戰的同時，明治政府更模仿西方列強，亦歩亦趨不間斷地向周邊鄰國實施武力擴張：

 

　　1874年出兵侵犯中國臺灣島，隨后強迫清政府妥協，簽訂《北京專約》，索賠白銀50萬兩；

　　1876年強迫朝鮮接受不平等條約《江華條約》，進而控制朝鮮，實際上否定了中朝之間的宗主藩屬關系；

　　1879年呑并中國的藩屬琉球國，改稱琉球為沖繩縣；

　　1894——1895年發動甲午日中戰爭，強迫清政府簽訂《中日馬關條約》，強割中國的臺灣省，索賠白銀2.3億兩；

　　1904——1905年再發動日俄戰爭，戰勝俄羅斯，進一步擴大其在中國東北的勢力范圍。

 

　　在上述對外戰爭中，其中甲午日中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勝利，對日本具有特別重大意義。1895年甲午日中戰爭戰勝了中國，通過割地、賠款，極大地增強了日本的國力，牢固地確立了它在亞洲的霸主地位；1905年日俄戰爭再打敗俄國，1910年又一口呑并了朝鮮，這使它正式跨入了帝國主義國家行列。一句話，是天皇制的軍國主義，使日本最終成為世界上最富于侵略性的封建軍事帝國主義。

 

　　褔禍互轉，和平發展是正道

 

　　憑借褔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通過明治維新運動，日本很快地從昔日閉關自守的一個亞洲蕞爾島國，華麗轉身為近代的世界性大國。從此，日本擺脫了民族危機（1894年與英國重訂《日英新約》，廢除了治外法權與片面最恵國條款，標志日本結束了不平等條約的奴役），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亞洲強國。對此，人們大多給以正面的肯定，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往往更是帶有幾分羨慕的心情。

 

  　　以往，史學家在評價明治維新這段歷史時，大多只看到其成功的一面，認為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改革”（有的認為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使日本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完成了近代化，是日本民族的“褔”。

 

　　其實，上述評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殊不知，日本的明治維新還有其另外失敗的一面。因為，正是這一場變革，使日本走了一條天皇制軍國主義的發展道路；從此，它成了一個肆意侵略鄰國、最終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禍首，并最終也懲罰了它自己。

 

　　明治維新運動，就其本質而言，是一場日本封建武士發動的強國運動。其目的在于挽救日本的民族危亡，進而實現其對外擴張與侵略的野心。

 

　　正因此，明治政府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不是張揚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反而是嚴厲取締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自由民權運動”。如1879年明治政府公然下令：禁止一切議論國家政體的政治結社和講演會；1882年頒布限制政黨的法令，規定各政黨必須向政府交出黨員名單，召開會議必須在三天前取得政府同意，政黨不得成立地方組織等；1883年實施《新聞條例》，迫使自由黨自動解散；1884年無情地鎮壓受“自由民權運動”影響的加波山起義；等等。

 

　　也正因此，明治政府在推行“新政”的過程中，不是去廢除原有的封建君主專制主義，消除封建君權思想影響；反而是神化封建皇權，人為地去大樹特樹天皇的絕對權威，從而在日本最終構建了天皇制下由軍部獨裁的軍國主義體制。

 

　　明治維新運動，說白了，無非就是封建武士們實現其“師夷長技以強國”，“師夷長技以外擴”的一個夢，明治維新結果實實在在成了日本民族的“禍”。

 

　　以往，人們往往認同“日本軍國主義是亞洲各受侵略國家人民的禍”；但在感情上不愿意接受“它也是日本民族的禍”的結論。然而，這卻是一個嚴峻的客觀事實。謂予不信，請看以下史實：

 

　　1、造成710多萬日本人的傷亡

 

　　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多次發動對外侵略戰爭，除了給受害國士兵和人民帶來傷亡外；同樣不可避免地、也給日本士兵與日本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亡。僅以日本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它既給受害方的中國帶來了3500萬的人員傷亡；同樣無法擺脫其本國士兵與國民710萬人的傷亡（據公認的有關史料披露，二戰期間日方有310萬士兵與平民的死亡；400萬人的傷殘）。

 

　　這些數字與受害國中國死傷3500萬人相比，無論是其性質與數量，均不能同日而語?？墒?，如果從兩國人口比例而言，1945年中國人口約4.5億，中國在戰爭中傷亡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7.8%；同時期日本的總人口約7100萬，其傷亡數占人口比例更高達10%！再加上自明治維新以來、二戰以前，日本所發動的歷次對外侵略戰爭的傷亡，那么，其傷亡數字必然大大超過10%。這樣高比例的士兵與國民的傷亡，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這難道不是日本民族的禍嗎？

 

　　2、同樣給日本國民帶來可怕的戰爭災難

 

　　戰爭除了致大批人員死傷以外，更會帶來由戰爭恐怖造成的一系列災難。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犯下過許多戰爭罪行，諸如：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三光政策等，造成了巨大的戰爭災難。然而，日本作為制造戰爭罪惡的侵略者，最終也逃不過戰爭對它的懲罰。

 

　　二戰末期，為了擊敗法西斯，盟軍對日本東京進行過多次轟炸，同樣給日本國民帶來了戰爭的災難。現僅以其所遭受損害較大的幾次轟炸為例，即可見全豹之一斑。

 

　　一次是盟軍“3.9”對東京的常規大轟炸。1945年3月9日，美國空軍對東京進行了一次最具破壞性的空襲。這次轟炸美軍前后出動了334架B-29轟炸機，使用凝固汽油彈對東京市區進行持續2小時的地毯式轟炸，總計投下了2千多噸的燃燒彈，所產生的高溫足以使區內所有可燃物（包括人體）自行燃燒。結果使東京56平方公里轟炸區成為一片廢墟，9萬人被活活燒死，10萬人被燒成重傷，上百萬人無家可歸。

 

　　另一次是原子彈轟炸。1945年8月6日、9日，美軍先后在廣島、長崎兩次投放原子彈，瞬間導致35萬無辜平民的死亡、失蹤與受傷（后又受原子病的長期折磨）；其戰爭恐怖慘狀可想而知。

 

　　讓日本人民遭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核轟擊，嘗盡了核爆以后的所有苦難，這難道不是明治維新造就的近代日本帶給日本民族的禍嗎？

 

　　3、使百萬日本移民背井離鄉、妻離子散、魂斷他鄉

 

　　1931年“9.18”事變以后，隨著對華戰爭的發動，為永遠霸占我東北80多萬平方公里肥沃的土地，日本政府制訂了20年內向我國東北移民500萬人的龐大計劃，并把它定為國策。

 

　　侵略者把日本農村作為“母村”，以村、鄉為單位，從中分出部分農戶組成一個個開拓團，移居到中國東北。日軍用火燒、毆打等方式把東北當地農民趕走，然后建立起一個個“子村”、“分村”。據統計，截至1944年9月，居住于東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包括開拓團民）已達166.2萬余人。

 

　　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的投降，這些在中國的日本人瞬間變成了“難民”。更讓這些日本“移民”心寒的是，日本政府對他們采取了“棄民”政策，致使他們立即陷入困境。

 

　　長春日僑會1945年9月2日曾發給東京的一個電文，訴說：“眼看冬季將臨，約80萬難民擁擠在南滿一帶，無食物、無住處、無錢，陷入困境。”許多懷有恐懼情緒的日僑，紛紛選擇向東北內地逃亡，沿途導致大批人員病死、餓斃與自殺死亡。

 

　　另據日本編纂的《滿洲國史》記載，當時在東北的160多萬日本人（不包括軍人、軍中文職人員和軍人家屬）中，竟然死亡了174022人，其中“開拓團民”死亡78500人，占死亡總數的45%！

 

　　顯然，這些被日本政府“安排”來中國的日本“移民”，他們既是中國東北當地居民的“加害者”；同時不能否認，他們又是日本軍國主義的“受害者”。在這些數以百萬計的日本人中，有全家死亡的，有妻離子散的，有受凍挨餓的，有貧病交困的，一句話，飽嘗了背井離鄉與戰爭災難之苦。這些日本人，最終還是靠著中華民族的寬容，中國政府的以德報怨，才得以全部遣返日本。即便如此，仍然有數千名日本孤兒流落中國（被善良的中國養父母收養），直至1972年中日建交后才最后得以回國。所有這些，難道不都是日本軍國主義之禍嗎？

 

　　4、飽受戰敗之辱、亡國之恥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靠著對外軍事擴張的勝利，驕橫一時，一度成為一個傲慢的民族；然而，曾幾何時，隨著二戰的失敗，美軍的占領，國破家亡，日本民族立即墮入“地獄”，成了一個受盡戰敗之辱與亡國之恥的民族。

 

　　日本戰敗，美國占領軍司令麥克阿瑟成了日本的真正“天皇”，成了主宰日本一切的“上帝”；從此，日本作為國家失去了獨立與尊嚴，直至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擺脫美國的控制。

 

　　人們大概熟悉一部叫《人證》的日本電影吧，講述一名由日本婦女與美軍黑人士兵生下的混血兒的“認母”命運。它反映了戰敗后的日本，一度因政府主動為美國占領軍提供“性”服務后，所出現的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作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人心中的痛，它是整個日本民族難以抺去的“國恥”。

 

　　1945年底，在日本的美國占領軍已達35萬人。為了解決美國占領軍的“性欲”問題，當時的日本政府主動地組織日本婦女去為他們“服務”。據日本東京東北部的茨城縣警察局的歷史文件記載，當時政府對此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口實：“保護良家婦女免受美軍侵擾”。“我們的策略是，通過征召有經驗的妓女為美軍服務。”（直至1946年3月，因造成高達四分之一的美國兵患上了性病，最后才由麥克阿瑟下令封閉了所有妓院、慰安站和所有的性服務場所）

 

　　據官方記載，當年從事為占領軍提供“性服務”的日本婦女人數多達7萬人，而實際從事這個行當的人數高達15萬人！成為美國占領軍“性奴隸”的這些日本婦女，其實豈止是日本“妓女”，恐怕更多的還是普通的日本婦女。要不然，哪來這么大數量的妓女？！

 

　　以上史實足以證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走軍國主義道路，確實是日本民族的禍。

 

　　老子曰：“禍兮，褔之所倚；褔兮，禍之所伏。”歷史的發展就是這么詭秘，禍褔不僅相依，更可相互轉換。

 

　　明治維新，“脫亞入歐”，日本完成了近代化，成為資本主義強國，這是褔；同樣，也是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使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這又成了禍。日本軍國主義不僅給日本的鄰國帶來了巨大災難；同時也讓日本民族幾乎陷入滅頂之禍。

 

　　日本在二戰中徹底失敗，軍國主義遭受覆滅，日本民族承受了戰敗的苦難。然而，恰恰又是因為“戰敗”，日本被剝奪了建立軍隊（僅能組建“自衛隊”）與發動戰爭的“權利”，被強加了一部“和平憲法”，從此，反而使日本走上了一條和平發展之路。盡管二戰后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的影響下，日本在諸多方面受制于美國的政策，但其“戰敗國”地位的限制，保證了其幾十年“和平發展”的進程，這就使日本在戰后得以劫后重生，到80年代后期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自明治維新、“脫亞入歐”以來的整個一部日本近代史，實質上是日本民族的一部“褔”、“禍”轉換史。從這部“褔”、“禍”互轉史中，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個非常深刻的歷史啟示，這就是：任何一個國家、民族，只有和平發展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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