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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顏色革命”教父吉恩·夏普在位于美國東波士頓的辦公室。（拍攝時間不詳）

近年來，一系列國家接連發生“顏色革命”，政權更迭，政局動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這種由美國導演的推翻現政權的所謂“革命”，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一、“顏色革命”有規律可探尋

所謂“顏色革命”，主要是指通過非暴力的“街頭政治”方式顛覆政權的一種政變。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政局劇變就是一個典型，后來在一系列東歐、中亞以及北非國家重演。由于在顛覆政權的過程中，奪取政權的反對派往往用某種顏色作為標志，所以把這類事件統稱為“顏色革命”。一般有兩類不同性質的“顏色革命”：一類是改變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把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專政。例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東歐國家發生的政局劇變。這類“顏色革命”實質上就是我們常講的“和平演變”。另一類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把現政權改變為親美的政權。本世紀以來，東歐、中亞以及北非許多國家發生的事件，實質就是如此。

獨聯體國家的“顏色革命”

盡管兩類“顏色革命”的性質不同，但具有許多共同之處，有一些規律可以探尋。已發生的“顏色革命”大體上可分四步：

第一步是制造顛覆現政權的輿論。由美國背后支持、操縱的“顏色革命”都是如此。這種意識形態工作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把現政權妖魔化。收集政府工作中的錯誤、缺失，加以夸大，煽動群眾的不滿。有時抓住某個突出事件反復宣傳，使群眾對現政權的“劣跡”有一個深刻的印象。在蘇聯劇變過程中，敵對勢力揪住肅反擴大化大做文章，任意擴大肅反中被鎮壓的人數，詳細敘述“迫害”的過程，描寫各種細節，制造恐怖氣氛，動搖群眾對現政權的信任。“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在社會主義國家搞“顏色革命”，首先是制造否定共產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實踐的輿論，把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以及社會主義時期的建設說得一無是處，歪曲、造謠、污蔑，無所不用其極。這樣，打倒共產黨、推翻社會主義就是正義的、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蘇聯向資本主義演變，就是從否定歷史開始的，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一夜之間城頭變幻大王旗。政局變化可以是突然發生的，思想變化卻是逐漸的。思想防線一旦突破，其他防線也就守不住了。因此，要從苗頭上加以防范。

另一類是通過輿論工具的宣傳以及人員的往來，灌輸美國的價值觀，美化美國式的民主、自由，讓廣大人民群眾潛移默化地認同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有朝一日建立親美政權奠定思想基礎。對這一類“放長線釣大魚”式的輿論工作也應該保持高度警惕，千萬不能被美國的民主、自由忽悠了。

第二步是建立反對派的政治組織。在制造輿論、搞亂人們思想的基礎上，建立反對派組織，這是“顏色革命”的重要一步。先是建立非政府組織，進一步是成立反對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同意成立反黨的所謂“非正式組織”，實際上就是允許有組織地、公開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隨著形勢的變化，在“非正式組織”的基礎上必然成立反對黨，而同意成立反對黨，就意味著實行多黨制；一實行多黨制，必然導致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為資產階級政黨奪取政權創造條件。所以，在中國對那些非政府組織，尤其是西方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必須嚴格控制和管理，只能允許它們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進行活動，決不能任其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尤其要嚴格管理西方資助的資金的來源及其使用情況。對那些非法的政黨或組織，更應該堅決取締。在這方面，決不能顧忌西方的反應而猶豫、姑息。

香港“占中”運動被外媒冠以“雨傘革命”的稱謂，意在煽動“顏色革命”

第三步是物色有影響的、具有一定號召力的自由主義分子和親美人士，作為反對派領袖，把力圖推翻現政權的人聚集在一起，待時機成熟，向現政權發起進攻，組織以他為首的新政權。這種人最好是經過美國培訓的，或者是與美國的機構有著密切聯系的，有明顯的親美傾向。親手解散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就是西方物色到的“自己人”。撒切爾夫人承認，此前，西方搞垮蘇聯的意圖一直沒有能夠實現。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西方估計到“經我們幫助的人可能繼任，借助他我們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米·戈爾巴喬夫。我的智囊們對此人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好虛榮。他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因此，通過我們的幫助，他能夠掌握大權”。果然，在西方的幫助下，戈爾巴喬夫登上蘇共中央總書記的位置，他按照西方的要求，一步一步把蘇聯引上絕路。

第四步是利用突發事件，或者利用選舉機會，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組織示威、游行、集會、罷工、罷課、占領廣場、沖擊政府機關等“街頭政治”活動，迫使政府交權。突發事件，有時是很小的一件事情（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起因是城管同小販的沖突），經過有組織的渲染，發酵成大事件。所以不能輕視這種小事，必須慎重處理，及時斬斷利用小事情發酵的黑手。“街頭政治”是不講理的“單行道”：反對派怎么做都是民主的，不合美國意圖的政府除了下臺怎么做都是違反民主。反對派在選舉中得到的是少數票，就說有舞弊，要重新選舉，不重新選舉就是不民主；反對派進行各種非法活動（包括沖擊總統府、議會大廈）都是民主，而政府予以制止，就是不民主。總之，利用“民主”束縛不合美國意圖的政府的手腳，鼓勵親美的反對派放手干。

可以說，所謂“顏色革命”，意識形態工作是基礎，組織有頭面人物帶領的反對派是關鍵，突發事件是可以利用的時機，目標是建立親美政權。

美國對“顏色革命”這種屢試不爽的手段有著深刻認識。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得手以后，美國前國務卿賴斯在2005年4月會見白俄羅斯反對派代表時宣布：“現在是白俄羅斯實行變革的時候了。”她提出了四大主攻方向：支持獨立媒體、創辦新的大眾傳媒；加速發展群眾運動；組成反對派聯盟；選出統一的總統候選人，在2006年的總統大選中與現任總統盧卡申科一爭高低。

二、背后都是美國操縱，受美國利益支配

“顏色革命”是在不同國家里發生的，表面上是本國人民在爭“民主”，但背后都有一只黑手操縱著，受美國利益支配，服從于美國的戰略要求。可以說，每一場“顏色革命”都是美國謀取世界霸權的戰略棋局中的一枚棋子。沒有美國的謀劃、支持、指使，就不會有“顏色革命”。

美國是壟斷資產階級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根本利益在于對外擴張，搞霸權主義。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取得了“一超獨強”的地位，明顯加快了它謀取全球霸權和建立單極世界的步伐。國際政治力量對比嚴重失衡，使得美國霸權主義呈現出更大的進攻性、侵略性和冒險性。前總統克林頓說：“要使世界免遭過去的災難，必須有一個領導，而且只能有一個領導”，而美國“最具有領導這個世界的能力”。9·11事件后，小布什公開提出，“世界上任何地區的任何國家都必須做出選擇：或者跟美國站在一起，或者跟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這充分暴露出美國蠻橫霸道的本質。美國一超獨強的地位在短期內不發生根本性變化，這種全球霸權主義也就不會發生變化。

實現霸權主義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使用武力，例如美國在伊拉克動武；一種是和平的方式，像踏著天鵝絨那樣平穩地滑向美國設定的目標。實踐表明，前一種方式“成本”太高，收效并不盡如人意；而后一種方式花費少、成效大，而且阻力小，容易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可。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花了2000多億美元，死亡1500多人，得罪了許多盟國，仍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反而留下了許多后遺癥；而在烏克蘭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前前后后只投入2億美元左右，人未傷亡一個，就大見成效，并得到盟國的一致支持。這樣，美國為了實現領導和稱霸全世界的愿望，推翻反美的或不那么親美的政權，扶植親美政權，除非萬不得已使用武力，其首選是和平方式的“顏色革命”。一系列“顏色革命”就是根據美國獨霸世界的需要，在美國導演下發生的。當然這只是美國的愿望，有時也會事與愿違。對于美國的帝國主義本質，應該有清醒的認識，不要抱不切實際的幻想；對美國操縱“顏色革命”的危險，應該有高度的警惕，不能掉以輕心。

美國推行“顏色革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打出的都是民主的旗號。美國先給不合其意的政權扣上“不民主”“獨裁”“反人道”“違反人權”等帽子，然后鼓動反對派起來要民主。這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中，美國使的就是這一招；本世紀初在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以及后來的北非國家，使的還是這一招。例如，1989年10月7日，在民主德國首都柏林，得到美國支持的示威者在共和國國慶招待會場外高呼的就是要“民主”的口號；10月9日，在萊比錫爆發的7萬人參加的游行示威提出的要求也是實現“民主”。蘇聯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都是在“民主”的“街頭政治”的沖擊下倒臺的。

進入21世紀，美國對反美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維奇政權以及盡管親美但不那么徹底的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的原政權，也是用“民主”“公正選舉”這一手法迫使當權者下臺，換上聽話的完全親美的政權。例如，在2004年烏克蘭選舉風波中，當反對派的支持者被問到“為什么要支持尤先科”時，很多人回答：“支持尤先科就是支持民主”。美國也想對中國使用這一招。本世紀初，美國時任國務卿賴斯來中國訪問之前就叫嚷：“中國的民主進程應該有一個日程表”，她已經迫不及待了。我們必須在廣大黨員、干部和群眾中廣泛進行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教育，從理論上分清無產階級民主與資產階級民主的界限，理直氣壯地批判資產階級民主，揭露美國鼓吹的“民主”的實質；同時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真正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面對美國推行“顏色革命”的逼人攻勢，我們必須進一步從理論上、實踐上有針對性地開展有關工作。

為了實現“顏色革命”，美國不惜財力。凡是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反對派沒有一個不得到美國的財政支持。美國極其慷慨、不惜血本地支持反對派進行反對現政權的活動，包括做意識形態宣傳、搞“街頭政治”、組織選舉等。在烏克蘭，當以尤先科為首的反對派組織大規模示威，需要把各地群眾集中到首都基輔時，美國通過非政府組織出錢租車并發放勞務費，而且一夜之間在廣場上搭起了供住宿的帳篷。在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過程中，美國也借助于非政府組織事先準備好了一切，如花多少錢、資助哪個反政府組織、與誰合作，等等。為了顛覆白俄羅斯盧卡申科政權，2004年美國政府撥款8900萬美元用于支持白俄羅斯的獨立媒體、反對派、國內組織和商業團體。2005年美國參議院又宣布將專門撥款500萬美元用于資助白俄羅斯的反對派。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有關“顏色革命”的準備工作往往是通過非政府組織進行的，在做意識形態工作的階段更是如此。各種基金會打著合作交流、資助科學研究等幌子進行思想滲透，并物色將來可以利用的人選。這種活動是隱蔽的、潛移默化的，直到關鍵時刻其作用才顯現出來。因此，對這類基金會組織必須認真對待，仔細甄別。

美國十分注意從政治上培植反對派中能起領導作用的“骨干分子”。波蘭的萊赫·瓦文薩、南斯拉夫的沃伊斯拉夫·科什圖尼察、格魯吉亞的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維克多·安德烈耶維奇·尤先科都是美國相中的“領袖人物”，他們都受過美國明里暗里的鼎力相助，有的還直接在美國接受過“民主教育”。例如，2003年夏天，美國在貝爾格萊德舉辦了一個講習班，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應邀前往，接受有關進行塞爾維亞式的“溫和革命”的培訓。幾個月后薩卡什維利便在格魯吉亞成功地發動了“玫瑰革命”，順利登上總統寶座。除了領袖外，美國還大力培養“中堅力量”。2000年3月，美國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的希爾頓飯店舉辦“非暴力抵抗講習班”，24名南斯拉夫反對派領導人秘密前往受訓。這些人在專家指導下學會了如何組織罷工、罷課，如何通過手勢進行交談，如何克服恐懼心理，如何動搖一個“獨裁政府”的統治，等等。這些人學成回國后很快就投入反米洛舍維奇的街頭政治中。2004年秋，美國派遣1000余人分赴烏克蘭14個州，為橙色革命及時培養、輸送了大批骨干。在白俄羅斯，2003年有近200名白俄羅斯“民主活躍分子”赴美參觀、受訓，50名白俄羅斯青年參加美國政府組織的“未來領導人”項目，赴美學習。

三、預防“顏色革命”是一項系統工程

在當前國際國內形勢下，西方在我國搞“顏色革命”的危險是客觀存在的。我國是在資本主義包圍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在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無論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占有優勢，美國對我國一直在推行西化、分化的戰略。用鄧小平的話來說，他們不喜歡我國走社會主義道路，力圖推翻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對這股勢力絕不能低估。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在我國搞“顏色革命”的各種動作始終沒有停息過。預防“顏色革命”，我們必須加強國家的專政工具。在出現政治動亂的情況下，運用專政工具維護政局的穩定、社會的安定，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鄧小平指出的：“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民主與專政是統一的，只有對極少數敵人實行專政，才能夠充分保障絕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權利。對少數鬧“顏色革命”的自由化分子進行專政，并對其中觸犯了刑律的人依法進行處理，這是理直氣壯的。我們講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就包含這個內容。

同時，對于“顏色革命”這一類危及政局穩定的事情，僅僅依靠專政機關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在預防上，防患于未然。預防“顏色革命”，從正面來說，就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這是一個涉及各方面工作的系統工程。至少有以下幾項工作應該作為基本措施。

1.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應該充分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意識形態領域歷來是敵對勢力同我們激烈爭奪的重要陣地，如果這個陣地出了問題，就可能導致社會動亂甚至喪失政權。

2.在組織上必須使各級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這是共產黨鞏固執政地位、防止“顏色革命”的關鍵。只要各級黨政干部都是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事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那么，不管國內外敵對勢力掀起多大的風浪，我們的政權都會穩如泰山。因此，必須警惕和防止那些“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的“砸鍋黨”人，鉆進領導干部的隊伍。

3.最根本的是要鞏固和加強黨的群眾基礎。在社會主義國家，所謂“顏色革命”實際上是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勝負取決于力量對比。我們不怕有人反對，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里，由于利益訴求的驅動，總會有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有人反對并不可怕，怕只怕沒有廣大人民群眾堅定的支持，即執政黨沒有可靠的群眾基礎。對于執政能力來說，這是具有決定性的。

4.防止“顏色革命”，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鞏固和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增強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只有不斷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的政權才能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