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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芯片史：還是毛主席有眼光，20多年追平美國

點擊：作者：評論部老徐來源：手抄報發布時間:2018-06-04 11:20:27

　　中美芯片大戰爆發，有人說，中國改革開放才40年，技術上的差距是必然的，追趕需要一個過程和時間。

　　可事實是，40年前，中國已經追趕上發展百年的美國的步伐，手里已經握著這塊芯片，是我們把這塊芯片扔掉了。

　　才有了今天的痛心疾首!

　　今天，我們不得不說，還是毛主席有眼光。

　　1972年的兩個故事

　　1980年，美國人托夫勒寫了一本轟動全球的書——《第三次浪潮》。該書預測了電郵普及、媒體互動、網絡聊天和其他數字化進步，比如電腦發明使SOHO(在家工作)成為可能;DIY(自己動手做)運動的興起等。在書中，托夫勒將人類發展史劃分為第一次浪潮的“農業文明”;第二階段的“工業文明”;以及第三階段的“信息社會”。

　　1980年被看作是信息化時代的分水嶺。

　　這時候，電腦這個玩藝已經出現。

　　1976年初，狂熱的年輕人喬布斯在他的車庫里開始了自己偉大的創新。他們設計了一個電路板，將6502微處理器和接口及其他一些部件安裝在上面，通過接口將微處理機與鍵盤、視頻顯示器連接在一起，僅僅幾個星期，電腦就裝好了。1976年7月的一天，零售商保羅·特雷爾來到了喬布斯的車庫，當看完喬布斯熟練地演示電腦后，他認為“蘋果”機大有前途，決意冒一次風險——訂購50臺整機，但要求一個月內交貨，喬布斯喜出望外，立即簽約，拍板成交，這可是做成的第一筆“大生意”。

　　50臺整機在特雷爾手里很快銷售一空，有了良好的開始，“蘋果”公司名聲大振。

　　此時，德州儀器和IBM的電腦已經是規模化生產，但也早不了幾年。

　　中國對第三次浪潮的捕捉也敏感而及時。

　　1972年，四川綿陽的軍工秘密企業780廠接到了四機部的任務，中央領導帶來兩個產品：彩電和電腦，讓該廠二選一，進行民用化生產。這家工廠選了彩電。他們認為彩電很快就會有爆發式的市場，比電腦要快。而且在1958年建廠的時候，該廠就用國外的電子原器件組裝過一臺黑白電視機，現在還放在倉庫里。這就是長虹彩電。

　　長虹的判斷是正確的，幾年后，當中國彩電成為家庭必備的時候，電腦還處在“四通”打字機的狀態。

　　跟長虹一樣選了彩電的還有南京的熊貓，熊貓的一位技術人員后來介紹，中國彩電的標準是江青領導制定的，他們這些技術人員被秘密召集在一起，住在賓館里用半年的時間寫出了中國彩電的標準。江青曾去講話并督導。當時，他不過是20出頭的小伙子。

　　四川長虹的“蝸牛”事件也證明江青領導了中國彩電的產業規劃和發展。1973年，四機部和長虹的領導去美國考察彩電生產線，美國代表送了一只玻璃蝸牛作禮品，有隨行人員就報告了江青，說這是諷刺中國發展太慢，江青第二天就趕到四機部，要求批判“洋奴哲學”和“爬行主義”。

　　“蝸牛”事件說法不少，但證明了一條，中國的彩電產業是江青親自主持領導。她要求自主開發彩電生產線。多年后的事實證明，江青是正確的。彩電業是中國發展最好國產化程度最高在國際最有競爭力的產業。

　　那么電腦是那家企業做的，老徐(微信公眾號：手抄報)沒有查到。但是1984年鄧小平第一次視察深圳，深圳華強北就有兩家企業做電腦，一家是電子工業部，一家是中航集團的，不但做主機，還開發軟件，銷售到港澳和東南亞。鄧小平就視察了中航集團的電腦公司，回到上海才有了“學電腦，從娃娃抓起”的說法。

　　80年代，深圳羅湖海關就開始電腦聯網辦公，雖然網絡是內部的，還很小，但多臺電腦聯網在中國是第一家，在世界排名沒查過。　　有網友證明，70年代中國就有了自己的操作系統。網友Wfqq在老徐的文章留言說：“完全同意作者的觀點，在七十年代，上海電子計算機廠在DJS220機上運行的多用戶操作系統，就已調試成功，而且是采用層次結構，模塊化的”。就不但證明了中國70年代有計算機和操作系統。

　　另一個故事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是毛澤東親自主導的，其中簽署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國承認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還有一個內容，中國要求從美國引進7條3英寸的芯片生產線，這是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芯片生產線，1975年美國才上馬4英寸的生產線。這一條能進入中美談判，說明毛澤東對芯片生產的重視。即使不是他提出，沒有他的認可也是不可進入談判內容的。因為進入談判內容的，一定都是國家重大事項。

　　也就是說，如果當時在兩年內引進這7條生產線，中國在芯片加工制造方面就追平了美國，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起飛。現在，中國在芯片設計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進展，但芯片制造還是最大的短板。華為設計出了先進的芯片，但要委托臺積電代工制造，中國不能制造。而45年前，毛澤東已經在芯片制造上追平美國。

　　可惜，毛澤東年事已高，1976年去世，這7條生產線7年后才陸續引進，已是落后產線。

　　這件事情說明，中國的電腦和芯片是在毛澤東掌握之中的。

　　毛澤東的追趕奇跡

　　有些年輕人懷疑毛澤東時代有電腦還有芯片，說：你講出工廠，講出型號?

　　這里講的都是具體的內容。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美國已經在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的寶座上，穩坐了50年。而中國，是個連汽油鐵皮桶都無法生產的落后農業國。全國五億多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農村文盲率超過95%。就是在這樣的巨大差距下，中國億萬人民由毛主席領導，開始了艱苦卓絕的工業追趕進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奇跡。

　　“超級工程一覽”回顧了中國集成電路發展的歷程。

　　中國電子工業發展，起步于毛澤東時代。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為解決軍隊電子通信問題，國家成立電信工業管理局，在北京酒仙橋籌建北京電子管廠(即現在的北京京東方)，由民主德國(東德)提供技術援助。該廠總投資1億元，年產1220萬只，是亞洲最大的電子管廠。除此之外，酒仙橋還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北京電機總廠、華北無線電器材聯合廠(下轄706、707、718、751、797、798廠)、北京有線電廠(738廠)、華北光電技術研究所等單位。

　　1956年國家提出“向科學進軍”，國務院制定科技發展12年規劃，將電子工業列為重點發展目標。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計算技術研究所(中科院計算所)。為了培養電子工業人才，教育部集中全國五所大學的科研資源，在北京大學設立半導體專業。1957年畢業的第一批學生中，出現了大批人才。如中芯國際董事長王陽元、華晶集團總工程師許居衍、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俞忠鈺。1958年，上海組建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及上海元件五廠、上海電子管廠、上海無線電十四廠等企業。使上海和北京，成為中國電子工業的南北兩大基地。1960年中國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同年組建河北半導體研究所(現為中電集團第13所)，進行工業技術攻關。1962年由中科院半導體所，組建全國半導體測試中心。1963年中央政府組建第四機械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

　　1966年文革爆發后，中國電子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北京酒仙橋電子工業區基本成型。電子工業開始與紡織、印染、鋼鐵等行業結合，實現自動化生產。1968年，北京組建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上海組建無線電十九廠，至1970年建成投產，形成中國集成電路產業中的“南北兩霸”。其中北京878廠主要生產TTU電路、CMOS鐘表電路及A/D轉換電路。上海無線電19廠，主要生產TTL、HTL數字集成電路，是中國最早生產雙極型數字集成電路的專業工廠。1977年四機部投資300萬元，建設6000平方米集成電路潔凈車間。到1990年該廠累計生產509種集成電路，產量4120萬塊，產值3.25億元。該廠后來合資為上海飛利浦半導體。

　　1968年，國防科委在四川永川縣，成立固體電路研究所(即永川半導體研究所，解放軍1424研究所，現中電集團24所)。這是中國唯一的模擬集成電路研究所。同年上海無線電十四廠首家制成PMOS(P型金屬-氧化物半導體)電路。拉開了中國發展MOS集成電路的序幕。1970年代永川半導體研究所、上無十四廠和北京878廠相繼研制成功NMOS電路。之后又研制成CMOS電路。至1990年底，上無十四廠累計產量為3340萬塊(后來合資成為上海貝嶺半導體)。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后，中國從歐美大量引進技術。由于集成電路產品利潤豐厚，全國有四十多家集成電路廠建成投產。包括四機部下屬的749廠(甘肅天水永紅器材廠)、871廠(甘肅天水天光集成電路廠)、878廠(北京東光電工廠)、4433廠(貴州都勻風光電工廠)和4435廠(湖南長沙韶光電工廠)等。各省市另外投資建設了大批電子企業。

　　1973年8月26日，中國第一臺每秒運算100萬次的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105機，由北京大學、北京有線電廠、燃料化學工業部，等單位協助研制成功。

　　1975年，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研究小組，由王陽元等人，設計出我國第一批三種類型的(硅柵NMOS、硅柵PMOS、鋁柵NMOS)1K DRAM動態隨機存儲器，它比美國英特爾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韓國、臺灣要早四五年。那時韓國、臺灣根本就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

　　也就是說，如果延續毛澤東發展路線和勢頭，中國在電腦和集成電路產業應該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能與美國齊頭并進，甚至趕超美國。

　　中國的電腦和芯片業是從80年代起被日韓臺趕超的。

　　1973年，借著中美關系緩和及歐美石油危機的機會，中國希望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3英寸晶圓生產線，是當時世界最先進技術。這要比臺灣早2年，比韓國早4年，那時候臺灣與韓國還沒有電子工業科研基礎。1975年美國英特爾才開始建設世界第一座4英寸(100mm)晶圓廠。但是由于歐美技術封鎖，中國國內政治變故，最終拖了七年，中國才得以引進三條已經落后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分別投資在北京國營東光電工廠(878廠)，航天部陜西驪山771研究所(西安微電子研究所)，和貴州都勻風光電工廠(4433廠)。其中北京878廠的3寸晶圓生產線，直至1980年才建成，已經比臺灣晚了3年，比韓國晚2年。

　　1975年，就在臺灣剛剛向美國購買3英寸晶圓廠時，中國大陸已經完成了DRAM核心技術的研發工作。北京大學物理系半導體教研室(成立于1956年，現北大微電子研究院)，由王陽元領導的課題組，完成硅柵P溝道、鋁柵N溝道和硅柵N溝道三種技術方案。在中科院北京109廠(現為中科院微電子研究所)，采用硅柵N溝道技術，生產出中國第一塊1K DRAM。這一成果盡管比美國、日本晚了四五年，但是比韓國、臺灣要早四五年。直至1980年前后，韓國、臺灣才在美國技術轉移下，獲得了DRAM技術突破，瞬間反超中國大陸。韓國直接從16K起步，臺灣從64K起步。

　　1978年10月，中國科學院成立半導體研究所，由王守武領導，研制4K DRAM，次年在中科院109廠投入批量生產(比美國晚六年)。1981年中科院半導體所又研制成功16K DRAM(比韓國晚兩年)。1982年，江蘇無錫江南無線電器材廠(742廠)，耗資6600萬美元，從日本東芝引進3英寸晶圓生產線(5微米制程，月產能1萬片)，生產電視機集成電路。1985年，該廠制造出中國第一塊64K DRAM(比韓國晚一年)。1993年，已經改組的無錫華晶電子公司(原無錫742廠)，制造出中國第一塊256K DRAM(比韓國晚七年)。

　　從上述歷史，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在歐美技術封鎖，以及1980年后，中國大陸減少電子產業投資的情況下，中國DRAM產業從領先韓國、臺灣，然后迅速被韓國、臺灣反超。尤其是韓國在美國刻意扶植下，依靠20億美元左右的巨額瘋狂投資，在DRAM產業取得了顯著成果。

　　中國芯片碎于洋躍進

　　197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其中只有一個陜西咸陽顯像管廠是電子項目。政治局討論時，大人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中國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大人說：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么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光是一個上海寶鋼項目就要投資300億元，根本不是中國國力所能負擔的。沒錢怎么辦?開動印鈔機!1979年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50億元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時期，為了體現改革開放的好處，中央開始給工人漲工資、提高糧食收購價，給老革命家們蓋別墅、換進口小轎車，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成為中國經濟毒瘤。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

　　為了控制宏觀經濟的嚴重混亂局面，壓縮投資金額。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緩建了400多個大中型項目，1981年又停緩建了22個大型項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寶鋼、十堰二汽、大慶30萬噸乙烯等戰略工程。盲目貪大求洋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導致汽車、電子、航空等戰略產業難以發展。像上海的運10飛機，在研制15年后最終流產。北京電子管廠(現在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也因為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更嚴重的危機還在后面。

　　撥改貸——抽干中國電子企業血液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面，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后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正是由于“撥改貸”，使得中國電子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只顧引進外國設備，以盡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占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臺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比如像中國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上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2.47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17.16元。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就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破產倒閉了。

　　中央停止投資——全國瘋狂引進落后淘汰技術

　　1982年，組建電子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該部門繼承了毛時代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電子工廠，下屬職工總數達100多萬人，主要研制通信、雷達、電視、計算機、無線電、元器件等設備。產業結構完備程度，僅有美國、蘇聯可以相比。光是電子工業部下轄的專業電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對電子工業投資，各電子企業要自己去市場找資源。于是中國電子工業的技術升級全面停止，與美國、日本的技術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電子投資的韓國、臺灣徹底甩開。

　　1982年，中國國務圓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后晶圓生產線，前后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后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污腐敗加劇，借著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干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為了治理散亂差問題，1986年電子工業部在廈門，舉辦集成電路戰略研討會，提出“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并落實南北兩個微電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滬，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國誕生了五家具有規模的國有半導體企業：江蘇無錫華晶電子(原無錫742廠與永川半導體研究所合并)、浙江紹興華越微電子(1988年設立中國第一座4英寸晶圓廠)、上海貝嶺微電子、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91年設中國第一座5英寸晶圓廠)、和北京首鋼NEC(1995年設中國第一座6英寸晶圓廠)。

　　1990年8月，國務院決定在八五計劃(1990-1995)，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制程，決定啟動“九0八工程”，總投資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建設月產能1.2萬片的6英寸晶圓廠。由于官僚體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兩年時間。然后從美國AT&T(朗訊)引進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時間。前后拖延五年時間，建廠再花三年，導致1998年無錫華晶電子投產即落后(月產能僅6000片)，華晶還要為此承擔沉重的利息支出壓力，后來不得不甩給了臺灣人經營。與無錫華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資特許半導體，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產，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資。

　　三十年市場換丟技術

　　1996年7月，西方33個國家正式簽訂《瓦森納協定》，民用技術控制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等九大類。軍用技術控制清單包括22大類。中國同樣處于被禁運國家之列。

　　在各方面嚴防死守下，中國企業要想獲得先進技術，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外國企業則憑借掌握的先進技術，在中國市場予取予求，占盡便宜。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關稅、取消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電腦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涌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美國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于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電腦整機廠商，前赴后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后期陸續虧損后，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到1990年代末，中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在中國本土電子企業土崩瓦解之時，中國政府卻在大力扶持國外企業。

　　2012年1月，韓國政府審批通過三星在華設廠項目。2012年4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在中國西安，建設閃存芯片廠。項目一期投資將達70億美元，若三期投資順利完成，總投資約為300億美元。西安市為此項目提供了巨額補貼，包括：一、韓國三星需要的130萬平方米廠房，由西安市建設，并免費提供1500畝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補貼水、電、綠化、物流費用5億元。三、西安市財政對投資額進行30%的補貼。四、西安市對所得稅征收，進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額征收。同時，西安市還承諾，將為項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等交通基礎設施。總的補貼金額保守估計在300億元以上。

　　面對這種獅子大開口的苛刻索價，西安市竟然全盤接受。三星西安項目，選址在西安市安區五星和興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個村莊3000多戶農民被迫拆遷改造，引發群眾抗議。為了調解征地拆遷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農村，專門解決拆遷問題。

　　西安市這種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實際是用中國土地、中國資金、中國工人，來補貼服務外國企業，幫助它們占領中國市場，壓制中國本土企業發展。這在其他國家是極其滑稽的行為。也無怪乎北京、重慶不要這種項目。

　　三十年來，看看中國盡數破產倒閉的本土電子企業，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費巨額資金，補貼扶植的無錫海力士、西安三星、大連英特爾、南京臺積電，不禁令人感嘆。

　　國家科技人才自生自滅

　　今天中國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最大的困難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經何時，中國也曾經人才輩出。

　　1958年9月，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室,王守覺等人，研制成功我國第一批鍺合金擴散高頻晶體管，頻率達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廠批量生產，為中科院計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體管計算機(浮點32二進制位、每秒6萬次)，提供了12個品種、14.5萬多只鍺晶體。后又為計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計算機，提供了大量晶體管元器件。109丙機字長48位，平均運算速度每秒11.5萬次。該機共生產兩臺，為用戶運行了15年，在我國核武器研制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與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廠等單位合作，開始研制655型數字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由陳仁甫(照片右側)副研究員主持，重點攻克TTL集成電路。1969年在上海無線電十三廠投產，定名TQ-6型計算機，每秒運算100萬次，配備磁盤操作系統，語言編譯程序。

　　1971年，上海復旦大學自主研制的719計算機，由王世業、顧芝祥、陳志剛等人參與研制。1975年復旦大學研制FD-753計算機。經過反復研究討論，結合那時美國IBM360/370、歐洲TSS、日本FACOM等計算機系統和我國DJS-260、北大150等計算機系統，最終確定753計算機系統的主要研制目標是：具有處理速度浮點運算200萬次以上的主機系統;實現分時計算機系統;多進程分層管理的微內核操作系統。

　　1979年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聯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處理器(編號5G8080)。8080為美國英特爾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處理器，集成6000只晶體管，每秒運算29萬次。自1975年第一臺個人電腦誕生以后，8080芯片幫助英特爾在幾年后占據了電腦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國西門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國還晚一年。日本也仿制過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團在上海訪問，上海當年的電子工業擁有良好產業基礎。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離子注入機，還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電子工業全面破產倒閉。誰該承擔這一歷史罪責?

　　1989年4月30日，臺灣省新竹科技園區，臺積電早期的廠房。當臺灣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的時候。中國歷時30年間積累起來的集成電路科研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所謂“春風”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員任其自生自滅。

　　到1997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全國幾十萬家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全國下崗失業工人超過4000萬人。連小小一個臺灣省的GDP，都幾乎達到了整個中國的一半。

　　第一個芯片是華人制造的

　　多年來有一種說法，中國人適合做生意經商，不適合做制造，更不適合制造絕對精密的芯片。

　　事實恰恰相反。

　　中國發明原理。

　　電子計算機是個啥東西?

　　電子計算機的工作原理啟蒙自中國的易經八卦。

　　1695年，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向奧古斯特公爵說;“從虛無創造萬有，用一就夠了”。一切數都是從0和1創造出來的，這是基督教上帝從“無”到有創造世界的證據。1703年4月,萊布尼茨的論文《二進位算術的闡述——關于只用0和1兼論其用處及伏羲氏所用數字的意義》。在萊布尼茨的二進制中，通過0與1引申，就可以表示一切數字，如000，001，010，011，100分別代表0-4這幾個數字。而在易經八卦中，通過陰陽引申，就可以表示宇宙萬有的原理。如果把陰爻看作0，把陽爻看作1，所有的卦象于是也就可以看成0和1的組合。比如坤卦就是000000，乾卦就是111111，大有卦就是111101等等。伏羲圖的六十四個卦象，也正好可以看作二進制算術從0到63的數字。

　　1938年，美國科學家香農在其碩士論文《繼電器與開關電路的符號分析》中，比較了開關電路與二進制數碼之間的相似性，提出了把二進制符號中的“和”與電路系統的“開”和“關”對應起來的設計方向。這奠定了數字電路的理論基礎，哈佛大學的豪沃德教授說：“這可能是20世紀最重要、最著名的一篇碩士論文。”

　　1945年，美籍匈牙利科學家馮·諾依曼在其主持的EDVAC計算機方案中首次將二進制作為計算機的設計思想，比采用十進制的第一臺計算機ENIAC，大大簡化了機器的邏輯線路，奠定了計算機的重要基礎，一直沿用至今。

　　華人王安發明磁芯存儲器。

　　請先讓我們了解一下美國電腦和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歷程和狀況，它是中國產業發展對比的一個坐標。

　　1932年，美國IBM公司的奧地利裔工程師古斯塔夫·陶斯切克發明了第一種被廣泛使用的計算機存儲器，稱為“磁鼓存儲器”，采用電磁感應原理進行數據記錄。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陸軍為了提高火炮彈道計算速度，出資研制電子計算機。1946年2月，世界第一臺大型電子計算機ENIAC，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這臺重達30噸的計算機，最初采用埃克特設計的水銀延遲線存儲器，容量約17K。1951年4月問世的旋風計算機，也因此成為世界第一臺具備程序存儲功能的并行計算機。旋風采用新發明的陰極射線管磁芯存儲器作為內存，速度提高2倍。

　　1949年，麻省理工學院主持研制旋風計算機的福里斯特教授提出磁芯存儲器設想。但是，磁芯存儲器的專利擁有者，卻是個中國人。當時，在哈佛大學計算機實驗室，工作的王安博士(上海人，公派留學生)，研制出了磁芯存儲器，并于1949年10月申請專利。1951年，王安離開哈佛大學，以僅有的600美元，創辦了名為王安實驗室的電腦公司，開始出售磁芯存儲器，單價4美元一個。王安的生意并不好，但嗅覺敏銳的IBM公司聞風而來，邀請他擔任技術顧問，并購買磁芯器件。到1956年，王安將磁芯存儲器的專利權，以50萬美元賣給IBM公司。王安電腦公司由此擴張為美國電腦巨頭之一，直至1992年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