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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制造是怎樣隕落的？數千家企業去哪里了？40年掘九個大坑中國企業九死一生！

點擊：  作者：評論部老徐    來源：手抄報  發布時間:2018-05-23 13:33:08

 

      這是我們40年所經歷的，做得很正確？

前段時間，國內在討論上海失去電子信息產業的機會?？墒?，上海曾經是中國最大的電子產業基地，有知情者給老徐（微信公眾號：手抄報）文章留言，40年前上海曾有上千家電子廠。以此計算，上海曾經有近萬家大小企業。上海曾經擁有中國最多的名牌，輕工業消費品名牌琳瑯滿目。

現在，除了美國汽車和一個美國腦白金，你能講得出大上海有什么名牌產品？

今天看到的消息，上海制定“上海制造”三年計劃，要重振上海制造。

我們不得不問，40年前那些上海名牌去哪里了，近萬家企業為何關門了？

上海需要制造嗎？

改革開放40年，大聲歌頌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時候，是否也可探討一下40年走過的彎路和損失。

而上海制造的隕落只是中國制造隕落的一個縮影。

那么中國制造是怎樣隕落的呢？多少企業被 我們拋棄？

40年中國經濟大躍進挖了九個大坑，能活下來的制造企業可謂九死一生。

就讓我們從40年考察中國制造的衰落軌跡。

一、850億美元洋躍進

中國經濟危機的源頭是一場850億美元的洋躍進豪賭。

毛澤東逝世后，有人就說毛澤東經濟發展太慢了，要加經濟發展，要大力引進外資。

1977年中國的外匯儲備還有9億多美元，7月份國家計委提出，今后八年花費65億美元從國外進口技術設備，重點發展石油化學工業。

政治局討論時，大人提出可以花100億美元進口設備，提高中國石油、煤炭和輕工業產量，以賺取更多外匯。8月，國家計委將進口項目提高到150億美元規模。

1978年6月份，政治局再次聽取政府工作報告，大人說：同國外做生意，搞買賣，搞大一點，什么150億，搞它500億。500億美元的規模。7月上旬，國家計委初步整理，匯總了一個850億美元的方案，其中400億引進外資。

當時的外匯儲備只有9億多美元，一下子舉債近百倍，當然無法承受，問題很快出現。為了控制宏觀經濟的嚴重混亂局面，壓縮投資金額。1980年中央一下子停建緩建了400多個大中型項目，1981年又停緩建了22個大型項目。其中就包括上海寶鋼、十堰二汽、大慶30萬噸乙烯等戰略工程。盲目貪大求洋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危害，導致汽車、電子、航空等戰略產業難以發展。像上海的運10飛機，在研制15年后最終流產。北京電子管廠（現在的京東方），想上馬液晶項目，也因為缺乏國家投資而流產。更嚴重的危機還在后面。

二、印鈔票、漲物價

850億美元的洋躍進帶來財政的危機。政府的財政危機向老百姓轉嫁，就印鈔票和抬高物價。

不要以為印鈔票和漲物價是近幾年的事。實際情況是1978年就開始了。近幾年還在印，是因為要平穩落地，也就是軟著陸，就很要印下去，創造一個時間的緩沖，否則就是硬著陸，還沒有能力和時間處置這場危機。

1978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為1132億元，光是一個上海寶鋼項目就要投資300億元，根本不是中國國力所能負擔的。沒錢怎么辦？開動印鈔機！1979年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50億元人民幣的供應量。同時期，為了體現改革開放的好處，中央開始給工人漲工資、提高糧食收購價，給老革命家們蓋別墅、換進口小轎車，提高福利待遇。

1979年全國在建的大中型項目有1100多個，財政赤字170.6億元。1980年又新增了1100多項，財政赤字127億元。上述項目全部建成，還需要投資1300億元。為了彌補財政虧空，1980年央行又增印了78.5億元鈔票。從此，印鈔票如同吸毒上癮一般，成為中國經濟毒瘤。1978年中國全社會的流通現金僅有229.59億元，到1985年已經暴增至839億元。光是1984年的鈔票供應增幅，就高達驚人的39%。連年狂印鈔票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許多物價都至少翻番，高檔煙酒等民用消費品價格，甚至直接上漲10倍，以致一些城市出現了“搶購囤積風潮”。到現在中國物價比40年前高漲了100多倍。

印鈔票和漲物價就像吸食鴉片一發而不可收，此后一直延續，越印越多，越漲越高。

三、撥改貸抽干企業血液

洋躍進的危機延伸到企業。洋躍進造成巨大財政虧空，政府開始對企業下手，把財政危機轉嫁到企業身上。

1984年，為扭轉財政虧空局面，盲目實行“撥改貸”政策。以往國有企業從政府財政獲得撥款，作為工廠流動資金或技術改造經費。企業盈利后將利潤上繳國家財政。這樣形成良性循環。撥改貸將政府財政撥款，改為企業向銀行貸款，還要支付高額利息。而另一頭，企業的利潤照樣要上交財政。這樣政府不僅不投一分錢，反而像從前一樣，抽走企業的大部分收入，導致國有企業迅速陷入虧損困境。

正是由于“撥改貸”，使得中國工業遭到致命打擊。企業只顧引進外國設備，以盡快投產盈利，缺少科研資金對外國技術進行消化吸收。在文革時期，中國科研投入占GDP的2.32%，與英法德等發達國家相當（2003年世界平均值也僅有2.2%）。比如到1980年代，正是電子產業興起的關鍵時期，歐美國家和日本、韓國、臺灣紛紛加大對電子產業的科研投入。而中國卻在大規模壓縮科研經費投入。1984年以后，由于“撥改貸”造成的困境，使中國企業基本無力進行研發，科研經費占GDP比值驟然降到0.6%以下。中國電子工業徹底垮了。

比如像中國最大的半導體企業——上海元件五廠。1980年利潤高達2070萬元，職工人均利潤1.5萬元。即使是1985年，上海元件五廠的產值仍然高達6713.1萬元，利潤達1261.4萬元。然而到了1990年，上海元件五廠產值下降至1496萬元，利潤竟然僅有2.47萬元，全廠1439人，人均利潤僅有區區17.16元。熬了沒幾年，這家風光了三十年的中國半導體器件龍頭企業，就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破產倒閉了。

四、中央權力下放，全國瘋狂引進落后淘汰技術

洋躍進也讓以前的企業管理體制失靈，中央政府卸包袱下放權力。

1978年的850億美元洋躍進是中央政府的成果，然而80年代地方政府又掀起了更加瘋狂的洋躍進，瘋狂引進落后淘汰設備和技術。

以電子工業為例。1982年，組建電子工業部，主管全國電子工業。該部門繼承了毛時代組建的2500多家科研院所和電子工廠，下屬職工總數達100多萬人，主要研制通信、雷達、電視、計算機、無線電、元器件等設備。產業結構完備程度，僅有美國、蘇聯可以相比。光是電子工業部下轄的專業電子研究所就有上百家。然而在80年代初，由于中央政府全面停止對電子工業投資，各電子企業要自己去市場找資源。于是中國電子工業的技術升級全面停止，與美國、日本的技術差距迅速拉大。甚至被80年代加大電子投資的韓國、臺灣徹底甩開。

1982年，中國國務院成立了“電子計算機和大型集成電路領導小組辦公室。1984年至1990年，中國各地方政府、國有企業和大學，紛紛從國外引進淘汰的落后晶圓生產線，前后總計達到33條，按照每座300-600萬美元估算，總計花費1.5億美元左右。這33條晶圓生產線，多數根本沒有商業價值。造成這一亂象的根本原因，是電子工業部，將絕大多數國有電子企業的管理權，甩給省市地方政府，又缺乏制定執行產業規劃的政策權力。出現了全國瘋狂引進落后技術的奇怪現象。還有一個原因是80年代開始，國有企業貪污腐敗加劇，借著進口項目的名義，領導干部可以名正言順地獲得出國考察機會。

為了治理散亂差問題，1986年電子工業部在廈門，舉辦集成電路戰略研討會，提出“531戰略”。即“普及5微米技術、研發3微米技術，攻關1微米技術”，并落實南北兩個微電子基地。南方集中在江浙滬，北方集中在北京。1988年至1995年，在政策扶持下，中國誕生了五家具有規模的國有半導體企業：江蘇無錫華晶電子（原無錫742廠與永川半導體研究所合并）、浙江紹興華越微電子（1988年設立中國第一座4英寸晶圓廠）、上海貝嶺微電子、上海飛利浦半導體（1991年設中國第一座5英寸晶圓廠）、和北京首鋼NEC（1995年設中國第一座6英寸晶圓廠）。

1990年8月，國務院決定在八五計劃（1990-1995），半導體技術達到1微米制程，決定啟動“九0八工程”，總投資20億元。其中15億元用在無錫華晶電子，建設月產能1.2萬片的6英寸晶圓廠。由于官僚體系拖延，九0八工程光是經費審批就花了兩年時間。然后從美國AT&T（朗訊）引進0.9微米制程，又花了三年時間。前后拖延五年時間，建廠再花三年，導致1998年無錫華晶電子投產即落后（月產能僅6000片），華晶還要為此承擔沉重的利息支出壓力，后來不得不甩給了臺灣人經營。與無錫華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90年新加坡政府投資特許半導體，只用2年建成，第三年投產，到1998年收回全部投資。

五、市場換丟技術沖擊中國企業

放棄毛澤東堅持多年的獨立自主，無底線地開放市場引進外資，當然受到人們的質疑，洋躍進的口號之一是以市場換技術，對中國企業和經濟的沖擊是根本性的。

現在的的資料都證明毛澤東時代中國已經年產轎車19萬輛。這個數據不高，但當時的韓國就沒有什么汽車，現在就已經是世界第四。而中國以市場換技術的典型就是汽車產業，被 吳建民這些人天天津津樂道?？墒钱斀裉熘袊嚸磕?span lang="EN-US">2500萬輛的時候，我們卻看不到中國汽車了。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一的汽車銷售大國，但卻是以比國外高三到五倍的價格買外國公司在中國組裝的汽車。

汽車開放市場并沒有換來技術，市場全部淪陷，產業全部淪陷。

還是以電子信息產業為例。

1996年7月，西方33個國家正式簽訂《瓦森納協定》，民用技術控制清單包括：電子器件、計算機、傳感器等九大類。軍用技術控制清單包括22大類。中國同樣處于被禁運國家之列。

在各方面嚴防死守下，中國企業要想獲得先進技術，就變得非常困難。而外國企業則憑借掌握的先進技術，在中國市場予取予求，占盡便宜。

1990年，中國大幅降低關稅、取消計算機產品進出口批文、開放了國內電腦市場。頃刻間，國外的286、386電腦如潮水般涌入，長城、浪潮、聯想等國內公司潰不成軍。1991年由美國英特爾和AMD，掀起的“黑色降價風暴”，更是讓中國計算機產業雪上加霜。由于絕大多數整機企業，積壓了高價買進的芯片，從而背上巨額虧損的包袱，一家家電腦整機廠商，前赴后繼般悲壯地倒在了血雨腥風之中。長城、浪潮和聯想也都元氣大傷。在微電子集成電路方面，國內企業繼80年代中后期陸續虧損后，90年代紛紛倒閉，國內集成電路工業，逐步變為三資企業為主的局面。據專家估計， 到1990年代末，中國微電子科技水平，與國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

六、工人下崗企業失根基

40年前，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分田單干開始的。借鑒農村改革，80年代中后期城市企業開始搞廠長承包制，但效果不佳。因為城市工人是一支組織性很強的隊伍，他們認為是黨全心全意依靠的隊伍，是工廠的主人，不像農民那樣隨意改革。承受著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政府的索求加大，國有企業普遍陷入 困境，1992年起開始“砸三鐵”，大規模工人下崗運動出現了。對于這場國企改革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工人要求企業工人選廠長，而政府要把企業握在自已手里，派廠長還要承包，對立很大。工人下崗被說成是減員增效，但主要是消除改革的阻力，工人都下崗離廠了，就沒人阻止改革了，政府想賣就賣，想改就改。但對中國企業的傷害就是根本性的，這些工人是30多年積累起來中國工業化的基本資源。建國前，中國文盲率高達80%以上，積累起這樣一只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是多么不容易，可一夜被下崗，企業沒了工人還能做出好產品？改革者們天真的認為，把進城打工的農民安排到生產線上，工廠立即開工生產，生產效率立即提高。可事實是產品立即做不出來，做出來的產品質量下降，企業失去了根本的基礎，更別談什么技術創新發展，朝夕不保，還有什么未來？企業既不是一包就靈，也不是一砸就活，最后只好一賣了之，一死了之。

到1997年，中國經濟瀕臨崩潰，全國幾十萬家國有企業破產倒閉，全國下崗失業工人超過4000萬人。連小小一個臺灣省的GDP，都幾乎達到了整個中國的一半。

七、國家科技人才自生自滅

工人下崗了，哪么科技和技術人員呢？

現在我們知道，1972年中國的屠呦呦研制出了青蒿素有效地解決了世界難題瘧疾病，國外實現了產業化，2015年屠呦呦獲得了中國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蛇@在此之前，中國誰知道有個屠呦呦和青蒿素，國外引進中國技術產業化，而中國卻根本不予重視，甚至給予鄙視。屠 呦呦連個院士也評不上，原因之一是沒有外國學歷。

中國有多少毛澤東時代的科技被丟棄，有多少科技人員被埋沒？

今天中國發展集成電路產業，最大的困難是科技人才缺乏。而曾經何時，中國也曾經人才輩出。

1958年9月，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室,王守覺等人，研制成功我國第一批鍺合金擴散高頻晶體管，頻率達到150MHz。后在中科院109廠批量生產，為中科院計算所研制的109乙型晶體管計算機（浮點32二進制位、每秒6萬次），提供了12個品種、14.5萬多只鍺晶體。后又為計算所研制的109丙型計算機，提供了大量晶體管元器件。109丙機字長48位，平均運算速度每秒11.5萬次。該機共生產兩臺，為用戶運行了15年，在我國核武器研制工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5年，上海華東計算技術研究所，與上海冶金研究所、上海元件五廠等單位合作，開始研制655型數字集成電路大型計算機，由陳仁甫副研究員主持，重點攻克TTL集成電路。1969年在上海無線電十三廠投產，定名TQ-6型計算機，每秒運算100萬次，配備磁盤操作系統，語言編譯程序。

1971年，上海復旦大學自主研制的719計算機，由王世業、顧芝祥、陳志剛等人參與研制。1975年復旦大學研制FD-753計算機。經過反復研究討論，結合那時美國IBM360/370、歐洲TSS、日本FACOM等計算機系統和我國DJS-260、北大150等計算機系統，最終確定753計算機系統的主要研制目標是：具有處理速度浮點運算200萬次以上的主機系統；實現分時計算機系統；多進程分層管理的微內核操作系統。

1979年上海元件五廠和上海無線電十四廠，聯合仿制（逆向工程）成功8080八位微處理器（編號5G8080）。8080為美國英特爾公司在1974年推出的第二款CPU處理器，集成6000只晶體管，每秒運算29萬次。自1975年第一臺個人電腦誕生以后，8080芯片幫助英特爾在幾年后占據了電腦芯片的霸主地位。德國西門子仿制出8080芯片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A-C），比中國還晚一年。日本也仿制過8080芯片。

1980年，日本代表團在上海訪問，上海當年的電子工業擁有良好產業基礎。上海冶金研究所研制的離子注入機，還曾出口日本。而短短十年之后，上海電子工業全面破產倒閉。誰該承擔這一歷史罪責？

1989年4月30日，臺灣省新竹科技園區，臺積電早期的廠房。當臺灣人砸重金介入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產業的時候。中國歷時30年間積累起來的集成電路科研力量，在“改革開放”的所謂“春風”里土崩瓦解。大批科研人員任其自生自滅。

八、崇洋媚外壓制本土企業

這些年不斷看到政府代表團到深圳和海外招商引資，我就提出一個問題，你們當地的企業呢？

本土企業基本消滅了，各地政府就希望國外投資者來建廠創造GDP。

看到一個數據，中國43個重要產業 外資控制。

看起來政府是市場經濟不對中國本土企業進行投資讓利，但卻對國外公司花大本錢投資。

比如，在中國本土電子企業土崩瓦解之時，中國政府卻在大力扶持國外企業。

2012年1月，韓國政府審批通過三星在華設廠項目。2012年4月2日，韓國三星電子宣布在中國西安，建設閃存芯片廠。項目一期投資將達70億美元，若三期投資順利完成，總投資約為300億美元。西安市為此項目提供了巨額補貼，包括：一、韓國三星需要的130萬平方米廠房，由西安市建設，并免費提供1500畝土地。二、西安市每年向三星補貼水、電、綠化、物流費用5億元。三、西安市財政對投資額進行30%的補貼。四、西安市對所得稅征收，進行前十年全免，后十年半額征收。同時，西安市還承諾，將為項目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等交通基礎設施?？偟难a貼金額保守估計在300億元以上。

面對這種獅子大開口的苛刻索價，西安市竟然全盤接受。三星西安項目，選址在西安市安區五星和興隆街道，占地9.4平方公里，15個村莊3000多戶農民被迫拆遷改造，引發群眾抗議。為了調解征地拆遷矛盾，西安市干脆派了一批干部吃住在農村，專門解決拆遷問題。

西安市這種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招商方式，實際是用中國土地、中國資金、中國工人，來補貼服務外國企業，幫助它們占領中國市場，壓制中國本土企業發展。這在其他國家是極其滑稽的行為。也無怪乎北京、重慶不要這種項目。

三十年來，看看中國盡數破產倒閉的本土電子企業，再看看各省政府，花費巨額資金，補貼扶植的無錫海力士、西安三星、大連英特爾、南京臺積電，不禁令人感嘆。

九、政府房地產運動

這40年，政府機構大躍進，官員公務員達到史無前列的膨脹。這么多官員公務員需要花錢養，聰明的中國官員發現了房地產。

中國企業開始了“退二進三”的改革，企業把城市的廠房土地賣給政府，政府用來搞房地產，有的企業就在城外在給一塊地建廠，有的工廠直接解散，賣地的錢給工人一些補償，城里的工人不可能隨廠搬遷。

比如，中國最大電子基地北京酒仙橋就變成了現代藝術產業基地893，北京、天津、上海等老工業基地就這樣被 徹底消滅鏟除了，被高樓大廈升級換代了。

請問，北京、上海、天津等當年名牌成堆的城市還有什么工業名牌產品，可能就剩下房地產。

接下來，政府城市運營和城市化，直接接管經濟獲取財政，政府成了一個權力公司，他們發現不需要企業了，企業成了累贅。賣一塊地就賺幾億、十幾億，并且是無本生意，多少個企業才賺到這么多錢，要企業干什么用呢？企業就這么被 政府拋棄了，是生是死隨你去，只要有房地產政府官員們活得很瀟灑。

中國這一場長達十年浩大無比的房地產運動伴隨著城市化和金融化，將中國變成了一個偌大的工地，演變成全民炒房，可快說將中國實體經濟沖擊得所剩無幾。

2016年中央去庫存，地方政府賣地3.2萬億元，2017年房住不炒，地方政府更是炒賣土地5.4萬億。今年第一季度賣地1.3萬億，再增長42%。

不得不逼中央下決心出手嚴格監管地方債和銀行，嚴控資金進入房地產，防范重大風險。

可以說，地方政府、房地產、金融聯合謀殺了中國企業！

因此，在最近政治局的學習會上，習近平總書記高舉起振興實體經濟的旗幟：“一是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筑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實體經濟是一國經濟的立身之本，是財富創造的根本源泉，是國家強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動資源要素向實體經濟集聚、政策措施向實體經濟傾斜、工作力量向實體經濟加強，營造腳踏實地、勤勞創業、實業致富的發展環境和社會氛圍”。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又重新認識企業和實體經濟。

但是歷史的大坑是難以在一朝一夕填平的，何況權貴們的挖掘機還在日夜轟鳴，他們要挖走最后一筆財富。

為了徹底打垮中國制造業，特朗普也揮舞起了貿易戰的大棒，他們不準中國制造業緩過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