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美國是怎樣成為超級大國的？——從基督教的“原罪”說談起
點擊： 作者：錢昌明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發布時間:2018-05-21 16:54:10
基督教有一重要教義叫“原罪”說。講的是：伊甸園中的人類始祖亞當、夏娃，因受蛇的誘惑，違背上帝命令，偷食禁果，繁衍了后代，這就給整個人類帶來了原始的罪過。故《圣經》云：“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圣經·詩篇》51·5）此即所謂“原罪”。
作為人類一分子的人，聽了這一說教，總感覺到有點“冤”：我又沒做過壞事，怎么一生下來就算有“罪”了呢？
不過，把這一“原罪”說用來評述美利堅民族，倒是非常貼切的。因為美利堅確確實實是一個原罪的民族。這個民族在形成過程中，早在“母胎”里就犯下了彌天大罪。
美利堅民族最早是一伙白人殖民主義者，他們從歐洲來到北美，自一踏上這塊土地起，就以欺詐、屠殺印第安人的“罪”得以“立足”；再通過種族滅絕，（請注意：連最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國父”華盛頓，也不把印第安人看作人。他認為：狼與印第安人“兩者都是掠食的野獸，僅僅在形狀上不同。”這叫印第安人還能到哪里再去尋求活路？！）最終以完全占有印第安人的家園這一“惡”為基礎而發展起來。
早在1584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決定要到北美尋求建立殖民地，曾委派拉雷（Walter Raleigh）去進行這一冒險事業。拉雷多次到北美“試水”，雖未能如愿，卻把他曾經到達過的這塊土地稱之為“弗吉尼亞”（“處女地”之意，以紀念“童貞女皇”伊麗莎白一世）。
1606年再經英王詹姆士一世（伊麗莎白的繼承人）特許，倫敦公司——與東印度公司齊名的英國另一家壟斷性貿易、殖民公司成立，目的就是要“開發”北美東海岸的殖民地。同年12月公司派出了120名殖民者，在船長史密斯和戈斯諾德的率領下，分乘3只船前往北美。1607年5月，他們到達弗吉尼亞，在“詹姆斯河口”（以詹姆士一世名字命名）建立了“詹姆斯鎮”，經過一番與“野蠻人”的“斗爭”，取得了對印第安部落的“勝利”，終于讓弗吉尼亞正式成為英國在北美的第一塊殖民地。
1620年，一群英國的清教徒，為逃避國內政治迫害，乘上一艘名叫“五月花”號的船，橫渡大西洋，去北美尋找“樂園”。他們在馬薩諸塞登陸，又經過與印第安人這一“文明”與“野蠻”的交鋒，建立普利茅斯城，奠定了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基礎。在前后100多年間，英國的殖民主義者終于陸續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個殖民地。除了英國殖民者以外，期間，也有許多愛爾蘭人、德意志人、法國人、荷蘭人、瑞典人和猶太人，出于種種原因移居到了這些英屬殖民地。
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宣告獨立，美利堅合眾國建立。其時，美國的人口不到400萬，國土面積為90萬平方公里。經過240多年的擴張，如今，美國國土面積為963.1418萬平方公里，人口為3.23億，GDP為19.6萬億美元（2017年），為世界之最。1992年起成為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
回顧美國歷史，探索其發展的軌跡，剔除其“原罪”與資本——帝國主義的對外擴張侵略罪惡，有以下幾個因素是值得重視而不容忽視的。
保持國家的長期穩定與統一
考察美國建國以來230多年的歷史，人們可以發現，除了1812——1814年小規模的第二次美英戰爭和1861——1865年期間的南北戰爭以外，在美國的土地上再沒有出現過戰爭的硝煙。年輕的美國所以能得以迅速的發展與強盛，其實就是得益于長期來保持國家的穩定與統一。所以能做到這一條，這是由一系列主客觀因素造成的。
美利堅民族是17世紀后以盎格魯、撒克遜人后裔為主的歐洲移民組成的，美利堅合眾國又是在1776年才建立起來的，這就使這個民族和國家，一開始就具有一個鮮明的特點：“新”。國家是新建的，民族是新形成的。因為“新”，與世界上所有民族、國家不同，它就沒有任何歷史包袱，就不受既有政治弊端的束縛；它是一張白紙，就可畫出最新的藍圖。所有這些，就使它在建國之初就能用最新的近代政治學理論成果，創建出一個嶄新的近代政治體制。
以華盛頓、杰佛遜、富蘭克林為代表的美國開國元勛們，是一批杰出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他們接受了孟德斯鳩、盧梭等整整一代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理念，并自覺地將這些偉大思想付諸美國政體建設的實踐。1787年，正是在他們的努力下，制訂了以“三權分立”為特點的《美國憲法》；再結合總統、議員的民主選舉制，從而奠定了美國整個政治體制的基礎。隨后，作為美國首任總統的華盛頓，又開創了“連任一屆”不再連任的好傳統，樹立起美國歷史上摒棄終身總統，和平轉移權力的好榜樣。
美國創建的“三權分立”的權力制約體系，保證了國家權力不被濫用；總統、議員的民主選舉制度，則保證了國家權力不被某個“偉大人物”的長期控制，因而也就避免了因個人專權帶來的政治弊端與社會危機。
馬克思盛贊美國的民主政體。1862年他在《北美事件》一文中，在贊譽林肯總統的品格時著重指出：林肯的當選，“這證明，由于新大陸的政治和社會組織（按：即政治體制），善良的常人也能擔負舊大陸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擔負的任務！”（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頁）
正是美國的政治體制保證了美國國家的統一與穩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繁榮，推動了美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不斷地騰飛、猛進。
《美國憲法》明確規定，必須維護國家的穩定與統一。在憲法的第一條第八款中規定，國家機構有“執行聯邦法律、鎮壓叛亂和擊退入侵”的權利和義務。
美國建國后，隨著國土不斷拓展，北方的資本主義經濟獲得迅速發展，廣闊的西部等待著開發；南方盛行著黑人奴隸制的種植園經濟，在經濟上仍與原先的宗主國英國保持著較緊密的聯系。北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雇傭勞動力及統一的國內市場，因而主張廢除南方黑人奴隸制度的呼聲不斷高漲，以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此，美國南、北兩種經濟制度的矛盾日益尖銳。
1860年11月，主張廢除黑人奴隸制度的共和黨人林肯當選總統，南方種植園奴隸主深感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脅。1861年，南方種植園奴隸主公然發動叛亂，挑起南北戰爭。根據美國憲法，林肯政府被迫“鎮壓叛亂”。
戰爭初期，林肯從善良的愿望出發，更多地采取謀求同南方和解的妥協方針，導致軍事上節節失利。嚴峻的戰爭形勢和各階層人民的強烈要求，終于使林肯堅強起來，1862年9月22日，林肯毅然簽署《解放黑人奴隸的宣言》，宣布自1863年元旦起，廢除叛亂各州的奴隸制，允許奴隸作為自由人參加聯邦軍隊。當時北方有2200萬人口，有雄厚的工業；南方僅有900萬人口，且其中400萬是黑人奴隸。聯邦政府的明確態度和堅強決心，很快成為美國人民粉碎南方叛亂、維護國家統一的無窮力量。1865年4月，美國內戰以北方的勝利、南方奴隸主分裂勢力的失敗告終。
美國內戰廢除了黑人奴隸制度，掃除了阻礙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障礙；國家的統一與穩定得以維護，更為美國經濟在19世紀后半期的騰飛提供了根本性的保障。
美國的國家所以能得以長期保持統一與穩定，也與它早期推行的比較謹慎的外交政策關系極大。這得益于美國的第一屆總統喬治·華盛頓的忠告：要超脫于歐洲紛爭之外！
“在外交方面的重大行為準則”，“就是要盡量擴大我們與外國的貿易關系，而盡量減少與外國的政治聯系。如果我們與他們已有約定，那么我們就要忠實地履行這些約定，但讓我們到此為止。”（華盛頓：《告別演說》）
一句話，在早期100多年的美國外交史上，其政策的主要特征就是孤立主義。當然，這一政策固然是其羽毛未豐的一種反映，但對美國那些政治領袖們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睿智的選擇。正是執行了這一正確的外交政策，才確保了自己國家的穩定與統一，從而也就保證了發展。
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在18世紀70年代到19世紀初這一段時間，美國的政治領袖們頂住了壓力，避免卷入歐洲的事務的漩渦。
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曾經得到過法國的援助，因此美國民眾普遍對法國懷有一種感激之情。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消息傳來，美國上下真可謂舉國熱血沸騰，普遍同情法國革命。1793年2月，法國與以英國為首的反法聯盟爆發戰爭。兩個月后，法國雅各賓派政府的特使愛德蒙·熱內來到美國尋求援助，他鼓動美國民眾以實際行動支援法國革命。一時間美國國內涌現出大批親法的政治團體；美國政府內要求參戰的呼聲也不斷高漲。
然而，當時的美國正經歷著建國初期的動蕩和危機，國貧民弱，更何況占美國財政收入1/4的進口稅，有90％均來自英國。如果順從“民情”，后果將不堪設想。幸好其時法國雅各賓派政府垮臺，加上華盛頓總統的干涉，才讓美國避免了與英國的戰爭。華盛頓在離開總統崗位后，仍在《告別演說》中諄諄告誡他的繼承人：
“不要對某些國家抱著永久而固執的厭惡心理，而對另一些國家則熱愛不已；應當對所有國家都培養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個國家，如果習于其它國家惡此喜彼，這個國家便會在某種程度上淪為奴隸；或為敵意的奴隸，或為友情的奴隸，隨便哪一種都足以將它引離自己的責任和自己的利益。”在華盛頓以后的兩位總統任期內，美國堅持了孤立主義的對外政策。
然而，危機并沒有終結。1809年在第四位總統麥迪遜上臺后，放棄了傳統的外交政策，美英關系急劇惡化，終于開啟1812—1814年第二次美英戰爭。戰爭中，美國損失慘重，不但首都一度失陷，連白宮、國會大廈和各部大樓也被英軍焚毀。此后靠著美國人民的愛國熱情堅持戰斗；加上英軍進攻巴爾的摩和普拉茨堡受挫，加深了厭戰情緒，才促成了和談，保住了“體面的和平”。
戰后，美國人痛定思痛，在1817年的大選中，否定了麥迪遜，把力主遠離歐洲是非的門羅總統送進了白宮。門羅懂得“外交必須與國力相適應”的原理，回歸傳統，將外交重點退回到美洲大陸，推行“量力擴張”的原則，不再挑戰強敵，不再干涉歐洲事務。在此后的近百年間，美國再未與歐洲列強發生激烈的矛盾，保持了國家的長期穩定與統一，為自己的快速發展提供了保證。美國這一孤立主義外交原則，基本上保持到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爆發才徹底改變。正是這種傳統的謹慎的外交政策，為美國的穩定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外部國際環境。
以教育與科技創新立國
在美國迅速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另有一個明顯的因素是：國家對教育與科技創新的重視，能以發展教育、科技事業，作為其基本國策。正是這一基本國策，才使美國得以人才輩出，能在世界近、現代歷史的發展進程中，特別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充當了主角。這無疑成了美國迅速發展，并成長為世界超級大國極為重要的原因。
其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美國的開國元勛們。正是由于他們對教育、科技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具有歷史的、前瞻性的認識，才使美國自建國之時起，就能自覺地把促進教育、科技的發展定為基本國策。
華盛頓認為，教育是立國之本。他在《告別演說》中就鄭重地告誡后人：“請大家把普遍傳播知識的機構當作最重要的目標來加以充實提高。”
另一位美國“開國元勛”杰佛遜，也極端重視教育。他不僅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而且是美國《全民教育法案》最積極的推動者，要求讓每個公民都能接受教育。早在弗吉尼亞任州長時期，他就大力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他一生中提出有關教育的提案包括：完全普及公共初等教育，創辦讓較有才能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的州立大學，建立獎學金制度等。他的這些方案后來在所有各州都實現了。
1809年他在擔任兩任總統隱退后，就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事業之中，親手創辦起弗吉尼亞大學，實現了自己的夙愿。他在為自己撰寫的《墓志銘》中，留下了這樣的文字：
“這里安葬著托馬斯·杰弗遜。他是《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和弗吉尼亞大學的創始人。”
可見，在杰佛遜的眼里，他自認為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作為，不是曾經擔任過的兩屆美國總統或其他什么成就，而是起草了《獨立宣言》和《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兩個文獻，再就是辦了一所大學！
19世紀中期，為了進一步發展高等教育事業，時任總統林肯曾簽署了一項以出售聯邦土地收入投資創辦大學的法案——《莫里爾法》，這為美國龐大的高等教育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美國各州的財政，約有40％以上用于教育開支，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比擬的，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由慈善機構和私人捐贈完成。今天的美國擁有4000多所大學，正是這一高度發達的教育事業，才保證了它自19世紀末期起一直保持著引領時代的核心競爭力。
在促進科技創新的發展方面，美國雖然不是第一個提出保護知識產權的國家，（早在1710年英國就頒布了世界上第一個解決盜版問題的版權法《安妮法令》，規定作者是著作權的擁有者，提出在固定期限內保護出版著作的原則），但卻是第一個把“保護知識產權”載入憲法，從而成為其基本國策的國家。
在1787年的《美國憲法》中，它明確地提出了“保護知識產權”的問題。在憲法的第一條第八款“國會權利”中明文規定：
“保障著作家和發明家對各自著作和發明在限定期限內的專有權利，以促進科學和工藝的進步”。正是這一條，美國以最莊重的方式，也是最為有效的辦法，體現其“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理念。1802年，美國成立國家專利局，專門負責保護知識產權，進一步把憲法條文真正地落到了實處。
由于歷史的原因，美國未能與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工業革命同時起歩，但卻能在工業革命的中、晚期迅速趕上。1807年美國發明家富爾敦發明汽船，成為世界工業史上水上運輸使用機器的第一人。
及至19世紀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興起，美國這個建國才近百年的國家，居然摯起了世界科技革命的大旗，并使自己的發展超越了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國。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標志是電器化。如果說是英國科學家法拉第的電磁感應原理，揭開了這一革命的帷幕；那么，正是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的一系列發明創造，才真正完成了這一場偉大的革命。
1879年愛迪生發明了耐用的電燈泡；1882年9月4日，他親手合上世界上第一個商用電力系統的電閘，照亮了紐約曼哈頓金融區的摩根公司等58處地方。美國率先開啟了電氣時代，成為電力工業的故鄉，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中，美國很快以領頭羊的姿態走在了世界前列。
愛迪生被稱為“發明大王”，從白熾燈泡、留聲機到電影機等，他一生中共有一千多項發明。這些發明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并成為創造財富的源泉。然而，愛迪生只是當時美國眾多發明家中的一員，在整個19世紀，特別是在70年代以后，各種各樣的發明如雨后春筍般在美國出現：如摩爾斯的有線電報，貝爾（蘇格蘭移民）的有線電話，亨利·福特的四輪汽車，萊特兄弟的飛機，等等。據統計，僅1865年至1900年，美國被正式批準登記的發明專利就達到了64萬多項。
正是依靠強大的科技實力，美國經濟飛躍發展，后來居上。1860年，它的工業生產總值不到英國工業總產值的一半，到1894年，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已經躍居世界首位，相當于英國的2倍，法國的3倍，接近全球工業總產值的1/3。
到20世紀中期，又是美國率先開創了核能、信息技術，以后再擴展至航天、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啟動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科技革命。1942年芝加哥大學創建第一個核反應堆，1945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42年世界上第一臺計算機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誕生，美國得以再次走在前列，并一直保持其領先的優勢，并終于成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今天，美國這個只有世界人口5％的國家，卻擁有43％的世界經濟生產力和40％的高科技產品，匯聚著世界上最多、最優秀的科技人才和超過一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有一個成功的移民政策
美國建國至今不過230余年，考察它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其總體上一直保持著蓬勃向上的生機，這很不容易。這不由使人想起了宋代學者朱熹的四句詩：
“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云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是什么因素讓美國保持著勃勃生機的呢？是人，是一茬茬源源不斷的移民，正是這一批批的移民帶來了進取精神、創業精神和奮斗精神，給美國社會注入了不竭的發展動力，從而使它保持了勃勃生機。美國作為一個移民的國家，正是一個開放的成功的移民政策，使它獲得了持續發展的“源頭活水”。
現今的美國，你可以遇到眾多操不同口音英語的人們，他們中有來自日本的電器專家、中國的物理學家、印度的計算機編程人員、歐洲的計算機游戲設計者、巴基斯坦的醫生和非洲的時裝模特，能讓這些不同膚色、來自異國他鄉的人們在美國辛勤工作，正是美國移民政策成功的明證。
建國早期，美國實行的是自由移民政策，它為美國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19世紀后半期，歐、亞兩洲的移民源源涌入，僅世紀的最后25年其數額就達千萬以上！他們不僅為美國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勞動力，而且其中有許多熟練工人還帶來了技術，為美國經濟的起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條件。
20世紀20年代起，美國開始實施限額制移民政策。即推出限制移民人數和選擇民族來源的原則。導致美國移民政策演變的背后，既有不想使美國人口增長過快的因素，更有種族、國籍、意識形態、勞動力構成，以及政治因素和國家安全因素的考慮。然而，在美國移民政策中，有一個原則是始終不會動搖的，那就是：有意識地吸引全球人才（特別是高科技人才），讓移民政策為美國的發展服務，成為美國科技發展、創新的不竭的人才源泉。
在美國的移民政策中，除了實行一般親屬移民外，特別重視職業移民，并規定有三類人可獲優先：第一，凡具有特優、特殊或特異技能的外國人、著名教授或杰出研究人員、跨國企業的經理或管理級人員，可以優先；第二，凡具有高學位、特殊專長且其專長能為美國帶來實質利益的專業人士，或在科技、藝術、商業等方面有出眾的特殊能力的人，可以優先；第三，具有技術勞工兩年以上職業訓練或兩年工作經驗的技術勞工、初級專業人員、非技術勞工，亦可以優先。
此外，美國法律還規定，即使是非移民簽證來美國的外國人，只要是具有美國短缺的高技術人才，不僅允許延期居留，且可以辦理申請移民。正是憑借這一政策，自20世紀20年代以后，美國從世界各國吸引了大批科技發展人才。特別是在二戰前后，美國有意識地利用納粹的反猶太思潮，從歐洲各國攬得大批猶太科學家為其所用，從而使美國的科技發展如虎添翼，并形成了一股吸納國際頂尖人才的潮流，成為其不斷創新的動力機制。一句話，美國的移民政策，為美國的經濟、科技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它在二戰后進一步成為科技、經濟、軍事超級大國的基礎保證。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當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移民美國。愛因斯坦原是德國最享有世界聲譽的科學家，在瑞士唸大學時同時擁有瑞士國籍，但僅僅因為其猶太人血統始終不能為納粹德國所容。他曾輾轉于意大利、荷蘭，都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最終他還是舍棄歐洲情結，選擇了移民美國，于1933受聘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任教授，并在1940年加入美國國籍。
愛因斯坦移居美國，給歐洲科學界以巨大的震動。當法國科學家朗之萬得知這個消息后，就說：“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岡從羅馬搬到新大陸一樣。當代物理學之父遷到了美國，現在美國成為世界物理學的中心了。”
隨后，意大利最著名的科學家、羅馬大學的理論物理學教授恩里科·費米，由于他的夫人勞拉是猶太裔，受美國開明的移民政策感召，也于1938年移居到了美國，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1942年他在芝加哥大學負責設計建造了世界首座受控核反應堆。他還成了曼哈頓計劃主要領導者之一，制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枚原子彈。
再有愛德華·特勒，他原是匈牙利猶太人，德國萊比錫大學物理學博士。同樣因猶太身份，于1935年移居美國，在華盛頓大學當教授，1941年成為美國公民。特勒在1942年參加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科學實驗室的曼哈頓計劃，參與研制美國第一顆原子彈，他同時支持研制氫彈的想法。1952年11月1日，他主持研制的世界第一顆氫彈，在太平洋恩尼威托克島爆炸成功，由此成為美國的“氫彈之父”。
約翰·馮·諾依曼，原為匈牙利人，系布達佩斯大學數學博士，先后在柏林大學和漢堡大學任教。1930年普林斯頓大學以優厚條件聘其西渡美國，次年成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第一批終身教授，其時年僅28歲。隨后他又與愛因斯坦一起，成為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6位教授之一。他的最大貢獻是2進制思想與計算機程序內存思想，在發明電子計算機中起到關鍵性作用，他被西方譽為“計算機之父”。
另外，被譽為“現代航天之父”的布勞恩，他原是納粹科學家，也不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1945年5月他主動投降美國，1955年取得美國國籍。他投降美國后繼續從事火箭、導彈和航天研究，是他領導研制“土星號”巨型火箭，將第一艘載人飛船“阿波羅11號”送上了月球。1981年4月首次試飛成功的航天飛機，也是在布勞恩手里發端的。
開始于二戰末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主要標志，涉及信息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和海洋技術等諸多領域的一場信息控制技術革命。這次科技革命不僅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變革，而且也影響了人類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人類社會生活和人的現代化向更高境界發展。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次科技革命。它所以首先在美國興起并擔當主角，絕非偶然現象，其中當然有許多主客觀原因。但關鍵的一點，就是美國擁有眾多出類拔萃的優秀科技人才，而這些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靠其特有的移民政策造就的。
“當代物理學之父”愛因斯坦，設計建造世界首座受控核反應堆的恩里科·費米，美國的“氫彈之父”愛德華·特勒，“計算機之父”約翰·馮·諾依曼，“現代航天之父”的布勞恩，所有這些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領軍人物中，沒有一個是美國土生土長的美國人，除了布勞恩以外，也無一不是因美國的移民政策而登陸美國國土的“外來和尚”。也正是這類源源不斷的“外來和尚”造就了今日的美國。
美國的著名成功人士比爾·蓋茨認為，美國具有的從全球招募創新思維人才的能力是美國在全球高技術市場中的最大優勢。在美國，移民政策引來了人才，人才為美國創造了財富。
人類歷史發展至今，大致經歷了原始經濟、自然經濟和知識經濟三個發展階段。人類經過了漫長的二三百萬年時間，才從原始經濟階段發展到自然經濟階段；又經歷了五千年的演化，終于從自然經濟階段過渡到近現代的知識經濟，當前正是知識經濟的高速發展時期。如果說，原始經濟主要靠“大自然的恩賜”；自然經濟主要靠“人的一般經驗的積累”；那么，知識經濟則主要依靠“人的創新精神”。質而言之，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個體人才的作用正在越來越多地發揮其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恰恰是最重視與強調發揮個體積極性的國家，這與它成長為超級大國不是沒有關系的。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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