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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五·七指示

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我并不知道五·七道路究竟怎么回事。看到一些回憶文革的文章，總是講五·七干校，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么叫五·七干校，而不叫別的什么干校呢？這五·七又有什么深刻的含義呢？其實，作為時間的五·七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含義，也并不怎么耐人尋味，最根本的是寫在這一天的《五·七指示》，描繪了毛澤東通過文化大革命所要達到的理想。我們以前總愛指責毛澤東發動文革，只是砸爛一個舊世界，而實際上在他心中有一個建設新世界的宏偉藍圖，并且這個宏偉藍圖也在文革中部分地變成了現實。毛澤東并不是像許多人指責的那樣，不懂破立的的辨證關系,實際上他很懂得的。《五·一六通知》是為了砸爛一個舊世界，而《五·七指示》則是為了建設一個新世界。李義山說：“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實際上，毛澤東的文革是有雙飛翼的，這雙飛翼就是《五·一六通知》和《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可謂“于無聲處聽驚雷”，而《五·七指示》所指引的五·七道路則淹沒在了歷史深處。這雖然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卻不免讓人發思古之幽情，誠然，文革算不得古，它是中國當代史非常悲壯的一幕，但是既然遠去了那么多年，稱做“古”也未為不可。我們先看一下所謂的《五·七指示》。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澤東看到了解放軍總后勤部關于進一步搞好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后，于1966年5月7日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習慣上稱之為《五·七》指示。

《指示》產生于1966年5月是耐人尋味的。當年，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按毛澤東的意圖進行著，《五·一六通知》即將通過，一場席卷全國，震驚世界的政治風暴即將發生。毛澤東比誰都清楚，定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要搞成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目的是要摧毀全部現存秩序，即“砸爛舊世界”。那末，“砸爛一個舊世界”之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新世界呢？這是作為戰略家的毛澤東在部署“文化大革命”時，不能不思考，不能不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指示》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指示》由軍隊講到工人、農民、學生、商業、服務行為、黨機關工作人員；由農副業生產講到辦小工廠、學軍事、學政治、學文化，批判資產階級等，范圍涉及各條路線，內容涉及各個方面。而且，它不是講經濟建設的一般方針，而是談整個社會的總體規劃，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顯然，它描繪了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

《指示》描繪了毛澤東心中“最完善最純潔的社會”，它的大致輪廊如下：

第一，一個逐步消滅分工的社會。《指示》要求各行各業、各個單位都辦成大學校。每個大學校都要一業為主，兼營它業。它的發展前景是，每個單業都有工 、有農、有學、有兵、從而可以自成體系，自給自足，變成不依賴外界的“小社會”。這樣社會各行業之間的專業區別將逐步消失。具體說，《指示》要求軍隊把“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兼起來。“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從事農副生產”，“農民以農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第二，一個逐步消滅商品的社會。早在1958年，毛澤東就把人民公社辦成一個“小社會”。《指示》提出的“大學校”與人民公社有一個重要區別；人民公社內部工、農、商、學、兵，五業俱全，而“大學校”只有工、農、學、兵，砍掉了商業。這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反映毛澤東在思想上的變化。

第三，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毛澤東設想的消滅社會分工，消滅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縮小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五·七指示〉初探》王祿林）

（二）全面發展并不意味著取消分工

我覺得，王祿林先生對《五·七指示》的核心內容是作了極大歪曲的。《五·七指示》從來就沒有講過取消分工，它只是在講全面發展。所謂的全面發展就是指大學校內部的工、農、學、兵，不是固定的分工，而是每個人都“亦工亦農，亦文亦武”，“拿起錘子能做工，拿起鋤頭犁耙能種田，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這樣“全面發展的億萬共產主義新人”又有什么不好呢？難道“拿起錘子能做工”就取消了工人，“拿起鋤頭犁耙能種田”就取消了農民，“拿起槍桿子就能打敵人”就取消了軍隊，“拿起筆桿子就能寫文章”就取消了知識分子？恐怕并不是這個樣子吧。相反，工、農、兵、學，老死不相往來，才是真正可怕的。全面發展，并不是取消分工，而是克服分工造成的狹隘。《五·七指示》并不是用自然的思想來改造社會，更不是同社會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相反，它表達了一種非常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誰都知道，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是：專業分工越來越細，生產的社會化程度越來越高，單位之間的橫向聯系越來越廣，即使在工、農、學、兵內部，分工也日益在向深層次發展。但是，如果把《五·七指示》中的全面發展，歪曲為消滅分工，然后去批倒消滅分工，這絲毫無損于《五·七指示》的光輝思想。我們看一下王祿林先生的精彩批駁，他說：“消滅分工，只能造成工不工，農不農，學不學，兵不兵的狀況，導致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它不是全面發展，而是全面倒退。‘文化大革命’期間，學生們學工、學農、學兵的結果，荒廢了學業，造就了新一代的文盲。軍隊搞軍工、軍農、軍民的結果，使部隊素質嚴重降低。科技人員進五·七干校的結果，使專業荒廢，我國科技同世界的距離拉大。而且，在兼營各業的過程中，由于缺乏專業知識，所以干了大量違反科學，違反自然規律的蠢事。象圍海造田、圍湖造田，毀林開荒，毀草開荒，不僅浪費了大量人力和資財，而且破壞了自然資源和生態平衡，遺害無窮。這方面的破壞不亞于武斗和‘打砸搶’。”如果按照這樣的觀點，《五·七指示》全面發展的美好理想，所造成的不過是災難性的現實。然而，問題是這些災難性的現實，是出于某些人的臆想，還是歷史的真實。學生荒廢學業，軍隊戰斗素質下降，我國科技同世界距離的拉大，如果是真實的，那和《五·七指示》又有沒有必然的聯系。我們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歷史的真實可以捏造，必然的聯系可以強加。既然講《五·七指示》，為什么不講講當年正面宣傳的東西，而只在哪里講反面的，有缺點的東西呢？難道知青上山下鄉，在農村的廣大天地里大有作為，是災難？難道南京長江大橋建成，衛星上天，也只證明了文革，是浩劫。當然，文革失敗了，被否定了，這是事實，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便把尿盆子全部扣到美好理想頭上。《五·七指示》全面發展的美好理想，被歪曲為取消分工，這不正說明人們內心深處成王敗寇的思想在作怪嗎？社會的分工是人類歷史的進步；《五·七指示》并沒有要求取消社會分工，它只是讓各個領域的人互相學習，全面發展。全面發展可以克服社會分工帶來的缺陷。社會分工提高了生產的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的異化。也就是說，人們在日益繁復的社會分工中，找不到自己勞動的價值，看不到勞動產品與自己勞動的內在聯系。勞動產品已經不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而是與人的本質發生了疏離。勞動成了與勞動者相對立的東西；勞動本身甚至成了勞動者苦難的根源。也正因如此，馬克思才設想了“迫使人們奴隸般服從分工情形已經消失”的共產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思想，決不是自然經濟的思想，它建立在更高的基礎之上，而這更高的基礎就是社會化大生產。取消分工，不過一個終極，甚至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終極。把全面發展理解為取消分工，是一個極大的歪曲；因為全面發展是可以在歷史的進程中實現的。打破專業的限制，才能有所超越；相反，如果只顧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那是極其短視和近視的。《五·七指示》有著非常光輝的一面，并不像有些人所歪曲的那樣，是文革災難的根源。可能它的實踐失敗了，被否定了，但它的理想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輝。

（三）商品經濟可以消滅嗎？

很清楚，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一個不可以逾越的階段。也就是說，商品經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消滅不了的；不僅不應該消滅商品經濟，而且應該大力發展它。我們可以大力發展商品經濟，但這動搖不了《五·七指示》。《五·七指示》根本就沒有講要消滅商品，消滅商品經濟，它只是沒有講到商品，商品經濟。難道沒有講到商品、商品經濟，那就意味著要消滅商品、商品經濟嗎？這也太可笑了。誠然，毛澤東對待商業的問題是有矛盾的，頭腦發熱時，提出過取消工資制，恢復供給制；頭腦冷靜時，又說中國的“商品生產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1975年關于理論問題的指示，說出了他對商品、貨幣、工資制度不能容忍的原因。他以為，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1975年2月9日《人民日報》）。不可否認，商品經濟是有許多好處的，但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又很容易引起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商品經濟會不會必然地導向資本主義；這個問題很難解決。但在毛澤東的心中，對這是有極大顧慮的。毛澤東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自然和舊社會有著根本的不同，但這最根本的不同，又究竟體現在哪里呢？在毛澤東看來，所謂的商品、貨幣、工資制度，是帶有強烈的資本主義色彩的，倒是在革命年代，所實行的供給制，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共產主義。毛澤東所以偉大，就在于他的思想或者說信仰。也就是說，他所以能夠戰無不勝，靠的就是精神、信仰。過分地陶醉在精神、信仰、思想里，就往往會忽略最為基本的現實。社會的現實是需要商品經濟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從商品經濟這個階段跨過去。但是，如果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就勢必和毛澤東所設計的文革之路背道而馳。歷史的發展，是遵從英雄豪杰的意志，還是服從自身的需要呢？當然，社會的需要會戰勝英雄豪杰的意志。我在想，即使毛澤東的文革取得成功，而不是走向失敗，恐怕中國也會必然地迎來那個轉折點。人類歷史不可能永遠都是英雄的時代，總會有人來結束英雄的時代。結束英雄時代的人，卻不會是英雄；但是，普通的人，卻會從英雄時代的結束中獲得益處。文革時代是廣場革命的時代，因為革命的緣故，所以政治籠罩一切。但是從我們的心理來講，是不喜歡政治籠罩一切的。因為政治生活并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人們可以有豐富多彩的生活。在商品經濟的時代人們的一切都是圍著經濟轉的。再也不是“抓革命，促生產”了，人們都在忙于生產、交換、賺錢，而忘卻了革命。忘卻革命，是不是意味著背叛呢？我覺得，問題并沒有這么嚴重。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既然時代的主題己經不是大革命、大動蕩，我們又何苦懷念那激情燃燒的歲月呢？即便懷念激情燃燒的歲月，也不過一種消遣。當然，我們現在的想法，是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之上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識形態；我們現在所以有這樣的想法，不正因為我們的經濟基礎早就悄悄改變了嗎？我們的經濟基礎變了，所以我們的觀念才會改變。對于商品經濟的大潮，知識分子并不是歡呼雀躍的，因為它嚴重地沖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什么崇尚的理想，偉大的觀念，神圣的追求，己經變的不再重要，甚至顯得非常可笑；所有的一切都要放到金錢的天平上去稱量。以前所激烈反對的拜金主義，得到了空前的認同。凡是能夠換來金錢的，那就是有價值的；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在這樣的情況下，就使一些人重新向往起毛澤東時代。以前大罵文革的一些人，又開始講文革怎么怎么好。歷史是在顛倒中前進的，我們的許多東西尤其是價值觀念，是被顛倒了，但是我們又真的前進了。回到毛澤東時代，這自然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能把眼光投向未來。未來能不能消滅商品經濟呢？這很難說的。雖然馬克思提出過用產品經濟來取代商品經濟；但是，究竟什么樣的經濟才叫產品經濟呢？恐怕連馬克思也不曾夢見吧。然而，商品經濟的消滅又似乎是必然的，因為在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會在歷史上消滅。但是，我們只能生活在商品經濟的大潮中，在里面顛簸沉浮。但愿我們的價值觀念不要被這商品經濟的大潮沖刷得面目全非才好。

（四）所謂的消滅三大差別

所謂的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可以說三大差別是人類不平等的根源。但是，社會現實愈是不平等，人們愈是強烈地追求平等。誠然，平等并不意味著平均，但是，如果貧富差距拉得過大，怎么也算不得平等。在許多歷史情境下，平等和平均是可以劃等號的，因為只有把少數人占有的大量財富分配到貧窮的多數人手里，才可以實現平等。用平均的方式去實現平等，這并沒有錯。街上的乞丐永遠不會和億萬富翁平等；經濟不平等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歷史上，“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錯了嗎？沒有錯。因為這是實現最為基本的“耕者有其田”。農民有了土地，才有盼頭，至于所謂的工農差別，倒不是首要的。我們現在最愛指責平均主義了；仿佛平均主義是萬惡之源，而拉大貧富差距，倒成了天經地義。我們且不講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也是反對大量的財富向少數人手中集中的。如果財富的曾加，不能使大多數人獲益，而只是填滿了少數人的口袋，那這個社會就不是健康的。數典忘祖的事是常有的。這就如同馬克思主義者忘記了馬克思，虔誠的基督徒也并不去讀圣經一個樣子。平均主義，并不是狹隘，也不是小農意識。它是沒有法子的法子。也就是說，平均主義并不是調和的，而是革命的。分田地，均財富，這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做到。而用革命的手段去平均財富，也必然向消滅三大差別的方向發展。既然要建立平等的社會，那就要鏟除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如何消滅工農差別、城鄉差別，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因為好像沒有好的法子可以做到。我們只看一下如何消滅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孟子講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勞心者就是腦力勞動者，而勞力者，則是體力勞動者。在歷史上，就是腦力勞動者統治體力勞動者。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差別，當然是巨大的；正因為這種巨大，所以腦力活動者有著極大的優越感。但是，處于劣勢的體力勞動者又何嘗怨天尤人呢？他們一旦揭竿而起，“王候將相寧有種乎”，那勞心者的腦袋就要搬家了。那么，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尖銳對立，能不能夠消滅呢？《五·七指示》提出了非常好的方式，即“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也就是“大學校”里的每個人都做點工，務點農，學點軍事、政治文化，這似乎就達到了每個人在參加勞動和接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沒有經過“大學校”的，所謂由舊學校培養的學生，送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知識分子、科技人員，下鄉下廠，補上體力勞動課；沒有文化的工農兵送到大學學習；工宣隊、貧宣隊、管理大、中、小學；干部輪流進“五·七”干校；醫療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可以說，這是一個系統的社會工程，我們看不出有什么錯處。當然，它的目標并沒有達到。勞動人民既沒有知識化，知識分子也沒有勞動化。勞動人民看到書本就頭大，他們手上都有張鐵生似的老繭；而知識分子扛起鋤頭就哀聲嘆氣，仿佛要學貴族小姐葬花似的。所以，文革一旦終結，在勞動人民，覺得知識分子全無用處，而在知識分子呢，又覺得勞動人民是那么愚昧，落后，所以要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了。從理論上，知識分子應該加深和勞動人民的感情，他們所學的知識應該為工農兵服務。但是，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畢竟是不一樣的群體。知識分子的長處是腦力勞動，讓他們扛鋤頭，拉糞車，那是棄長用短；而讓勞動人民坐在教室里學文化，他們也往往哈欠連連。如此說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就消滅不了了？當然不是，但至少，在現在的條件下，做不到。消滅三大差別，這是人們的偉大理想。但是，如何消滅三大差別，卻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以生產力高度發展為前提的，列寧曾經講過：“生產力將怎樣迅速地打破分工，消滅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這些都是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列寧全集》第3卷253頁），既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么我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了。然而，與人們的美好愿望相對照的卻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不但沒有消滅三大差別，反而把這三大差別拉得更大了。

（五）回首來時路，荊棘與風塵

我知道，用這樣的話來講五·七道路，實在有點不倫不類的。因為我追求的是一種詩意，并且這種詩意帶有很多的感傷，而和熱火朝天又激情洋溢的五·七道路是不怎么吻和的。五·七道路本身，不會有任何的傷感，它是通向美好的理想的。但是，我們已經基本否定了這美好的理想，所以，不由得不讓人有些感傷。五·七道路真的淹沒在了歷史深處，以致于生活在新世紀里的人們已經不知道什么是五·七道路了。《五·七指示》、五·七道路，是有其輝煌一面的。在這里，寄托著好幾代人最美好的理想。它的目的就是讓現實變成天堂。現實是不是變成了天堂，我們已經不知道了，也許變成了，也許沒有。說變成天堂的人們，正無限地懷念著毛澤東時代；說變成地獄的人們，則對文革時代給予了最黑最黑的詛咒。可以說五·七道路，是一條紅色的共產主義道路，但為什么許多人要把這條道路抹黑呢？其實，你即便把它抹黑，它依然是一條殷紅的道路。歷史不能任意遍造，而對歷史的編造，最終不都是徒勞的么？五·七道路，是沒有成功；而實踐五·七指示的文革，也被徹底地否定了。實際上，我們不只否定了文革砸爛舊世界的革命行動，而且也否定了它建設新世界的偉大理想。五·七道路是一條全面發展的道路。但是，編造歷史的人，卻把全面發展歪曲成了取消分工。五·七指示沒有提到商品、商品經濟，于是被指責為消滅商品、商品經濟。五·七道路致力于消滅三大差別，要實現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而這卻成了知識分子所謂的災難。五·七道路有著最動人的理想，但它造就了怎樣的現實呢？按照權威的觀點，自然是災難的現實。但是，災難又究竟在哪里呢？難道社會無比黑暗，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嗎？這真是笑話。社會不僅不黑暗，而且無比光明，人民不僅沒有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而且處于中國歷史上最美好的時代。我在想，一些人誣蔑，甚至妖魔化文革，究竟有什么用呢？文革被否定了，被誣蔑了，那毛澤東也就成了一個充滿悲劇的人物。而知識分子，又可以對著這悲劇長歌浩嘆了。我們看一下王祿林先生的精彩表述：

毛澤東晚年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悲劇人物。他主觀上要為衷心愛戴著他的中國人民開辟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大道，客觀上卻一次又一次地把人民推向災難之中。他發動群眾砸爛的所謂“舊世界”，恰恰是他歷經半生坎坷，親手創建的社會主義江山。最美好的理想和最殘酷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沖突，這就是發生在毛澤東這位歷史巨人身上的悲劇。一方面是“最完美最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創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奇跡”，另一方面是數以千億計的經濟損失，數以萬計的被迫害致死的中華兒女的冤魂，數以億計的受株連人們的精神創傷。理論和現實，愿望和結果，如此不可調和地對立，又如此不可分割地統一著。這確實是古今中外的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離奇的悲劇題材，即使最天才的作家也幻想不出這樣的悲劇來。

對于上述觀點的一半，我是同意的，尤其所謂的精神創傷，我認為應該挖掘一下。人類的苦難，應該得到同情，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上述分析，又顯然回避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文革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毛澤東不是不清楚，既然要付出那么大的代價，毛澤東為什么依然發動了文革。是什么理由促使他作出了這個決定。也就是說，文革究竟針對著誰？這最為核心的東西，被否定文革的人給掩蓋了。文革就是對著官僚主義、腐敗來的。實際上，歷朝歷代都有為腐敗辯護的，貪點、拿點、吃點、喝點，沒有什么，總比流血遍地強多了。然而，腐敗的卑污，往往要用人類最優秀兒女的鮮血才能洗干凈。毛澤東并不是杞人憂天，取得政權的無產階級也可能失掉它。文革決不容許出現一個新的貴族階層；但是，我們現在呢，哪個人不做夢也要擠著進這個階層呢？毛澤東的晚年，可以是悲劇的，但決不是錯誤的。毛澤東的文革，也許確實是他一生的精華所在。五·七道路被淹沒在了歷史的深處，但在共運的歷史上，卻可以放一異彩，因為它是屬于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