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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毛澤東與蔣介石，誰站在時代前列不是一目了然嗎？
點擊：5397 作者：曹征路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 發布時間:2018-05-31 17:00:32
毛澤東與蔣介石，誰站在時代前列不是一目了然嗎？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三十）
曹征路
蔣介石重形式，喜歡擺譜，蹬馬靴披大氅，端著肩憋著氣，時而威嚴時而親和，舉手投足都透著領袖派頭。
毛澤東重內容，相比之下就土得多，老棉襖肥棉褲，膝蓋上還打著補丁，喜歡無拘無束，唯一與現代人物匹配的物件就是胸前還插著一支鋼筆。
這兩種形象代表著1937年的南京與延安兩地的不同審美趣味，一邊是精英的一邊是平民的。
1937年7月16日，“廬山談話會”第一期在原廬山圖書館樓上舉行。
會場布置得很別致，席位被精心安排成“山”字形，蔣介石就坐在山尖上。各界精英坐位前泡有一杯云霧茶，唯有蔣介石面前是清水一杯。
蔣介石和汪精衛并排而坐，汪精衛一身質地考究的淺灰西裝，雪白的領前別著黑蝴蝶領結。蔣介石身穿玄色長袍，上套黑色馬褂，清癯的面容上掛幾許笑意。
7月17日，“談話會”的第二天，是一個民國史冊的大日子。蔣介石昂然發表《應戰宣言》。他說：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人世悲慘之境地，在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不能不應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說到這里，一身戎裝、胸前掛滿勛章的蔣介石將手臂猛地往下一劈。顯然這是一個精心安排的在大日子里唯有他才能做的大動作。
著名的《應戰宣言》得到共產黨的積極響應，周恩來當面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呈交給蔣介石。
毛澤東對此評論說，蔣在廬山發表的《應戰宣言》“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當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宣言”。
也是1937年5月的一天，海倫·斯諾采訪毛澤東的日子，她拿出一張筆記本里的照片，說這是我的介紹信，是我丈夫埃德加·斯諾給您拍的相片。
一年前她丈夫要求給毛澤東拍一張照片，發現毛澤東只有一頂洗得褪色發白的舊軍帽，且帽檐已經軟軟地耷拉下來。毛澤東只好向身邊的工作人員借，可惜沒有一頂合適的。斯諾靈機一動，把自己頭上的新軍帽摘下扣在毛澤東頭上，結果就留下了那張流傳很廣的紅軍照。
毛澤東瞇著眼睛仔細端詳自己頭戴紅軍帽的照片，稀奇地說，沒有想到啊，這個一向不修邊幅的人照出來的照片會有這么好看。說得大家哈哈大笑，那種快樂是屬于老百姓的，只有老百姓才不在乎別人怎么看自己。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喜歡舞文弄墨，對照閱讀這一時期兩個人的文字是件有趣味的事。
不過蔣介石的文字是寫日記，他是把自己的日記當作治國平天下的印記來寫作的，故而很少涉及私人事項。
毛澤東不愛寫日記，如果有時間他寧愿甩著膀子散步，他的文字多是正經文章，有一種不得不寫的使命感。
“七七”事變后，蔣介石長期對日本采取妥協退讓的政策終于看到后果，這使他被迫放棄“安內”思考“攘外”。但因為倉促，蔣介石搭不準日方脈搏，日記中經常出現疑問句：
“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將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化乎？”“決心應戰，此其時乎？”“此時倭無與我開戰之利？”
他想不通日本人怎么會這樣，說好的《九國公約》呢？答應過的國際調停呢？
中日兩國國力、軍力相差甚遠，以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永昌為代表的軍人集團認為，中日空軍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戰準備至少尚須六個月。我還沒準備好你就開打，河半渡而擊，太不仗義了。因此，在國民政府內外都有一部分人積極主和。
7月14日，徐永昌致函軍政部部長何應欽，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所以他想“在能容忍的情勢下，總向和平途徑為上計”。21日，徐永昌致函廬山上的蔣介石稱：
“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為是。蓋大戰一開，無論有無第三國加入，最好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其后日本系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
蔣介石的心態如此矛盾，嘆息“勿忘忍是一件很難挨的事。”
當時的精英階層中，胡適、蔣孟麟等都主張忍痛求和，認為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早和。
為此胡適曾經兩次面見蔣介石，他向蔣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
這位建議日本應該征服中國民心的胡適，甚至在蔣介石那里都引起反感。
但戰與和是攸關國家命運的大事，蔣介石有點內心矛盾也很正常。
7月10日，他還寫道“此為存亡關頭，萬不使失守也”。12日得知日本關東軍已到天津，內閣宣言動員全國政界與產業界擁護閣議，感到“勢必擴大，不能避戰矣”！當日下午，與汪精衛商談時局。同日晚，蔣介石決定在永定河與滄保線作持久戰，嚴令制止與日方的妥協行為。
17日發表《應戰宣言》。但是對于這份宣言應否公開，蔣介石自己也心神不定；
16日寫道：“宣言對倭寇影響為利為害？應再研究。”
17日又說：“倭寇使用不戰而屈之慣技暴露無余，我必以戰而不屈之決心待之，或可制彼兇暴，消弭戰禍乎？”“我表示決心之文書，似已到時間！”
19日蔣介石決定排除阻力，公開發表《應戰宣言》，“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應戰矣”。“人之為危，阻不欲發，而我以為轉危為安，獨在此舉。但此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
當日決定核發戰斗序列。
但為了減少這份《宣言》的沖擊力，他將之改稱為“談話”，同時絕不關閉“和平解決”的大門。所以又說：
“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
到27日，日軍全面進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蔣介石寫道：
“倭寇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愿由一身負之。”
28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淪陷。蔣介石感覺到，再不抗戰，必將遭致全國反對，終于醒悟：
“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抗倭作戰。”
到了這時，蔣介石才真正以務實態度來思考抗戰：中國方面可謂完全沒有組織與準備，弱點很多，“以此應戰，危險實大”。但日本“橫暴”，“虛弱”，“以理度之，不難制勝”，“為民族之人格與振興民之族精神，自有轉危為安，因禍得福之機”。
8月7日，蔣介石召開國防會議，會上，何應欽報告軍事準備情形，提出第一期擬動員100萬人投入作戰，其中，冀、魯、豫方面約60萬人，熱、察、綏方面約15萬人，閩粵方面約15萬人，江浙方面約10萬人。同時與共產黨合作才真正進入談判的實質階段，也不再要求朱毛必須出洋了。
蔣介石在談話中對胡適等人的主張頗多譏刺，“文人誤我”，參謀總長程潛公開指責胡適為漢奸，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居正還要求逮捕胡適。
通過此次會議，抗戰遂被正式確定為國策。
1937年清明節，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圖為兩黨代表在黃帝陵前合影。
再來看毛澤東的文字：
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雄立東方。
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
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
毛澤東為共產黨撰寫的這篇《祭黃帝陵文》，1937年4月5日由林伯渠在國共兩黨共祭黃帝陵儀式上莊重宣讀。
傳統的形式，嶄新的思想，超前的現代思維融為一體，被任弼時認真品味后，評為共產黨人奔赴前線誓死抗日的《出師表》。
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
還我河山，衛我國權，此物此志，永矢勿諼。
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
對照諸葛亮《出師表》中的“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等句子，這篇《祭黃帝陵文》中所言之事雖異，但情志旨趣一致，胸襟抱負更為遠大，堪稱絕品。
要知道，1937年的4月，蔣介石正躊躇滿志，囚禁了張學良，逼走了楊虎城，瓦解了西北“鐵三角”，正琢磨怎么收編紅軍呢，對于抗戰事項基本上還沒有進入頭腦。
而此時的毛澤東，一天也沒閑著，一面忙于處理根據地草創時期的各種事務，一面還在備課。
從 1937年4月起，毛澤東應抗大邀請講授哲學，總題為《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其中包括辯證法唯物論的許多基本原理和范疇。
從1937年4月到7、8月，毛澤東的哲學課共講了約100多個學時，后來由于“七七”事變的爆發講課中斷了。辯證法部分只講了“矛盾統一法則”，其他法則和范疇都沒來得及講。當時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曾派人做過講課記錄，記錄稿連同整個講授提綱經過整理后印發給大家學習，從此便非正式地在一些地區單位印行和流傳開來。
1937年的夏天，也就是7月8月兩個月，國共兩黨的談判到了最后緊張階段，周恩來每天都有電報談及最新進展，話題已經集中到紅軍的指揮權、以及朱德和毛澤東還能不能留在國內等問題的激烈交鋒中。
奇怪的是，毛澤東依舊氣定神閑地在抽象的哲學概念天空中遨游，似乎這些問題離他很遠。
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經過了井岡山斗爭，經歷了蘇區建設，特別是黨內路線斗爭的大爭論、大失敗，從個人角度看還經歷了從邊緣到中心的沉浮榮辱，他似乎有太多的話要說。
千言萬語都化作了高度濃縮的抽象語言，他需要思考唯物論與唯心論發生與發展的根源，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致性等問題。他要回答中國革命實踐中出現的種種盲目性究竟出自哪些錯誤觀念。他的內心在苦辯，如同哲學營壘中的兩軍對決，這些都凝聚在《實踐論》的緒論部分。他甚至有些憤激：
“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里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
這期間，他還閱讀了大量的馬列原著，凡是能找來的都讀。1936年10月22日他在給葉劍英、劉鼎的信中就提到過：“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加上他在蘇區讀到的那些，可以說閱讀量巨大。
對蘇聯30年代的一些馬列主義哲學教科書，他還作了大量的批注。
主要有：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研讀蘇聯西洛可夫、愛森堡等人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中譯本第三版）， 1937年以前讀米丁等人著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毛澤東在“西氏本”中寫下了12000多字的批語，并從頭至尾作了圈點和勾畫。其中第三章“辯證法的根本法則”批注文字最多。對“米丁本”的批注約2600字，從內容上看，批注最多的是統一規律問題，占批注文字的一半，其次是對認識論問題的批注。
所以講課的第二章就接著講物質論、運動論（發展論）、時空論、意識論、反映論、真理論和實踐論。
在第三章“唯物辯證法”部分，除重點講“矛盾統一法則”這一節外，還列舉了質量互變法則、否定之否定法則，以及本質與現象、形式與內容、原因與結果，根據與條件、可能與現實、偶然與必然、必然與自由、鏈與環等等對立統一的范疇。
我們今天看到的《實踐論》應該是這個講課提綱的第二章第十一節；《矛盾論》的原本則是這個提綱的第三章第一節，原題名為“矛盾統一法則”。
和其他一些章節相比，這兩部分實際上已不是提綱了，而是梳理得相當扎實豐滿，具有完整的邏輯結構，反映出毛澤東當時對辯證法唯物論哲學的系統內容，已有了自己的體系意識和某些深刻獨到的見解。
在1930年代的中國發生過一次哲學論戰。與毛澤東寫作《實踐論》《矛盾論》同處一個時代，應該說有著共同的時代要求。他通過閱讀艾思奇等人的《大眾哲學》和相關資料也應該了解那場爭論，但這兩篇文章的寫作同30年代中國哲學戰線上的論戰有無聯系還看不出來。盡管這兩篇文章主要是針對“左”傾教條主義，但也間接地駁斥了張東蘇、葉青等人散布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唯心觀點。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哲學界普遍存在著脫離中國革命實踐的情況下，《實踐論》《矛盾論》的寫作本身，實際上扭轉了這種不良傾向。
1937年10月艾思奇到延安親眼目睹了人們談論哲學的盛況，十分驚奇。他從毛澤東論證表達問題的方式和用語上，看到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哲學理論思維方式和風格，這種觀點鮮明、言簡意賅、信息豐富，寫法上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又善于運用中國的民間俚語、風俗、典故以及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經驗，生動地形象地闡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的深刻哲思，看到了鮮明特色的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1943年艾思奇撰文說：“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回到開頭的兩人比較，誰站在時代前列，誰更具有現代政治領袖風范不是一目了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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