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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由于國民黨加大了對上海地下黨組織無線電臺的偵察與破壞, 加上上海中央局自身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 如組織機構薄弱、保密工作不力等, 導致中共中央、共產國際、上海中央局三方無線電聯絡的中斷。中央紅軍主力在長征途中一直處于急行軍狀態, 雖然各方作出了很多努力, 但電臺恢復的過程一波三折。這對中國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共中央被迫獨立去面對諸多生死考驗;從此開始, 中共也逐漸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特色革命道路。

關鍵詞：中共中央；共產國際；電臺；中斷；恢復

自從1931年9月中旬瑞金中央蘇區與上海黨中央接通無線電聯系，此后不久又通過上海的中共地下電臺與共產國際保持頻繁、有效的聯系, 并一直持續到長征出發前夕。可是, 怎么后來突然就中斷了呢?其實, 這是有原因、有先兆的, 最主要的是國民黨加大了對上海地下黨組織無線電臺的偵察與破壞, 當然上海中央局自身也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 如組織機構薄弱、保密工作不力等。由于中央紅軍主力在長征途中一直處于急行軍狀態, 所以雙方電臺恢復的過程一波三折。本文將著重考察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絡中斷的深層原因, 及恢復的艱難過程。

一、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建立

1931年4月24日,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并叛變, 雖然由于錢壯飛及時通報, 周恩來等人采取緊急措施, 及時轉移了相關機構和人員, 使得國民黨消滅中央機關的計劃基本落空。但是上海的政治環境極度惡劣, 中共一些領導人如顧作霖、任弼時、項英、周恩來等, 陸續前往中央蘇區。1933年1月,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也被迫遷到了瑞金。在走

之前, 中央決定在上海設立中共上海中央局, 該機構的具體設置與人員安排, 當然也請示了共產國際, 并得到了后者的批示, 為此雙方互通了幾份電報, 才最終敲定此事。

第一封的時間是1932年12月19日, 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的電報。“我們建議在上海留一名[中共]中央的代表, 一名總會的代表和一名負責聯絡的同志, 并成立[中共]上海中央局來領導整個聯絡、印刷、無線電和情報工作。他們必須脫離當地的黨組織。只是其中一人應與上海黨組織每周或每兩周聯系一次。”“我們決定, 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代表將是斯拉文1, 并立即派趙容2去你們那里作為我們的新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青團以及總會的其他成員, 包括伊思美洛夫3、波戈列洛夫4、梅爾庫洛夫5和陳云逐漸地去中央蘇區。我們建議在[中共]中央遷至中央蘇區后召開第五次全會, 以便總結近兩年來的斗爭經驗, 并確定目前的主要任務和蘇維埃運動的策略。”“你們的代表已同意。等候你們的意見和指示。”

上封電報對即將成立的上海中央局的職責做了規定, 即主要是代表中共中央繼續與共產國際保持聯系, 實際上起到了無線電報溝通、傳達的作用。由三人組成, 以李竹聲為首, 并且高度保密, 不與地方黨組織發生關系。康生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其他中央領導人全部去中央蘇區, 而且計劃在中央蘇區召開六屆五中全會。

兩日后,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在草擬給中共中央的回電中這樣寫道:“1.基本上同意中共中央關于領導核心的決定。2.為了加強上海中心, 除斯拉文以外, 建議利用不久前派去的不為警察偵探所熟悉的米茨凱維奇6和阿尼西莫夫7同志。3.中共中央五中全會只應在王明到來后召開, 他應是這次全會上的主要報告人之一。4.除趙容外, 有必要再派一名中共駐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后者必須是中央蘇區局組成人員, 應在王明同志回去后再來。5.我們的代表應留在上海幫助[中共]上海中央局。”

可見, 這封電文基本上同意了中共的請示, 但對人事安排做了個別調整。如上海中央局增補剛回國不久的盛忠亮和汪盛狄, 因為國民黨暫時對他們還不熟悉;等到王明回國后, 由他在中央蘇區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蘇區中央局派一成員去頂替王明的工作;埃韋特8繼續留在上海幫助中央局的工作。

12月22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發電, 只提了一個問題, 這也是王明最關心的:“王明能否直接去香港。你們能否從那里把他及其夫人送到中央蘇區?請立即回復。”

此時由博古負總責的中共臨時中央正在著手準備去瑞金, 一路上也非常艱險, 當然沒法保證王明從香港進入中央蘇區的絕對人身安全。1931年9月, 王明跟隨米夫去蘇聯擔任中共駐國際代表, 一個重要原因是顧順章、向忠發的被捕叛變, 導致黨中央機關遭到破壞。如今國內形勢風聲鶴唳, 王明考慮再三, 沒有冒險返回中國, 還是待在蘇聯比較安全。所以, 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由于中共中央難以繼續在上海立足, 遷往中央蘇區是最好的辦法。所以在上海成立留守的中央局是必要的, 留下適當的領導人繼續溝通瑞金與莫斯科的聯系也是正確的決定。經共產國際批準, 在中央離開上海之前, 上海中央局還是按期成立了。

二、長征前夕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無線電通信的中斷

那么, 在國民黨的強勢政治高壓下, 上海中央局的運行情況怎么樣呢?無線電情報聯絡暢通嗎?后來怎么又中斷了呢?

1934年6月26日, 格伯特9給皮亞特尼茨基10和阿布拉莫夫11發去電報, 篇首便說:“很難找到必要的時間向你們說明必須暫時中止同斯拉文聯系的原因。”因為在6月14日, 以李竹聲為首的上海中央局領導人及上海和江蘇省黨組織工作人員被逮捕。但到了文末還是忍不住感慨地說道:“黨的聯絡組織薄弱。由于聯絡系統太復雜, 我們經常丟失我們的同志 (來上海的同志有一系列的例子) 。這個聯絡系統應作改變和加以簡化。黨內的聯絡問題, 可以說也是一樣。每次暴露都應該帶來深入研究組織系統和作出相應修正的結果。如果說黨的一個秘密接頭住所暴露導致幾乎所有其他住所都暴露, 這就表明聯絡系統不好。只有認真研究暴露的原因, 才能有效地同奸細作斗爭。”

令格伯特氣憤的是, 由于中共地下黨組織系統出了問題, 特別是聯絡方式不安全, 結果一處被捕卻引發了李竹聲的被捕。之前不是已經出現了類似情況嗎?教訓難道還不夠深刻嗎?怎么就不知道保密和改進呢?

賴安12于7月3日從上海專門就近期中共領導人被捕一事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去信闡明自己的意見。開篇指出:“黨的委員會和上海、河北、四川、福建等地領導積極分子的暴露和被捕人數的日益增多, 特別是不久前由于斯拉文和另16位同志被捕, 黨遭到的沉重打擊, 十分尖銳地向黨提出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更加強調了一個突出的任務, 這就是反恐怖反奸細問題。”他承認由于最近的被捕事件和隨之而來的黨的工作聯系和一些工作方面遭受破壞, 使中共蒙受了巨大損失。他進而指出了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 主要是“政治反動派得到加強、叛徒活動增多、公安委員會和外國情報機構采用了新的變化了的偵察方法所致”;其次, “是在群眾面前揭露奸細不夠、同奸細行為作斗爭不夠和同其他基本任務聯系在一起的保衛黨的群眾性政治宣傳運動的規模根本不夠大的結果”;最后, “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是由黨的工作的保密安排和組織方法有嚴重缺點和漏洞造成的”。中共的自身弱點如“黨的領導系統過于集中;各機關和黨的領導委員會的職能同專門技術機關的職能的結合是表面的, 沒有先例的;粗暴破壞最起碼的保密規定 (文件、檔案和住所地址的保存, 兩個和更多的領導同志在一個住所居住, 等等) ;不善于深入研究和使全黨 (包括基層黨組織) 了解敵人的方法, 同時作出如何同敵人作斗爭的具體指示”。

當然, 他也站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角度進行了自我檢討, 如“對出現的局勢作出的反應不夠迅速, 對反恐怖斗爭問題沒有給予足夠的注意, 總的來說, 在解決這些任務時很少給黨以實際幫助”。還有, 埃韋特對出現的這些問題“漠不關心”, 對有步驟的組織工作估計不足, “當然, 我們大家, 其中也包括我, 都不是始終嚴格堅持保密規定的”。

以上這一切, 對中共的工作“產生了消極影響, 直接或間接地干擾了黨, 而不是幫助黨”。從上可見, 賴安也對中共的再度遭受破壞感到惋惜, 這是對黨組織的又一次嚴重打擊。他著重談到了由于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加強, 使得被捕現象增多, 所以今后要認真對待反恐怖、反奸細問題。他認為造成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 是黨組織內部出現了嚴重缺點, 以及保密工作出現了重大漏洞, 中共應設法采取補救措施。并希望共產國際對此事也要引起高度重視, 以幫助中共克服這些困難。

9月16日, 康生和王明在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4號信中, 也專門談到了黨的文件與材料的保密問題, 要求完全改變之前的文件處理辦法, 盡可能不出現重要黨內信息, 這說明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 而且狀況頻出。“為了秘密工作, 我們提議中央應將黨內處理文件的工作系統, 完全改變, 主要的是 (1) 盡量的少寫文件, 文件減少到最低限度。用活的領導方式去領導地方黨部。(2) 看完的文件負責毀掉, 必須要的某些 (如組織組的統計等) 主要點用密碼寫下。(3) 負責同志住的地方及機關中不能有任何的文件。(4) 文件及報告中絕對不能寫同志的姓名, 及黨的地址。(5) 我們的來信看完速送到蘇區 (摘要的) 。將不需要的部分, 或特別秘密的部分毀掉。……希望中央不僅自己注意, 而且要監督地方黨部。”

阿布拉莫夫于9月26日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 “我們認為與你們的直接雙向密碼通訊已經建立起來了。烏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祝賀我們的朋友們——無線電報務員和譯電員, 并祝愿他們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績”。上述電報發的是一個喜訊, 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之間的無線電實現了雙向保密, 從技術上看是一大進步。可是, 真正重要的是掌握技術和機密的人, 想必有著豐富經驗的共產國際也是清楚的。

10月11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共收到了來自中國的最少三份材料, 分別是《盛忠亮致中共中央的電報 (9月于上海) 》《中共中央給盛忠亮的電報 (9月于瑞金) 》《格伯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 (于上海) 》。主要圍繞著一段時間以來, 由于國民黨在上海等地實施的法西斯恐怖統治, 黨組織受到了一系列破壞, 損失慘重, 負面影響很大。這次暴露的原因有:組織上的錯誤, 技術薄弱, 不遵守秘密工作規定和一些領導同志思想麻痹, 挑撥離間活動和與之的斗爭。

通過總結經驗教訓, 準備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應對, 如要加強保密意識, 強化遠東局的溝通作用, 對上海中央局要精簡機構、限定工作范圍以保證其安全等。由于已經意識到盛忠亮留在上海繼續工作的危險性, 雙方對此還互換了意見。如盛忠亮在電報中這樣講道:“該局剩下的兩位成員13都很有名, 他們繼續留下工作會很困難;一些科的同志曾被跟蹤過, 也不能繼續留下工作。請[中共]中央派三位同志來組建新的局;他們的能力強弱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們在政治上要可靠。如果做不到這一點, 就不能保證現在這個局的存在, 也不可能開展工作。這個問題應該馬上解決。”

中共中央當然明白盛忠亮的困境, 答應找人來頂替他們, 并給出了建議, “在上海設立中共中央全權代表, 其職能是米茨凱維奇所指出的。這個代表不應與地方組織有聯系, 我們臨時暫任命米茨凱維奇為代表, 希望你們能派克雷莫夫來替代他。如果米茨凱維奇不能留在上海, 那就不得不臨時召回陳特真 (音) 同志來代替他”。暫由米茨凱維奇為中央全權代表, 再由面孔較生的郭紹棠或孔原替代他的工作, 讓盛忠亮再等待時日。而在共產國際對此作出最后的決定之前, 可以采取下列過渡性措施:“任命米茨凱維奇同志為代表, 中斷他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聯系”, “批準臨時上海中央局由喬 (音) 、科爾薩科夫和鮑托 (音)組成。該局應該中斷與江蘇省委的直接聯系”。

在此要嚴肅指出的是, 共產國際收到上面三份材料時具有一定的滯后性, 會給后人以極大的誤解。因為就在約一周前即10月5日, 上海中央局再遭破壞, 雖然慎之又慎, 負責人盛忠亮還是被捕。受審時他先是一言不發, 但在威逼利誘之下, 供出了黨的重要機密。結果, 中共上海地下電臺及密碼不幸被敵人全部繳獲。也就是在10月11日, 共產國際、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三方的電臺已經叫不通好幾天了, 無線電聯絡就此中斷。直等到10月18日, 阿布拉莫夫才給中共中央發報, 宣布了這條不幸的消息:“請立即停止與上海的無線電聯系。你們的電臺, 包括備用電臺和密碼, 已經被警察掌握。請采取一切措施與我們建立定期的通訊聯系。”10月21日, 王明在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曾建議, “如果國民黨特務機關試圖利用被截獲的密碼以上海黨的機關的名義拍發情報, 我們可利用以前的秘密拍發假情報”。從莫斯科發來的這兩封電報具有報警功能, 由于上海地下電臺被敵嚴重破壞, 今后雙方暫時不要再聯絡了。

由于國民黨加強了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和電臺的破壞力度, 加上中共內部相關工作管理的不規范, 特別是保密要求不嚴格, 導致出現了連鎖反應, 少數革命者的叛變導致包括上海中央局領導人在內的大量干部被捕, 特別是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絡就此中斷。

三、共產國際、上海中央局為恢復與中共中央電臺聯絡的努力

其實, 在與中共中央中斷聯系后, 共產國際、上海中央局都非常焦急, 在局勢險惡的境況下, 試圖恢復無線電聯絡。由于上海遭受國民黨的空前白色恐怖, 加上紅軍主力處于急行軍的奔襲途中, 所以這條線索最終未能成功。

共產國際也許沒有意識到中斷一事會持續很久時間, 所以在一些工作部署中還是針對中共中央展開。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于在華工作的建議》 (10月28日) 指出:“調整與[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訊聯系, 而經過[中共]中央在最近幾個月內實現與四川的直接通訊聯系。建立通訊聯系是為了領導當前的戰役。要逐漸擴大無線電通訊網。”“研究各省的軍事政治形勢 (順序是:西北、東南、西南、西部、滿洲和華北各省、華中和華東各省) 并向[中共]中央和有關的[中共]中央局提出在一定的期限內要完成的一些具體的作戰和組織方面的任務。這樣就會為實施統一的有計劃的指揮作戰創造前提條件。制訂局部計劃, 將其教授給地方。”“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為上述各局培訓相關干部的提綱”。

11月20日, 賴安關于改組中共機關給出了幾點建議, 如擬成立的上海局、華北局、吉林局, “所有這三個中央局應該與中央蘇區保持直接的信使和無線電通訊聯系”。“為了確保上海和中央蘇區之間以及上海和莫斯科之間無線電通訊的不間斷性, 必須緊急組建使用外國人工作的常備電臺。這些電臺也可以作為中共的備用電臺”。在此, 還是要求與中央蘇區恢復聯系, 并想辦法解決電臺問題。

黃文杰19于12月29日代表上海中央局給王明和康生去了一封長信, 這是一份極其珍貴的檔案, 對于我們厘清許多歷史真相具有重要的幫助作用, 主要有四重信息。

首先, 領導機關幾次大暴露的經過。上海中央局遭受刻骨銘心的損失, 幾乎是史無前例的致命打擊。另外, 介紹了盛忠亮的被捕及國內、國際兩部電臺暴露的經過。“敵人使我們遭受了最巨大和最慘重的損失。在1934年3月江蘇省委組織部暴露后, 幾乎每三個月和最近一個時期幾乎每個月都發生大暴露事件。11月初組織部徹底暴露。暴露的還有聯絡點和報警網, 因此, (中共) 上海中央局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9月底特科大暴露。10月黨中央駐上海代表處徹底暴露, 還有電臺徹底暴露, 此后海員工會海外委員會被徹底搗毀。10月底和11月初, 共青團中央局和共青團江蘇省委徹底暴露。同時被逮捕的有組織部部長徐寶鐸 (前共青團中央局書記, 黨中央局指定他負責共青團工作) 。11月底重新組建的組織部被徹底搗毀。一個聯絡點也暴露了。此外, 這個時期還發生幾次局部暴露和逮捕事件。”

其次, 當前工作的空前困難。黃文杰認為自己的人生安全也非常危險, 甚至想把上海中央局搬到香港或澳門等地。“由于接二連三地暴露, 大大削弱了我們的組織力量, 我們留在這里也成了比較嚴重的問題。”“現在 (中共) 上海中央局書記處成員只剩下兩個人:我和負責文化宣傳工作的一個同志。我們找不到主持組織部工作的人。”“所有這一切造成了極其艱難的工作環境, 給我們這里的同志造成了令人恐怖的局面。”“認識我本人的叛徒不下10人, 我繼續留在這里絕對不可能了。只是由于沒人替換和我沒有得到中央的同意, 我才不得不留在這里, 但是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那么我的被捕只是一個時間問題。”“所有這些情況使我們陷入更加困難的境地。我們的戰線很難鞏固, 也難以安置機關。每一個行動都會遇到困難和障礙”, “現在我盡可能減少奔波”, “新的工作人員到來之后, 我就去蘇區”。

再次, 目前的主要通訊方式是信件和通訊員。上海中央局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無線電通信, 已經中斷長達三個多月了, 難以獲得任何指示。“在去年10月黨中央駐上海代表盛忠亮同志 (米茨凱維奇) 和其他五六位同志被捕, 上海的三部無線電臺暴露后, 同你們和黨中央的聯系已經中斷了三個月。”“為了使你們了解國統區的工作情況, 我們通過這一班信使給你們寄去我們的一些文件和材料以及地方黨組織的一些文件和材料。”“我們失去了最重要的通訊聯系機構。我們、 (中共) 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通訊聯系中斷了。無論是中央的還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我們都無法得到。”“迄今為止, 對我們來說, 主要的聯系工具是交通員, 我們很少使用電話和郵件。”“對你們來說, 特別沉重的打擊是電臺暴露, 中斷了我們與 (中共) 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聯系, 使我們不可能得到他們的領導。”

最后, 上海中央局沒有被困難嚇倒, 正著手采取措施恢復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之間的無線電通訊。另外, 在盛忠亮被捕之前, 與中共中央的聯系就已中斷。“在米茨凱維奇被捕之前, 與中央的聯系就已經中斷。后來, 我們建立了一條新的線路, 當時我們只是等待著與朝光電臺恢復聯系, 但是在米茨凱維奇被捕和電臺暴露后, 我們就未能與中央恢復聯系。我們派出聯絡員去贛東北恢復聯系, 甚至想通過他們恢復聯系。聯絡員到了那里, 可是方志敏同志卻讓他去皖南, 在那里他遇見了某個聯絡員, 后返回了上海。他只帶回來皖南組織的一個報告, 他并沒有完成我們的要求, 現在他準備再次去那里。”“此外, 我們還通過其他途徑正在與中央進行聯系, 但是我們擔心, 這要很久。我們不知道, 你們是否與中央有直接的無線電聯系。如果有, 那就請幫助我們馬上與他們建立聯系。”

共產國際此時也在試圖通過各種途徑關注突圍后的中央紅軍主力的戰況, 消息都是間接來源, 比如國民黨的報刊, 派去的交通員帶回的消息等。但總體上知道, 紅軍沒有被敵人消滅, 而且取得了一些勝利。如貝克21在上海匯報道:“盡管缺少直接的消息, 報刊上不停地刊登謊言, 但還是可以一點一點地再現我們在所有方向上有步驟地向前推進的情景, 特別是在四川”。1935年2月11日、3月18日,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于中國軍事形勢的通報材料》, 通過各種情報大體描述了江西紅軍兵團途徑西南諸省進入四川的情況。

由于之前的波段、密碼不再使用, 而上海黨組織又不斷遭受破壞, 后來即使有了新的電臺, 與中共中央之間也沒有對上新的密碼, 所以功夫也是白費。不過, 那些長期隱蔽在上海的地下黨員們, 不懼怕任何困難與挫折, 此后更加注重保密, 設法培養報務員、收集電訊器材、掩護電臺等。

如戰斗在上海地下電臺一線的毛齊華在《我黨早期的“地下”電臺》一文中這樣回憶, 在1935年2月、7月, 上海黨的機關又兩次遭到敵人的破壞, 他們不得已在1935年9月撤離。撤離前雖重建了電臺, 但還是未能與中共中央接上頭。“我就在后樓裝配收發報機, 日以繼夜地干了一星期, 終于裝成一套收發報機, 經試驗性能良好。電報呼號, 由劉仲華轉送領導, 后一直沒有聯系上 (后來我在瓦窯堡見到周恩來副主席時, 我問他有否接到電報呼號?他說:‘那時我們正在緊張地長征, 顧不上這些了’) 。”

共產國際本以為與中共中央的電臺中斷只是暫時的, 沒想到中央紅軍長途奔襲, 加上國民黨的嚴密封鎖, 所以通過各種渠道仍未打通雙方的無線電聯絡。上海中央局連續遭受了國民黨的破壞, 損失極為慘重, 自身難保, 雖然也主動做了一些工作, 但成效極微。

四、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絡的恢復

在中共這一方面, 對于同莫斯科聯絡的中斷也非常著急, 不管是根據組織原則, 還是現實斗爭的需要, 都亟需繼續獲得共產國際的指導、支持和援助。

眾所周知, 在長征結束后,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突破了重重阻力, 最終恢復了電臺聯系, 這是既定事實。但由于學界對一些相關史實尚存在一定的爭議22, 所以下面將主要圍繞五個重要問題進一步予以澄清。其一, 中央紅軍出發后, 共產國際發的那幾封類似報警的電報, 中共中央有沒有收到?其二, 中共中央在得知聯絡中斷的情況下, 是途中埋藏、丟棄或損毀了那套無線電儀器, 還是出發時根本就沒有帶上?其三, 中共中央為了恢復聯系做了哪些努力?其四, 恢復后雙方是直接電臺來往, 還是像之前一樣須借助上海地下電臺的第三方途徑轉發?其五, 雙方恢復電臺聯絡的具體時間?

其實, 聯絡中斷后, 中共中央一直在盡一切可能試圖恢復與莫斯科的通訊, 可是一路征戰無暇顧及。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 黨中央才派出潘漢年出使莫斯科。他偽裝成一個煙販子, 幾經周折, 從香港來到了上海。6月20日, 他給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們寫了一封信, 將失聯后中共中央的情況作了詳細的匯報, 共產國際執委會于8月1日收到該文件。這樣, 在中共的努力下, 這條線終于重新搭上, 走出了關鍵的一步, 讓共產國際直接掌握了中央紅軍長征的一些真相。由于潘漢年的身份和使命特殊, 之前有著豐富類似工作的經驗, 又是秉承中央的旨意有備而來, 所以這封信極其重要, 成為我們破解以上諸多難題的鑰匙。

“去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大暴露之后, [中共]中央與上海之間的無線電聯系就中斷了。在長時間的西征期間, 我們曾打算通過[中國]紅2、6軍團恢復聯系, 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與[中共]中央之間的無線電聯系, 我們只能收到消息, 而莫斯科聽不到我們的聲音, 因為我們的發報機功率太小。所以我們向西部進發時, 沒有隨身攜帶這套裝備。因此, 共產國際與我們之間的無線電聯系也就中斷了。”這里反映了三條重要信息:其一, 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發的那幾份報警性電報, 果斷中斷了與上海中央局的聯絡, 但由于發報機功率太低, 不能回復共產國際已收到。其二, 長征出發時, 沒有帶上那套專門與上海聯絡的無線電設備。據中革軍委三局局長王諍回憶, 中央紅軍在長征出發前共擁有17部電臺, “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留下了3部電臺, 給劉伯堅、項英和江西軍區, 其余14部電臺都帶著長征”。于是, 就把這臺暫時用不上而且龐大、笨重的電臺及相關設備等給了項英、陳毅領導的留守部隊。其三, 在潘漢年此行之前, 中共中央一直與紅二、六軍團保持無線電聯系, 本來希望通過他們的電臺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 但是也沒有成功。

“[中共]中央認為, 共產國際與國統區黨以及與[中共]中央之間這樣長時間地失去聯系會給工作帶來重大損失。如果有可能恢復這種聯系的話, 那就應該立即這樣做。”“[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七八個月時間持續進行運動戰的過程中, 失去了來自共產國際方面的直接領導, 這一事實是個嚴重的現象。現在我們急需共產國際在紅軍行動方向問題上, 以及蘇維埃和紅軍在國統區開展反帝斗爭條件下對蔣介石的斗爭策略問題上的指示和幫助。”在此表明, 站在中共中央的角度對于這次三方無線電通信中斷的情況非常擔心, 而且長征途中亟需共產國際在中央紅軍的行動方向、反帝反蔣斗爭策略方面給予指導。

為了完成與莫斯科恢復聯絡的任務, 潘漢年此行“隨身攜帶了進行無線電聯系所必需的呼叫信號、波長和時段, 應該直接同共產國際代表取得聯系, 以設法恢復無線電聯系。[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 (1) 請你們為我們安排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無線電聯系。(2) 設立直接聯系的單獨電臺。他們不想讓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聯系, 因為我們認為, 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壞, 其內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們先找到[共產國際]代表, 那么地下工作將會更有保證。但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 還沒有同你們見面”。“盡管我帶來了無線電呼號并把它們交給了中共上海中央局, 我們還是沒有收到對我們呼叫的回應。因此, 我懇請同你們會面, 進行面談, 以便你們能夠幫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務。”潘漢年此行帶來了中共中央的呼叫信號、波長和時段, 希望直接同共產國際取得無線電聯系。這一方面顯示出對上海中央局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表明中共中央手頭的電臺功率已經能夠滿足遠距離通訊的要求。潘漢年已與上海中央局聯系上了, 但還沒有與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見面。

“在同你們見面后, 我應在適當地區[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穩定的聯絡點, 同時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聯系。[中共]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斷遭到破壞和國統區群眾斗爭領導薄弱, 決定加強領導。同時[中共]中央新的負責同志——波克利洛夫 (他的中文名字叫張聞天) 和陳云認為, 鑒于紅軍進行長期行軍和長期內戰, 同軍隊一起轉移的[中共]中央無力領導全國的工作, 應該改變自己的領導方法。因此, 他們要求我們同你們會面并討論這個問題。如果你們同意, 我將在某些合適的地區設立代理人機構以做好準備工作, 同時建立電臺和同川南的信使聯系。”這里還暗示了兩個重要信息。首先,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發生了變化, 由博古改為張聞天。其次, 中央紅軍的下一步落腳點可能是四川。

由于種種原因, 這一次無線電聯絡沒能取得成功。后來中共又派遣陳云遠赴蘇聯直接溝通聯系, 他于1935年9月初抵達莫斯科, 并于同年10月15日向共產國際作了《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這次匯報使得共產國際得以全面了解失聯后的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的真實情況。為此, 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這樣高度評價:“我要說, 這是極其珍貴和十分重要的材料, 多年來我們還不曾有過外國黨的這類材料”, “我認為, 迄今為止在我們對中國的態度上有過許多的熱情和下意識的愛, 但我要讓你們相信, 今天我們看到的東西與我們迄今所看到過的完全不同。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在中國成長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氣勃勃的黨”。可惜的是, 經查閱陳云的報告, 發現并沒有涉及到上述與雙方無線電聯絡相關的五個重要問題。

共產國際那邊也不斷派代表和技術人員分多路攜帶密碼、運送電臺幾經輾轉前往陜北。1935年11月中旬, 張浩與曾在蘇聯學習過無線電報務技術的趙玉珍一起歷盡艱辛抵達瓦窯堡, 向中共中央及時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最新精神, 并上交了與共產國際聯絡的電臺密碼, 不過還是沒能叫通。劉長勝攜帶著共產國際的最新電訊密碼, 經長途奔波于1936年春到達陜北。事實證明, 劉的這套密碼發揮了作用。

據康輝回憶, 此前在勞山戰役中繳獲的一部國民黨電臺派上了用場, 經整修后架在了瓦窯堡靠西北的山頂上, 由趙玉珍、康輝等三人具體負責, 對外稱電訊十一分隊。通過不斷地調試, 得以恢復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絡。負責機要工作的鄧穎超把他們叫到自己的窯洞里詳細詢問情況, 并交待“要十分注意保守機密, 對外不要講是聯絡共產國際、聯絡蘇聯的電臺。如有人問, 就說是聯絡自己部隊的電臺”。

正所謂功夫不負有心人, 雙方的電臺終于再次叫通了, 有兩份材料可以作證。其一, 毛澤東于1936年6月29日就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和時機問題給彭德懷發電, 指出“遠方電臺已通, 中央的報告已發出, 不久當有回電。關于西渡問題, 當日內征求遠方意見”。此處, 遠方指的就是蘇聯。

其二, 1936年7月初, 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在給斯大林的信中報告了這一特大喜訊:“自中國紅軍主力于1934年10月撤離江西和福建后中斷的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 已由共產國際無線電臺恢復。經過 (一些監控電報) 檢驗, 現在可以認為, 同中共中央的無線電聯系已穩定地建立起來。現將我們上個月收到的中共中央的以下主要電報轉給您。”

可見, 上述第五個問題也搞清楚了, 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恢復無線電聯系的時間是1936年6月。從1934年10月算起, 已經中斷了一年零八個月。雖然期間雙方通過遠程互派代表保持了一定的聯系, 待電臺恢復后, 彼此之間的聯絡更加地順暢、便捷, 這對于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日戰爭, 無疑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五、結語

正如與共產國際剛剛接通無線電聯系時意義重大一樣, 這次長達一年多的失聯也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央紅軍產生了重要影響。共產國際非常焦急, 在想方設法獲取長征的相關信息之余, 通過各種手段多次試圖恢復與中共的無線電聯絡, 而且擬定了許多提供物資援助的路線或方案, 予以接應或策應中共中央。由于失去了共產國際的直接領導, 使得中共獲取外界信息的渠道異常閉塞, 而且隨著轉移途中遇到了數不盡的艱難險阻, 急于恢復與莫斯科的無線電聯系, 以獲得后者及時的戰略方向指引、經濟和軍事援助等的愿望, 變得愈加迫切。客觀結果是, 中共中央被迫獨立去面對諸多生死考驗。

不過, 1935年1月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召開的遵義會議, “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 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的重要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成熟的標志。”尚處幼年的中共在突然沒有“家長”監管的情況下并沒有大亂方寸, 而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 開始學會掌握自己的命運, 披荊斬棘、涅磐重生, 黨的領導層逐漸成熟起來, 中共也逐漸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特色革命道路。

作者簡介：孫偉，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黨史教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來源：《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