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此文原刊于公安月刊《啄木鳥》2007年第3期，現重新修訂編發，以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4周年。】最近看到有一些回憶長征的文章中提到，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吳起鎮后，了解到盤踞在三道川口豹梁寨子的張廷芝民團危害最甚，人民對他們痛恨至極，便決定拔掉這個反動堡壘。吳起鎮戰役結束后的第二天，軍委警衛連和工兵連在左權的指揮下，一舉拔掉了這個“釘子”，但匪首張廷芝當時不在寨子里，沒有抓到他。每當看到這些，我便想起了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大青山剿匪時活捉張廷芝的一段往事。1950年9月，我在中央公安部政治保衛局調查研究處參加了破獲美國特務間諜李安東、山口隆一妄圖炮擊天安門案之后，在北京暫時還沒有發現大的特務間諜案件，調查研究處的偵察干部不斷有派往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去幫助工作的。10 月15日至21日，公安部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公安會議。會議結束時，綏遠省公安廳長張如崗到調查研究處要干部。我聽說綏遠地區（現在的內蒙西部），自1949年9月19日和平解放之后，暗藏的敵特分子和叛匪活動一直很猖獗。我向調查研究處李廣祥處長提出想到綏遠省參加剿匪工作。經處領導研究同意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志于1950年11月中旬到達歸綏市（現在的呼和浩特市）綏遠省公安廳，張如崗同志向我們介紹了綏遠和平解放后的敵特和叛匪活動情況。他說，綏遠解放較晚，又是和平解放的，敵我斗爭十分復雜，武裝解放的地區，敵特沒有充分的時間布置潛伏，我們可以按照繳獲來的敵特檔案，清查敵特組織，清理敵特分子。而綏遠解放前東北、華北早已全部解放，西北也大部解放。東北、華北、西北的敵特骨干分子都逃到綏遠來了，他們配合綏遠當地的敵特分子，有充分的時間可以布置潛伏。綏遠和平解放后，我們執行的方針是“以傅（作義）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在部隊和地方機關中，起義人員均占絕對多數。由于起義部隊和地方機關尚未整頓，軍政人員的成分很是復雜。大多數起義部隊和起義人員，能夠響應我黨號召，決心靠攏人民，積極要求進步，但也有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配合特務、反革命分子，進行秘密活動。他們造謠破壞，鼓吹所謂“做水蘿卜、里白外紅”，“借水養魚，待機而動”，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配合蔣匪軍反攻大陸。由于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策反，起義部隊中接連不斷發生叛變事件，叛變者先后有3000余人。這一年來我們公安機關破獲暗藏的敵特案件30余起，繳獲電臺30余部，消滅叛變股匪163起，斃傷俘虜匪特800余人。破獲最大的特務組織是“華北黨政軍聯合指導委員會”案。該委員會是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華北黨務辦事處、中統局內政部調查局綏遠辦事處為基礎成立的反革命地下組織，其外圍武裝組織有“華北人民反共自衛救國軍”、“冀察綏黨政救國工作隊”、“鐵血青年團”、“華北反共義勇軍”等，全案共捕獲特務骨干分子60多人，其中有副主任委員崔正春、田樹梅，書記委員李鯤生、調查長胡尚儒等東北、華北逃來的大特務頭子；并繳獲電臺、電函、委任狀、反革命組織章程等。當時，中央決定將綏遠起義部隊編為23兵團調到河北省整訓，有些不服從調動的反動軍官，在中統西北特派員特務頭子鄭殿卿和軍統西北特派員特務頭子劉子衡等的策動下，上山為匪，叛兵又有增加。他們以“反共救國”為口號，組織了10個騎兵團，一個步兵團，大約有3000多人，實行分割盤踞，搶劫財物，殺害我區村干部，建立地下土匪政權。張如崗同志介紹了綏遠的敵特情況以后，征求我們的意見，問我們愿意在省廳工作，還是下旗縣？我說我愿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剿匪。張如崗同志說大青山地區匪特活動最猖獗，武川縣敵我斗爭最殘酷。我和我愛人侯雪蓮提出愿意去武川縣。張如崗廳長答應了我們的要求，我和侯雪蓮被分配到武川縣公安局，我被任命為武川縣公安局偵察股長。張如崗同志特別提醒我，陜北匪首張廷芝就在武川一帶活動，你們去了武川縣要注意他的活動，爭取抓捕到他。其他兩位同志，一位留在公安廳預審處做預審工作，一位分配到薩拉齊縣專員公署公安處做機關保衛工作。我和侯雪蓮于1950年11月下旬到達武川縣公安局。當時武川縣境內大約有叛匪1500余人，他們借地方上還沒有來得及開展減租反霸斗爭的時機，與當地的土匪、特務、惡霸地主及暗藏在起義部隊和地方機關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互相勾結，狼狽為奸，擾亂社會治安，破壞抗美援朝運動，破壞起義部隊的解放軍化和地方的解放區化。由于他們穿著解放軍的服裝，打著解放軍的旗號，造成敵我難分，兵匪難分，給剿匪肅特工作帶來嚴重困難。他們到處流竄，奸淫婦女，搶劫財物，襲擾區村政權。全縣58個行政村，被匪特盤踞者竟有42個，其余16個行政村也處于游擊狀態。被殺害的區村干部、積極分子，小學教員、郵遞員等竟達25人。我軍派到起義部隊去的政工干部在武川縣境內被殺害者也有13人，其中還有一位團政委。由于上述種種情況，大青山區，特別是武川縣境內，曾一度成了華北、西北匪特密集之地，我們的剿匪任務是十分緊迫和繁重的。1950年12月起義部隊調往河北省整訓，我騎兵第一師開到武川縣剿匪，我帶領公安隊配合軍隊剿匪。縣區干部組成隨軍工作團，侯雪蓮參加工作團，下到農村開展減租反霸斗爭。經過一個多月的剿匪和減租反霸斗爭，叛匪大部被殲滅，叛匪頭目、原綏遠保安騎兵第四旅旅長張漢璉、梁有等已經被活捉，這時情況才有所好轉。但叛匪頭目、陜北匪首張廷芝和中統西北特派員、特務頭子鄭殿卿還沒有被抓到。小股匪特襲擾區村政權、搶劫財物以及殺人越貨的事件還時有發生。1951年1月下旬，我到薩拉齊縣（現土默特右旗）專員公署公安處參加偵察工作會議。臨散會的那天早上，公安處長成庚鳴同志對我說：據內線關系匯報，原國民黨陜北三邊保安司令、叛匪頭目張廷芝，最近被軍統西北特派員特務頭子劉子衡任命為偽“綏遠軍區反共救國軍1061部隊信義縱隊”司令。前些天，他糾集一伙匪徒，在包頭市到固陽縣的公路上攔路搶劫我水利局汽車，殺害干部4人，后向武川縣二份子一帶流竄，妄圖在那里收羅鄂友山部的叛匪，重新組織反革命武裝，配合鄭殿卿、張漢璉殘部東山再起。據說現在他們住在武川縣二份子區小花窯子村，白天潛伏，夜間出來搶劫，準備在那里過春節。現在剿匪部隊已經東去，不在武川了，需要派一個有戰斗經驗的同志帶人去捉他。你是武工隊出身，打過游擊，又是武川縣公安局偵察股長，我們想讓你去完成這個任務。你看有困難嗎？”去捉張廷芝，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情。我對張廷芝這個名字并不陌生，在去武川縣之前張如崗同志就特別提醒我，到武川要注意他的活動，爭取抓捕到他。我堅決地說：“只要他在武川縣境內，就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我一定想辦法抓住他！”張廷芝，1908年生于陜西靖邊縣（今吳旗縣）金佛坪村，其父以上五輩先后有8人中文武舉人，祖輩一貫橫行鄉里，魚肉黎民，是吳旗縣第一大惡霸地主，方圓400多個村莊的土地大部分是他家的。吳旗縣的廣大群眾，在他們的壓迫剝削下，經年勞累，不得溫飽，苦不堪言。民國初年，張廷芝的祖父——張四瘋子，勾結軍閥井岳秀，購買槍支，組織民團，自任團總。建碉堡，筑寨墻，擴充武裝，欺壓吳旗人民。張廷芝的祖父死后，他的父親張鴻儒續接團總職務，繼續殘害吳旗人民。張廷芝本人從小賭博成性，抽大煙，當吹鼓手，跟一伙二流子鬼混在一起，過著下流可恥的生活。早在劉志丹、謝子長等同志在陜北組織紅軍、創建蘇區時期，他就開始組織反動武裝，堅決與革命為敵。1930年，劉志丹、謝子長在陜甘邊地區開展革命活動，陸續聚集了一個團的人馬準備暴動，但遭到了張廷芝匪部的襲擊，兵運工作受到嚴重挫折，這就是他一手制造的罪惡的“三道川事件”。從此以后，他曾多次率部進攻蘇區、殺害、打傷、抓走了許多紅軍戰士和地方干部，共產黨員劉景科就是他殺害的。1935年10月，我黨中央到達陜北后，張廷芝繼續配合蔣匪軍包圍我陜甘寧邊區，經常偷襲邊區，殺害干部。1936年4月，張匪親率匪軍，在清揚岔將我一個獨立營包圍，遭到我軍堅決反擊。由于我軍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部分突圍以外，許多戰士被他們打死和抓走。1943年冬，我黨5名高級干部由蘇聯回國，在途經安邊城南的吳家灣時，誤以為進入根據地，被張匪所部匪軍發現逮捕，進行了嚴刑逼供。這5位同志寧死不屈，張匪便下令把他們全部活埋。在抗日戰爭時期他可稱得起陜北的磨擦專家了。他曾將霸占來的民女梅廷及其孩子用刀活活砍死，把不愿應征當兵為匪的梁鎮劉掛灣村農民張東生用木棒活活打死，還在安邊縣城殺害了我女工作人員薛蘭英……。直到1949年張廷芝從陜北倉皇出逃時，還帶了一千多個匪徒，流竄在陜甘綏交界處，為非作歹。1949年10月及1950年6月，張廷芝曾兩次混入綏遠起義部隊，我軍曾兩次對他進行收撫教育，希望他在我黨對待起義人員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感召下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由于他反動的階級本性所決定，1950年1月和7月，又兩次叛變為匪，先后偷襲我區公所及合作社各一處，殺害我干部12人，搶劫汽車及大車30余輛，搶去騾馬150多匹。1950年1月第一次叛變后，他派匪徒祁仁德、李岳玖化裝成商人潛入包頭市進行特務情報活動，建立白蘿葡情報站，收集我黨政軍情報，勾結惡霸地主、偽保甲長為國民黨潛伏特務頭子和叛匪頭目轉送來往情報。他所率匪部經過我剿匪部隊多次打垮甚至全殲，他本人卻幾次漏網逃脫。在回武川的路上，我反復思考著完成這一任務的艱巨性：張廷芝是個老奸巨滑的匪首，曾任過國民黨軍隊的騎兵連、營、團長及陜北三邊保安司令，在反共戰場上可謂“身經百戰”了。聽說他本人能雙手打槍，百發百中，手下的匪徒雖已為數不多，但都是亡命之徒。而武川縣公安隊剛剛成立不久，只有四五十名公安隊員，其中半數還是留用的舊警察，其余半數是剛入伍的新兵，沒有經過嚴格的戰斗訓練，別說打仗，有的連槍都沒有放過；武器也都是戰爭年代從敵人手里奪過來的雜牌槍，每支槍只有五六發子彈。在這種情況下，追捕張廷芝這樣的匪首，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我們必須摸清情況，周密布置，行動迅速，爭取主動。否則，萬一我們行動不慎，打草驚蛇，使敵人有了防備，那就很難達到預期目的，不但不能完成任務，而且可能使自己受到嚴重損失。回到武川，已經是下午3點多了。很不湊巧，公安隊員大都配合工作隊下鄉了，只留下十幾個人，負責縣委、縣政府機關的警衛任務。公安局長趙立信也已隨工作隊下鄉，只有縣委代理書記、縣長曹文玉同志在機關主持工作。我把成庚鳴布置的任務，向曹文玉做了匯報。曹文玉是當地人，抗戰時期就在武川大青山一帶打游擊，對武川的情況很熟悉。他向我詳細介紹了小花窯子附近的地形情況，并讓我從留在機關的公安隊員中挑選3名精明強干的公安戰士，連夜趕赴二分子區公所，找趙立信研究具體行動方案。臨走時，我把我的左輪手槍換了他的二十響駁殼槍。
【50年在大青山剿匪時作者（左三）與部分戰友合影】
下午5點多，我帶著3名公安戰士出發了。二分子在武川縣城的西北方向，距縣城約120華里。那天正下著大雪，西北風卷著雪片，發出呼呼的狂叫聲，打得我們睜不開眼睛。白毛風把田野變成一個渾渾沌沌的白雪世界，20米之外便什么也看不清了。如果不是一個當地籍的戰士路熟，冬夜在這樣的暴風雪中行軍非迷失方向不可。驟然降臨的嚴寒，把我們的手腳都凍僵了。座下的戰馬在坎坷的道路上疾馳，幾次打前蹄跌倒，踏入雪坑，可它們好像懂得我們急切的心情似的，爬起來迎著西北風繼續疾馳，并且越跑越快。120多里路，只用了3個多小時就跑到了。趕到二分子區公所，趙立信因胃病復發，剛從鄉下回來，正打算天明回縣城。我把上級布置的任務和我的計劃告訴了他，并一起進行了研究。他很贊成我的想法。因為他有病，我想讓跟隨他的那兩個公安隊員和我們一起去捉張廷芝，他在區公所等著，我們完成任務后再來接他，但他堅持要帶病跟我們一同去完成任務。我們在二份子區公所吃過飯，喂了馬，稍稍休息一會兒，就連夜出發了。因趙立信和兩名公安戰士的加入，我們這支小小的剿匪隊伍增加到了7個人。張廷芝的活動規律是晝伏夜出，我們必須等到天明張廷芝回到小花窯子才能動手。黎明前，我們到了大花窯子，在村東頭悄悄叫開一家老鄉的門，了解了小花窯子的情況和地形。這位老鄉主動要求給我們帶路。這時，東方已經發亮，風雪漸漸小了。我們決定向小花窯子進擊。小花窯子在大花窯子東北，只有二三里地，一條山溝河槽路，沒有岔道。我們快馬加鞭，直向小花窯子沖去。在這暴風雪后的黎明，那個屢遭我軍圍殲、已成驚弓之鳥的匪首張廷芝，也許正在做著這樣的美夢：在這遠離武川縣城100多里路的偏僻小山村，在這零下30多度的嚴寒天氣里，在這舊歷的臘月二十八，誰會去追捕他呢？他可以在這里安營扎寨，安然無恙地睡大覺、過大年了。可是他萬萬沒想到，就在他做著這樣美夢的時候，追捕他的公安戰士已經神速地來到了他的虎穴邊。我們沖到小花窯子村西墻外，立馬觀察地形。這是個一家村，兩串院坐北朝南，村前一道河槽，村后緊靠著山坡，西院是羊圈和柴草垛，東院住人。正看著，從房后的北山坡上下來一個穿白茬皮襖的人，慌慌張張地朝村里跑來。我問那個帶路的老鄉是否認識這個人。他說：“這村只有一家人，是給閆子和家種地的，我認識。這個人我沒有見過。”我們立刻做出判斷：第一，這人可能是夜間出去作案剛回來的匪徒；第二，可能是敵人的觀察哨，他發現了我們，但沒有鳴槍報警，看樣子沒帶武器。趙立信有病，身體不好，我們商量由他帶兩名戰士和帶路的老鄉去村北山坡上，一面堵截、辨認那個可疑的人，防止他跑進村里向匪徒報信；一面居高臨下，監視村里的匪徒逃跑和防備來援之敵。我帶3名戰士，直入院內追捕。說罷，趙立信等便向北山坡沖去，我和另外3名戰士轉到村南，在東院南門下了馬。我對3名戰士說：“我們今天要捉的匪徒，不是一般的叛兵，而是陜北匪首張廷芝。進了院子，不論發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沉住氣，見機行事，動作要迅速，盡量捉活的。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要擊斃他們。”我把二十響駁殼槍從木盒子里掏出來，換上20發的長梭子，上好頂堂子，讓三個戰士也做好準備。留下其中一名戰士牽馬守門，我帶著另外兩名戰士進院。隔著玻璃窗，我看到正房的順山大炕上，坐著一個神態緊張、面色憔悴的中年婦女，懷里摟著一個未滿周歲的孩子，邊輕輕拍打邊搖晃著。看她那疲勞的樣子，像是一夜沒有睡覺了。我估計她可能是這個地主莊園種地人的主婦，便迅速靠近窗戶，看到屋里再沒有別人，小聲問她：“你們這里有外人嗎？”她沒有說話，只是驚慌地用手向西房指了指。見此情形，在我左邊的那個戰士搶先向西房沖去。西房是兩間土房，一門一窗，門上掛著一個用谷草打成的破草簾，窗上掛著兩片破麻袋。這個戰士剛剛挑起草簾，很快又準備退出來。這使我意識到：西房肯定有敵情，新戰士準是初次遇敵，不知如何處置。現在草簾已經掀起，如果他把草簾丟開，發出響聲，就會驚動敵人，致使敵人起來持搶拒捕。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將是一著不慎、滿盤皆輸的后果。事情已到千鈞一發之際，一切決定于動作迅速，爭取時間。想到這里，我一個箭步跨到門前，舉起左手撐住草簾，兩人向前一沖，“砰”的一聲把兩扇半掩著的木門撞開，闖入室內。在右邊順山大炕上躺著的5個匪徒，被這突如其來的響聲驚醒，他們幾乎是同時猛然坐起，驚慌地去摸身旁的武器。我把二十響駁殼槍向前一甩，“喀嚓”一聲打開機頭，對準炕上的匪徒們喊道：“舉起手來！不準動！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你們已經被包圍了，繳槍不殺！”這一聲喊，把睡眼朦朧的匪徒們嚇懵了。他們的武器就在身邊，抬手就可拿起，我們的處境也是危險的。但是只要我右手食指勾動扳機，20發子彈全部射出去，片刻就可讓這5個匪徒全部斃命。但我不能這樣做，大青山剿匪斗爭正在進行，鄭殿卿等匪首還沒有抓到，活捉張廷芝這伙匪徒，能從他們嘴里了解到敵特活動的新情況。因此，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輕易把他們打死。這時，留在門外的兩個戰士聽到我厲聲警告敵人的聲音后也跑進來了，4支搶對著5名匪徒。與此同時，趙立信等在我們房后的山坡上，也在厲聲審問著那個被抓來的可疑人。我們的戰馬在院前院后“咴咴”高聲嘶叫著，好像在為我們助威。炕上的匪徒們看著我們胸前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和左臂上的盾形公安臂章，聽著院子里的人喊馬嘶，知道他們的觀察哨已被捉住，而且真以為我們有千軍萬馬的大部隊在外面，一個個嚇得面如土色。他們都望著中間的那個老匪徒，這說明此人可能就是匪首。我向前邁了一步，把槍口對準這個老匪徒的腦袋，喊道：“再不舉起手，就先斃了你！”他哆哆嗦嗦地說：“我……我……”一句話沒有說完，就舉起了雙手，其他匪徒也跟著舉起了雙手。我給身邊的兩個戰士打了個手勢，他們很快把匪徒們的槍支彈藥收起，有兩支日本制三八式六五步槍、3支德國制二十響駁殼槍、一支美國制的加拿大牌擼子，手槍、步槍子彈500余發。我們把5個匪徒逐個從炕上揪下來往門外推，這時趙立信讓跟他去的兩名戰士也從山坡上跳到了院子里來幫助捆綁匪徒，我們推出一個，他們捆綁一個。當屋里的匪徒全部被推出去的時候，他們都對他們的觀察哨怒目而視，好像是在恨他預先沒有報信。當我們用一條繩子把這6個匪徒捆好串聯在一起時，我逐個問了他們的姓名，其中沒有叫“張廷芝”的。被我用槍口對準腦袋的那個老匪徒報的名字是“閆子平”。這個地主莊園的主人叫閆子和，當過國民黨的騎兵第十一旅連長，據說是張廷芝的連襟。我知道這是張廷芝用了化名，這個叫“閆子平”的匪徒，可能就是張廷芝。我們正要帶他們走時，那個“閆子平”操著陜北口音，指著窗前放著的一套釘鞋工具說：“你們看，這是我的釘鞋工具，我是釘鞋的，是被他們抓來背東西的。”其他5個匪徒也異口同聲地說：“是，他是被我們抓來背東西的，放他走吧。”哦！我清楚了！張廷芝匪部曾幾次被我軍打垮、圍殲，他卻幾次漏網，原來他就是用這個辦法逃脫的。這時趙立信也從后山坡下到了院子里，他聽到張廷芝說他是“釘鞋的”，嚴肅地說：“我們決不會冤枉好人，到了武川縣城，經過審查，你確實是‘釘鞋的’，我們會放你走的。”其他5個匪徒還在繼續為“釘鞋的”說情。一名公安戰士厲聲喝道：“你們老實點！明明他就是匪首張廷芝，你們胡說什么！？”剛才還詭稱是“釘鞋的”想蒙混逃脫的張廷芝，聽到這句話，知道我們是專門沖著他來的，頓時像泄了氣的皮球，垂頭喪氣地低下了腦袋，再也不說話了。就這樣，我們一槍未發，反共20多年的匪首張廷芝及其帶領的五名匪徒就全部落網了。那個在正房順山大炕上抱孩子的婦女，看到我們把6個匪徒全部抓起來了，便走出來，和那位帶路的老鄉一起站在臺階上，喜笑顏開地為我們送行。她一定是受夠了這伙匪徒的欺凌。當我們押著匪徒們登上小花窯子村南面的小山崗的時候，風雪已經完全停了，金光四射的太陽正在從東方冉冉升起。我們7個人騎著馬，踏著積雪押解著6個步行的匪徒，向武川縣城方向前進。按照匪徒們步行的速度，這120里路怎么也得走兩天。趙立信有病，體溫還在升高。經過研究，趙立信和他帶的兩名公安戰士，帶上我們繳獲的武器彈藥，先回武川。我們原來的4個人，繼續押解張廷芝等6名匪徒前進。由于是舊歷臘月二十八，又是剛剛下過大雪，也可能是人們怕土匪搶劫，從太陽升起到太陽落山，我們走了一天，路上沒有遇到一個行人。到了四區區公所所在地——西烏蘭不浪村，天已經黑了。我們想住到區公所，可是區里的干部都不在，區公所的門也都鎖起來了。沒辦法，我們只好繼續向縣城方向前進。又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五家村，人困馬乏，張廷芝等6名匪徒也提出，實在走不動了。我們就在五家村東頭一家車馬店住下了。這個車馬店，店主住北房，東房住客，西房圈牲畜，當天除了店主，沒有別的客人。東房南北兩盤順山大炕。吃過飯，我讓3名戰士睡在北邊的炕上，輪流出去站崗、喂馬，輪流休息。讓張廷芝等，睡在南邊的炕上，我坐在當屋一條板凳上看守他們。我對他們說：“如果夜間遭遇股匪襲擊，你們躺著不要動，你們不動，我們不向你們開槍，如果你們有不軌行為，那我們只好先對付你們了。如果大小便，要先報告，經過允許再起來。”他們躺下以后我感到自己肩上擔子很重，寸步不敢離開。張廷芝等匪徒也一直沒有睡著。到了凌晨兩點，張廷芝報告，我問他干什么？他說：“我睡不著，想坐一會兒。”我說：“你坐起來吧。”他坐起來就問我：“我能見見高崗嗎？”我問他：“你為什么要見高崗呢？”他說：“民國19年我在譚世麟部當騎兵團長時，劉志丹是我們團的副團長，高崗是教導隊副隊長，在三道川發生糾紛以后他們參加了共產黨，拉起一部分人馬組織紅軍，我組織民團。民國25年我參加了國民黨，這時我們已經成了對頭，經常打仗。民國38年10月，我從陜北帶了一部分人馬來綏遠投奔了劉萬春的111軍，被編為直屬騎兵大隊。今年1月劉萬春對我說，高崗從北京來電報了，說你是極端的反革命。要調你去北京受訓，我怕去了北京回不來，就拉了兩個騎兵連，跑出來了。……”我說，我們對待起義人員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對待被抓到的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立大功受獎。”至于你能不能見高崗，我們把你們送到上邊以后，你可以向管教部門提出。我問他：你們的電臺和密碼本呢？他說：我們的電臺和密碼本，在一個多月以前就埋在西烏蘭不浪西南的圪妥村東溝里了。他還交代了一些別的情況，我和張廷芝一直坐到天明……幸虧當天夜里沒有發生股匪劫持，吃過早飯，我們押解著張廷芝等繼續行進，于當日下午回到了武川縣城。第二天就是春節，我們完成了活捉張廷芝的任務，我心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過了春節三天假期，我就可以投入新的剿匪戰斗了。我準備打電話告訴薩拉齊縣專員公署公安處成庚鳴處長：他交待給我的活捉張廷芝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不過，趙立信說他昨天回來就給公安處打電話報告了捉到張廷芝的消息。成庚鳴處長指示，過了春節三天假期，一上班就讓我親自帶隊把張廷芝等6名匪徒送到薩拉齊縣專署公安處。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匪特并沒有因為過年停止活動，正月初二上午就接到群眾報告：叛匪又在武川縣東南山里的保氣溝村搶掠，我提出要帶公安隊去剿滅。趙立信說：“成庚鳴處長指定你帶隊去送張廷芝等六匪徒，后天早上你就得出發，你去恐怕來不及，這次你就不要去了。讓治安股長孫子英和你們偵察股的副股長邊日安同志帶隊去吧。”我擔心他們一直在地方工作，沒有打過仗，恐怕我們吃虧。由于孫子英和邊日安同志積極爭取要去，我也沒有說服了他們，他們帶著20 多名公安戰士去了。在這次剿匪戰斗中，孫子英和邊日安等4位同志犧牲了。五十多年了，直到現在每當我想起他們，心里就非常難過。
為掩埋烈士遺體，往薩拉齊縣專署公安處，送張廷芝等匪徒晚了一天。正月初五，即1951年2月10日，我帶了5名公安戰士，雇了一輛膠輪大馬車，拉上張廷芝等人，早晨從武川縣城出發，經過120里路的行程，于晚上8點到達歸綏市。因為那時向西到薩拉齊去的火車每天只有一趟，早晨經過歸綏市。我們只好等到第二天早晨乘火車去薩拉齊縣，于是就把張廷芝等人送到公安廳監獄羈押。第二天早上我們去提解張廷芝時，看守所長告訴我：張廳長指示，讓你們不要往薩拉齊縣專員公署公安處送張廷芝了，就把他們留在這里吧，因為你們送去，公安處還得再送回來。我給成庚鳴處長打了個電話，說張廳長讓把張廷芝等6名匪徒留在公安廳監獄了，我也不到公安處去了。他說：“交給你的任務，你們完成得很好，為大青山除了一大害，回到武川好好休息幾天吧！”
根據張廷芝的歷史和現行罪惡，綏遠省公安廳于1951年3月12日判處死刑。1953年3月，在歸綏市執行槍決。
【對匪首張廷芝處以死刑的批示】
活捉并處決匪首張廷芝已經過去50多年了，可是直到現在對活捉張廷芝的時間、地點、方式以及部門等，都有訛傳。我特寫此文，對有關活捉張廷芝的訛傳文章加以補正。
【作者：孫有光，原公安部中央保衛隊保衛員】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新修訂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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