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軍隊堅決執行黨中央確定的促進革命迅速勝利的方針，將革命進行到底，向全國展開大進軍——戰略追擊。在戰略追擊中肅清國民黨殘余勢力，主要是殲滅國民黨的殘余部隊和剿滅匪特。殲滅國民黨的殘余部隊，從1949年2月到1950年6月；剿滅匪特，從1949年5月至1953年底。兩件事有所區別，又相互交叉、相互銜接。殘敵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殘敵。三大戰役結束后國民黨還控制著73%的國土，58%的人口，還有150多萬軍隊，不但比戰爭初期解放軍總兵力的120余萬人還多，且計劃在3～6個月內擴充300～500萬，一旦敵人獲得喘息機會，必將卷土重來。在一般人看來，蔣介石還有相當的勢力，再加上美國的支持，戰爭繼續打下去，結果也不一定如何。這也是一些人提出或贊同“劃江而治”的原因。可在毛澤東看來，不管蔣介石占著多少地盤，還有多少整軍、整師、整團的部隊，與國民黨的主力相比，與解放軍的戰斗力相比都只能是殘敵。你在和談協議上簽字我也過江，不簽字我也過江，橫豎我要猛追窮寇，把你“徹底、干凈地消滅光”，多么大的氣魄、多么徹底的革命精神！用現在的眼光看總有些不可思議: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只剩下筋疲力盡的幾萬人，蔣介石卻奈何不得;解放戰爭開始時，國民黨軍是解放軍的3.4倍，又是美式裝備，“飛機加大炮”就是消滅不了“小米加步槍”。這里面有個戰略戰術問題，但核心是新生戰勝腐朽是事物發展的規律。毛澤東能夠制定正確的路線就在于他看問題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質，善于遵循和把握社會規律。這是大戰略家加大哲學家的思維。匪特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匪特。土匪有的是國民黨的殘兵敗將、地主還鄉團成建制留下來的；有的是百年“山大王”，國民黨剿滅不了，潰退時招安收編的;還有的是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地痞流氓組成的反動武裝。少則幾十人，多則幾千人、幾萬人。那時，匪徒之多，用多如牛毛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據剿滅土匪后的統計，全國有260萬之多。土匪武裝在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控制下，打游擊、搞暴動，襲擊基層政權，殺害地方干部和群眾，破壞交通，擾亂社會秩序。僅1950年一年新解放區就有4萬干部被匪特殺害，甚至出現過特務妄圖炮轟天安門和在北京一次燒毀59輛公共電車的事件。匪患，嚴重威脅著新生的人民政權。匪患不除，民難安居，國難太平。消滅國民黨殘余部隊和剿滅土匪，一方面是奪取全國政權的需要，另一方面對于鞏固新生的政權又極為關鍵。毛澤東預見到了這種情況。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提出了解決國民黨殘余部隊的三種方式，即天津方式—用武力消滅，北平方式—和平改編，綏遠方式—暫保留原建制不變。不管哪種方式都絲毫不松懈自己的戰斗意志，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解放軍歷來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為完成戰略追擊階段的任務，1949年2月至6月，全軍按照統一部署，進行了思想整頓為主、以領導干部為重點的整訓和整編工作。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準備：一是思想準備。以各部隊結合七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深入進行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中心的形勢任務教育，克服部隊存在的滿足于已取得的勝利、不愿意繼續作戰的怕苦怕死思想，明白“奪取全國勝利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現在還沒走完“第一步”，要抓緊向全國進軍消滅殘敵走完這“第一步”，決不上美蔣反動派和平陰謀的當，堅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和信心。二是組織準備。整頓組織紀律，強調集中統一，加強請示報告，克服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狀態以及自由散漫的游擊習氣，叫響“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口號。實行各野戰軍番號按序數排列，西北、中原、華東、東北分別改稱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戰軍，所屬兵團從第一排列至第十五。三是物質準備。中央軍委制定了全軍統一的后勤供給標準，明確了野戰軍供給負擔的區分和戰略追擊過程中新區籌糧的規定。各部隊的準備工作是積極認真的。第二、第三野戰軍集中解決“政治上過江”問題，“人未過江，心先過江”。隨時準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第一野戰軍進行了連隊典型訴苦和軍民聯合訴苦活動，揭露馬步芳的罪行。第四野戰軍的準備工作受到了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3月27日，四野召開師以上干部會議。31日，毛澤東在接見與會全體人員時說，“我們三路大軍浩浩蕩蕩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的很。同志們，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4月11日，朱德親自給部隊作南下動員，教育大家，不要像農夫那樣憐惜蛇一樣的惡人，不要相信敵人的甜言蜜語，不要松懈自己的戰斗意志，要一鼓作氣將革命進行到底。四野在準備過程中還針對大進軍的實際，作出了增強組織紀律性的決定。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向全國大進軍有步驟地展開。2月25日，四野派12兵團作為先遣支隊南下，牽制白崇禧，掩護二、三野戰軍渡江。4月11日，林彪指揮平津地區9個軍70萬人分三路南下，一路直撲平漢路、一路挺進平大路、一路直逼津浦線。1949年4月20日，受蔣介石控制的李宗仁政府拒絕在和談協議上簽字，當晚我軍發起渡江戰役。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要求解放軍“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百萬雄師橫渡長江標志著向全國大進軍的全面展開，5月23日中央軍委明確了各野戰軍的任務：第三野戰軍進軍東南，第四野戰軍進軍中南，第一野戰軍進軍西北，第二野戰軍進軍西南。從此，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殘敵。戰略追擊階段，敵人一方面行將崩潰，極力保存勢力，避免決戰;一方面負隅頑抗，狡詐兇殘。中南、西南方向，敵人既企圖憑借地理條件頑抗，又隨時準備向邊遠省份撤退或逃到國外。如正面平行追擊，只能抓住一部，大部必將逃至邊境或國外。東南方向，敵占據沿海島嶼以屏障臺灣，后撤余地不大。西北方向，地廣人稀，交通不便，敵只能死守老巢。毛澤東同志分析了敵人這些特點，針對各戰區作戰對象和戰場情況的不同，適時地給予有力的指導，提出了不同的作戰方針和作戰原則。對中南、西南之敵，采取大迂回、大包圍的方針，即不理敵人的臨時部署，大膽迂回到他的后方，斷其退路，再回打。對東南、西北之敵，則窮追猛打，輔以小迂回包圍的作戰方針。中南白崇禧集團，殘敵中戰斗力最強，總兵力43萬余人，盤踞在中南地區的兩湖、兩廣和江西5省。白崇禧外號“小諸葛”，毛澤東稱他“是中國境內第一個狡猾陰險的軍閥”。白部熟悉地形、風俗和人情，習慣山地河川作戰，輕捷善走，機動靈活。林彪打仗工于心計，率四野追殲白崇禧集團，頗有點獵人對付老狐貍的味道。沒想到宜沙戰役、湘贛戰役都讓白崇禧溜掉了，其中青樹坪之戰還被白崇禧咬了一口。當林彪因抓不住白崇禧而苦惱時，毛澤東電告：“和白部作戰方法，無論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處，均不要采取近距離包圍迂回方法，而應采取遠距離包圍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動，即完全不理白部的臨時部署，而遠遠地超過他，占領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戰，因為白匪本錢小，極機靈，非萬不得已決不會和我作戰。因此，你們應準備把白匪的10萬人引致廣西桂林、南寧、柳州等處而殲滅之，甚至還要準備追至昆明殲滅之。”后又提出了進攻白崇禧部署的6條具體意見。狐貍再狡猾也斗不過好獵手。四野貫徹毛澤東的作戰方針，分東、西、中三路，對白崇禧實行大迂回、大包圍。終于一抓白崇禧，取得衡寶戰役重大勝利;二抓白崇禧，使“小諸葛”半月時間在廣西境內把賭本全部輸光，只身乘飛機逃走。廣西戰役后，四野組成渡海作戰兵團，十萬大軍越過瓊州海峽，登上寶島，橫掃殘敵于天涯海角。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進軍中南勝利結束。東南地區，雖然面積不大，但攻占島嶼，渡海登陸是嶄新的課題。上海戰役一結束，三野所屬第7、第10兵團立即向浙江、福建進軍。兩個兵團陸上進軍勢如破竹，僅用7天時間就解放了福州，4萬逃敵被殲于閩中山區。但殘敵撤退福建、浙江沿海島嶼后，憑險死守，再加上國民黨海軍、空軍的支援，給登島作戰增加了困難。10兵團雖用聲東擊西的戰法奪取了廈門島，但金門島作戰，由于輕敵，渡海登陸準備不足等原因，登島作戰部隊幾乎全軍覆沒，死傷9000余人，造成重大失利，留下了沉痛的教訓。浙江的舟山群島作戰，7兵團打得比較穩妥。針對舟山群島由400余個大小島嶼組成的特點，兵團首長確定了先攻外圍、后取本島、逐島攻擊的作戰方針。從7月下旬至11月上旬，先后攻占外圍島嶼30多個，殲滅國民黨軍近萬人，為奪取舟山本島創造了條件。國民黨為了加強防御，先后從臺灣等地調來兩個軍，使其兵力增至12萬人。舟山群島作戰引起了中央軍委的高度重視。在增加攻島作戰兵力的同時，還從剛組建的海、空軍中抽調部隊準備配合作戰。就在我軍準備攻島之際，因海南島被第四野戰軍攻占（可增加內容），敵為集中力量確保臺灣，遂將軍隊從舟山群島秘密撤退。我軍不戰而勝，1950年5月19日，整個舟山群島解放。在國民黨的殘余部隊中，“胡”（宗南）“馬”（馬鴻逵、馬步芳）集團的戰斗力僅次于白崇禧集團，有31萬人。“胡”“馬”士兵長期受反共意識灌輸，兇殘野蠻程度則大大超過了白崇禧集團。戰略追擊開始前，西北戰場一直是敵強我弱。太原戰役后，華北軍區的18、19兵團轉隸后，一野才略占優勢。毛澤東根據敵我雙方的情況提出了“鉗馬打胡”、“鉗胡打馬”，先胡后馬，逐個殲敵的作戰方針。以這一作戰方針為指導，一野先是發起扶眉戰役，實現了“鉗馬打胡”，消滅胡宗南主力；后遵照毛澤東關于暫不進攻退守秦嶺的胡宗南殘部的指示，集中兵力向平涼地區的“二馬”發起攻擊，在隴東追擊戰中，狂追千余里，殲敵萬余人，實現了“鉗胡打馬”。后經過蘭州戰役、北征寧夏、西取河西，“胡”“馬”被逐個殲滅。西南地區有國民黨的殘兵敗將近百萬之眾，蔣介石夢想以“天府之國”為中心，憑借四川、云南、貴州、西康四省負隅頑抗，上演一出新的“三國演義”。1949年10月，國民黨政府機構遷至重慶，蔣介石親自坐鎮策劃，把解放軍入川鎖定在川北方向，建起了沿秦嶺、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再向南延伸的“大西南防線”，妄圖“堅守西南，反敗為勝”。毛澤東計高一籌，作出了“從南面進軍斷敵退路”的作戰部署。指出“胡宗南全軍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蔣介石、何應欽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慶、割據西南的夢，而欲消滅胡軍及川、康諸敵，非從南面進軍斷敵退路不可”，為迷惑敵人，第18兵團向秦嶺防線實施佯動，制造即將強攻入川的態勢。10月23日，劉伯承、鄧小平公開出現在鄭州車站歡迎的人群中，造成將率主力從陜西入川的假象。而第3兵團當夜即從鄭州秘密南下，與隱蔽集結在湘西的第5兵團會合。1949年11月初，二野主力及四野一部，突然迂回敵后，兵分多路，從南起天柱，北至巴東，寬約500公里的地段上，發起進軍川黔的作戰，把國民黨軍的西南防線攔腰斬斷。蔣介石見解放軍銳不可當，只好率其殘存政府逃往成都。重慶解放后，二野乘勝追擊，12月20日，從東、南、西三面將胡宗南等數十萬國民黨軍包圍在成都地區。蔣介石慌忙乘飛機逃走。胡宗南集團和川境敵軍全部覆沒。蔣介石“確保西南”“反敗為勝”，成了一敗涂地。在一年多的大進軍中，廣大指戰員牢記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堅決貫徹毛澤東制定的作戰方針，及時總結經驗教訓，英勇善戰，吃苦耐勞，仗越打越精，戰略追擊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中南、東南、西北、西南。解放及和平解放了19個省，消滅了國民黨的殘余部隊280多萬人。既有天津方式，攻城、登島，用戰斗消滅敵人的硬仗、惡仗，如打蘭州、攻金門；也有北平方式，如長沙陳明仁起義，和平改編國民黨軍7萬余人；還有綏遠方式，按毛澤東“除以戰斗方式解決外，尚須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決”的指示，爭取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和新疆政府主席包爾漢，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新疆得以和平進軍。戰略追擊，解放軍是勝利之師，所向披靡;敵人是失敗之旅，望風而逃。要抓住敵人談何容易！大迂回、大包圍，車粼粼、馬蕭蕭，前面看不見隊伍的頭，后面看不見隊伍的尾，威武雄壯;走遠路、走彎路，翻高山、越峻嶺，風雨兼程行軍不停步，晝夜急進邊走邊睡不喊累。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新中國誕生的樂曲，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激發了廣大指戰員克服困難的勇氣。“為了新中國舍得一切”是那一代人的真實寫照。四野的第40軍、第45軍、第46軍的10多萬人馬，在鄂湘贛交界處翻越幕阜山、九宮山時，展現了部隊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幕阜山脈綿亙在鄂、湘、贛的交界處，穿越它，上下達100多里。沿途都是懸崖斷壁，陡坡在40度左右。曲折的羊腸小道，直插云霄。滿山遍野生長著茶樹、梧桐和竹林，卻沒有人家。因為土地革命時期，這里是根據地，后來紅軍走了，國民黨把村莊全部燒光。部隊進入幕阜山區，每人每天四兩米。戰士們在一天只能喝一頓半飽稀飯的情況下，拖著饑餓甚至生病的身軀，背負著四五十斤重的行裝，在羊腸山道上攀登、攀登，一天最多能走十幾里，甚至創造了一天行軍兩華里的“紀錄”。那景象使人想起唐代詩人岑參的詩句：“朝登劍閣云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九宮山位于湖北通山縣東南，穿越它即進入了江西。這座大山上下九重。千峰萬壁，后晉王安兄弟九人造九座宮殿于此，因而得名。九宮山下牛跡嶺，有一座李自成墓。相傳李自成由武昌揮師東下南京，征途受阻，欲取道九宮山轉戰江西，不料在山下李家鋪突遭清軍襲擊，倉促突圍，單騎誤入葫蘆槽，被小源口寨兵勇頭目程九伯殺害，遂埋于此。行軍隊列中干部知道毛澤東曾推薦過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便把李自成墓的傳說講給戰士們聽，更激發了戰士們遵守紀律，加強團結，戰勝困難，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剿滅匪特與追殲國民黨的殘余部隊是相互銜接的。在戰略追擊向全國大進軍的過程中，解放軍一邊向前推進，一邊在占領的地區建立新的地方政權，爾后，在地方黨委的一元化領導下開展剿匪斗爭。也就是說哪兒先解放，哪兒先剿匪。1949年5月，緊隨著向東南、中南大進軍，這兩個地區的剿匪行動率先開始。華東軍區和第三野戰軍動用5個軍部、19個師和海軍一部等兵力；中南軍區動用了4個兵團部12個軍部、1個縱隊部和46個師的兵力。西南、西北，進軍開始得晚，剿匪也晚。西南剿匪開始于1950年2月，動用了13個軍部、37個師又2個團;西北大規模剿匪斗爭從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一野先后投入2個兵團部、11個軍部、38個師、1個旅又3個團的兵力。剿滅土匪是特殊的戰斗。土匪頭子大都是國民黨的骨干分子，被蔣介石委任的“將”“校”軍官，或者是地主、惡霸，地痞流氓，是“雙料”甚至是“三料”的反革命，他們以反共復國為目的，是極端仇恨共產黨的亡命之徒，是殺人不眨眼的魔王。他們絕大部分是當地人，占著天時地利，老百姓對他們又恨又怕。中共中央對新解放區剿匪非常重視。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南方解放后，地方黨組織和人民解放軍在鄉村中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的斗爭。此后，對大進軍中的部隊多次作出指示。1949年10月1日在開國大典上朱德總司令發布命令，要求全體指戰員肅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鎮壓他們的一切反抗和搗亂行為。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指出:人民解放軍在新解放區仍有繼續剿滅殘余土匪的任務，要“堅決地肅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務、惡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逃到臺灣的蔣介石集團對大陸竄犯襲擾，內地土匪加以配合，為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毛澤東同志多次指示華東、中南加快剿匪步伐，限令湖南、廣西、廣東、福建、浙江等地在1951年5月底前剿滅一切股匪。新生的人民政權建立之初，當務之急是把糧食抓到手，剿匪征糧成為解放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按照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要使人民解放軍全部地轉化為工作隊”的指示，各野戰部隊迅速擔當起征糧工作隊的任務。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由前線返回指定地區，以團為單位，在政治部領導下，由隨軍地方工作人員及供給人員組成糧秣工作隊，多以中隊或分隊為單位組織籌糧。二是成建制組織征糧工作隊，深入農村直接征糧，要求征糧工作隊發揚解放軍艱苦樸素的光榮傳統，遵守紀律，掌握政策，執行地方政府的一切法令，爭做模范，完成征收任務。三是號召部隊對駐地群眾展開深入宣傳，堅決粉碎敵人的造謠破壞，積極主動協助地方政府征糧，幫助運輸及看管倉庫等工作。當時，西南的非農業人口很多，不包括城市居民，僅解放軍、舊行政企業人員和投誠起義的國民黨部隊就達200萬人，吃飯問題成了大問題。為此，二野直屬隊及五兵團直屬隊抽調干部戰士千余人，組成征糧工作隊下鄉展開工作。西南的反動封建勢力活動很猖獗，國民黨在云、貴、川、康四省建立了15個游擊區，匪患最烈時達50余萬，百人以上股匪1100多股，他們打出“抗糧”、“餓死不如戰死”、“保槍保命”等口號，利用反動封建迷信組織和以殘酷屠殺的方法，欺騙和裹脅群眾，煽動部分起義投誠的國民黨軍隊和舊鄉保武裝進行叛亂，挑撥一些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與人民解放軍為敵，瘋狂地搶劫公糧等物資，嚴重地擾亂社會秩序，阻斷城鄉交流，殺害做征糧工作與群眾工作的黨政人員。國民黨起義投誠中的反動軍官與反動地主、土匪合伙抗拒征糧，半年內先后有大小27個單位，3萬多人經匪特拉攏，相繼叛變為匪，100多名工作隊人員慘遭殺害。中央確定的整個西南1949年的公糧為40億斤，其中四川30億斤。當時，西南剛剛解放，農村中的糧食多集中在地主、富農手里，國民黨在潰逃之前已經征收過一部分，加之西南的群眾沒有發動起來，不得不利用舊的保甲長來協助征糧，多種因素造成征糧工作困難重重，任務相當艱巨。川南有30多個縣，1200萬人口，是四川最富饒的地區。1950年2月，川南的征糧任務由于匪情嚴重，兵力不足，僅僅完成了十分之一，西南局決定派秦基偉率十五軍駐扎川南，協助剿匪和征糧。2月27日，炮兵第九團奉命在南川、綦江征糧剿匪，輔政安民。該團第五任團長王本昌在2006年回憶說：對九團來說，征糧剿匪的艱苦程度超過了解放戰爭，不亞于抗美援朝。當時全團617人，放下大炮拿起槍，將10個區的征糧工作隊集中組成5個進剿隊，征糧剿匪并舉，3個連隊清匪護路，防止匪徒搶糧劫場。通過宣傳政策、發動群眾，主動積極地打擊瓦解敵人，到8月底，共進行大小戰斗33次，消滅土匪3200余人，其中斃俘1400余人，我犧牲30人，征糧403萬斤，勝利完成了剿匪征糧任務。由于西南局緊緊抓住了西南地區剿匪征糧工作，很快就在西南地區站穩了腳跟。云南省的征糧工作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地主、惡霸和土匪頭目的破壞，他們不但散布謠言，制造混亂，欺騙、煽動和脅迫群眾抗糧抗稅，而且發動武裝暴亂，圍攻政府、搶劫糧食、焚燒糧倉，甚至以砍頭、活剝、挖心、肢解等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征糧干部、群眾和解放軍指戰員。在他們的煽動下，玉溪專區所轄的12個縣中就有9個縣相繼發生暴亂，參加暴亂多的上千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云南省委連續發出了關于爭取群眾，鎮壓暴亂、糾正強迫命令主義、端正征糧征稅政策等指示，重新調整了征糧計劃。一是在土匪惡霸猖獗的地區，采取先剿匪后征糧，或一面剿匪一面征糧的辦法，組織了武裝征糧工作隊，由干部帶領，下鄉剿匪、鎮反、征糧。二是加強征糧中的統一戰線工作，通過普遍召開各族代表會、農代會和紳士座談會等，發動和依靠農村中的基本群眾，爭取開明紳士、富農、地主自愿納糧。三是端正征糧政策，對確系負擔過重或因災歉收的地方，實事求是地調減公糧任務。為了完成糧食征收任務，云南上千名地方干部和解放軍指戰員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1951年1月中旬，全省公糧任務完成98％。陳賡、宋任窮題詞褒獎：“征糧剿匪烈士們：征糧剿匪是一場反封建的激烈的階級斗爭。你們為革命而犧牲，人民永遠紀念你們，你們永垂不朽！”為了確保城鄉交流，在普遍組織征糧工作隊的同時，許多部隊還組織了武裝保商隊，許多指戰員也為此付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楊殿元，山西代縣人，中共黨員。1946年參軍，隨部隊一路過黃河、渡長江、解放大西南，英勇作戰，屢立戰功。1948年，楊殿元任十六軍四十六師三中隊機炮連副連長。1949年，楊殿元隨所在部隊參加了解放沿河的斗爭。沿河地處川黔邊區，交通閉塞，國民黨殘匪、地方土豪劣紳及封建勢力都十分猖獗。沿河縣委為了安定人民生活，決定派楊殿元與郭連長組成武裝保商隊，負責保護貴州省沿河至秀山往返商隊的安全，以解決沿河人民對棉布、百貨和秀山人民對食鹽的需要。1950年3月，楊殿元第二次率隊護商，600多人組成的商隊帶著四萬多斤食鹽安全抵達秀山，4月1日，商隊挑運著大批棉布、針織品等生活日用品從秀山返回沿河。商隊行至松桃縣甘龍口的亂洞溝時，遭到了以楊卓芝為首的2000多土匪的突然襲擊。亂洞溝是一條婉轉六七里的峽谷，道路順著小溪彎彎曲曲延伸，溝岸兩邊全是百余米高的陡坡，根本無險可依。楊殿元一面組織商隊隱蔽，一面帶隊突圍。敵人人多勢眾，占據著有利地形，使用了輕重機槍和迫擊炮，眼看著保商隊員一個個壯烈犧牲，包圍圈越來越小。在非常危急的時刻，負了傷的楊殿元說：“郭連長，你帶隊突圍，我留下掩護。”當郭連長率隊突出重圍后，敵人集中火力向溝里射擊，楊殿元身中數彈，壯烈犧牲。1952年，沿河縣委、人民政府為楊殿元樹了碑，數千軍民參加了烈士追悼會，沿河縣委還將烈士的事跡編寫成六場歌劇《人民的好兒子》在城鄉公演。新生政權一般都會面臨糧食問題。“牛奶會有的，面包會有的”，《列寧在1918》的這句話，一直膾炙人口，它生動形象地反映了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初期缺糧的現狀。為了滿足城市居民和前線官兵的最低需要，蘇維埃政權采取余糧收集制，每25名產業工人就要抽調一人參加征糧隊，征糧隊的規模達到8萬多人。新中國成立初期剿匪征糧，比蘇聯要困難得多，因為，這是國共兩黨22年戰爭的繼續。在國民黨殘余勢力利用糧食短缺、糧價波動向新生的人民政權發難之時，手中有沒有糧食已經不再單純地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場關系到新生人民政權能否存在的嚴重政治斗爭。以部隊為主的各地征糧工作隊緊密依靠群眾，日間征糧，晚上剿匪，高度發揚了艱苦勇敢的革命作風，推動征糧工作順利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權在同反動勢力的較量中取得了偉大的確定性的勝利。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明確重點打擊土匪、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和反動道會門頭子。此后，毛澤東同志提出穩、準、狠的方針，要求把剿匪和鎮壓反革命結合起來。1950年11月，毛澤東專門就廣東、廣西的剿匪部署發出指示，省委主要領導人因剿匪不力兩次受到嚴厲批評。根據清剿土匪的復雜性，毛澤東同志為剿匪確定了：“軍事打擊、政治瓦解、發動群眾三者相結合”的方針，即在匪情嚴重的地區軍事打擊為主，政治爭取為輔，軍事政治雙管齊下;在一般情況下，以政治爭取為主，軍事打擊為輔，軍事打擊或政治爭取的同時，充分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加強地方武裝，進行民主改革。政策策略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即“首惡者必辦，協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指導的原則是: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利用矛盾，各個擊破，以達到打擊、瓦解、爭取與最后消滅匪特的目的。各部隊在剿匪的過程中，對大股的土匪集中優勢兵力進剿，對小股土匪分區駐剿，對潛藏的散匪發動群眾給予揭露。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下，各地剿匪部隊緊緊依靠群眾，軍事政治雙管齊下，清除了中國人民長期深惡痛絕的匪患，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保護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安全，為保障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抗美援朝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新中國建立之初，僅幾年的時間就徹底根除了匪患，歷代王朝做不到的事，共產黨做到了。在剿滅土匪的同時又和鎮壓反革命、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相結合，人民民主專政消除了黃賭毒，娼妓一詞后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難以見到。人民群眾不但翻身得解放，挺直腰桿喜洋洋，而且感受到了從來沒有過的安全感。解放區的天，真正是晴朗的天，社會風氣得到根本好轉，成為開心歡樂的年代。從而粉碎了美蔣反動派的陰謀，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創造了和平安定的環境。毛澤東晚年特別懷念新中國建立之初的歲月，1975年春節，特意讓工作人員放映剿匪故事片《難忘的戰斗》，這是根據孫景瑞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當銀幕上出現幾垛露天糧堆在燃燒，庫房也在燃燒。幾個國民黨匪軍來回奔竄，繼續倉皇燒糧。有的用汽油噴灑糧堆，有的舉著火把點火??電影真實再現了軍管會組織的糧食采購隊與盤踞在那里的武裝土匪和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進行激烈斗爭的情形。電影中戰士為人民的情節太逼真、太可愛，毛澤東看著看著就禁不住悄悄流淚，后來便淚如泉涌，一邊看一邊流淚，這正是偉大領袖對人民、人民軍隊的深厚情感的表達。向全國進軍的戰略追擊已過去70多年了，回過頭來看，毛澤東作為大戰略家、大軍事家是無與倫比的。如果沒有戰略追擊，而是劃江而治，中國哪有今天的國際地位。新中國在戰略追擊中誕生、成長、壯大，實現了祖國大陸統一；蔣家王朝在戰略追擊中潰敗、覆滅、逃竄，滾到了一群海島上。大進軍的勝利、中國大陸的統一，為中國人民挺直腰桿奪取抗美援朝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宜將剰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將革命進行到底、徹底革命、繼續革命的思想，對于我們總結建黨一百年的經驗，把革命繼續下去有著重大指導意義，也是我們戰勝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法寶。讓我們充分準備，迎接百年大變局，決戰決勝，在“戰略追擊”中徹底戰勝一切敵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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