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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朗 | 毛澤東如何領導全黨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

點擊：4393 作者：李東朗來源：紅色文化網發布時間:2019-07-13 20:50:53

“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一語，出自毛澤東1940年初秋與馬列學院的鄧力群等人的談話。其中，“延安作風”是指中國共產黨的作風，“西安作風”是指國民黨的作風。毛主席在論述整頓黨的作風重要性時指出：“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就會影響全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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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一語，出自毛澤東1940年初秋與馬列學院的鄧力群等人的談話。其中，“延安作風”是指中國共產黨的作風，“西安作風”是指國民黨的作風。這句話實際反映的是中共中央在全國抗戰爆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對黨的作風建設的警示、期許和確定的目標。它更是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經受考驗、加強作風建設的豐碩結果，歷史證明了其價值，在今天仍有教育意義和借鑒意義。

全國抗戰時期，國民黨固有的“西安作風”并未節制和收斂，而是愈益泛濫

國民黨在背棄孫中山新三民主義、背叛革命后，政治上蛻化，“黨員官僚化”，作風日益腐化。1927年12月，地處國民黨統治核心區域的江蘇省黨部，在對所轄黨部的調查中稱：

“各縣黨部往往花天酒地墮落黨員人格，呼盧喝雉違反革命紀律，吞云吐霧變成黑籍幽魂。”

蔣介石也認為，國民黨黨政官員存在“遲緩”“推諉”“虛偽”“浮囂”“陽奉陰違”等問題，“舊黨員皆腐敗無能，新黨員多惡劣浮囂”，“所見所聞皆腐敗官僚”。全國抗戰爆發后，國民黨這些固有的頹敗風氣并未因抗日的戰爭環境而節制和收斂，而是愈益泛濫。

1939年1月，蔣介石指斥說：國民黨“一般黨員和黨部的職員，最大的毛病就是懶惰廢弛”，“虛偽粉飾，應付了事”。1940年4月，他又批評說：

“上層官兵不知奮發補進，而且馳懈偷安。”

1941年10月，他再次批評說：高級將領精神墮落，只知道做官，部下訓練教育的進度如何，根本不知道，對于前方工事要塞配備的情形如何，完全是模糊印象，對于下面實際的情形，可以說完全不管；

“敵人來了，不能抵抗，敵人退了，不能追擊，幾次戰斗，毫無俘獲”。

1940年回國考察的愛國華僑陳嘉庚，也深為國民黨官場的腐朽景象所震驚：許多官員

“身居要職，但都假公行私，貪污舞弊，生活奢華”；“各處辦事員多者百余人，少者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不知所干何事”；

吃喝盛行、花天酒地，

“酒樓菜館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際應酬，互相征逐”。

蔣介石也對這種奢靡狀況看不過眼：

“輿馬填塞于酒寮，柬帖紛馳于衢市……在一般社會，方苦物價之高昂，我黨政軍人員乃日食萬錢，無稍顧惜。”

在抗戰之初，國民黨曾要求其黨員“不容再有絲毫因循泄沓，更須發揮實干精神”，但并沒有采取堅決措施來根治久已存在的歪風邪氣，蔣介石更是邊批評邊徇情恕隱。結果上行下效，頑癥勃發，貪污腐化、結黨營私、欺壓百姓，浮報夸功、敷衍塞責、弄虛作假、文過飾非、裙帶作風、文牘主義等不斷蔓延和加深，成為國民黨內的一種常態和政治特色。這種腐朽風氣愈演愈烈，在日本投降后達到極致。

蔣介石在敗退臺灣后極為泄氣地說：

“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余。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在嚴峻、復雜的環境和挑戰中，中國共產黨培育了具有鮮明政治特色的“延安作風”

中國共產黨以救國救民為職志，在為政治理念而奮斗過程中形成了優良作風。胡適雖然不贊同中共的政治主張，但也曾說：

“他們（共產黨）意志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

全國抗戰爆發后，中共中央敏銳地覺察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國共合作和實行全國抗戰這樣巨大的時局轉換，及其給黨帶來的諸多挑戰和嚴峻考驗。為了保持和發揚黨的政治本色和優良作風，出于對國民黨作風侵蝕的警惕和防止其對共產黨干部所推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毛澤東特別提出：

“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作風：延安作風。我們要用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

為此，中國共產黨重視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作風建設。

一是號召全黨保持、發揚和強化在長期革命斗爭過程中所形成的優良作風。中共把“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污腐化”作為抗日根據地的施政目標，毛澤東向全黨提出：

（共產黨員）“應該成為堅決勇敢、刻苦耐勞、急公好義、禮義廉恥的模范”，“應該是十分廉潔、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所有這些，充分體現了中共運用鮮明的目標要求和明確的是非標準，規范、要求和激勵廣大黨員和領導干部堅守和發揚黨的優良作風。

二是抵御和防止國民黨及其封建主義風氣的侵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過程中，毛澤東就告誡說：

“苦久了的人難免見風華而把握不住，故應作為一個問題，對同志做教育與警戒的工作。”

他號召和勉勵廣大黨員在中國革命歷史場景巨大轉換過程中，

“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

他向全黨高瞻遠矚地指出：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產黨員的共產主義的純潔性，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為此必須和各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斗爭”。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中共嚴明黨紀政紀，嚴肅懲處腐化分子（絕不因資格、官職和曾經的業績而姑息或寬恕、網開一面），“黃克功事件”、“肖玉璧事件”就是典型的例證，以此強化黨抵御歪風邪氣的肌體，樹立昂然向上的正風。

三是克服和消弭黨自身存在的不正之風。為此，中共在全黨發起大規模的延安整風運動，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其要害是“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通過延安整風端正黨的思想路線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克服和消弭黨內不良風氣、樹立和強化黨的優良作風的過程。

在中共中央的部署、督厲和垂范下，中共在貫徹全面抗戰路線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開辟和堅持敵后抗日戰場、建設抗日根據地過程中，克己奉公，勇于擔當，令行禁止，艱苦奮斗，培育和營造了良好的黨風、政風、軍風、民風，此即“延安作風”。概括地說，其內涵包括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堅持民主集中制等。

“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國共兩黨迥然不同的作風，產生的作用與影響迥然不同

國共兩黨迥然不同的作風，產生的作用與影響自然迥然不同。

在黨的凝聚力、決策力和執行力方面：“延安作風”助益中共提出、制定并不斷發展與完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使之得到堅決的貫徹和實施，推動革命事業和黨的力量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不斷發展壯大；而國民黨則內部紛爭不斷，派系林立，爭權奪利，黨同伐異，軍政機能十分低下，自蝕其力現象嚴重，不但決策難以與時代、人民合拍，并且其計劃、決策普遍難以達成，“勢”與“力”呈現不斷消退的態勢。

在社會影響力方面：中共親民、廉潔、為國為民，充滿活力，普遍受到人民群眾的愛戴和景仰，在國內外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國民黨惡劣的作風使其在國內外的形象，不僅與共產黨大相徑庭，而且與早期相比也是一落千丈。蔣介石被迫承認：

“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使社會民眾對于本黨仍舊像同盟會時代的尊敬仰慕，對我們黨員表示誠意的歡迎，自動地接受我領導，這簡直是太不可能的事！無論用什么辦法，無論叫什么人來領導，都不能發生起死回生的效果了”。

當時的世界大國尤其是美國都認識到，中共充滿活力，遠比國民黨廉潔、有效率、受群眾歡迎，是中國的新生力量。英國駐華大使薛穆、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都認為，中共將成為“中國的希望”，并預見“共產黨將在較短的幾年內成為中國的統治力量”。

以上兩個方面因素交相作用，結果形成國共兩黨的逆向發展：中共作風優良，朝氣蓬勃，受到群眾支持，為國內外矚目，形成良性發展，結果是戰勝了國民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國民黨則在嚴重的腐化中分崩離析，與廣大人民群眾離心離德，最后在惡性循環的漩渦中沉淪。毛澤東預見和期望的“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最終成為了現實。

應從“延安作風打敗西安作風”的歷史中汲取經驗，增進對作風建設重要性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