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的丰满人妻hd,久久久久亚洲国产,性德国高清xxxxbbbb

田文林 | 伊朗政權穩固的內部根源及啟示

點擊：作者：田文林來源：《區域與國別研究》發布時間:2019-07-13 20:07:59

伊朗在美國長期打壓下始終能夠維持政局穩定，內因顯然是主要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伊朗已經找到適合國情的政治制度，并堅定捍衛政治安全；其次，奉行“抵抗型經濟”總政策，努力實現經濟獨立自主；最后，對外戰略將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伊朗的經驗值得其他國家關注。

1.webp (25).jpg

自1979年以來，伊朗始終被美國視為“眼中釘”。為打壓伊朗，美國使用了除武力入侵之外的幾乎所有手段，如外交孤立、經濟制裁、武力威脅、地緣擠壓、意識形態侵蝕，乃至用“震網”病毒攻擊伊核設施等。在2009年和2017年底的伊朗國內抗議活動中，美國等外部勢力還借機策動“顏色革命”。然而，伊朗宛如一顆“蒸不熟、煮不爛”的銅豌豆，在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中安然無恙，乃至逆勢崛起。這種情況在全世界也不多見。伊朗為何能夠維持政權穩定？探討這一問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不無啟示意義。

一、伊朗找到適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并堅定維護這種政治制度的安全

（一）伊朗已經找到適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是國家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的制度前提。衡量政治制度優劣，不是看其是否符合西式民主，而是看其是否適合國情。正像習總書記所說：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合不合適，只有這個國家的人民才最有發言權。照此標準看，伊朗顯然已經找到適合自身的政治制度。

從歷史傳統看，伊斯蘭世界的政治傳統迥異于西方國家。歐美國家一直奉行“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的政教分離原則，伊斯蘭世界在政治傳統上則一直是政教合一。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正是通過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共同體（“烏瑪”），使昔日一盤散沙的阿拉伯人釋放出巨大能量，在短期內統一阿拉伯半島，進而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此后，土耳其人同樣將世俗政權提供的法統與伊斯蘭教提供的道統緊密結合，建立起龐大的奧斯曼帝國，并維系了長達六百年的統治。嚴格來說，歐洲的政教分離模式與伊斯蘭世界的政教合一模式很難說孰優孰劣，更多是特定國情的特定產物。

然而，近代以來，歐洲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強勢崛起使歐洲奉行的政教分離模式也被視為“普世模式”，成為非西方國家的效仿對象。近百年來，伊斯蘭世界努力效仿西方的政教分離模式，“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揮刀自宮”，將植根于政治制度達千年之久的伊斯蘭教剔除出去，將國家基礎強行建立在世俗主義基礎之上。

經過上百年演化，中東國家表面上建立起符合西方標準的世俗政權，但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中東世俗政權不僅失去伊斯蘭教的價值庇護，還面臨民族精神無處安放的世紀難題。道統與法統分離還使中東國家始終面臨來自伊斯蘭勢力的挑戰，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存在明暗兩條線：明線是官方倡導的世俗主義，暗線則是如影隨形的伊斯蘭主義。二者互不兼容，使國家始終面臨“世俗化”還是“伊斯蘭化”的“精神分裂癥”和緊張狀態。由于道義合法性不足，中東國家維系統治只能依靠政績合法性和強制性力量，因此，中東的威權國家看似堅不可摧，實則極端脆弱，一旦政績平平或軍隊忠誠出現問題，便可能出現“塌方式”垮臺。對民眾來說，由于存在“伊斯蘭道路”選項，因此其對現行政權缺乏足夠耐心，總是渴望立竿見影的政績，一旦不能如愿，便很容易轉向“伊斯蘭”，引發政治伊斯蘭運動的復興。這種情況在2011年中東劇變中表現得很明顯。

相比之下，伊朗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建立的政教合一政體將伊斯蘭與現代民主有機融合，客觀上實現了道統與法統的緊密結合。一方面，伊朗實行普選制和三權分立，總統、議會都由直選產生，且有任期限制，使伊朗政體充滿現代感，并保持較強的政治彈性；另一方面，伊朗實行教士治國，最高領袖凌駕于一切權力機構之上，是伊朗內政外交重大方針的最后決策者，其享有任免憲法監護委員會、司法總監、軍方高官，宣戰或停戰，委任和罷免總統等重大權力。議會（majlis）名義上是最高立法機構，但為保證議會決議不違背伊斯蘭教義，議案必須得到憲法監護委員會批準；司法總監是司法系統最高首腦。總之，在伊朗政體中，宗教與世俗兩大系統對立共生，既保守又現代，既穩定又靈活。這樣，伊朗的政治制度既比信奉世俗主義的埃及等國具有道義合法性，也不像其他中東國家那樣畏懼伊斯蘭革命。同時，相比同為政教合一政體的沙特，伊朗政體更加開放，更能包容現代文明的優秀成果。例如，哈梅內伊重視科技進步，甚至允許進行諸如干細胞和無性生殖等敏感項目的研究。因此，伊朗成為中東諸國中政局最穩固的國家，能夠安然度過2011年中東“政權更替潮”，并在面對美國長期圍堵（尤其是策動“顏色革命”）時屹立不倒。

（二）伊朗堅定維護現行政體安全

伊朗也認為，伊朗政體的合法性來自內部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而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合法性則更多來自“財富換支持”，并不得不依賴西方保護。數十年來，伊朗人堅持“制度自信”，通過各種方式捍衛現行政治制度。

首先，搶占理論和道義制高點，從法理上捍衛伊斯蘭政體的正當性。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認為，伊朗的伊斯蘭民主政體不同于西方民主，這種伊斯蘭民主基于個人神圣權利和義務，而不僅僅基于契約，因此比西方自由民主政體更先進、更有意義。哈梅內伊還指出，西方和以色列試圖讓伊朗引入西式民主，通過選舉產生行政、立法和司法機構，目的是制造“雙重主權”，分裂最高領袖（代表教權）與政府機構，將“法基赫”（即“教法學家統治”）變成毫無意義的空殼。這種效果恰恰是伊朗的敵人想要的，因此它是損害伊朗的致命毒藥。

伊朗捍衛伊斯蘭政體的另一面，就是批判西方價值觀及其主導的國際秩序。哈梅內伊認為，西方文明唯利是圖，只注重物質層面，忽略精神層面。資本主義和利己主義信條無法實現公平正義。這些不公平與資本主義制度、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直接相關。人類社會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批判和消滅無處不在的不公平和暴政統治。西方資本主義體系面臨不可克服的結構性矛盾，最終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哈梅內伊還將“進步的伊斯蘭伊朗模式”與西方“專制發展模式”對照，宣稱“資本主義體系已日薄西山，遲早將消亡”。哈梅內伊還將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占領華爾街”等事件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終結的征兆，“我們現在已能聽見西方自由民主體系崩潰的聲音”。

其次，打壓國內親西方勢力，及時清除政治隱患。伊朗在巴列維統治時期曾極端親美，因此國內親美勢力根深蒂固，尤其在當前伊美對峙加劇背景下，這股力量壯大顯然不利于伊朗強化內部凝聚力。為確保政權安全，哈梅內伊在確保力量平衡的情況下，重點打壓政壇的親西方勢力。

2004年，哈梅內伊授意憲法監護委員會取消逾千名議會候選人的參選資格，其中多為改革派，由此使保守派贏得70%議席。在2009年6月總統選舉爭端中，哈梅內伊拋開此前凌駕于各派別紛爭之上的超然立場，力挺內賈德總統，將改革派（即親西方派）代表人物穆薩維領導的“綠色運動”稱為美歐主導的“顏色革命”。這場未遂“顏色革命”平息后，在哈梅內伊支持下，內賈德政府對參與抗議活動的改革派勢力進行了清洗：改革派代表人物卡魯比的辦公室遭到查封，前總統哈塔米的助手被抓捕，還有數千名抗議者被逮捕。伊朗司法系統數次開庭，審判反對派主要成員（包括前內政部副部長、前外交部副部長、前經濟部副部長等），前伊朗副總統阿卜塔希還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前總理穆薩維、前議長卡魯比遭到監禁。伊朗改革派陣營由此一蹶不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伊朗鎮壓了穆薩維試圖掀起的新的“綠色革命”，數十名政治活躍分子和記者被關入監獄，兩個重要改革派組織被禁。伊朗打壓親西方勢力，從組織上消除了內外聯動在伊朗策動“顏色革命”的政治隱患。2017年底至2018年初，伊朗再次爆發帶有“顏色革命”性質的騷亂活動，西方國家推波助瀾，但由于缺乏伊朗高層親西方勢力的策應，這次“顏色革命”很快就被鎮壓下去，無論規模還是危險性都比2009年未遂“綠色革命”要小得多。這從側面證明了伊朗清除親西方勢力的明顯效果。

最后，緊抓意識形態主導權，嚴防西方價值觀滲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看似可有可無，實則是政權存在的道義前提。巴列維時期，伊朗盡管物質生活改善，但統治集團缺乏信仰，崇拜金錢，尤其對外國人在伊朗作威作福聽之任之，使伊朗人心目中最神圣和珍貴的東西遭到褻瀆，由此最終引發伊斯蘭革命。1979年后伊朗建立的伊斯蘭革命政權本身就靠“伊斯蘭”安身立命，因此格外重視確保意識形態純潔。為確保社會行為符合伊斯蘭教義，防止西方價值觀滲透，伊朗采取了許多在世俗國家看來難以理解的舉措。

一是嚴格控制文化教育領域。1996年末，哈梅內伊頒布教令，稱“學校推廣音樂不符合伊斯蘭教的信條和理念”，迫使許多音樂學校關閉；1999年11月，哈梅內伊公開為備受爭議的“特別教士法庭”進行辯護；2002年反對高校學生從事“反伊斯蘭教”行為（演奏音樂、研習美術、到異教徒國家旅游、野外考察等），敦促大學強制奉行伊斯蘭價值；2007年，他批評女權激進分子德拉瑞姆·阿里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稱其“企圖在伊斯蘭教規里大做文章，以期貼合與婦女相關的國際公約”；2012年7月，德黑蘭警方開展打擊“非道德行為”行動，關閉幾十家咖啡館和餐館，逮捕服裝不合規定的婦女；2015年8月，大約4500家服裝店因服裝違反伊朗道德準則而被關閉。2015年伊核協議簽署后，哈梅內伊特別呼吁，要嚴防美國“政治和文化滲透”，認為“這比經濟和安全滲透更危險”，伊朗“山寨版肯德基”剛開業，就因裝修風格“太美國化”被強令關閉；11月25日，哈梅內伊發出警告，稱美國正用“性、金錢和西方生活方式”對伊朗決策精英層進行滲透。2018年1月6日，伊朗政府宣布禁止在小學階段開設英語課，以防止外國文化侵蝕兒童和青少年。

二是強化對媒體的控制。伊朗實行嚴格的媒體審查制度。2000年，部分改革派議員要求修訂媒體法，實行新聞自由，但哈梅內伊堅決反對，他認為“現行的媒體法有效地防止災難，現在草擬的法案是非法的”。伊朗還將西方國家通過互聯網進行的思想文化滲透視作“軟戰爭”，將應對網絡滲透視為保衛國家措施的一部分。2005年內賈德上臺后，伊朗提出“互聯網本土化”概念。2010年底，伊朗通訊與信息技術部正式提出建造“全國互聯網”設想。2011年7月，伊朗開始測試自主研發的“全國互聯網”（又名“清潔網絡”），以取代國際互聯網。伊朗政府稱，它不僅為消費者節省成本，還有助于維護伊斯蘭倫理和道德標準。2017年1月，伊朗霍爾木茲甘省關閉了80個頻道，逮捕了32名頻道管理員。他們被控傳播謊言、擾亂公共秩序、制造恐懼和宣傳不道德的和反文化的材料。同年，伊朗政府要求伊朗Telegram頻道的管理員實名注冊，要求訂閱數超過5000的頻道管理員向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遞交許可，否則將面臨起訴。2018年1月，伊朗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許多抗議者就是通過Tel?egram這一社交軟件傳播消息的，伊朗政府下令關閉該軟件。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領導人阿亞圖拉·艾哈邁德·賈納提稱，為保證國家的安全，伊朗將加大對互聯網的監管力度。

二、倡導“抵抗型經濟”，

增強經濟獨立自主能力

（一）在理論和戰略層面，伊朗倡導“抵抗型經濟”

伊朗油氣資源儲量位居世界前列，很容易產生“路徑依賴”，淪落為依靠油氣出口的原料出口國，但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其經濟制裁力度的背景下，伊朗開始謀求產業多元化，實現經濟獨立自主。哈梅內伊認為，伊朗必須依靠自身經濟能力才能提高經濟水平，反對依靠外哈梅內伊認為，伊朗如果依賴自身能力，外部制裁就將土崩瓦解。如果將希望寄托在等待西方解除制裁上，伊朗就將一無所獲。伊朗核計劃就是伊朗獨立自主意志的體現。在核研發過程中，部分核科學家最初建議伊朗從國外進口核材料，而不是自主提煉濃縮鈾，這樣可以節省數十億美元，但哈梅內伊堅持認為，伊朗應建立完整的核循環體系。

2012年西方加大制裁伊朗能源和金融領域的力度，使伊朗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由此也進一步增強了伊朗產業轉型的決心和動力。2013年3月21日，哈梅內伊在新年演講中坦承，西方新一輪制裁“充分利用我們經濟的根本缺陷。這個缺陷就是我們經濟過分依賴石油。但我們可以將每個威脅轉變成機遇。制裁激起了伊朗國內發展經濟的斗志，使伊朗變得更有活力”。因此伊朗矢志減少對石油收入的依賴。

2014年2月，哈梅內伊正式提出“抵抗型經濟”總政策，即利用伊朗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基礎設施、高素質的勞動力以及求發展的決心，奉行一種源于伊斯蘭革命文化的新經濟模式，從而戰勝所有經濟困難，打贏與西方的經濟戰。

“抵抗型經濟”總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在金融、人力、科技資源等方面提供便利條件；優先發展知識經濟；把提高效率作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充分利用實施補貼改革計劃帶來的機會，提高生產、就業效率；讓參與生產過程的各要素都得到合理體現；提高基礎商品的國產化水平；保障國家食品藥品安全，建立戰略儲備機制；改變消費模式，鼓勵人們使用國貨；全面改革和完善國家金融體系；全面支持商品和服務出口；擴大自由區和經濟特區的權限；擴大與外部經濟體的合作；挑選油氣合作的戰略伙伴，實現油氣銷售多元化；提高伊朗在國際油氣市場的影響力；完善油氣工業產業鏈；取消不合理收費，節約使用國家公共資源；改變政府收入結構，增加財政收入中的稅收占比；使國家預算逐步擺脫對石油的依賴；打擊經濟領域的腐敗；鼓勵生產和創業；使“抵抗型經濟”理念在科教、媒體領域深入人心；政府有義務協調和動員國家所有資源執行“抵抗型經濟”。哈梅內伊稱，“抵抗型經濟”可以解決失業和滯脹問題，反對西方威脅，創造使整個國家受益的巨大經濟機會。

此后，在歷年的新年講話中，哈梅內伊都始終強調貫徹和落實“抵抗型經濟”總政策。2015年3月21日，哈梅內伊在伊歷新年講話中，重申“抵抗型經濟”總政策的重要性，稱外部制裁和國際油價暴跌證明，伊朗經濟不能依靠外部手段，只有發展本土經濟才能實現真正發展。在2016年3月21日的伊歷新年演講中，哈梅內伊稱該年為“抵抗型經濟之年”，要求政府支持、幫助本國生產商，而不是從其他國家進口商品。

2017年3月21日，哈梅內伊在伊歷新年演講中再次強調，伊朗應貫徹和落實自力更生的“抵抗型經濟”總政策，強調發展“伊朗制造”，宣稱“進口伊朗國內可以生產的商品在宗教和法律上都應被禁止”。伊朗總統魯哈尼也表示，“抵抗型經濟”總政策是后制裁時代的伊朗國家戰略，即使伊朗融入全球經濟，其也仍是伊朗外交政策的組成部分。

“抵抗型經濟”的目的就是提高經濟技術水平，擺脫原料出口國處境，免受制裁和經濟動蕩殃及，提升伊朗國際地位。經濟學家和地緣政治專家彼得·考寧高度評價“抵抗型經濟”，他認為，“抵抗型經濟”不僅可以幫助伊朗擺脫外部制裁，還有助于提升伊朗經濟能力，創造就業機會，增加產品附加值。過去依賴進口的商品和服務一旦由本土企業提供，就將給國民經濟發展帶來巨大好處。由本土產品予以替代還將打擊那些推動全球化的美國跨國公司。

（二）從政策實踐看，伊朗奉行產業保護政策，著力提高工業化比重

歷史經驗表明，工業是國家財富之源，保護和壯大民族工業是實現富強的必經之途，對應的發展戰略就是“進口替代”。當年西方國家率先實現工業化，實現繁榮富強，就采取了“先保護，后開放”的政策。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沒有意識到國家富強與產業保護的關系，簡單地將“對外開放”視為國家繁榮的不二法門，奉行“只開放，不保護”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最終陷入西方期待的依附性陷阱。

相比之下，伊朗在經濟領域奉行的正是一種強調獨立自主的“進口替代”戰略。為發展民族產業、落實“抵抗型經濟”戰略，伊朗采取了諸多帶有經濟保護主義的政策，如提高進口產品關稅，減少原材料產品出口量，為高附加值產品提供稅費減免措施等。伊朗是世界十大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之一，但伊朗采礦業產值只占GDP的1%。2016年7月，伊朗礦業、工業發展和創新部部長邁赫迪·卡爾巴塞稱，因國內鋼鐵企業對鐵礦石需求量增加，伊朗將在2017年上半年停止出口三種礦產品原料（包括銅、鐵礦石等）。伊朗政府稱，從2017年3月開始，出口加工過的礦產品將獲得稅收減免優惠。

從政策效果看，經過不懈努力，強調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初見成效，使伊朗初步擺脫了經濟嚴重依賴石油的局面，經濟獨立自主能力大幅提高，沒有像埃及和沙特等中東國家那樣淪為原料生產國。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產業結構日趨優化，初步實現工業化目標。縱向看，伊朗日趨擺脫原料生產國地位。1992年，伊朗非石油產品出口量僅占出口總量的14%，2002年這一數字升至24%，2012年占到60%，①據伊朗海關統計，在不算石油出口額的情況下，2016～2017年伊朗對外貿易盈余為2.46億美元，繼2015～2016年結束持續37年的貿易逆差后，連續第二年實現順差。不同于阿拉伯產業石油收入動輒占80%～90%的狀況，在伊朗，石油收入只占財政預算的30%，伊朗的目標是將其削減到零，把石油收入存起來作為國家投資資金。

橫向看，伊朗產業結構日趨優化，根據2013年數據，伊朗三大產業構成之比是11∶38.4∶50.6，大體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目前，伊朗是西亞北非地區的主要鋼鐵生產國，鋼產品出口到世界39個國家。伊朗計劃到2025年初，鋼產量達到5500萬噸，為此，伊朗將減少礦產品出口量，以提高產品附加值。②伊朗還是僅次于土耳其的中東第二大汽車生產國，汽車工業產值占伊朗GDP的10%左右，僅次于油氣產業。伊朗的Khodro公司是中東最大的汽車生產商。2008年后，伊朗汽車產量從排世界第17位降至第20位，但產量仍超過意大利、奧地利、澳大利亞和荷蘭。2014～2015財政年度（截至3月20日），伊朗汽車出口額增加120%。據世界汽車組織2017年3月發布的報告，2016年伊朗生產汽車116萬輛，較2015年增長18.6%，是世界上汽車產量增速最快的國家。

此外，隨著科技水平提高，伊朗技術工程服務比重也在不斷上升。伊朗經濟官員稱，2002～2011年，伊朗每年的技術工程服務出口額增速達45%。2011年，伊朗技術工程服務出口額達到43億美元。2012年和2013年，伊朗因外部制裁，這一數字分別降至23億美元和12億美元。但未來5年，伊朗技術工程服務出口額有望增至250億美元。①工業化使伊朗經濟自主能力不斷提高，其應對西方制裁具有較強自我修復能力。

另一方面，伊朗工業化程度提升，伊朗軍工制造能力增強極大提升了伊朗的軍事威懾能力。伊朗從1992年開始實施武器國產化計劃，目前已建立起伊斯蘭世界最全面的軍工體系，能夠生產新型主戰坦克、導彈快艇、常規火炮、輕型艦艇、小型潛艇、戰斗機，并能夠生產近、中、遠程和洲際導彈，具備自主發射衛星能力。2018年1月27日，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伊朗國產隱形戰機“征服者313”已進入測試階段，伊朗自稱該戰機達到第五代戰機水平。

伊朗軍事研發能力提升，集中體現在導彈研發領域。目前，伊朗擁有“流星”“勝利者”“泥石”“波斯灣”等多種型號導彈。“流星”（Sha?hab）導彈使用液體燃料，包括“流星-1”（射程為285～330公里，可攜帶1000公斤彈藥）、“流星-2”（射程為500公里，可攜帶770公斤彈藥，2004年服役）、“流星-3”（射程為1000～1300公里，可攜帶760～1200公斤彈藥）。“勝利者”（Fateh）系列導彈使用固體燃料推進，包括“勝利者-110”（射程為210公里）和“勝利者-331”（射程為500公里），Zolfaghar射程達到700公里。“泥石”（Sejjil）系列導彈使用固體燃料，射程達2000公里，可攜帶500～1500公斤彈藥，其中“泥石-3”射程達4000公里。“波斯灣”（KhalijFars）系列導彈是反艦導彈，可以攜帶650公斤彈藥，主要用于反介入戰略。2013年，伊朗一位將軍就曾揚言：

“現在，伊朗已經有了可以將美國軍艦像罐頭一樣送入水底的導彈。”

2017年2月底，伊朗國防部副部長阿米爾·哈塔米準將宣稱，伊朗正在研發俄羅斯S-300導彈防御系統的國產版本———“Bavar373”系統，以及“奮斗2型”和“奮斗3型”導彈防御系統。這意味著，伊朗未來軍事防衛能力還將大幅提高。

軍工制造能力提升，使伊朗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武器出口國。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數據，2010～2014年，伊朗出口了至少價值2000萬美元的武器彈藥（實際數字可能比估計的高得多），出口對象包括中東、非洲和南美等57個國家和地區。①軍事研發能力提升以及軍火出口量增加使伊朗的軍費開支遠低于中東同類國家。據IISS在2016年的估算，2015年沙特國防開支為819億美元，巴林是15.3億美元，科威特是13億美元，阿曼是38億美元，卡塔爾是110億美元，阿聯酋是158億美元———海灣六國合計1153.3億美元。伊朗只花了160億～250億美元，遠少于其他中東產油國。②伊朗人口是沙特的兩倍，但軍費開支只有沙特的1/5。

伊朗軍工制造能力不斷增強，最大限度縮短了伊朗與西方的“火力差距”。可以說，正是忌憚伊朗強大的軍事報復能力，美國和以色列盡管多次對伊朗“喊打”，但始終不敢“動真格的”，由此使伊朗沒有像伊拉克、利比亞乃至敘利亞那樣，淪為西方大國武力打擊的對象。

三、外交戰略堅持反霸立場，

同時在策略上“有理、有利、有節”

當前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本質上是一種等級性國際體系。西方大國保持霸權地位的前提，就是其他國家繼續處在邊緣和孱弱狀態，因此“學生向老師學習，老師打學生”乃是常態。美國作為冷戰后唯一的超級大國，其中東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防止地區大國崛起。面對矢志成為地區大國的伊朗，美國更是竭盡遏制打壓之能事。

面對如此兇險的外部環境，伊朗并未像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那樣遭遇橫禍，反而呈現逆勢崛起的態勢，這與伊朗高水平的外交政策不無關聯。摩根索曾指出，

“外交是國家強權的頭腦，猶如國民士氣是國家強權的靈魂”。

高超的外交手段可以把國內外有利因素有機結合起來，并使其由潛在能量轉變成現實能力。在這方面，伊朗的政策總體可圈可點。

（一）戰略上堅定反美，對美國霸權威脅“不信邪，不怕鬼”伊朗對美國的霸權本質看得非常清楚。

伊朗方面認為，美國與伊朗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目標是防止地區大國崛起，伊朗則矢志成為地區大國，雙方戰略目標“針鋒相對”，很難通過妥協退讓解決，因此，伊朗高層對美國基本不抱幻想。哈梅內伊秉承霍梅尼外交路線，將美國視為“大撒旦”和伊斯蘭革命的敵人。他認為，美國和以色列是一丘之貉，伊朗外交的頭等目標就是反美反以。30多年來，哈梅內伊幾乎在每個場合都表達對美國和以色列的蔑視。其演講話題不管是外交、農業還是教育，總會批評美國的冷酷、貪婪和危險。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哈梅內伊認為美國意在控制伊拉克油田、遏制伊朗、保護以色列，并譴責美國是“比薩達姆政權更兇惡的狼”和“人格化的魔鬼”。為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伊朗放棄用美元結算石油交易，并一度與委內瑞拉、朝鮮、古巴、敘利亞等國“聯合反美”，還與委共同設立“反美基金”。伊朗反美反帝的國際觀與其伊斯蘭意識形態互為表里，最大限度凝聚了士氣，占據了道義、法理和輿論的制高點，對外戰略保持攻勢。

伊朗這種強硬立場在伊核問題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哈梅內伊認為，美國抓住伊核問題不放，就是為了遏制和削弱伊朗。他質問道：

“伊核問題何時才出現，制裁又持續了多久？西方制裁伊朗已有三十年了，為什么在沒有核問題前，它們仍制裁我們？”

他認為，即使伊朗關閉核設施，或允許西方公開檢查和監控，西方也可能借機提出新的問題，如恐怖主義、人權或以色列問題，其目的就是對伊朗保持壓力，謀求實現伊朗政權更替。伊朗一旦在核問題上示弱，美國馬上就會得寸進尺，迫使伊朗做出新的讓步，永無止境地占伊朗的便宜。前總統內賈德說得更明白：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了，美國就會提出人權問題。如果人權問題解決了，美國就可能又提出動物權問題。”

因此，伊朗在涉核問題上態度強硬，屢屢突破西方劃定的底線。

2013年魯哈尼上臺后，力主解決伊核問題，緩和與美國的關系，并最終于2015年7月與六國達成核協議，但哈梅內伊依然明確反對與美國和解。2015年7月19日，哈梅內伊公開表示，盡管簽署了核協議，但伊朗與美國的敵視狀態仍將存在。他還呼吁伊各界不要輕信美國及西方承諾，指責美國政府“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他在2016年4月公開表示：

“我已經說過上百遍，美國不能信任。現在，真相大白。其在協議中稱，銀行制裁可以解除，各國可以同伊朗做生意，事實上，這些企業因忌憚金融制裁，不敢跟伊朗走得太近。這是一種‘伊朗恐懼癥’。”

事實證明，哈梅內伊說得沒有錯。伊核協議簽署后，伊朗遵照協議削減了核能力，但美國并未真正解除對伊朗的制裁，反而借口伊朗導彈研發，不斷出臺新制裁決議。尤其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拒不承認伊朗履行核協議的事實，不斷加大對伊朗的經濟制裁力度，還打算撕毀伊核協議。活生生的事實教育了伊朗民眾。蓋洛普公司2015年9月舉行民調，當時45%的伊朗人相信美國將信守諾言，但2016年3月的民調顯示，這一數字下降到29%。這從側面證明了哈梅內伊對美國本性的判斷并沒有錯。

（二）策略上靈活機動，“以兩手對兩手”

美國對付伊朗采取“胡蘿卜加大棒”政策，既有硬的一手，也有軟的一手。伊朗同樣軟硬兼施，“以兩手對兩手”。

一方面，“以超強硬對強硬”，對美國進行反威懾。在伊朗看來，美國雖然是唯一超級大國，軍力遍布全球，但在中東地區軍力部署相對有限。尤其近些年來，美國接連發動戰爭，深陷戰爭泥潭，現在又要加大亞太軍力部署力度，陷入“十個指頭按跳蚤”窘境，無暇全力對付伊朗。

相比之下，伊朗占據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垮臺，伊朗地緣環境大為改善；伊朗手中掌握多張王牌（如伊拉克、真主黨、哈馬斯、石油武器、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等）；伊朗采取內線作戰的方式，在當地有軍力優勢，且具有保家衛國的正義性，軍隊士氣非跨洋作戰的美軍所能比擬。可以說，美國是“強中有弱”，伊朗是“弱中有強”。雙方力量此消彼長，最終形成“誰也吃不掉誰”的僵持局面。伊朗看穿美國外強中干的本質，面對美國的強硬做法，屢屢“以超強硬對強硬”：美國威脅動武，伊朗便揚言打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并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美國撥款對伊朗進行顛覆，伊朗也撥款資助反美活動；美國對伊朗進行經濟制裁，伊朗就拋棄用美元計價石油的方式進行反制。2007年，美國小布什政府啟動對伊朗“政權更替”計劃，伊朗議會就在2007年6月29日主動增加5400萬美元軍事預算。伊朗“豁出命來”與美國對抗，美國只能被迫退縮。

另一方面，伊朗強調“英勇的靈活性”，與美國維持“斗而不破”的局面。伊朗十分清楚，美國畢竟軍事實力超強，魯莽行事只會玉石俱焚，因此，哈梅內伊特別強調，對美斗爭要有“英勇的靈活性”。哈梅內伊認為，出于實用主義目的進行妥協是必要的，適應新環境是伊斯蘭文明的一項義務。他認為伊朗必須繼續反抗西方霸權，保持伊斯蘭政體，但又應與美國互利友好，這種“友好對話”并不等于“友誼”。2013年9月5日，哈梅內伊在對革命衛隊發表的演講中稱，

“當摔跤選手與對手較量時，出于技術原因顯示靈活性，是為了讓他別忘記對手是誰”。

總之，伊朗外交善于掌握火候，既不盲目蠻干，也不輕易妥協。內賈德時期，伊核政策過于強硬，導致核危機步步升級。為防止局勢惡化，哈梅內伊采取“點剎車”的策略：2005年發布宗教命令，稱伊朗無意制造核武器；2007年初，哈梅內伊高級顧問暗示，伊朗可能考慮中止核計劃，這些溫和表態有助于伊核危機降溫。2013年魯哈尼上臺后，積極與西方緩和關系，核政策偏于“軟弱”。哈梅內伊轉而“唱黑臉”：屢次公開質疑核談判效果，認為美國“不值得信任”，“達不成協議，也比達成壞協議強”。2015年7月14日達成核協議后，哈梅內伊“不反對，也不支持”，強調核工業是伊朗的“必需品”。

伊朗外交將堅定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有機結合，使伊朗在復雜艱險的地區環境中閃轉騰挪，始終沒有犯“顛覆性錯誤”。進入21世紀以來，伊斯蘭世界許多激進國家（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均遭受美國軍事打擊或出現政權更替，但伊朗始終安然無恙，反而利用地緣格局劇變實現逆勢崛起：2001年和2003年塔利班和薩達姆政權倒臺使伊朗擺脫兩面夾擊處境，“什葉派新月地帶”悄然出現；2011年中東劇變使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元氣大傷，伊朗則政局穩固，地區影響力相對上升；2014年“伊斯蘭國”興起將阿拉伯世界攪得“周天寒徹”，伊朗則由“防擴散”中的防范重點變成“反恐”議題中的合作對象。

橫向比較，伊朗的崛起態勢與阿拉伯鄰國的衰落態勢形成鮮明對比。長期以來，阿拉伯國家始終處在中東政治舞臺中央：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埃及、70年代的沙特、80年代的伊拉克等都曾在中東舞臺輝煌一時。但時至今日，強硬如薩達姆、卡扎菲者已被西方武力推翻；親美如穆巴拉克、本·阿里者因本國民眾抗議而黯然下臺。2011年中東劇變后，沙特和土耳其一度聲勢大漲，面臨“戰略機遇期”，但因兩國昏招迭出，最終使自己內外交困。相比之下，伊朗既不同于一頭扎進美國懷抱的親美國家，也不同于屢犯機會主義錯誤的薩達姆領導下的伊拉克和卡扎菲領導下的利比亞（兩國主動銷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卡扎菲還與西方國家打得火熱），由此其屹立至今，日漸從“地緣支軸國家”演變為“地緣戰略棋手”。

四、美國重啟對伊制裁仍難動搖伊朗政權

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單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朗的制裁。迄今為止，美國已經分別在2018年8月和11月啟動對伊朗的制裁。用特朗普的話說，美國將對伊朗實施“最嚴厲制裁”。

美國敵視伊朗的原因有多個方面。

首先，最根本的就是遏制伊朗地區崛起。美國中東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防止地區大國崛起，同時確保以色列的絕對安全。而伊朗素有大國抱負，且對外政策追求獨立自主，并將“反美反以”作為基本國策，因此其始終是美國的心腹之患。雙方戰略目標針鋒相對，美伊矛盾是結構性矛盾，很難輕易化解。尤其2017年上臺的特朗普政府，一反奧巴馬時期的中東政策，重新將伊朗視為重點打擊對象。其屢次揚言伊核協議是“災難性的”，并發誓將廢除該協議。“伊朗發現自己已經被鎖定在特朗普政府的瞄準鏡中。”特朗普多次威脅伊朗，稱“所有選項都在桌上”，暗示可能對伊朗發動戰爭，同時將伊朗稱為“最大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美國智庫也積極出謀劃策。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在《國家利益》撰文，主張通過遏制使伊朗地區影響“最小化”。2018年5月8日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最嚴厲制裁”，以及5月21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伊朗提出12個苛刻條件，都表明美國已經將“遏制”和“削弱”作為對伊政策的主基調。美國鷹派期待通過加大對伊朗施壓力度，引發伊朗民眾對政府不滿，進而導致政權崩潰。當前，對伊實施嚴厲制裁就是美國激化伊朗民眾對政府不滿情緒的最主要手段。據報道，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一項利用伊朗平民推翻伊朗政權的新計劃，其主要策略就是通過激化民眾與政權矛盾，利用民眾“推翻伊朗政權”。

其次是謀求美國利益最大化。特朗普是商人出身，自我標榜是交易大師，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必然注重“成本—收益”的實用主義，“美國第一”口號是這種理念的直接體現。廢除伊核協議同樣是這種“交易型現實主義”的政策體現。在特朗普看來，伊核協議對美國是個“虧本買賣”，其不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沒有永久解決伊核問題。根據伊核協議中的“日落條款”，國際社會對伊核活動的許多限制將在10～15年后過期，屆時伊朗可以恢復鈾濃縮活動。另外，伊朗出售濃縮鈾后可以獲得天然鈾，這實際解決了伊朗天然鈾短缺難題（伊境內鈾礦正在耗盡）。二是沒有限制伊朗進行導彈開發活動，伊朗雖然暫停核活動，但加快了導彈研發進程。三是沒有遏制伊朗在中東的擴張政策。因此，特朗普一再聲稱伊核協議是“災難性的協議”。他曾在推文中稱，伊朗應該“感謝”伊核協議，如果巨額資金沒有解凍，伊朗就“行將崩潰”，并暗示自己不會像前任總統奧巴馬那樣心慈手軟。

特朗普的態度十分鮮明：要么全面修改伊核協議，加入限制伊朗進行導彈研發活動和地區擴張等新內容，要么美國退出該協議。2018年1月，特朗普將5月12日定為修改伊核協議的最后期限，屆時如無滿意的修改方案，美國就將退出伊核協議。最終，特朗普在5月8日（提前4天）迫不及待地宣布退出伊核協議。5月21日蓬佩奧針對伊朗提出12個苛刻條件，實際就是美國“漫天要價”，對伊朗“極限施壓”的具體體現。

經濟問題確實是伊朗最大的軟肋。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盡管伊朗政府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建設卓有成效，但經濟始終是最大短板。由于缺乏治理經驗，加上外部制裁，伊朗經濟表現始終不佳。尤其是2012年美歐制裁伊朗金融和能源出口，使伊朗經濟雪上加霜，GDP甚至連續出現負增長。2012～2015年，流入伊朗的境外直接投資從46.62億美元降至20億美元。在后冷戰時代，經濟制裁的效果比歷史上所有其他武器造成的人員死亡的效果都要大。魯哈尼政府決心與西方達成核協議，緩解外部制裁壓力，實現經濟發展。

然而，伊核協議的實際效果遠低于預期。魯哈尼原指望通過“解除核能力換取西方解除制裁”，達成核協議后，美國表面解除了對伊涉核制裁，但仍維系乃至增加對伊其他領域（如人權、恐怖主義以及彈道導彈項目等）的制裁，其他國家企業心存顧忌，在伊投資“雷聲大雨點小”。這些非核原因制裁，限制著超過兩百家伊朗企業與國際企業的貿易往來。伊核協議簽署后，魯哈尼政府原計劃吸引500億美元投資，但2016年實際外部投資只有34億美元。伊朗原計劃到2017年3月吸引150億美元直接投資、450億美元外國資金，但實際吸引投資只有80億美元。伊朗經濟形勢未根本改觀：失業率從2015年3月的10.6%略升至2016年3月的11%；通脹率仍為兩位數；石油出口量增加，但因國際油價低迷，石油收入不及從前。美國仍然禁止國際投資者使用美元結算對伊業務，極大妨礙了伊朗利用伊核協議帶來的“和平紅利”。2018年以來，伊朗出現嚴重貨幣貶值的情況。2017年4月美元與里亞爾匯率仍為1∶37500，2018年4月則達到1∶60000，據說目前黑市已為1∶80000以上。2017年底至2018年初，因食品價格上漲，伊朗爆發全國范圍的嚴重抗議活動。

經濟形勢不佳引發伊朗民眾強烈不滿。2016年6月，IranPoll.com網站與馬里蘭大學對1007名伊朗人的民調顯示，認為對伊朗的制裁會在達成核協議后解除的比例，從2015年8月的62.2%降至2016年6月的23.4%；認為經濟形勢好轉的比重從2015年8月的57.4%降至2016年6月的42.2%；認為經濟形勢越來越糟糕的比重從2015年8月的43.7%升至2016年6月的59%。同年12月再次進行的民調顯示，72.6%的人認為制裁解除并未使伊朗經濟改善，82.2%的人認為美國仍妨礙其他國家與伊朗建立正常關系，贊成核協議的比重從最初的75.5%降至33.6%～55.4%。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制裁，使本就風雨飄搖的伊朗經濟雪上加霜。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協議之前，外國在伊朗的企業風聲鶴唳，普遍持觀望和悲觀態度。2018年5月7日，德黑蘭舉辦國際石油展，因擔心美國恢復制裁，參展商只有2017年的1/3。目前，丹麥航運巨頭馬士基（Maersk）、德國保險公司安聯（Allianz）和意大利鋼鐵制造商丹尼利（Danieli）都宣布暫停或完全停止在伊運營的計劃。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雪鐵龍等宣布暫停在伊朗的相關業務。

然而，美國指望通過制裁顛覆伊朗政權根本是不可能的。美國對古巴、朝鮮、伊拉克、利比亞都長期進行制裁和禁運，但這些國家的政權并未因此倒臺。同樣地，此前美國長期制裁伊朗，也同樣未能動搖伊朗現政權，因此，現在特朗普指望通過重啟制裁迫使伊朗屈服是根本不可能的。

事實上，這次美國制裁伊朗能源出口已經很難達到2012年時的制裁效果。當年美國制裁伊朗石油出口打著“防止核擴散”的名義，因此將國際社會裹挾進來，得到歐洲和亞洲石油買家配合，但這次美國奉行的是“美國第一”，在伊朗遵守核協議情況下非法退出核協議，對此，歐盟和中俄不會配合美國，減少從伊朗進口石油。

同樣地，美國指望通過戰爭手段摧毀伊朗核設施，并激發伊朗民眾起來推翻政府，這種想法同樣不切實際。事實上，美以對伊朗發動戰爭，只會激發伊朗的民族主義情緒，強化民眾對政府的效忠意識。而且，戰爭只能暫時延緩而不可能阻止伊朗發展核武器。相反，戰爭只會讓伊朗人警醒，認識到維護安全的唯一辦法就是像朝鮮那樣發展自己的戰略威懾武器，因此，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很像小布什政府時期的中東政策，是一種幼稚、簡單、單邊和窮兵黷武的政策。

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對伊制裁，不會摧垮伊朗，相反，它只會使伊朗朝野放棄對美幻想，同仇敵愾。我們知道，伊朗國內一直有很強的親西方勢力，總統魯哈尼、外長扎里夫等就是這股力量的典型代表。他們一直對美國抱有幻想，指望通過達成核協議緩解經濟困境，乃至與西方實現關系正常化。但這次美國單方面退出核協議，使魯哈尼政府的外交努力嚴重受挫，權力根基和民意基礎嚴重受損。2018年5月13日，伊朗強硬派教士、專家委員會主席艾哈邁德·賈納提給魯哈尼總統寫信，要求其向伊朗人民公開道歉，原因是伊朗在與西方核談判中沒有守住底線，結果給伊朗人民造成損害。有分析稱，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使伊朗國內的“第五縱隊”嚴重受挫。這些人顯然已經被西方拋棄，促使伊朗“向東看”，謀求成為“歐亞經濟聯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的一員。還有分析稱，特朗普的舉動只會削弱伊朗市民社會，使其朝著軍事獨裁的方向發展。

2018年3月18日，一位強硬派議員就已表示，伊朗應該選舉軍人當總統。如果伊朗選出一位軍人總統，那么他肯定能解決人民關心的問題。長遠來看，美國背信棄義還給伊朗民族心理留下巨大傷痕。伊朗人一貫“記仇”。對于1953年中情局政變推翻摩薩臺政府，伊朗人至今耿耿于懷。現在，在伊朗認真履行伊核協議情況下，美國退出伊核協議，使美國更難獲得伊朗人的信任。伊朗革命衛隊領導人穆罕默德·賈法里公開表示：

“我個人祝賀美國這個惡魔退出核協議，這個國家此前就不值得信任。”

還有媒體稱，伊朗人應該感謝特朗普，因為他讓伊朗人明白：美國從來就不是伊朗的朋友。伊朗不再對美國抱有任何幻想。在伊朗朝野對美國同仇敵愾的背景下，美國指望在伊朗策動“顏色革命”的可能性近乎歸零。

伊朗素有反抗強權的傳統，對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并重啟制裁勢必會進行報復。波斯民族是人類歷史上為數不多保持文明延續性的民族，其歷史上雖屢遭外族欺凌，但仍然保留了自己的身份認同、文化自豪感和獨立世界觀。同時，伊朗的宗教文化強化了伊朗不畏強敵的特征。瑣羅亞斯德教（拜火教）主張善惡二元對立、光明與黑暗相互制衡，認為經過長期斗爭，善良最終會戰勝邪惡。什葉派教義也主張，在“伊瑪目隱遁”情況下，沒有哪位君主的統治完全合法，因而帶有強烈的反暴政、反強權、反傳統意識。與此同時，伊朗還具有強烈的大國抱負。早在巴列維時期，伊朗就以“海灣憲兵”自居，并試圖建立“第三波斯帝國”。1979年伊斯蘭革命后，伊朗轉而“輸出伊斯蘭革命”，借以重塑地區秩序，實現大國目標。近年來，伊朗影響力已擴至中東大部分地區。伊朗發展核計劃，同樣將掌握核能力視為提升自豪感、擠入大國行列的“通行證”。尤其在當前，美國單方面廢除核協議，并加大對伊朗圍堵的力度，這只會刺激伊朗奮起反抗，

對美國進行反擊和報復。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稱，伊核協議“符合美國利益”，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將削弱美國實現自身利益的能力。

未來，美國面臨的最大夢魘就是伊朗重啟核計劃，這會使美國再次面臨“打還是不打”的兩難選擇境地。特朗普退出伊核協議后，魯哈尼政府選擇留在伊核協議框架內只是暫時現象，長遠來看，伊朗重啟核計劃的可能性甚大。這主要有幾方面原因。一則，從主觀意愿看，伊朗一直將掌握核能力視為崛起的“標配”。哈梅內伊認為，伊核計劃是伊朗革命的核心價值的集中體現，美國反對伊朗核計劃就是因為伊朗將獲得政治和經濟獨立的杠桿和籌碼。二則，從國際經驗看，2003年利比亞主動放棄核計劃，最終卻被西方摧毀；朝鮮頂風研發核武器，特朗普卻主動與金正恩會面。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只會堅定伊朗發展自己核能力的決心。有學者指出，在中東地區，連黑夜中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以色列空襲摧毀了伊拉克（包括敘利亞）核反應堆，卡扎菲主動放棄了核野心，這些政權一旦放棄核計劃，就會遭遇政權垮臺。而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卻避免了政權更替。因此伊朗不可能完全放棄核計劃。三則，從伊朗自身經歷看，伊朗屢屢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戲弄，這只會使其強化“安全自助”意識。

2003～2005年伊朗曾暫停核研發2年，但未換得西方任何回報，美國反將伊朗列為“邪惡軸心”；2015年7月以來，伊朗認真遵守與國際社會達成的核協議，但美國單方面退出核協議。這種恥辱經歷只會激發伊朗更加強烈的反抗意識。

2016年12月進行的民調顯示，48.4%的人認為，如果美國違反協議，那么伊朗應重啟核協議限定的核活動。總統魯哈尼也公開表示，為保護伊朗國家安全，伊朗在必要時會毫不猶豫地制造任何武器，暗示伊朗可能制造核武器。2018年5月29日，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卡邁勒萬迪稱，如果伊核協議被拋棄，伊朗就有能力于三天內在福爾道核設施恢復生產純度為20%的濃縮鈾活動。6月4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公開要求伊朗原子能組織立即進行提升濃縮鈾產能的準備工作，并將核能力恢復到19萬分離功單位。次日，伊朗原子能組織主席薩利希表示，將從6日開始，在納坦茲核設施啟動制造新型離心機的工作。這意味著，伊朗已經開始重啟核活動。

需要指出的是，伊朗這次重啟核活動后絕不會再與國際社會談判，并很有可能逐漸走上研發核武器的不歸路。有分析稱，當前美國在伊朗面臨的局面類似當年美國廢除1994年與朝鮮達成的《框架協議》后面臨的局面。1994年10月，克林頓政府與朝鮮達成協議，朝鮮同意停止建造核反應堆，但小布什上臺后退出《框架協議》，最終促使朝鮮走上制造核武器的道路。當前，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不排除伊朗會像當年的朝鮮一樣，重啟核活動，走上研發核武器的不歸路。

伊朗重啟核活動，尤其是進行核武器研發，使中東爆發戰爭的風險空前增大。對美國和以色列來說，為確保自身絕對安全，其絕不會允許伊朗發展核能力。但在伊核協議談判已經破裂，伊朗拒絕重新談判的背景下，美以要阻止伊朗擁核，只能使用軍事手段。然而，對伊朗動武絕非輕而易舉之事。在伊朗具有相當大軍事威懾力的情況下，美國和以色列若選擇動武，勢必將付出難以承受的沉重代價。

余論

國家間博弈是個全方位競爭的“總體戰”，也是戰略水平競爭的“博傻游戲”。弱勢國家一旦出現防護短板，或犯下顛覆性錯誤，便可能陷入萬劫不復之地。伊朗只是中等強國，自身戰略籌碼有限，且一直被美國視為死敵，伊朗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中能安然無恙，乃至逆勢崛起，其經驗做法委實值得稱道。對中國來說，當前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臺中心，同時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也空前增大，如何應付這些艱巨挑戰，尤其是應對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已明確將中國列為“競爭對手”）已成為中國的主要任務。伊朗與美國博弈的經驗可歸結為一句話，就是堅持了“獨立自主”原則，這也是中國從中所能獲得的最大啟示。

2.webp (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