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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當前，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學術研究領域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論”情結。然而，西方國家的學術成果良莠不齊，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輸出的偽概念、偽理論，被用來引導和塑造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國的方向發展。因此，借鑒西方理論不能照單全收，以防墜入西方學術話語暗含的意識形態陷阱。

國家間競爭實際是國家戰略的競爭，戰略競爭又是戰略境界和價值觀的競爭。政策來自戰略，戰略來自哲學，哲學又與價值觀相聯系。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競爭，看似僅僅是觀念之爭，實則是“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問題。一旦國家的理論體系出現偏差乃至顛覆，其戰略和政策也將發生180度轉變，在不知不覺中推行一種有利于別國的政策。在國際政治博弈中，誰的理論和戰略誤入歧途，誰就可能遭遇國家衰亡的命運。

近幾十年來，中東國家遵循“華盛頓共識”，追隨西方道路，最終卻出現了“去工業化”、貧富分化加劇等一系列問題，最終在2011年一些中東國家爆發政權更替潮。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發展道路上誤入歧途，犯下顛覆性錯誤而不自知。中東國家出現這種狀況，除了自身治國理政能力不足的內因外，還與西方長期進行“戰略忽悠”和戰略誤導直接相關。

      西方學術話語暗含意識形態陷阱

二戰結束后，隨著殖民體系瓦解，西方國家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奉行殖民政策，直接控制發展中國家。在此背景下，誘導發展中國家追隨西方道路，使其繼續保持對西方的政治經濟依附，就成為西方大國一項重要戰略舉措。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研究成為西方大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和“戰略忽悠”的重要戰場。表面看，學術研究“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謀求“客觀中立”，實則不然。學術研究使用的概念與理論，往往暗含了特定的觀點與結論，進而可能成為政府決策的理論出發點。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學術研究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西方國家非常重視學術研究，并有意識培養一批專門“忽悠”發展中國家的御用學者。這些御用學者們，有意無意制造和強化某些概念和理論，并借學術交流之名，引導和塑造第三世界的發展戰略，使其朝有利于西方大國的方向發展。幾年前，美國曾出版了一本暢銷書《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根據該書作者揭露，美國有這樣一批經濟殺手，他們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其實卻肩負著建立美國全球霸權的戰略任務，他們主要以經濟而非武力操作別國，通過賄賂、色情、威脅、敲詐勒索甚至暗殺等手段，拉攏、控制別國的政治經濟精英，蓄意作出錯誤的宏觀經濟分析和產業投資建議，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通過欺騙手段讓成萬億的資金不斷流入美國，最終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

       大多數中東國家是西方“戰略誘導”的典型案例

大多數中東國家是西方意識形態化的學術理論的犧牲品和受害者。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東蓬勃興起的民族主義政權，起初并未從西方教授的“成本—收益”“自由貿易”等經濟教條出發，而是從國家安全和政治獨立的高度入手，經濟上奉行“進口替代”戰略，矢志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后來的歷史發展證明，那個時期是整個20世紀以來阿拉伯世界最有希望實現民族復興的時期。然而，由于西方國家不斷詆毀“進口替代”戰略，倡導以西方為目標的現代化理論，在西方話語霸權長期的“戰略忽悠”下，中東國家不知不覺被牽著鼻子走，走上西式現代化道路。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薩達特推行“對外開放”政策為標志，中東國家相繼開啟自由化、私有化、“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進程，由此導致外國資本大舉進入，民族工業日趨凋敝，埃及等國工業化水平持續倒退，最終日漸淪為依靠旅游、僑匯、出售石油等原材料度日的“乞討經濟”。這些國家犧牲了發展、財富和尊嚴，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中仍然吃的是下等飯，成為利潤最薄、經濟最脆弱的產業鏈下游國家。

然而，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因照搬這種線性思維的現代化理論，而真正實現國富民強。相反，很多國家不顧國情，一味按照西方模式推進“現代化”，結果引發社會動蕩，乃至最終爆發革命，導致政權垮臺。例如，伊朗巴列維國王因推進“白色革命”，最終在1979年引發伊斯蘭革命。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因經濟困境難以自拔，而在短期內相繼出現政權垮臺。

值得玩味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機構對這種畸形經濟模式卻贊揚有加。在政權垮臺前，突尼斯在2010年公布的全球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世界第38位，連續多年穩居非洲大陸首位;埃及2008年被評為“全球最佳改革國家”之一，在178個國家中列第16位，在中東僅次于阿聯酋和以色列。在西方這種“哄死人不償命”的廉價表揚背后，則是中東產業結構畸形、埃及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嚴峻現實。隨著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蔓延，受到沖擊最大、政權最先垮臺的，恰恰是這些按照西方發展觀行事、經濟指標不錯的中東國家。

      防范“戰略誘導”任重道遠

當前，發展中國家學術研究領域存在明顯的“西方中心論”情結，即凡是來自西方國家的理論、概念、體系，無論正確與否、前提條件是什么，總是很容易被接受、擁護乃至廣泛傳播。然而，西方國家的學術成果良莠不齊，其中不乏刻意制造、定向輸出的偽概念、偽理論，并用這些無厘頭的指標去衡量、引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方向。

可以說，正是由于那些“定向輸出”的偽概念、偽理論的誤導，許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處境，即只看表面的經濟指標，而忽視經濟結構、產業升級及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味強調經濟數量，還掩蓋了經濟發展質量、經濟結構和所有權關系等更為關鍵的問題，使相關國家的經濟在誤入歧途乃至病入膏肓時，仍無法清晰認知自身面臨的困境。

例如，在2011年中東劇變前，突尼斯、埃及先后發生政權更替。然而，直到政權動蕩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上述兩國評價卻非常之高。2010年，在衡量“經濟自由度”的指數中，突尼斯和埃及在非洲諸國中排名靠前;在2009—2010年“經濟競爭力指數”中，突尼斯排第32位(領先于巴西和土耳其)，埃及排名70位，領先于部分歐洲國家(如希臘)。而在2010年評估政府政策的“KOF全球指數”排名中，埃及和突尼斯分別高居12位和35位。但令人諷刺的是，這些經濟指標并未揭示出這些國家的真實困境。這種不能反映經濟真相的概念指標，實際更多是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而無助于經濟發展本身。

總之，西方國家的學術理論，尤其是涉及亞非拉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經常用一套看似縝密的邏輯推理，以及繁復瑣碎的學術論證，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不容辯駁的發展道路，最終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國家在經濟上與西方大國捆綁，形成依附性關系。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來說，借鑒西方理論必須學會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照單全收，墜入西方學術話語暗含的意識形態陷阱。

     （作者田文林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