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注：本文摘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田文林最新力作《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一書第三編，原題《土耳其經濟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訓啟示》。作者授權察網獨家發布此書節錄。】

近三十年來，土耳其一直將全面私有化作為實現經濟繁榮的“主要法寶”。表面看，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頗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國”和G20成員，經濟總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全面私有化政策引發的惡果嚴重而深遠。2013年5月底以來因馬克西姆廣場改建引發的持續抗議，不過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負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發展之路的經驗教訓值得汲取。

一、土耳其通過全面私有化釋放“改革紅利”

20世紀80年代，主張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當時，英國撒切爾政府、美國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減少政府干預，西歐國家還將引入市場改革作為入盟必要條件。 受此思潮沖擊，土耳其成為最早一批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進口替代戰略，1927年曾專門頒布《獎勵工業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動經濟工業化。到80年代時，土耳其國有企業已占據整個經濟的半壁江山。 1983年厄扎爾上臺后，經濟發展戰略從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主要政策包括：國有企業私有化、減少政府對經濟干預、推動國際自由貿易等。從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間，土耳其私有化進程緩慢而有限。這一時期主要有兩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為經濟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專門的私有化高級理事會和私有化管理機構。

從2001年開始，尤其2002年埃爾多安領導的正義發展黨(AKP)上臺執政后，土耳其私有化進程明顯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爾多安政府啟動“土耳其私有化戰略”，將幾乎所有剩下的國有資產都列入私有化或拍賣行列，國有企業涉及能源、交通、銀行、工業、煙草、橋梁等領域，社會服務機構包括衛生、教育、住房等等。據統計，從1985年到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機構、22家未建成企業、8個收費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魯斯橋、1家服務單位、524家不動產和6個港口的國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由此大幅增加(詳見下圖)。據統計，1986-2003年的17年間，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加起來只有80億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間，土耳其私有化總收入已達535億美元。2004-2010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80%左右。埃爾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還將加速各行業私有化進程，計劃出售的國有資產包括電信、化工、銀行、鋼鐵、體彩、熱電等領域。同時，電站、橋梁、公路等基礎設施的私有化進程也將逐步推進。2013年前五個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億美元，還有47個大項目正履行私有化審批程序，涉及金額90.33億美元。

表一：埃爾多安政府上臺前后私有化情況對比。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從水泥、畜牧飼料、乳制品、林業、飲食服務、石油分銷行業退出;旅游、鋼鐵、紡織、海運和肉類加工行業中國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時，電力、通訊、銀行、石油、煙草、鹽業、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礎性行業均被私有化，或面臨私有化命運。考慮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越來越多的國家轉向強調國家干預，土耳其逆勢而動，繼續高歌猛進地推進私有化戰略，這種情況在當今世界實不多見。

二、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發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規模私有化給土耳其帶來不少“改革紅利”：從2002年正義發展黨上臺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長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 按GDP計算，土耳其已成為世界第l7大經濟體。——正是這種表面的經濟成功，持續強化了土耳其政府對市場教條主義的偏執信仰。然而，透過現象看本質發現，土耳其經濟私有化釋放的紅利短暫而有限，由此帶來的問題則深重而復雜。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經濟效率，反使國家發展潛力被提前透支。土耳其政府矢志推動私有化，邏輯前提是認為私有化有助于明晰產權，提高經濟效率;自由市場將導致更快地發展，更大地繁榮，甚至更加平等。但這一前提本身就是徹頭徹尾的謊言。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開宗明義指出，自發調節的市場從來沒有存在過，“自發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這樣一種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無論是封建社會時期的行會制度，還是后來類似東印度公司那種特許經營制，以及現在常見的配額制和關稅制度，都意味著沒有哪個時代存在純粹的自由市場競爭。相反，不完全競爭和某種程度的壟斷，反而是多數行業生存和發展的常態現象。從理論上說，自由競爭很容易導致平均利潤率無限趨近于零，使各企業為了更多獲利而謀求出現不完全競爭狀態，這是因為“利潤來自不完全競爭而不是完全競爭。”從客觀實踐上，即使放任自由競爭，結果往往導致生產和資本集中，當生產和資本集中達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某種程度的行業壟斷。尤其在那些具有壟斷或公共事業性質的行業(如電力、交通等)，更不可能自動產生競爭和效率。私人資本試圖控制壟斷性行業，正是為了獲取這些行業憑借壟斷性地位獲得的壟斷利潤。赫德森指出，主流經濟學家和主流媒體大力推動私有化，說辭是這些公司部門缺乏效率，而事實上他們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壟斷租金。私有化不過是國際金融資本的一場攫取壟斷權和租金的運動，而不是為了提高效率的運動。 因此，指望通過私有化，尤其是公共和戰略性行業私有化提高經濟效率，完全是緣木求魚。

從實際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業經濟效益根本好轉。“許多經濟學家希望基礎設施私有化會對經濟產生積極影響。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企業變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資和未能更新設備，這些轉型后的基礎設施部門非但沒有產生積極的外部效應，反而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據統計，l974—1991年期間，國有和私有企業平均效率相同，國家所有制對企業經營效率的影響并不明顯。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業部門的技術效率反而呈現下降趨勢。1984-2004年的20年間，土耳其共有188家企業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經倒閉，8家被清算，l6家因違規遭到處罰。換句話說，私有化非但沒有提高企業效益，反使企業經營效率下滑。有統計表明，由于私有化政策實效不佳，土耳其財政部通過出售國企獲得的凈收益只有34億美元。這表明：私有化代價高昂，國家不應指望通過出售國有資產，來獲得太多的凈收益。

土耳其實行新自由主義30年來，既沒有使民眾真正增加財富，也未使工業結構真正轉型升級。當前土耳其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廉價勞動力、投機資本流入、高額外貿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幣值。相較于GDP的數字增長，民眾富裕程度卻達到最低水平。據《中東季刊》統計，土耳其大約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資，年輕人失業率達18%(一說22%)。在伊斯坦布爾、安卡拉、伊茲密爾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戶區。在土耳其，GDP等經濟指標表面風光，背后則是暗流洶涌，危機重重。這種建立在沙灘上的虛假繁榮，并不具有可持續性。土耳其即使不遭遇全球經濟蕭條，遲早也會自己爆發危機。土耳其下一輪危機，不是“是否”爆發的問題，而是“何時”爆發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是決定財富分配流向的關鍵。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賣國企這些“會下金蛋的雞”，籌措發展資金。用這種“殺雞取卵”、“崽賣爺田”的方式謀求“改革紅利”，雖可暫時滿足政府和民眾的眼前需求，卻犧牲了國家長遠發展的潛力。土耳其非但未能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反而同墨西哥、印度、智利、印尼等國一樣，曰趨被固定在提供廉價勞動力的中低端位置，距離富強之路越來越遠。

其次，日漸喪失經濟主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歐美在國際上提倡新自由主義和自由競爭，很大原因是他們的民間資本力量已發展上百年，實力強大到足以從落后國家汲取更多財富和資源。而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資本力量遠遜歐美，這些國家政府過早放任自由競爭，往往不會有好下場。經濟學中有個“瓦涅克-賴納特效應”，即“如果相對發達的國家和相對落后的國家突然開始進行自由貿易，那么落后國家中最為先進和知識密集的產業必將趨于消亡。這是因為，最先進的部門往往處于報酬遞增狀態，因此它對來自境外的突然競爭所造成的自身產量減少也最為敏感”。

土耳其新自由主義政策就面臨這種困境。在國際經濟體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個“半邊緣國家”，無論資金、技術、品牌乃至組織管理水平，均與歐美發達國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對落后的產業結構，決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開放政策，很容易變成國際大資本對其國內幼稚產業的掃蕩式摧毀。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歐美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均力主土耳其加大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特別是歐盟1999年12月將土耳其作為歐盟候選國，以刺激土耳其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但土耳其政府罔顧與西方的發展差距和西方國家的險惡用心，在西方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虎視眈眈下，不加限制推行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由此為國際大資本向土耳其滲透、控制提供難得良機。

從實踐來看，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喪失經濟主權，在國際經濟體系中日益陷入“依附性陷阱”。一是越來越多的本土行業被外資掌控。由于土耳其國內有實力的大資本有限，因此該國大部分私有化項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資完成。2001年土耳其加大私有化力度后，境外資本從2002年開始大舉涌入。據統計，在土耳其私有化過程中，有35%是外國投資者。該國許多私有化項目是國內和國際資本以“戰略伙伴”方式聯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資共l57億美元，主要投向銀行(59億美元)、能源(42億美元)、制造(32億美元)等領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業參與并購共l40宗，價值l50億美元;外國企業參與并購ll9宗，金額l30億美元。由此使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和公用服務行業落入外國資本之手。二是經濟對外依賴嚴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貿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土耳其進口多于出口，導致其貿易赤字不斷增加。2011年土耳其貿易赤字達1050億美元的新紀錄。三是外債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債為ll0億美元，但1989年增至450億美元，十年增加4倍。2008年金融危機后，土耳其外債總額進一步上升，2011年外債總額已達3066億美元。

由于土耳其經濟與國際經濟體系捆綁緊密，而且被固定在世界產業鏈的中低端，因此其整個經濟十分脆弱，發達經濟體稍有風吹草動，土耳其便會出現巨大波動乃至經濟危機。l994年，土耳其爆發奉行新自由主義后首次經濟危機，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連發生兩次經濟危機，數百億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數暴跌，經濟瀕臨崩潰。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發經濟危機，經濟受損程度遠比其他新興國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經濟增速超過8%，但2012年增長率僅有2.2%。每次發生危機后，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IMF、世界銀行、歐盟等國際機構，而這些西方機構為土耳其提供資金援助，條件就是進一步加大開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當年拉美國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為償還外債，采取債務與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過加大私有化來減少外債。負債累累的土耳其同樣只能飲鴆止渴，越來越重視私有化及其獲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預算中，超過22億美元靠出售國有資產。這種“不良嗜好”使土耳其日益陷入惡性循環：私有化和自由市場導致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導致負債增加——為償還外債，不得不變賣更多企業——由此導致土耳其危機更加嚴重。而在這一循環過程中，國際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經濟重建，逐漸掌控了土耳其的經濟主權。

第三，“劫貧濟富”加劇貧富分化，埋下社會動蕩禍根。私有化本身具有很高的資本準入門檻，私有化過程又往往存在權錢交易和國有資產流失等弊端，這使私有化過程從來就是富人的饕餮盛宴，而是勞動階層的夢魘。此前的俄羅斯、埃及如此。土耳其情況略好些，但同樣不能免俗。據報道，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曾涉嫌將兩家媒體公司，以11億歐元的價格賣給女婿擔任執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Çalik Holding)，而這筆錢又是由國有銀行支付的。因而，土耳其私有化過程，本身就是土耳其貧富分化的過程。“私有化大大加寬了有錢有勢者與貧窮的弱勢群體之間的鴻溝。本來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斷上漲的潮水，其實卻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財富并沒有涓滴下來;財富從處于底層者吸吮到了位于頂層的少數人那里。”

究其原因，一方面，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經營理念存在重大差異。政府經營企業，主要目的是完成承擔的各項工作和任務，尤其是提供公共產品任務。而私營企業的唯一目標就是獲取更多利潤。“為了贏利，大公司必須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大公司付給其雇員的薪水和福利必須顯著低于公共部門的雇員。即使與后者相同，也一定設法提高雇員的工作效率。”因此，伴隨私有化而來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的所謂“減員增效”。土耳其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私有化以來，失業率急劇飆升。l990年失業人口大約150萬，2000年為250萬。2009年為350萬。也就是說，失業人口每10年增加100萬。l990年土耳其失業率為7-8%，2000年為l0%，2009年為l4%。即使現在情況有所好轉，但2012年該國失業率仍達l0%。調查顯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業和87%的石化行業工人稱，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國營企業工作時明顯下降。

另一方面，生產資料被少數人占有，決定了社會財富分配必然向資本家傾斜，而勞動階層則成為被剝削對象，由此導致收入兩極分化進一步加重。“新自由主義的結構和政策傾向于以犧牲窮人為代價，來獲取更多利潤，所謂減少貧困只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大謊言。”尤其是當壟斷資本控制與民生相關的基礎性行業，掌握了產品和勞動的定價權之后，即便窮人獲得政府補貼，最終仍要流向壟斷資本家之手。由此使勞動階層實際收入嚴重縮水。據統計，從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業實際工資下降l9.6%，國有制造部門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實際工資指數為l00，私有企業2003年實際工資指數下降到82.2。據土耳其官方統計，在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第一階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來的12年中，國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長不足l%。換言之，近30年來，土耳其經濟是“有增長無發展”，經濟數量看似不斷增加，但實際人均收入卻在急劇下降。

私有化代表大資本利益，其政策另一面就是對勞工利益的擠壓和犧牲。埃爾多安政府做法尤為粗暴無情。在政策手段上，埃爾多安將家長制與右翼市場經濟結合，借助政黨組織確保政令暢通，依靠福利或扶貧計劃取悅赤貧階層，對左翼力量進行選擇性打壓。具體地說，這種政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信奉“資本通吃”，任由資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間。在埃爾多安統治下，土耳其私有化范圍前所未有地擴大，不僅越來越多國企被私有化或拍賣，而且很多公用事業部門和公共空間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爾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灘，以7.02億美元價格被拍賣，此后便禁止公眾入內。這次規劃改建塔克西姆廣場、拆除蓋齊公園，同樣是私有化戰略的組成部分，目的是將位于黃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廣場變為上流社會場所，將普通民眾趕出去。除非遇到來自草根階層的強烈挑戰，正義發展黨會繼續推行城市和經濟領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二是嚴厲鎮壓勞動民眾的反抗。近十年來，埃爾多安政府以反恐名義，逮捕、關押的“恐怖疑犯”數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舉行大規模抗議，反對將TEKEL(前煙酒國有壟斷企業)私有化。正義發展黨宣稱抗議者是反對國家經濟未來的“另類”，對其訴諸威脅、暴力等手段，并以違反“反恐法”之名進行拘留或逮捕。據美聯社報道，過去十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達12897人，占總人數的1/3。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將數千名工會組織成員投入監獄，土耳其工會密度從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國際勞工組織將土耳其列為最不尊重勞工權益的國家之一，與吉布提、埃塞俄比亞處在同一水平。在言論自由方面，土耳其在179個國家中列第154位。

三是擠壓中產階級。正義發展黨為了在選舉中獲勝，向赤貧階層提供食品、燃料、醫療等補助，但這些用于再分配的財富，主要來自對中產階級征稅，而不是向富人征稅。這種再分配機制有助于增加資本家財富，同時又不傷害最窮階層，由此確保正發黨多次勝獲。但這種做法導致本來是社會穩定中堅的中產階級日益貧困化，加劇該國本就存在的兩極分化現象。20世紀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數本來呈現下降趨勢，但80年代又開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窮的20%只占總收入的6%。土耳其貧富差距超過l4倍，是經合組織34個國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國家之一。

貧富懸殊導致該國階級矛盾凸顯，由此埋下社會政治動蕩的禍根。2010年以來，塔克西姆廣場的五一節游行示威規模越來越大，2011年有20萬工人參加示威，2012年超過60萬工人上街。而警察則是用警棍、催淚彈和橡皮子彈、震蕩手榴彈作為應。 2013年5月底民眾大規模持續抗議發生后，埃爾多安宣稱“抗議者與恐怖主義有聯系”，大量抓捕抗議示威者。有評論認為，土耳其經濟模式充分顯示了資本主義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極端經濟自由、肆無忌憚的榨取利潤、私有化、違法亂紀、忽視工人權益、投機資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經濟和社會狀況極度脆弱，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看不到未來，而成為引發經濟社會不穩的動亂源。一個看似微小的偶發事件，便可能釀成潑天大禍。這次土耳其廣場拆遷事件就是如此。 

三、教訓與啟示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個案。在拉美地區，智利、阿根廷、玻利維亞、秘魯、巴西等國，都曾長期奉行新自由主義道路，發展勢頭一時無兩，卻始終無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深陷貧富分化、經濟脆弱、外債激增、社會動蕩的惡性循環。東歐國家20世紀90年代推行大規模私有化改革，結果遭受了比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還要嚴重的打擊，匈牙利、波蘭GDP損失20%，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下跌40%。在中東地區，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權時，埃及工業總產值的50%、銀行、保險業的90%由國營經濟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帶有美國背景的“埃及經濟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將全國350家國有企業(合計總資產1000億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礦產、交通、銀行、保險、電力、電信等重要行業統統被私有化，結果導致貧富懸殊、腐敗叢生，乃至最終爆發民眾革命。2011年阿拉伯劇變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義泛濫所致。這次土耳其大規模騷亂同樣如此。大量事實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釋放“改革紅利”之后，隨之而來是無窮無盡的動蕩與危機。

實際上，世上沒有一個國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減預算等新自由主義教條而發展起來的。相反，這些國家傳統上使用各種補貼、關稅制度、負債投資來發展工業，轉向具有比較優勢的高端產業。只有具有報酬遞增屬性的高端制造業，在國家干預或壟斷經營的不完全競爭條件下，國家才可能變得越來越富強。報酬遞減和完全競爭，則容易導致國家變得更加貧困。“迄今為止，任何第三世界國家尚未有全球化導致繁榮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個合乎邏輯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個是通過遵循全球化教義的任何處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產生的并非是NICs(新興工業國)，而是約l30個NNEs(無法自給自足的民族經濟體)，或者是更糟的UCEs(無法治理的混亂實體)。”世界銀行2006年統計，1980年至2005年，在“華盛頓共識”倡導的私有化風靡全球時期，105個發展中國家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0.8%，遠低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推行國有化促進民族工業發展的年代。

新自由主義使國家只注重用“國內生產總值”(GDP)等十分表面的指標來衡量經濟增長，而忽視那些衡量國家富強穩定與否的真正指標(如工業化程度、貿易結構、貧富分化程度等等)。很多媒體和公眾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GDP崇拜”，由此掩蓋了表面繁榮背后的深層問題，直至危機爆發才如夢方醒。不夸張地說，新自由主義就是新殖民主義的化身，是西方為控制和剝削發展中國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藥。“全球主義教義是一種富強國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犧牲者，確保他們永遠無法挑戰帝國列強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鎮靜劑。”

有道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時代潮流發生方向性變化的時刻，任何力量都無法將其阻擋。2008年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改變了國際關系中的邏輯。這場危機“損害了后冷戰秩序中最重要的兩個支柱：美國實力和自由市場意識形態” 。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漸顯露。強調國家干預和國有化再次成為世界新的主潮流。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國家紛紛將國有化作為解決經濟困境的主要舉措。美國政府2008年9月起相繼宣布以相關機構優先股認股權證或普通股為交換，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花旗集團等大型金融企業注資。2009年6月以債務轉股形式獲得通用汽車公司60%的股份。英國政府2008年10月宣布用500億英鎊購買主要金融機構的優先股，并成為諾森羅克銀行、布拉德福德賓利銀行、蘇格蘭皇家銀行和萊斯銀行的最大股東。德國2009年2月通過《救援兼并法》，允許政府對陷入困境的銀行實行國有化。在石油產業，“國進民退”現象越來越顯著。西方私營的跨國公司生產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儲備量只有3%。“在過去的30年里，私有化席卷世界，而如今國有化又卷土重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等國的教訓值得中國警醒。

好書推薦 ：《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

中東為何動蕩不安?阿拉伯國家為何頻頻遭受西方欺凌?西方勢力插足中東政治真的是為了那點兒石油嗎?《困頓與突圍：變化世界中的中東政治》分析中東地緣政治格局、2011年中東劇變、阿拉伯地區民族認同、美國中東戰略、利比亞戰爭、敘利亞危機、伊斯蘭國及政治伊斯蘭運動發展走勢。

中東歷來以“動蕩”著稱，西方霸權干涉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中東問題，如果沒有“陰謀論”的視角肯定不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態度實際是面對霸權主義的本能反應，是憂患意識和警覺性的集中體現。不過，這還遠遠不夠。中東問題研究不是只要將一切歸咎于“西方陰謀”就能萬事大吉的。中東困境更多是一種結構性困境，除了國際體系的原因外，還是中東國家面對域外大國“胡蘿卜加大棒”的選擇性刺激政策，做出反應的結果。在抵御西方給予的某種誘惑(政治支持、經濟援助等)和反抗西方對自強自立的強力鎮壓之間，許多中東當權者不自覺地選擇前者而放棄后者。正是這種看似理性、帶有“賬房先生”思維的“理性選擇”，使中東國家乃至整個地區日趨陷入結構性危機而不自知。識破和戳穿那些包藏禍心的西方戰略不易，而能夠有意識反擊這種危險戰略更為不易。

研究國際問題(包括中東問題)僅靠“陰謀論”遠遠不夠。學術研究本身是個“悟道”過程。所謂“道”就是“大趨勢”，就是歷史規律和發展方向。如果能夠深刻認識并把握歷史發展的基本脈搏，尤其是把握住自己的階級立場和服務對象，懂得“依靠誰，為了誰”，就不會陷入“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迷茫，而更多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淡定和從容。要做到這點，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按照毛澤東主席所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精彩書評 

 本書圍繞中東熱點問題，熔理論研究、實證研究和國別分析于一爐，不乏獨到見解，有助于更好了解中東政治，值得一讀。——中國中東學會會長 楊光

廓清中東亂局困境中主要矛盾及其內外根源，探索地區國家向現代化建設轉型的突圍路徑，為當下推進中國特色大國中東外交，提供適時的學術支撐，既難能可貴，且值得嘉許。——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名譽所長 朱威烈

矛盾是國際政治的常態，且血腥味兒更濃。西方標準的“文明國家”，在國內可以擺出一副踐行民主、自由、平等的“君子相”，但進入國際領域，完全是另一副嘴臉，所謂“對內民主，對外霸權”說的就是這種情況。——田文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