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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11日，湯森路透公司宣布以 35.5 億美元出售旗下包括SCI在內的知識產權業務和科學信息業務（IP & Science）。美國微生物學會（ASM）接踵而來，宣布旗下期刊不再支持影響因子。之后，期刊及出版界（包括Nature的國際頂級期刊）聯合發文呼吁期刊出版商對期刊影響因子不予重視，準備重塑期刊評價體系。本文分析影響因子何以深受詬病，并探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的期刊評價體系，強調中國學術界應當乘勢而上，在構建評價體系中發出自己聲音。

　　影響因子為何會引起學界爭議

　　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IF）是湯森路透公司出品的期刊引證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中的一項指標數據。該指標于1963年由加菲爾德（Garfield）等提出，其目的是為了《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SCI）數據庫在遴選期刊時更具有可操作性。

　　一個期刊的影響因子等于，該期刊在前面兩年發表的源刊文本（source items）在當年度的總被引用數，除以該期刊在前面兩年發表的論文（article）總數量。該指標綜合考慮了發文量和被引次數兩個因素，在本質上是一個均值型算法，即期刊前兩年發表論文的篇均被引次數。理論上來講，一種刊物的影響因子越高，表明該期刊的影響力越大，所發表論文傳播范圍也更廣。

鑒于全球每個科研領域和每個學科中都有大量專業期刊，科研人員都希望將自己的學術成果發表到能有較大概率產生更大影響的學術期刊或傳播平臺上去，以發揮更大的效用、產生更大的影響，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事情。基于科研人員的這種訴求，湯森路透公司通過影響因子指標所構建的SCI、SSCI、A&HCI數據庫，實際上是基于期刊的傳播范圍和使用率構建的一種論文檢索工具。

但是，在實際的科研活動過程中，這一索引工具的原始功能被逐漸異化。在研究生學位授予、科研人員職稱評審、課題申報甚至研究機構評價與排名中，都把在SCI等引文數據庫中所收錄期刊上發表論文作為一項重要指標。如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推出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和200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推出排行榜，都將SCI論文引用（Citation）情況作為其中的核心指標。2012年下半年，教育部學位中心進行了第三輪學科評估，將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ESI）高被引論文數量納入指標體系。不論是大學排名還是學科評估，其結果又會進一步影響主管部門對大學的評價。因此，SCI逐漸從一個索引工具異化為一個評價工具，各研究機構和高校基于SCI收錄期刊的影響因子，制定了本單位的科研人員績效考核辦法，進一步放大了期刊影響因子的評價導向效應。此外，這又引申出來一個現象，即許多科研機構、高校甚至學術同行越來越依賴于以期刊影響因子來評判一篇論文甚至作者本身的科研水平，進而影響他們的職稱評定和獲取科研項目資助等機會。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以刊評文”、“以刊評人”的評價怪象。

　　影響因子深受詬病的另一主要原因，要從其算法本身的局限性說起。期刊影響因子是計算期刊前兩年的被引數量與發表論文數量的比例。首先，期刊影響因子的高低并不能代表單篇論文質量或創新性的高低，即“以刊評文”存在邏輯上的錯誤嫌疑。其次，期刊的影響因子也不宜跨學科比較。影響因子高低取決于所屬學科的發展情況，學科越不成熟，越需要相互印證，導致引用就多，影響因子就高。但是不同學科其文獻更新速度、學科發展情況存在差異，靠單一影響因子來進行期刊評價甚至跨學科的期刊評價，就會有失公允。再次，從引用行為本身來看，也會受到出版時滯、傳播途徑、名人效應等各方面的影響。最后，也不排除有些期刊為了提高自己的影響因子，人為要求作者強制引用該刊文章甚至與其他期刊建立互相引用聯盟，擴大自己的被引次數。

　　評價體系該何去何從？

伴隨著各界對以“影響因子”為主要指標進行科研評價這一現象的批判，湯森路透近些年又新推出了一些期刊評價指標，包括期刊規范化引文影響力（JNCI）、期刊期望引文數（Journal Expected Citations）等新指標。從計算方法上來說，期刊規范化引文影響力和期刊期望引文數是對以引文為主導的評價體系的一種改良，是旨在對同一類型學術成果中的超過平均水平并提高期刊被引頻次的研究成果的一種發現算法，旨在評價學術成果在其所屬學科或期刊（群）中的表現情況。

自從科學研究作為一種科研活動和職業正式誕生以來，圍繞科研活動的評價問題就層出不窮。特別是在影響因子誕生至今，科研評價從最初的定性評價轉向定量評價并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出現了各種類型的評價指標，它們都試圖解決科研活動和學術研究的有效管理問題。同時，評價本身也是一項極具導向性的工作，背后隱藏著巨大的價值導向和創新精神。從當前國內外形形色色的評價指標的推出，到各種權威機構和權威雜志要重構科研評價體系，實質上這是爭奪科研評價甚至科學活動研究導向話語權。因此，我們認為，評價工作應該是一項非常重要且意義深遠的工作，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具體來說，評價工作應該具有和堅持以下原則。

　　一、評價工作應具有鮮明的價值導向。評價工作的導向性自不必說，有什么樣的評價體系，就產生什么樣的結果，在科研活動中亦是如此，評價的指揮棒作用會被層層放大。從現有的評價活動來看，評價對象關注的學術性得到充分強調，但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卻未被充分體現。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在2014年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在期刊評價體系中首次設立了“價值導向”指標，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探索。

　　二、評價工作應堅持定性和定量相結合。評價活動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這是一個比較陳舊的話題。在評價作為一項科研活動被提出以來，就有堅持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說法，但是實際上，這項原則往往作為一句原則性的口號被束之高閣，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變成了一種擺設，沒有真正發揮同行評議的應有效果。或者因為簡單易操作等原因而重定量、輕定性，將專家意見僅僅作為一種參考；或者專家從定性評價的角度來否定定量評價，這也從主觀上造成了兩者的不可兼容。這些做法都有失偏頗。

　　三、評價工作應區別計量與評價的關系。當前在社會上和學界有一種誤解，認為計量分析就是評價，這是一種概念的混淆。計量分析是根據某個或某些指標對分析對象某方面的現象、規律等的一種揭示和描述。例如影響因子就是對期刊過去兩年發表的論文的被引平均情況的一種統計和計算，從學術傳播范圍和利用率方面揭示了期刊的基本事實，并不具備期刊質量和創新性的好壞評價功能。而評價不同，它是基于一定的評判規則，在一定的維度和空間上對被評價對象做出好壞判斷，是一種理念和應用的創新，也是對評價主體發展方向的指引。因此，在明確了計量與評價關系的基礎上，開展評價工作，就需要構建科學的評價指標體系，基于多指標開展全方位、多角度的診斷，從而判別優劣。

四、中國學術界應當乘勢而上，在構建評價體系中發出聲音。長期以來，我國的學術期刊評價一直受到來自國外評價體系的影響。在全球都在重構期刊評價指標體系之際，我國應該抓住時機，加快構建我國的期刊評價乃至整個學術評價體系，在國際學術界發出中國聲音，搶占國際評價的話語權。

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上指出，“要加強優秀外文學術網站和學術期刊建設”，“要建立科學權威、公開透明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期刊評價體系建設是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價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在2014年創造性地提出了期刊評價新標準，提出了“AMI”評價體系（A—吸引力，M—管理力，I—影響力）。整套評價體系采取“定性定量相結合”、“客觀評價與主觀評價相結合、以客觀評價為主”的方式。AMI指標體系為5級，共計76項子指標，指標權重全部由行業專家確定。對于難以量化的定性指標，通過將定性評價的分析結果進行定量分析，達到科學評價的目的，取得可信的結果。經過反復測試，該評價中心研發的AMI評價體系可涵蓋科研機構評價、科研工作評價、出版物評價、學科評價、個人評價等，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廣闊的延展性。AMI評價體系對于有效糾正當前“重數量、輕質量”、過分推崇轉載率、影響因子等傾向具有積極意義。

　　總之，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評價體系，歸根到底要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創新體系，推出能體現中國立場、中國精神、中國水平的研究成果。應從辯證、綜合和動態的視角出發，全面認識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更具建設性地推進學界乃至整個社會對該問題的思考，真正促進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向著更規范、更科學、更公平的方向發展。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主任、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助理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2月21日第11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