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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易風教授1932年4月21日出生于江蘇高郵，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宄會前任會長和現任名譽會長，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副會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宄和建設工程西方經濟學課題組首席專家。吳易風教授曾獲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一等獎、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吳玉章優秀科研成果獎、全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宄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北京市優秀社會科學研宄成果獎一等獎等獎勵，并獲全國模范教師、資深翻譯家、北京市人民教師等榮譽稱號。

有教無類  堅持馬列——我眼中的吳易風教授

2003年9月，我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攻讀西方經濟學專業博士學位研究生。2006年7月，我順利畢業并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博士研究生畢業快十一年的今天，我已經成長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一名教授。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博的三年，奠定了我的經濟學學術基礎，也使我形成了將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作為我終生職業的想法。在中國人民大學求學的三年時間，我得到了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吳易風教授的悉心指導。吳老師是精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外國經濟思想史，享譽海內的著名經濟學者。他品行高潔，知識淵博，能力出眾，治學嚴謹，堅持真理，崇尚創新，誨人不倦，甘為人梯，淡泊名利。對我這樣一位資質平平、跨專業報考的學生，毅然招收，因材施教，綿綿用力，久久為功，扶我上路，身體力行了大成至圣先師孔子提出的“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吳老師的知識、能力、人格魅力和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堅守已經并將繼續對我的一生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一、有教無類

我的考博經歷有點曲折。我是2000年6月從湖北大學高等教育學專業碩士畢業的，考博一般要提前一年準備，所以從1999年3月開始，我就開始準備考博。我1997年本來報考的是華中理工大學數量經濟學專業，后來調劑到湖北大學高等教育學專業。出于對經濟學專業的熱愛，我仍然想考回來讀經濟學博士，然而我也深知，困難是相當大的，幾乎大到令人無法想象的地步，我本科是在湖北農學院讀的果樹專業，就讀的高校一般，專業也相隔十萬八千里，有哪一位名校博導愿意招收我這樣一個“半路出家”的人呢？世人幾乎都知道，搞學術研究，大部分人轉型是不成功的。但我是一個喜歡做夢，而且癡心難改的人，最終還是決定去試一試。

于是，我到圖書館去查閱博士招生簡章。當時的想法是，一定要報考名校的經濟學博士，而且考試課程我要比較擅長，有比較優勢。我幾乎翻遍了中國所有名校的博士招生簡章，經再三考慮，決定報考中國人民大學西方經濟學專業。這是因為中國人民大學西方經濟學專業考四門課程：英語、西方經濟學、經濟思想史、高等數學，當然考博考四門課程，在人大獨此一專業，在全國高校也不多見。因為我是跨專業報考，所以還要加試一門政治經濟學。英語所有專業必考，西方經濟學我考研時看過很多遍，基礎較好，再提高一下相對容易一些，經濟思想史完全沒有學過，學習難度較大。高等數學，我基礎較好，一直是我的強項。政治經濟學，我高二學過，大學也學過，考研時也復習過很長時間，不是很擔心。那報考誰呢？這個問題還是糾結了我較長時間。我的想法是，必須報考一個老教授，因為老教授知識淵博，學風嚴謹，執行黨的招生政策具有堅定性。這樣符合條件的人就有兩位，一位是高鴻業教授，一位是吳易風教授。由于當時我沒有念過經濟學專業，我無法確切地知道兩位教授的具體情況。復習的書是高鴻業教授主編的《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和吳易風教授主編的《研究生用西方經濟學（微觀部分）》，而且在高鴻業教授主編的上述兩本教材中，標有“學術顧問吳易風”字樣，我初步判斷兩者的學術水平應是不相上下的。還有一個想法是，在博士招生簡章上排名第一的人，一般都帶有行政職務，報考的人相對較多，難以考取，特別是像我這樣情況的人，更是難上加難。最終，我決定報考吳易風教授。為了看看吳老師對我這種就讀高校一般、“半路出家”的人報考他的博士是什么態度，我給吳老師寫了一封信，十分客觀地介紹了我的基本情況、特長優勢，也表達了我迫切的求學愿望，懇請他給我一次求學機會。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吳老師很快給我回信了，寫了大半頁紙，字寫得非常工整。大意是歡迎我報考，復習時要注意哪些問題，要有兩種思想準備等。這封信我一直珍藏著，作為紀念。

人大2000年考博的時間是3月18、19、20日三天。我提前幾天來到北大，找我的高中同學陳晉陽，他于1999年考取北大地球化學專業讀博。我在他的帶領下到北大西門附近的一個小招待所住下，復習，適應北京的氣候。3月17日下午，我來到人大看考試安排與考場。在考博的三天時間里，考試比較順利。唯一不順的是，我穿著襖子，但人大考場有暖氣，我竟然不知道。雖然感覺有點熱，但又不敢脫襖子，害怕感冒了無法繼續考試。所以，每場考試下來，我的衣服都濕透了。好心的監考老師以為我生病了，走到我身邊來詢問我的身體情況，提醒我將襖子脫了。由于上面的顧慮，我只敢將拉鏈拉下來。面試在3月20日下午進行，面試的地點在研三宿舍樓的教室里。這是我第一次見吳老師，瘦高個，精神矍鑠，帶一頂帽子，有一位師兄在做記錄。吳老師問我的問題是，為什么要報考人大的西方經濟學專業，看了哪些經濟學專業的書，看了哪些數學書，掌握的程度等。最后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今年報考他博士的考生很多，大概有二十人，而錄取的指標很少，希望我有兩種思想準備。他還問我，返程火車票買好沒有，我說買好了，今晚的火車返漢。他又問我，趕火車，時間來不來得及。我說，時間很充足。他放心了，將我送到教室門口，再去面試下一位考生。大約一個多月后，我收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研招辦寄給我的考博分數通知單，四門課程總分270多分，英語59分，西方經濟學、經濟思想史都是70多分，數學只考了76分，這有點出乎我的意料，加試的政治經濟學74分。我問了下其他同學，得知這個分數應該是過線了，但不算高分。雖然我知道我考取的可能性不大，但人性是有弱點的，總有一點僥幸心理，于是在焦慮中苦等錄取結果。大約等了一個月，還是沒有任何消息，我忍不住又給吳老師寫了一封信，主要詢問錄取結果。吳老師很快回信了，說由于當年錄取指標太少，我未被錄取，希望我安排好以后的工作與學習。看到吳老師的回信，知道自己名落孫山，真是沮喪。我冷靜下來想，不錄取我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的。如果一定要怪誰的話，就怪自己高考出現那么大的失誤。當時也有些灰心，覺得這輩子注定與經濟學無緣了，就將我的經濟學書籍收起來打包，以免觸目傷懷。反過來想，這輩子如果我因為畏難而不去人大考經濟學博士，我會抱憾終身的。

2000年7月，我碩士研究生畢業分配到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工作。這個地方的經濟待遇較好，雖然工作有點忙碌。2001年3月，作為湖北省委加強農村基層建設工作隊的一員，我被學校派遣到湖北省陽新縣浮屠鎮玉莬村駐村一年，2002年3月回校。回校后，看到跟我同一年進校的一些同事考上了博士，久違的心又蠢蠢欲動了。于是我到學校組織人事部去打聽在職員工讀博的相關政策。人事科的劉科長告訴我，像我們行政管理人員，學校不太支持讀博，如果一定要考博，當然也行，但只能考行政管理或高等教育管理專業的博士。我對這兩個專業真的沒有什么興趣，劉科長的話再次打消了我讀博的念頭。有一次，我與時任成人教育學院院長陳柏東教授聊天，偶爾說到讀博的事情。他問我真的想讀博士嗎？我原原本本地將我考博的經歷告訴了他，沒想到他十分支持我，并鼓勵我再次報考。他說他年輕的時候考復旦大學的研究生，因為沒有人支持而未能成功，是他一生的傷痛。在他的幫助下，學校終于同意我報考西方經濟學博士。在他告訴我這一消息時，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重新找出經濟學書籍，上面已經布滿了灰塵，一種復雜的感覺涌上心頭，有欣慰，有感恩，更有期待。

在職考博士比應屆生考博士更難，因為白天要工作，有時工作還很忙，只能晚上看書復習，做練習題。不管多難，我都咬牙堅持了下來。人大2003年考博的時間定在3月22、23、24日三天，我還是提前幾天到達了北京，還是住在了北大附近的一個小招待所里。這段時間正鬧“非典”。3月21日下午，我去看了考場，一切如常。3月24日上午考數學，因為是周一，考場移到一號教學樓另一間教室。看考場時，我看的是該間教室的后門，當時并不知道應該從該教室的前門進考場，該教室的前門必須從另一個大門進，所以24日早上我大概七點二十就在考場的后門等，一直等到七點五十幾分，門還沒打開，我一下子就急了，難道考場改了地點，但我沒看到任何通知啊，要是誤了考試可不得了。我看到有幾個考生往樓下跑，急忙跟著他們一起跑。等我們從該教室的前門進入考場，監考教師正在分發試卷。我坐下打開試卷時，心還在突突地跳。這次高等數學考試比2000年那一次難，第一題是一個廣義遞推積分，本來就緊張的心就更緊張了。我深吸了幾口氣，心情漸漸平靜下來，進入正常答題狀態。在規定的時間內，總算圓滿地將數學試卷做完了。25日上午進行了面試，我再次見到了和藹可親的吳老師。大約一個月后，我通過聲訊電話查到了自己的成績，跟上次的考試成績差不多，各科成績也過了，但能不能錄取，仍然是一個未知數。等待的日子總是很難熬的。由于當時“非典”鬧得非常厲害，全國都很緊張，出差都要登記隔離，所以無法打聽到錄取結果。大約再等了一個多月，還是忍不住跟吳老師打了電話。吳老師告訴我錄取了，但是，要轉到王健教授名下。因為王老師今年首次招生，公布招生簡章時，王老師的名字并沒有寫上去，請我理解。王老師與他是一個博士生培養團隊，王老師的學生與他的學生專業課一起上，培養要求一致。還告訴我，王老師是一位較年輕的老師，學術素養高，學術成果十分豐碩，是一位十分不錯的老師，請我放心。我當即表示，沒有異議，聽從吳老師的安排。最后，我問吳老師，從現在到上學還有一段時間，我要看些什么書。吳老師建議我看看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但要看英文版的。我愉快地答應了，到書店買了英文版，并堅持看完了。聽說被錄取了，心情十分激動，眼眶有些潮濕。中國人民大學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術重鎮，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多次在全國官方評估中名列第一，吳老師又是西方經濟學的標志性人物，能夠被錄取到他們的團隊做博士研究生是我的榮幸，我由衷地感謝吳老師錄取我。同時我也感到，吳老師作出錄取我的決定肯定是十分艱難的，因為我本科、碩士階段所學的專業與西方經濟學沒有什么關系，而且跨度很大，轉專業的學生大部分是不太成功的。于是，我暗暗下定決心努力學習，刻苦鉆研，達到博士生畢業的各種要求。實際上，同時我也作好了最壞的打算，如果經過幾年的培養，達不到博士生畢業要求，我自動申請退學，絕不連累任何人。子曰：“有教無類”。不因跨專業而不錄，不因基礎差而放棄。在吳老師身上，真正體現出了這種人類偉大的教育思想與情懷。

二、堅持馬列

2003年9月，我來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攻讀西方經濟學博士學位研究生，那種喜悅之情是難以言表的。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好好學習，決不辜負老師和家長的期望。因為我是跨專業考生，所以按照學校培養規定我要補修兩門西方經濟學專業碩士階段的核心課程，但我想既然到人大求學機會不易，在時間安排允許的情況下，我要補修西方經濟學專業碩士階段的所有核心課程。

第一次到吳老師家上課，大概是開學后兩周。那一天上午八點半，我與同屆的博士生任榮華、彭五堂、尹德洪一起來到吳老師靜園的家。到吳老師家時，吳老師已經在家中等候。靜園的樓房雖然有些破舊，但吳老師家收拾得十分干凈整潔。書柜里、桌子上到處都是書，但擺放得整整齊齊。客廳里有一架鋼琴，用一塊布蓋著。衣柜的頂部，有一尊吳老師的雕塑。吳老師為我們準備好了開水、一次性茶杯、茶葉、咖啡，叫我們隨便取用。

上課前，吳老師首先對我們考取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研究生表示熱烈的歡迎，隨即話鋒一轉說，但要準備吃大苦，做研究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他繼續說道，本人學歷不高，只是一個本科生，受的正規教育很少，很多知識是靠自學獲得的。聽了這話，我有點吃驚。這樣一位“三通”經濟學家，竟然受的正規教育很少，有點不可思議。后來，通過閱讀有關吳老師的各種報道等，我才知道吳老師因為家境貧寒，沒有讀過正規小學和中學，只讀過幾年私塾、半年小學、兩年多初級師范和四年大學本科，但是他憑借自己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超乎常人的毅力，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更令我吃驚的是，在與博士生第一次見面時，吳老師就將他的教育經歷和盤托出，這需要怎樣博大與寬廣的胸懷呀！吳老師說，本屆招收的四名學生，由他與王健老師共同教授專業課，他主要教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王健老師主要教授高級宏觀經濟學和高級微觀經濟學。他講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材就是三卷本《資本論》與三卷本《剩余價值理論》，要求我們通讀精讀這六本原著，并作讀書筆記，他要檢查。后來我了解到，這不僅是對我們這一屆博士生的要求，也是對他的任何一屆博士生的要求。吳老師說，在經濟思想史上，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之日起，就存在兩大對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是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一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決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簡單繼續，而是在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進行革命的過程中用無產階級世界觀建立的嶄新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在馬克思以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直在發展。因此，決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歸入“古典經濟學”。在現代，仍然存在著兩大對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是西方經濟學。因此，決不能認為現代或當代經濟學就只是西方經濟學，決不能用現代或當代經濟學來專指西方經濟學。吳老師講這番話其用意是極為深刻的。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過后，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勢頭日趨迅猛，以致到今天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日漸式微。在今天，在中國的經濟類學術期刊上想發表一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的學術論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這確實令人匪夷所思。所幸的是，中央已經提出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希望能夠帶來可喜的局面。吳老師說，社會經濟生活充滿著矛盾，處于不同社會群體、集團、階層和階級中的人們具有不同的經濟利益。馬克思主義者公開承認經濟學的階級性，并且自覺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立場上研究經濟科學。但與此相反，很多西方學者不太愿意公開承認西方經濟學的階級性，盡管他們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力圖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最理想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是最合理的經濟關系。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經濟學的階級性總是客觀存在的。吳老師希望我們，在研究經濟問題時，要站穩人民的立場，為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當前，有些大牌的“經濟學家”，企圖建立一套“超階級”的、普適性的一般經濟學，注定會徒勞無功。一些忙于“走穴”的“經濟學家”，為了“蠅頭小利”甘愿為某些利益集團“站臺”，表明他們已經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站到了人民群眾的對立面。

我們的第一次課是討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我們師兄弟四人依據自己前期收集的資料，結合自己的理解，談個人的看法。吳老師安靜地聽著，有些我們說得不清楚的地方，他會插話問我們。我結合熊映梧老師的《經濟科學要把生產力的研究放在首位》一文，談了自己的觀點。由于我是第一次在專業課上論述自己的觀點，不免顯得有些緊張，吳老師慈祥地看著我，鼓勵我大膽地發表自己的看法。吳老師在總結發言中講出了自己的觀點，從馬克思的規定中可以順理成章地引導出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那就是，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研究人類社會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生產方式以及和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或經濟關系。“當然，這不是最終的結論，你們仍然可以繼續探討。科學研究是沒有止境的。”吳老師補充道。吳老師還說，經濟學科學研究，一定要以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占有的第一手資料越豐富、越詳盡、越新穎，做出高質量成果的可能性越大。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掌握的第一手資料的厚度，往往與學術成果的高度成正比。

在吳老師家中上課，兩周一次，如遇特殊情況如出差等可以順延，沒有落下一次課。每次上課前，吳老師都要我們交《資本論》的讀書筆記，他都要詳細地批閱，寫下批語。這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既是鼓勵，也是鞭策。偶爾得到吳老師的一兩句表揚，內心還是有些暗自得意的，雖然我已經讀了快二十年書。在與吳老師的課堂討論中，他對我們頭腦中存在的一些不正確的觀點，會給予說理式的批駁。對我們在討論中迸發出的一些有意義的思想火花，他會鼓勵我們深入地探討下去，寫成論文投出去。總之，吳老師一學期的課程，感覺給了我很多啟發，受益良多。博士一年級第二學期，我們不再上吳老師的課，但是吳老師要求我們寫《剩余價值理論》的讀書筆記，仍然逐字逐句地進行批閱。這對于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是多么地難能可貴啊！兩學期下來，我們做的《資本論》與《剩余價值理論》的讀書筆記，幾乎有四十萬字。這為我打下了較深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學術功底。

2003年11月份，吳老師的2002級博士生張紅鳳找到我說，最近國家要制定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請某位著名經濟學家談了觀點。該著名經濟學家認為，我國制定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要遵循比較優勢理論，做一些我們有比較優勢的事情。《光明日報》理論部最近在組織這方面的學術論文，想請吳老師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由于吳老師這段時間工作比較緊張，想請自己的博士生起草一個初稿，他修改一下，但他不署名。我說，師姐，我還沒有在這么高級別的報紙上發表過論文呢，我們試試吧。在一種公民責任感、使命感的驅使下，在一種“無知者無畏”的闖勁下，我僅花兩三天時間就起草了一個初稿，約有八千字之多。然后，給師姐與吳老師進行修改。最終，這篇論文以《充分把握機遇 有所為有所不為》為題，發表在2003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報》理論版上，約有4600字。有一次，我們到吳老師家上課，吳老師拿著這份報紙對我說，你的大作發表了，編輯對這篇論文的評價很高呢。這篇論文最成功的地方，是因為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他將編輯寫的評價意見十分認真地念給我聽。聽了以后，我的熱血有些沸騰。這是我第一次發表經濟類學術論文，而且發在這么高級別的報紙上。

國有企業產權如何改革，是既重視經濟理論研究又十分重視實踐研究的吳老師一直十分關心的問題。2004年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大攻關招標項目中，就有一個這方面的選題。吳老師決定以《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與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為題申報這一項目。2004年暑假，他打電話將我們師兄弟四人叫去，按照他設計的總體方案寫申報書。我負責的部分是產權理論研究。吳老師給了我這方面資料的清單，我將所有的資料要么到圖書館去借來，要么到書店去買來，在寢室里開始寫作。寫完一部分，就交給吳老師審閱、修改。在寫作中碰到問題的時候，就趁吳老師晚上在求是樓前操場散步時，請教他，吳老師總是耐心地給我解答，從不嫌棄我經濟學基礎有多差，資質有多愚鈍。每次聽了吳老師的解答，我總能豁然開朗，茅塞頓開。大約寫了一個月，我負責的部分終于寫完了，但我心頭卻有負擔，生怕我寫的部分寫得不好，拖累了課題組。吳老師得知我有這一想法時說，你寫的部分經過我修改后，就由我來負責了，你不用擔心。這個項目最終沒有獲批，但在2006年轉為中國人民大學“985工程”重大攻關項目。我作為這個課題組的成員，承擔了產權理論比較部分。我十分認真地將這部分寫完，交給吳老師審閱、定稿。同時按照人大重大課題結項要求，在期刊上發表論文。我分別在《高校理論戰線》《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經濟問題》等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六篇，為課題順利結項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該課題最終成果也以《產權理論與實踐》為題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在人大攻讀博士研究生的三年時間，我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不僅按要求修完了所有的博士課程，而且補修了西方經濟學專業碩士的幾乎所有主干課程，如中級微觀經濟學（上、下）、中級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世界經濟學、財政學、貨幣銀行學、計量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等。我的博士學科綜合考試課成績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2006年5月，我期盼已久的博士論文答辯如期舉行，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政府經濟規制理論研究》。答辯那天，任榮華、尹德洪、彭五堂分在一組，我與朱忠文分在另一組。我們這一組的答辯專家是七人，分別來自中國社科院、北大、人大、北師大等高校與科研機構，答辯陣容是非常“豪華”的。我的心情是既興奮激動，又忐忑不安。答辯前，我請教過王健老師博士論文答辯時的注意事項，自己也做了最充分的準備。整場博士論文答辯下來，上衣濕透。最終答辯委員會主席宣布我的博士論文答辯通過，那一刻，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下來。在聚餐時，北大的王志偉老師聽我的導師王健老師說我是半脫產攻讀博士研究生，似乎有點不相信，又找吳老師求證。吳老師說，他雖然是半脫產攻讀博士研究生，但他呆在學校的時間非常多，學習非常認真，抓得非常緊。這非常不容易。臨別贈言，吳老師希望我們研究經濟學一定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充分汲取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做出創新性的研究成果。一位老師培養八十名博士，如果百分之二十的博士去當教師，這些教師出去教書育人，至少會培養上萬名本科生，幾百名博士與碩士，這些人當中如果有人繼續教書，還會影響更多的人。如果當老師的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會貽害無窮。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這些話，我永遠牢記在心里，內化為自己的學術積淀，外顯為自己的學術觀點。

三、不忘師恩

我2006年7月從人大博士畢業，但我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轉崗時遭遇了一些挫折。我是2007年8月才轉至工商管理學院教學科研崗位的。轉崗后，我將這一消息告訴了吳老師，吳老師似乎有些惋惜，他可能認為我轉至經濟學院任教更好。實際上，我的第一選擇也是經濟學院。初至教學科研崗位，教學科研工作十分繁忙。但不管多忙，我每年過春節和吳老師生日那天，我都要送上我的祝福。這是我對吳老師的一份敬意，一份感恩之心。而吳老師也不管多忙，都會回復我，總不忘囑我努力進取。畢業之后，我有很多次到北京出差，每次去北京，總想去看看吳老師。但師兄告訴我，吳老師現在年紀大了，仍然筆耕不輟，時間抓得很緊，一般不要去打擾他。所以，我雖然已經畢業快十一年了，但畢業后到吳老師家中僅僅去看過他一次。還有一次見吳老師是在2009年華南師范大學舉辦的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第十七次學術研討會上。吳老師還是那樣身體硬朗、精神飽滿，動作還是那樣干凈利落、快速迅捷，開會還是那樣準時到會，不隨便插話，講話鏗鏘有力，頗有君子之風、仁人之范。畢業之后，雖然再不能耳提面命地接受吳老師的指導與教育，但我經常閱讀吳老師新寫的秋水文章，在作品中與吳老師交流。吳老師的立場還是那么堅定，眼光還是那么犀利，觀點還是那么獨到，建議還是那么接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吳易風文選》、《吳易風文集》作為我的枕邊之書，在我工作累了時，像看小說一樣隨時翻看。不謙虛地說，對吳老師的學術思想、研究風格和寫作特點，我是有相當深厚的研究的。

從人大畢業之后，我一直以“人大校友”這一身份來嚴格要求自己，秉持“實事求是”的校訓，希望自己能成為“國民表率、社會棟梁”，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離這一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雖然也取得了一點點成績。到目前為止，在經濟類CSSCI來源期刊與報紙上共發表學術論文20多篇，出版專著兩部、合著兩部、合譯著一部，主持國家級、省部級等縱向課題十項，獲省部級、廳局級學術獎勵五項。當然，如果當初我能去經濟學院任教，很大可能會取得更為可觀的學術成果。

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吳老師深受中國“有教無類”傳統思想的影響，如果僅僅基于培養經驗，我斷然是不會被錄取為博士研究生的，那么我將無緣于經濟學博士，只能成為天下蒼生中極為普通的一員，泯然眾人矣。所幸的是，吳老師繼承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并在教育實踐中發揚光大，對我這樣的中等之才不嫌不棄，在培養過程中又對我不拋棄不放棄，因材制宜，因材施教，才讓我有機會成長為一名高級經濟學專門人才。吳老師愛黨愛國的思想、憂國憂民的情懷、“弘揚馬列、借鑒西學”的學術遵循，已經潤物無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在我身上生根發芽，必將結出豐碩的果實。

作者：吳振球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工商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