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明確提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堅持“兩手抓”的方針，強調社會主義事業必須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建設和全面發展的事業。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反對精神污染的斗爭。重溫鄧小平精神文明建設思想，對于認識和把握鄧小平理論，搞好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出與踐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積極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同時，鄧小平敏銳地注意到思想文化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1979年3月30日，他首先指出：“我們建國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社會風氣是健康的。”然后他特別提到：“我們提倡中國人和外國人發展正常交往，這對于加強我國和各國人民的了解和友誼是必要的，對于引進國外技術和資金也是必要的，今后這種交往還會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對少數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夠，也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現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羨慕資本主義國家，有些人在同外國人交往中甚至不顧自己的國格和人格。這種情況必須引起我們的認真注意。我們一定要教育好我們的后一代，一定要從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們的社會風氣，打擊那些嚴重敗壞社會風氣的惡劣行為。”（《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頁）
【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由左至右）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9年9月29日，葉劍英作了慶祝國慶30周年的重要講話。葉劍英的講話稿是在鄧小平直接領導下由胡喬木具體負責起草的。鄧小平要求這個講話要有一些新的內容，要能講出新水平。根據鄧小平的多次指示，經過反復討論和修改，達到鄧小平提出的要求。講話稿對四個現代化作出新的解釋，不僅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而且還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從而相當完整地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和綱領。這個提法是對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貢獻。同年10月，鄧小平在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發表的《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詞》中指出：“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并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相互關系，從精神文明建設為物質文明服務的角度，闡述了建設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頁）
【1981年6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講話】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把“社會主義必須具備高度的精神文明”作為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十個要點之一，肯定了精神文明建設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鄧小平在198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和同年9月中共十二大開幕詞中，進一步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保證之一。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全國開展了一系列群眾性的精神文明建設活動。1981年2月25日，全國總工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9個單位聯合發出《關于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倡議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少年中開展以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和心靈美、語言美、行為美、環境美為主要內容的文明禮貌活動，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年3月，“五講四美”文明禮貌活動在全國生動活潑地開展起來，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在1981年底的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部分代表聯合提出倡議，把每年的3月份作為“全民文明禮貌月”。1982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根據中央書記處指示轉發中央宣傳部《關于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報告依據多年來在3月5日前后集中開展學雷鋒、做好事的傳統經驗和良好社會效果，規定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報告指出開展這一活動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步驟，目的是要將學雷鋒、做好事的傳統經驗推廣開來，用“文明禮貌月”這種形式使之制度化。1983年的第2個“全民文明禮貌月”，把“五講四美”同“三熱愛”，即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緊密相連，同“學雷鋒”活動結合起來，把整個活動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
雷鋒精神是鄧小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和主要實踐形式。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1963年，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應解放軍報社的請求也為雷鋒題了詞，內容是：“誰愿當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就應該向雷鋒同志的品德和風格學習。”鄧小平作為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直接領導和見證了這一精神文明建設成果誕生的歷程，他深刻認識到這一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建設成果的價值。
1975年7月1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了“雷鋒叔叔不在了”，當時會場上有人發出笑聲。在場的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14年后回憶說：“小平同志講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笑話，我們這些老同志聽了心里很沉重。小平同志講雷鋒，舉的是為人民服務這面旗，舉的是我軍光榮傳統這面旗。”隨著改革開放事業的推進，我國的物質文明建設不斷取得進步，但精神文明建設卻出現諸多的困惑和爭論，社會風氣中的健康的東西，比如集體主義、奉獻精神、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精神受到了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歪曲和抵毀，反對無私奉獻，反對艱苦奮斗精神，鼓噪雷鋒精神是“馴服工具論”，雷鋒精神“過時論”。它窒息了剛剛恢復起來的學雷鋒活動形成的良好社會氛圍，對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造成了嚴重的污染。針對社會上出現的一些不良現象和不正之風，鄧小平首先對其反擊。1980年12月25日，他在出席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時，作了題為《貫徹調整方針，改善黨的工作，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嚴正指出：“從延安到新中國，除了靠正確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這些寶貴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國人民和國外友好人士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沒有共產主義思想，沒有共產主義道德，怎么能建設社會主義？”“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已經堅持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指導整個工作；用共產主義道德約束共產黨員和先進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個人服從組織’‘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F在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期，有人居然對這些莊嚴的革命口號進行‘批判’，而這種荒唐的‘批判’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抵制，居然還得到我們隊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個有黨性、有革命性的共產黨員，難道能夠容忍這種狀況繼續下去嗎？”（《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頁）為了從根本上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83年3月4日，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決定重新發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關于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詞手跡。第二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各大報紙重登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陳云、董必武的題詞手跡。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了“首都各界隆重舉行紀念向雷鋒同志學習二十周年大會”。此后，全國學雷鋒活動再掀熱潮，形成了一種時代呼喚雷鋒、人民需要雷鋒的強大聲勢。改革開放和商品經濟的客觀環境，注定了精神文明建設是一場持久戰。例如，對影響甚大、流傳甚廣的“一切向錢看”，鄧小平反復多次給予嚴厲的批評。
在1980年12月25日那次講話中，鄧小平指出：“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8-369頁） 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他尖銳指出：“有些同志又認為，既然現在是社會主義階段，‘一切向錢看’就是必然的，正確的。這些錯誤的觀點大都寫成文章公然在報刊上發表，有些一直沒有得到澄清?？梢娎碚摻绲囊徊糠滞舅枷牖靵y到什么程度。”“‘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從基層到中央一級的表演團體，都有些演員到處亂跑亂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級的內容和形式去撈錢。很可惜，有些名演員、有些解放軍的文藝戰士，也被卷到里邊去了。對于那些只顧迎合一部分觀眾的低級趣味，而不惜敗壞社會主義文藝工作者光榮稱號的人，廣大群眾表示憤慨是理所當然的。這種‘一切向錢看’、把精神產品商品化的傾向，在精神生產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現。有些混跡于藝術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簡直成了唯利是圖的商人。”（《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頁）1985年3月7日，鄧小平在出席全國科技工作會議閉幕式并接見與會同志和首都科技界代表時說：“現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表現，比如說，一切向錢看。對這種現象的批評當然要準確，不要不適當，但是這種現象確實存在。有的黨政機關設了許多公司，把國家撥的經費拿去做生意，以權謀私，化公為私。還有其他的種種不正之風。對于這些，群眾很不滿意。我們要提醒人們，尤其是共產黨員們，不能這樣做。不是在整黨嗎？應該首先把這些不正之風整一整。”（《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112頁）
【1983年6月28日，《解放日報》刊登《“一切向錢看”不是經濟改革的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切向錢看”，對孩子們產生了嚴重的不良影響。1985年，江蘇無錫錢橋中心小學10個品學兼優的孩子看著剛剛改革開放的社會人人都在談錢，心中充滿了焦慮，自覺陷入了迷途。為了尋找理想，他們向“人民作家”巴金寫信尋求答案。信中寫道：“一句話，為金錢工作、為金錢學習，已經成為理所當然的事。這難道就是我們八十年代的少年應該追求的理想嗎？”巴金在回信中寫道：“我常常想，為什么宣傳了幾十年的崇高理想和大好形勢，卻無法防止黃金瘟疫的傳播？為什么用理想教育人們幾十年，今天年輕的學生還彷徨無主、四處尋求呢？小朋友們，不瞞你們說，對著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連我有時也感到迷惑不解了。我要問，理想究竟是什么？難道它是虛無縹緲的東西？難道它是沒有具體內容的空話？這幾十年來我們哪一天中斷過關于理想的宣傳？那么傳播黃金疫的病毒究竟來自何處、哪方？”值得稱道的是，巴金對國家的未來，對年輕的一代仍然有信心。“ 拜金主義的洪流不論如何泛濫，如何沖擊，始終毀滅不了我的理想。問題在于我們一定要頂得住。我們要為自己的理想獻身。”巴金的信心來自于哪里？毫無疑問，肯定來自于對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任，來自于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堅持不懈地用“理想教育人們幾十年”打下的基礎。
2023年3月5日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雷鋒題詞60周年紀念日。2023年2月，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今年是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雷鋒同志題詞60周年。60年來，學雷鋒活動在全國持續深入開展，雷鋒的名字家喻戶曉，雷鋒的事跡深入人心，雷鋒精神滋養著一代代中華兒女的心靈。實踐證明，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雷鋒精神永不過時。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必須抵制盲目推崇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錯誤傾向，反對企圖脫離社會主義軌道、脫離黨的領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1979年至1981年，思想戰線上出現軟弱渙散狀態。1981年7月17日，鄧小平在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揚、曾濤、胡績偉談話時，就當前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特別是文藝問題發表意見。指出：當前思想戰線上，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F在我們開展批評很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我們今后不搞反右派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不僅文藝界，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問題。有些人思想路線不對頭，同黨唱反調，作風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賞他們，熱心發表他們的文章，這是不正確的。談話還列舉了思想戰線特別是文藝戰線存在的問題，特別嚴肅批評了《苦戀》等作品的錯誤。他說：“《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后，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里去了呢？”（《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頁）8月8日，在中宣部主持的討論鄧小平講話的座談會上，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發表了講話。這個講話是胡喬木同胡耀邦、習仲勛商量過的。他批評《苦戀》極力向人們宣傳這樣一種觀點：“似乎光明、自由只存在美國，存在于資本主義世界，那里的知識分子自由生活的命運才是令人羨慕的。”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作者白樺后來撰文談了他對《苦戀》的批評由抵觸到心悅誠服的思想轉變過程和對于批評的由衷感激之情。1981年中共中央召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批評了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領導上的軟弱渙散現象，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沒有完全解決問題。領導人的軟弱渙散狀態仍然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沒有克服，有的發展更嚴重了。攻擊社會主義是“反人道”的，攻擊社會主義沒有前途的文章大量出現在報刊上。文藝領域的精神污染越來越嚴重。西方資產階級沒落文化對中國青年的腐蝕狀況，使鄧小平感到“再也不能容忍了”。
在1983年10月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明確指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他指出，對于現代西方資產階級文化，一定要用馬克思主義對它們的思想內容和表現方法進行分析、鑒別和批判，不能一窩蜂地盲目推崇。他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切實加強對思想戰線的領導。根據這次全會精神，在全國思想文化領域開展了反對精神污染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1983年11月2日上午，胡喬木在與上海一家媒體負責人談話時，就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問題、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結合文藝復興以來歐洲文學發展的歷史和當前中國文藝界的狀況，講了很多重要意見。胡喬木說，“精神污染”這個名詞是小平同志的創造，創造得非常正確。通過整黨整風，認識錯誤，清除污染就行了。在精神污染方面，理論不如文藝的影響面廣，但理論的影響很深。如社會主義異化，是個理論問題，不是文藝問題，但影響很深。關于“社會主義異化”，當時有這么一個背景。在1983年3月馬克思逝世100周年之際，有人在中央黨校3月7日召開的學術報告會上發表《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試圖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并列舉社會主義政治、思想、經濟等方面存在的陰暗面不加分析地說成是社會主義的異化。這個講話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鄧小平曾對此進行過批評。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再一次對“社會主義異化論”進行批評。他指出，“社會主義異化論”，“實際上只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地沒有希望。”他指出，所謂“社會主義異化論”，“不是向前發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馬克思主義以前去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頁）根據鄧小平關于異化論的評論和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精神，胡喬木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四易其稿，寫出了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長篇文章。1984年1月11日，鄧小平在胡喬木報告稿上批示：“這篇文章寫得好，可在人民日報發表或轉載。由教育部規定大專學生必讀。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版，第953頁）1984年2月28日，鄧小平同薄一波談話。在薄一波談到胡喬木《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在國內外反應很好時說：反應不一，有些人還在準備反駁。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來鎮住了，把文藝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氣勢壓下去了。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一時間鬧得很厲害，我說過，他們實際上是搞自由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我講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64-965頁）3月14日上午，鄧小平同胡喬木和鄧力群談話。當談到精神污染問題時，鄧小平說：過去一段時間，精神污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又說：喬木的講話（指《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是對前一段精神污染問題的總結。但是也有不同意見，包括青年人，盡管他們不說，思想還是不通。胡喬木說：這是長期的斗爭，也許要搞幾十年。鄧小平贊成，說：對，這是長期的斗爭。（《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967頁）為了切實加強精神文明建設，1986年9月，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作出《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這個《決議》，是黨的第一個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綱領性文件，為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基本指導方針。但是，這個《決議》所強調的加強馬克思主義在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指導地位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沒有立即得到認真有力的貫徹。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學生鬧事問題時再次說：“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后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么作用，聽說沒有傳達。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鄧小平年譜 （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61-1162頁）1987年3月8日，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指出：“去年九月召開的黨的六中全會上，有的同志主張在《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在那個會上講了話。當時我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現在要講，而且還要講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頁）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視察時發表了重要講話。在講話中，他特別提到了什么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說：“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掃除各種丑惡現象，手軟不得。廣東二十年趕上亞洲“四小龍”，不僅經濟要上去，社會秩序、社會風氣也要搞好，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8頁）（作者：胡新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黨史博采”，修訂發布）
